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泽：中国旅游地学创始人的“左右奔突”
【品橙旅游】古老的颍水，为淮河第一大支流，也是中华文化滥觞之地。半信史时期的巢父、许由，汉初三杰之一张良都在这里留下了动人的传说故事。
中国旅游地学创始人陈安泽1933年就出生在颍水之滨的河南临颍县。86岁的陈安泽谈起这些先贤们，仍然激动不已。他自视为“沧海一粟”，但难掩“见贤思齐”的一片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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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门之后，与“旅游”的不经意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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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安泽出生官宦人家，其祖上是台北首任知府陈星聚。陈星聚历经十年，将沼泽之地变为城池，建立台北府。其后，陈星聚在光绪十年“中法战争”中将法国侵略军击退，守住了台北，成为了民族英雄。因抗法劳累过度，突染重病逝于台北知府任上，清政府追封他为三品道台，其墓园就在临颍县台陈镇台陈村。
“祖母给我讲过，抗击法国侵略军时，陈星聚安排家里所有女眷都坐在一个深井井台上。如果打胜了，女眷们再回家；如果打败了，每一个女人都得跳井。说起来是很残忍，这就是祖先们所讲的‘气节’。就是抱着这种破釜沉舟的决心打仗，最后取得了胜利。”陈安泽感叹。
也许正是祖先的榜样，让陈安泽这一代也带有这种“劲头”。日本侵华1944年占领了河南，当时小学生必须要学日语。“我们台陈村的几个学生就是不愿意学日语，日本教官用教鞭一个个打手心，使我们留下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年幼的陈安泽总到离家不远的京汉铁路去玩，看到铁轨上光怪陆离的石头道渣，望望家乡的平原田野，他就想：这些石头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也许是我第一次对于地质学产生了兴趣。”多年后，再回想自己的一生时，陈安泽微笑起来。
1949年，陈安泽初中毕业。正巧，中南第一高级工业学校招生，陈安泽一下就考中了。
不久，由于国家建设需要，这个学校一分为三，一个是纺织学校，一个是煤炭学校，一个是地质学校。“那么我在这三个学校里挑选的地质。为什么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当时喜欢看《旅行家》杂志，它里面介绍世界各地自然风光、民俗人情，也有不少好看的故事。里面有一篇故事，叫‘肯特山上的战斗’。肯特山是外蒙的一座大山，故事讲的是苏联的地质学家去找矿，遇到狼群以后和狼斗争的故事，感觉特别有意思，自己就选择了地质。”
选择了地质，也决定了陈安泽一生的方向。
1954年毕业后，陈安泽被分配到北京的中国地质部。但这对他来说，这是一份并不理想的工作。“当时社会风潮就是‘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在我们学生中间，‘找矿’是有很崇高的地位，我们的理想就是要去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找出宝藏资源，报效祖国。分到北京去坐办公室，多没劲啊。”
慢慢地陈安泽也接受了组织安排，并且没有放弃学习。1956年，地质部在北京地质学院开办了特别班，陈安泽考入该院再次进修，学习的是“金属与非金属地质勘探”专业。后来，陈安泽在地质陈列馆（中国地质博物馆），经常向高振西、程裕淇、黄汲清等地质学泰斗请教学习，这也为他开阔眼界、提升专业水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0年，中国地质学会要设立一个“地质科学普及委员会”。被任命为秘书长的陈安泽具体负责操盘。怎么普及？向谁来普及？是陈安泽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首先我确立了向青少年普及、向中小学生普及的目标。但要怎么普及呢？当时我就想，除了在博物馆有很多石头标本，他们可以去野外，我要把青少年领到野外去。”在北京南口采石厂，陈安泽带领着孩子们看到了火成岩、沉积岩、变质岩等多种标本，在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他给学生们讲解着纪念碑的岩石构成……
“我们讲的时候总围着一大群游客。我很奇怪，跟着我们干嘛，怎么不听导游的讲解呢？一个游客说：‘一个石头柱子，这是孙悟空的金箍棒，这是东海龙王的定海神针，都是骗人的，是假的。你们讲的这才是真的。要学一点真东西，听一点真东西，还是跟着你们好。’哦，这时候我才感觉到原来地质学跟游客、跟旅游还有点关系。”
从此，陈安泽跟“旅游”攀上了关系，结了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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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旅游地学学科：筚路蓝缕 披荆斩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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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多山的国家，据粗略估算，山地、高原、丘陵的面积约占中国土地总面积近七成。此外，在这片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冰川、火山、丹霞、喀斯特等地质地貌星罗棋布。鞍山白家坟五亿年花岗岩、广东丹霞地貌、黄果树瀑布群、桂林岩溶地貌、新疆风蚀地貌等，都是科学价值极高的地质奇观。
