错误的阅读观念只会让读书变得无聊、无趣、无用、无效
看点 都知道阅读重要，其实阅读的方法更加重要。当下流行的阅读方法却有“过度解读”、“肢解作品”之嫌。特级教师余党绪针对这些错误的阅读方法提出了自己的思考：阅读，应该尊重作者，在理解的基础上表达自己的看法。同时，要仔细体会作者和作品的意图，而不能生搬硬套现有的概念。
文 | 余党绪 编辑 | 黄晔
读书读书，读的是别人的书，首先就要尊重那个写书的人。不尊重写作者，不尊重写作者提供的事实与逻辑，不弄清作者的意思与意图，就大发厥词，横加褒贬，这叫什么读书？既然写作者被你如此忽略，那干嘛还要去读人家的书呢？倒不如自说自话，或者直接开骂或吹捧好了。
就像对蔺相如“完璧归赵”这件事儿，你可以直接怼他，骂他蔺相如是个胡搅蛮缠的人；也可以说他是个大公无私的爱国典范，将他捧上天。这都可以，言论自由嘛，怎么说都是自己的权利。
但是，如果你要借司马迁的嘴巴来说话，要借《廉颇蔺相如列传》这篇文章来说事儿，那好，你就必须认真阅读文章本身，搞清文章提供的事实与逻辑，理解写作者的意思与意图。如果对司马迁的观点与意图不管不顾，那何必要去读司马迁呢？
显然，正确的顺序是：先把自己当学生，放下身段，老老实实去读原文，搞清司马迁描述的事实及意图，然后在此基础上表达自己的看法及理由。
同不同意，赞成不赞成，这才有了说话的资格，这才有了说话的底气。这样的阅读才是对话，这才是真正的阅读。在生活中，没有理解人家的意思，自顾自开心爽快的开骂或吹捧，算是胡说八道，为人所不齿。那么，在阅读中呢？
但流行的阅读观念似乎不是这样。有人片面强调读者的解读自由，随意扩张“多元解读”的边界，甚至为了自己的个性与创造性而不惜“过度阐释”。
这种无视学理合法性与逻辑合理性的解读，往往以个人的知识结构与理解意向，强行突破文本固有的结构与意义框架，导致文本解读中的“信息过载”和“意义溢出”。
像我们熟知的“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强调多元解读的时候，却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再多的哈姆雷特也必须是哈姆雷特，而不能变成哈利波特。哈姆雷特是一个客观存在，它的生产者叫莎士比亚，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它的要素、结构与意义倾向都固定了下来。
每一部作品都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一种它自己特有的结构，一种个性，一系列特征，它们为作品在接受过程中被接受的方式、产生的效应以及对它的评估预定了特定的方向。
“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存在是合理的，因为人见人殊。但作为一个公共文化产品，《哈姆雷特》的内涵又是清晰且相对稳定的。在“一千个哈姆雷特”之中，一定有一个“最哈姆雷特”。
还有一些阅读理念与方法，本来是文本解读的良方，但由于理解上与实践上的偏差，反过来造成了对文本的遮蔽。这些工具，用的好，就是解剖文本的利器；用的不好，就成了蹂躏文本和肢解文本的屠刀。
如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这个理念并不深奥，甚至只能算是一种常识。即使是自然状态下的浅阅读，人们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将作品与作者及其时代关联起来，就像钱钟书先生戏称的“鸡与蛋”的关系一样，知人论世可能也是最合乎人的心理本能与常识经验的阅读理念。
因此，抽象的说“知人论世”,或者基于日常经验与逻辑谈论“知人论世”，意义其实有限；只有借助一套合理的分析工具与论证方法，知人论世才有助于实现对文本的合理解读。
相反，一旦将作品与作家及其时代之间的关系简单化、机械化、模式化，那么，知人论世的危害倒是显而易见的。
不幸的是，日常教学大量存在的，就是这种机械唯物与形而上学的理解。我们在赞扬盛唐为李白的横空出世提供了丰厚土壤的同时，也在诉说“安史之乱”造就了一代诗圣杜甫，而理由则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至于诗人与时代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我们似乎没有雅兴去具体探究。
再如《荷塘月色》的解读。
