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大召开之际我们来说说这艘红船画舫。这可是一艘改变世界格局，足以影响到普通中国人一个世纪生活的一条小船。
好早以前就知道：“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举行。7月30日晚，因突遭法国巡捕搜查，会议被迫休会。8月2日上午，‘一大’代表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等，由李达夫人王会悟做向导，从上海乘火车转移到嘉兴，在南湖的一艘丝网船上完成了大会议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样的描述也太抽象了点吧？我们今天来说说它的细节！
南湖小红船，你那被历史课本言简意赅概括的内容中蕴藏着怎样的传奇色彩，那被历史熏染过的岁月后面又是如何的烽火连天和惊心动魄？
好吧，从源头捋清楚吧。
作为中国革命的红色之源，上海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许多“第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第一个中国工会组织……
问题来了，红色之源的这么多“第一”又是什么背景呢？再往前说呗！
鸦片战争后，封建王朝的国门被枪炮打开，其腐朽衰落的面目得以彻底暴露，列强侵略与瓜分肆无忌惮地进行，古老的中国一次次屈辱的签约，一次次无奈的赔款，一次次痛惜的割地，一次次面临亡国灭种！正是在这种极端屈辱悲催的国情下，清王朝受到了猛击，贫弱的国民受到了猛击，无数的仁人志士更是受到了猛击，东方这只长久沉睡的雄狮终于被击醒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终于爆发！
好了，故此，可以说“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全方位的准备。不过呢，作好了准备不等于就有了党。真正中共建党的过程还要复杂一些，还要具体一些，还要生动有趣一些。这就不得不提到北大，不得不提到苏共，不得不提到陈李，因为他们都是中共建党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
陈李是谁？听苏杭继续说。
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位中共创始人都是北大的教授。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也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负责人。李大钊呢，当时除了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然而，这两位创始人未能出席“一大”会议都是因职务所在公务繁忙所致。这又是为什么呢？后人始终未发现两位当事人本人对此事的解释。所有旁人的推断，也许都是想当然。对于今天的人来讲，更无从知晓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来自7个地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13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全国53名党员。他们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共12位。包惠僧受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列席会议的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这样一共15位出席会议。7月30日，会场受到法租界巡捕的搜查，会议被迫中止。经代表们商定，8月2日，中共一大最后一天，会议成员分两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小红游船上继续举行。李汉俊、马林、尼柯尔斯基、陈公博未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工作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关。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诞生，中国共产党历史从这里开始。
进入南湖景区，坐渡船到湖心岛，第一站便是“南湖小红船”。由于原船已不可追踪，1959年，南湖革命纪念馆根据中共“一大”会议时来嘉兴安排游船的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回忆，仿制了一艘丝网船模型，送到北京请董必武审定认可。此后，按模型原样仿制了一艘画舫，从此，这艘画舫静静地停泊在南湖的湖心岛旁，迎接前来瞻仰的人。据悉，在1964年的时候，董必武曾经来到南湖，他登上了这艘画舫，感慨万千，挥毫题诗：“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现在的南湖革命纪念船停泊处岸上，就建有一座“访踪亭”，亭内竖立着董必武的诗碑，昭示着红船的传奇历史和经历过这个传奇的前辈的心声。
一条小红船在江南烟雨缭绕的湖中开会，好新鲜、好梦幻、好离奇哦，这仿佛会让人想起现代人喜欢租一条船在湖中聚集豪赌一样...呵呵，还真没说错！据说当时为了防止意外事件发生，还特地带了几副麻将和扑克牌放在船上，一有情况就搓麻将、打牌呗！
历史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这十五人最后都是什么结局呢？继续听我说哈!