改革开放促使了中国经济得到突飞猛进发展,也迎来了旅游业的大发展,各个学科都介入为旅游服务，地理学地质学走在最前列。各省市都对地质为旅游服务产生了兴趣。在陈安泽倡导推动下，在北京、新疆、湖南等地召开了小型旅游地质工作座谈会，从地质学角度考察旅游的条件逐渐成熟。
1985年，在中国地质学会科普委员会的倡导下，首届“全国旅游地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在“旅游地学”发展的历史上意义重大，成果显著。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国旅游地学研究会（筹）”，并推举陈安泽为会长、陈传康等为副会长、李维信任秘书长。会议通过了陈安泽起草的向国务院“关于在发展旅游业中要加强地学作的若干建议”，首次提出建立“地学科学公园”的建议，遂使中国成为地质公园的策源地。
其实关于“旅游地学”的名称，也是权衡再三的，当时地理学科已经分化出“旅游地理学”。本来想召开“旅游地质学”讨论会，但怕地理学家不方便参会。“我们还是要把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团结在一起，我就查阅了一些早期材料，在民国初年曾成立过‘地学会’，地质地理学者共同参加,因此把讨论会取名为‘旅游地学讨论会’这样地质地理学者都方便参会，‘旅游地学’名称由此产生。”陈安泽说。
“一个学术团体如果没有一个成型的学科来支持，是很难持久开展活动的。这一学科的建立，将在地学科研领域打破外国人的垄断，也可以团结中国地质学科及相关学科的专家们。”陈安泽说。正是在这一思想带动下，“中国旅游地学研究会”甫一成立，就以“实践—理论—再实践—提高”作为研究路径，围绕建立旅游地学学科进行学术研讨。
其后，围绕“旅游地学”，陈安泽及其学生、同事发表了许多篇学术论文，逐渐搭起了学科概貌。旅游地学被视为是地球科学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它是研究人类旅行游览、休疗康乐与地球表层物质组成、能量迁移、变化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它包括了地质和地理两种旅游环境。因此，旅游地学又是旅游地质学和旅游地理学两门边缘学科的总称。
1991年，由陈安泽主编的世界第一部关于旅游地学的专著——《旅游地学概论》出版，引起热烈反响，不仅多个院校将其作为教材，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时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的黄汲清在该书序言中写道：“是将地球理论和方法运用到旅游事业中去的一个创举”。后来很多旅游地理的学生也把它作为考研、考博的重要参考书，多年后，还有一些人对陈安泽说，“获益良多”。
后来，陈安泽又主编出版了《旅游地学大辞典》，包括理论基础、工作方法、研究对象、实践事例等等，同样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在旅游地学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5年，《旅游地学概论》英文版由德国著名学术出版社斯普林格正式出版，引起国外学者的广泛重视，认为有很多“创见”。《旅游地学大辞典》英文版今年十月将由斯普林格正式出版。中国人创立的旅游地学将更深入地走向世界。
实际上，随着矿产资源日益枯竭以及保护意识的增强，全球地勘行业都在紧缩。矿产勘查的不景气也使旅游地学的发展有了更宽广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可能，国内外对旅游地学的需求都在快速增加。陈安泽透露：“悉尼大学地学院院长说，他们学院对开设旅游地学专业十分感兴趣，希望将中国已开旅游地学专业教学方案提供给他们。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们的旅游地学发展前景十分光明。”
目前，国内已有多家大学开设了“旅游地学”专业，除中国地质大学以外，东华理工大学、长安大学、河北地质大学都开办有“旅游地学”本科专业，成都理工大学开办有旅游地学研究生班。清华同衡规划院、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北京旅游学院等也建立了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所（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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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旅游如何“成长”：以地质公园为标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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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时任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收到一封“关于北京申报京西（或房山）世界地质公园的建议”，这封信正是陈安泽所写。信中表达出北京建立世界地质公园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建议“请做出是否申报的建议；如果决定申报，请市政府尽快成立申报工作领导小组，并尽快提出申报工作计划；提出申报目标；争取国土资源部的支持”。很快，王岐山做出重要批示。申报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2006年9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中国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并授牌。