多少年来，我们习惯了将宏大的政治背景与作品的细腻情感做简单的因果关联与机械比附，这种无视文学自身规律和作家主体精神的庸俗社会学解读，极其粗暴和油滑。它培养的，不仅是简单粗暴的社会态度，也造就着肤浅和畸形的思维方式。
作品与作家及其时代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多元的。如何将它们关联起来，并予以合理化的理解与解释，单靠诸如“国家不幸诗家幸”这种现成的经验性框架是不够的。我们要做的，是具体的分析和深度的分析。
但在急功近利的应试训练下，我们做的似乎正相反：不是从文本出发，而是从现成的关于作家与作品的知识出发；不去认真体验、思考与判断，而是借助文本信息来印证已有的概念与判断，在“知人论世”的幌子下，给文本贴上各种相宜的标签。
比如辛弃疾，抗金英雄、壮志难酬、悲愤压抑……几乎在每一首辛弃疾的诗词解读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一堆辞藻，给人的感觉，辛弃疾这一生，除了抗金以及随之而来的“悲愤压抑”，其他都是空白。一个丰富多彩的人，就这样变成了一个伟岸而苍白的政治动物。
有老师看到了这种以作家的研究代替文本的解读、以知识的印证来替代具体的阅读感知与思辨的危害，主张“裸读”，即不借助外界的任何支撑，仅靠语言本身的张力来把握文本的意蕴。
“裸读”作为一种阅读的训练方式未尝不可，但以此来纠正知人论世的偏颇，似无必要。作为一个文本解读的理论，知人论世本身的价值是不可否定的。
譬如诗歌阅读，如果缺了“知人论世”的功夫，解读极易陷入抽象与空洞。譬如“伤春悲秋”，这是中国人普遍的心理情结，诗词中大量出现。学生单凭仅有的那么一点点诸如意象与意境的知识，就能做出知识性的判断。但若仅停留在这个判断，而不去关注诗人具体的情怀，那么，这些知识与概念恰恰阻断了学生与诗人对话的通道。
孟浩然的《春晓》是伤春，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也是“伤春”，但他们伤怀的具体内容却截然不同。
“伤春悲秋”绝不仅仅是一种时令性的情感反应，它一定与彼时彼地的那个活生生的生命联系在一起，而把握这个具体的情感内容才是诗歌阅读最关键的。
不去考察这个活生生的人，不去关注这个人的复杂微妙的具体情感，等于丢弃了诗歌的灵魂，与诗歌教学的初衷也背道而驰了。
还有一种所谓的“知人论世”也值得商榷。以《孔雀东南飞》为例。
我读过几篇论文，也听过几节课，发现大家都有意突破文本的事实框架，在文本之外探寻刘兰芝悲剧的原因——为什么刘兰芝被驱赶？
他们的解释是刘兰芝不能为焦家生儿育女。更有言之凿凿的分析，说焦刘结婚两年，两年无子，即便按照现代医学的观点，夫妇中间也必有人患不孕症。过去人们缺乏生育知识，倒霉的女人就背了这个锅。
按照知人论世的原理，他们考证汉朝的婚姻家庭文化，发现刘兰芝正好合乎“七出”的条款。有老师把这样的研究称之为合理推断，认为靠合理推断填补了文本的逻辑空白。他觉得，原文中刘兰芝被休的原因并不充分。
这样的推断自然不是毫无道理，但问题在于，文本本身并未提供这样的信息，连暗示也没有，有必要去做这样的推断吗？有必要去填补这个空白吗？若依照这个逻辑，我们是否也可推断，刘兰芝可能因为身患恶疾而遭婆婆厌弃，或者因盗窃、嫉妒而招人厌恶，因为这些同样是“七出”的内容。
有老师说，刘兰芝因不育而被驱逐，才能显示礼教与家长制的罪恶。但依照文本内容，焦母仅仅因为刘兰芝有个性，有主见，不太驯服，就违背儿子意愿将其赶出家门，不是更能显示其恶婆的霸道、强悍和专制本色吗？
相反，若刘兰芝真是因为不能生育而被休，恶婆的凶悍色彩倒是被削弱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道德观念和风尚。可以想见，如果刘兰芝因不能生育而遭驱逐，那么，从当时的文化习俗和道德观念来看，焦母的做法都算不上过分，更谈不上缺德。这样一来，诗歌的题旨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阅读很重要，但错误的阅读观念会让阅读变得无聊、无趣和无用、无效。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 思辨读写 （ID:sibiandu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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