简单点，这十五人中，有烈士，有叛徒，还有汉奸...他们有着迥异的人生结局。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哪里来哪里去，该干嘛干嘛了。
李达：
李达在一大上提出许多见解是自然的，因为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过他的人并不多，毛泽东称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后来，宣布脱党，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1949年12月，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文革”一开始，他就被迫害致死，终年78岁。
李汉俊：
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着特殊的贡献，中共一大就是由他积极参加召集，并在他哥哥李书城家里召开的。今天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当时被称为李公馆。一大后不久,李汉俊就离开了上海，去了武汉，从此他便脱离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将其开除出党。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在寓所被新上台的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被枪决。桂系军阀在刑场贴出告示，称李汉俊为共党首要分子。呜呼，烈士没有在党的花名册上，却死在“罪”为共党首要分子的布告下。
张国焘：
五四时期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建党时期引领群伦的资深元勋，长征时期拥兵十万的战争枭雄，抗战时期叛党出走的军统特务。国内解读张国焘“从党的创始人到叛变者，思想巨变”的最精确读本。张国焘的前半生与中国共产党同生死，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获得列宁亲自接见殊荣的人。他的后半生曾与蒋介石国民党共命运，然而最终掺遭遗弃，漂泊异乡。从党的创始人到叛变者，他究竟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张国焘叛党后，立即投奔到戴笠门下，从事反共活动。他在上海办过宣传反共的《创进》报。1949年，张逃往香港，同第三势力一起办起《中国之声》杂志。1966年，张国焘匆匆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十几年后，客死他乡。
刘仁静：
“高开低走”的人生。他是“一代”代表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9岁，却后生可畏，他与被誉为“马克思主义播火者”的理论家李汉俊唇枪舌剑、激烈交火，两个湖北老乡整段整段地引用马克思的原著，还背诵《共产党宣言》中的许多章节，让在场的其他人瞠目结舌。1929年，刘仁静在苏学习结束。回国途中，刘仁静突然转到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由于受托派思想影响，刘仁静回到中国，便投入陈独秀门下。此间，刘仁静自命为“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和“特等理论家”。在文革中，“老牌托派”刘仁静被关进了秦城监狱。老家一些远方亲戚，害怕受到牵连，断绝往来，就连儿子刘威立亦在其写的《刘仁静》一书里说，青年时代的他，一直远离父亲，并不了解这个被他称为父亲的男人，并一直试图与他划清界限。1987年8月5日凌晨，一位司机因刹车不及，撞死一名老人。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老人就是最后一位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
毛泽东：
习近平主席在用三个伟大人物给毛泽东进行定位，体现了毛泽东作为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而进行的艰苦卓越的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在他的讲话里面特别提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及建国初期，就是后来曾经出现过的一些非正常的那种建设，但是那个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他的一个错误，而且习近平他讲了一句话，这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人物犯的一个错误。
何叔衡：
他与毛泽东之间的交往始于1913年,因为二人志趣相同,很快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十分尊重何叔衡,特别欣赏何叔衡的办事热忱,常说“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叔翁办事,可当大局”。何叔衡也常常向人介绍说：“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县，不料与敌“义勇队”遭遇。何叔衡落崖受伤，被两个匪兵发现，结果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
董必武：
是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董必武在党和国家领导工作中的建树甚多。尤其是在政权建设、法制建设、农民运动、统一战线工作、反动统治区党的秘密工作这些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董老享年90岁。
陈潭秋：
周总理说，潭秋同志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在当时是对优秀的共产党人的最高评价)，他一生的革命经历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经常受命于危难之时。他顾大局，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每次都能够在形势非常不利的情况下正确应对，挽救危局，避免和减少了党的损失。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和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的盛世才秘密杀害于乌鲁木齐。
王尽美：
电影《星星之火》以艾华等同志根据毛主席指示探寻中共一大山东代表王尽美及其家人生活足迹为线索，以胶东的一个小山村为切入点，一点点地展现了党的先驱和创始人之一王尽美同志求学济南、开办夜校、成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中共一大、留学苏联、领导工人运动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的革命历程。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肺病逝世。
邓恩铭：
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到领导党的运动只有11年，但这11年生命确实壮观。1928年底，当邓恩铭在济南深入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1931年4月5日，与刘谦初、吴丽实等22位共产党员一起被国民党山东当局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刑场，牺牲时年仅30岁。
陈公博：
苏青写过一篇散文《谈做官》：“照我看来，愈是做大官的人，便愈应该感到寂寞。早晨他的汽车到了，肃静回避，宽阔的道上除了几个武装卫兵之外，什么人影儿也不见，情景该是凄凉的。但一个人高高在上忍受无边的内心寂寞，恐也不见得十分好受吧。” 有人认为，文中的“他”，正是汪伪政府第二号人物陈公博。对于曾有过辉煌的过去，最终却堕落的人，观众们往往会像背台词一样蹦出一句话：人是会变的。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中，陈公博、最终都被贴上了“叛徒”的标签，他的政治面貌最为复杂多变：1923年他因投靠军阀陈炯明而被开除党籍，1925年加入国民党，1938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如果用“人是会变的”这种理由去解释陈公博的善变，恐怕缺乏说服力。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审理陈公博。6月3日，将陈公博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判处死刑，时年54岁。
周佛海：
一代巨奸周佛海简介，湖南沅陵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国国民党政府要员，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是个非常特殊的活跃人物，更是个朝秦暮楚的政治投机分子。1921年，周佛海在鹿儿岛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信件，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一大代表。11月初，周佛海返日，改入京都大学，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周佛海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并为生活所困而沉沦。1924年9月，周佛海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脱党。“九·一八”事变后，周佛海、汪精卫一见如故，共谋“和平”。1947年3月26日，周以“迫谋敌国、图谋反叛本国”之罪被判处死刑。后国民政府下达主席令，特赦周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口鼻流血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一囚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