虽然早在1985年就有建立“地学公园”“地质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的倡议，但是真正从工作层面落实的还源于1999年。陈安泽回忆说：“当时在山东威海召开了‘全国地质地貌景观保护工作会议’，请我去做报告。我提出来，地质遗产不仅要保护，更要利用。我说，山东的崂山、泰山、蓬莱，都是地质景观，可以搞地质公园，这才是挖不完的‘金矿’。当时我的话有两个人听进去了，一个是刚刚任职国土资源部常务副部长的孙文盛，一个是山东省的陈副省长。孙副部长建议我马上给部里写个正式报告。我就联合时任中国地质学会秘书长的王弥力、时任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的赵逊，共同起草了‘关于建立中国国家地质公园’的报告，该报告又上报到国务院，国务院在各部委征求意见，有些部委不同意，最支持的是旅游局。后来还是孙文盛副部长顶着压力，说：我们先小打小闹地试下水。”
2000年8月，国土资源部下发了《关于国家地质遗迹（地质公园）领导小组机构及人员组成的通知》，下设“国家地质遗迹（地质公园）评审委员会”，陈安泽和其他17人为委员。
2000年9月，国土资源部正式下文《关于申报国家地质公园的通知》，通知中详细规定了申报办法 、评审标准、批准程序。10月底，云南石林、湖南张家界等11家公园正式成为中国第一批国家地质公园，被写入“地质公园”发展的史册。而2000年也被称为“地质公园元年”。
“地质公园的理念太好了，首先是保护，保护地质遗迹、保护自然环境 。其次是向公众传播地球科学知识，第三就是开展地质旅游，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当时还没什么名气的云台山等，都积极申报国家地质公园。后来，云台山一个山岳景区，就对焦作从煤炭经济为主转型为服务业为主起到了重要作用。”陈安泽说。
一个学以致用的科学，必须还有标志性的产品。对于地学旅游而言，世界地质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就是最好的“招牌”。
原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一力对此曾有过一段中肯且到位的评价：“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的发展，集中展示了中国山川地理的精华和特点，形成了中国旅游产品中的一类专门产品。中国旅游业因此更加丰富，更加精彩，更加富有内涵。”
事实上，世界地质公园的兴起，也是受中国最先开展的理论和实践的启发。
1996年，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在北京召开。作为本届大会地质旅行委员会副主席的陈安泽演讲题目就是《旅游地学——地球科学新领域》，首次将旅游地学的内涵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介绍给了与会的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地球科学家。此外，大会还推出了80多条地质旅游的线路，1000多位外国地质学家参加野外考察。
正是地质公园理念的先进，影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提出建立世界地质公园倡议，于2004年批准了首批世界地质公园，2015年，联合国正式建立了“国际地球科学与地质公园计划（IGGP）”。自此，世界地质公园的地位获得了快速提升，与世产遗产并列。中国人首创的地质公园带动了全球兴建地质公园的热潮。
一个等级有序、品类齐全、分布均衡的地质公园体系正在中国建立。截止目前，中国共有37个世界地质公园、210多个国家地质公园。预计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将会建成50个左右的世界地质公园，300个左右国家地质公园，以及500-750处省级地质公园。目前国家林草局为了加强地质公园影响，正在发起设立”地质公园日”活动，预示着地质公园的光明前景。
“当前，地学旅游的产品越来越丰富，需求也越来越大。研学旅游、海岛旅游、探险旅游等等旅游新业态，都给地学旅游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很大增长空间。”陈安泽说。
由于年事已高，已经鲜少参加社会活动的陈安泽近期还是收到了新组建的国家林业与草原局的邀请，该部门发起设立“地质公园日”倡议活动，希望陈安泽能出席指导。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有人还记得我们这些老人。如果这一特殊节日能够成功设立，地学旅游会有更大发展。”陈安泽说。
在陈安泽众多荣誉头衔中，他很看重一个“村官”的头衔。2018年，陈安泽被贵州一个通过发展地学旅游富裕起来的村子聘为“中国绥阳双河洞旅游地学文化村”荣誉村长。“这是产学研打通的美好前景。通过地学旅游产业发展，能够给乡亲们生活水平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善提升，我愿意给他们代言，不枉半辈子的追求。”陈安泽说。
尽管已近90高龄，陈安泽最近还是希望带着自己的学生许涛等人，在中国旅游协会旗下设立一个地学旅游分会，能够为学科、为产业继续呼吁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