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元：旅游学的一颗“锣丝钉”，一生钟情南开大学
【品橙旅游】第一次见到李天元教授，他正在接南开大学院办工作人员的电话，邀请其参加百年校庆。
可能与对方比较熟识，李天元讲话也很轻松。“会去的，不过，我还要跟老师学写字，我协调一下时间再跟你联系。你看到我不要惊讶噢，我现在都成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了。”
电话中言及的“学写字”，是李天元退休后坚持的一个爱好：报了个辅导班，跟着一个年轻老师练习毛笔字。
虽然满头白发，但这位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旅游教育的老人精神矍铄，声音宏阔，甚至童心未泯，言谈间国际、国内大事和大势，信手拈来。分别时，李天元不忘叮嘱：“我希望多写写南开大学，它在中国旅游教育史上书写过灿烂一页，而且还在继续升腾。”
在李天元教书科研生涯中，也有不少院校以优渥的待遇相邀，但终于没能“诱惑”到他——南开大学与李天元，相伴一生，互相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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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毕业即“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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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元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77年考入南开大学世界史专业。
1978年对于中国社会是转折的一年，也是现代中国旅游业发展元年。这一年10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泛美航空公司董事长西威尔前后与旅游总局（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1982年8月后改称国家旅游局）、民航总局的领导谈话时说：（民航、旅游）用管理经济的办法来管理，要抓利润，利润不是“帅”，也是“将”嘛。同年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
1979年南开大学历史系著名现代史专家魏宏运去北京看望老同学席海潮，席海潮时任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办公室主任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当谈及我国旅游事业发展的前景时，席海潮建议母校南开设立旅游专业，以应国家急需。魏宏运对此很感兴趣，回校后，魏宏运向著名经济学家、南开大学校长滕维藻陈述并申请办一个新专业。但当时旅游还是一项新生事物，人才匮乏，旅游教育也是白手起家，尤其是对于旅游是不是一门学科，社会上和学术圈内都存在着很大争议。
所以，南开大学要与国家旅游总局联合开办旅游专业的消息一经传出，引发了关心南开发展的校内外人士的不少非议，有人认为“旅游不是学问，更谈不上是学科”，南开作为全国重点大学“办旅游是自降身价”。
“滕校长顶住了很大的压力，他听取了很多专家的意见后决定开办旅游专业。我记得1980年的时候，他有一次跟我们讲，他说‘不要看现在旅游如何，而是看十年以后的世界经济，那个时候旅游业必有一席之地。’这话我们今天听起来很普通很普通，但是同样这句话比洋人早说了十几年。”李天元回忆说。
要创办这一专业，南开有决心，但“缺兵”，由于英语成绩优异，李天元还没毕业，系里已经“打了他的主意”：留校任教。
1981年，南开大学历史系旅游外语专业正式招生，现任中国旅游集团总经理杜江正是这一届学生中的一员。而还未正式毕业的李天元与其他几位同学一起参与了这一专业的前期工作。
1982年，学校考虑外语并不是旅游学研究的重点和方向，放在历史系里面不合适且不利于发展，于是开始筹建旅游系。1982年，旅游系正式成立，成为全国高校中最早设立的旅游系的本科院校，何自强教授为首任旅游系主任。
1983年，旅游经济专业正式招生，自此，旅游专业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正式学科。
李天元回忆，当时从外语系、经济系、历史系等抽调了三十余位老师，林南枝、申葆嘉、王健等都相继来到旅游经济专业，后又在学生中留校了不少，如杜江、张凌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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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英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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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开大学任教的李天元受到学校的重视，1984年被派往英国萨里大学（University of Surrey）留学，求取“真经”。
说到留学的经历，李天元咧嘴一笑：“苦死了。”
首先是经费不足，每月160余英镑，光住宿就要花去100镑。再加上其他开支，每月都十分拮据。
其次是天寒地冻，孤单寂寞。再加上是全时学生，每一门课都要上足，每天都要完成大量作业，生活只简单成为三点一线：教室、宿舍和图书馆。
当然两年的学习，也不全是“苦”，收获是很大的。“在我写最早那本《旅游学概论》内容当中，我保守一点说，大概至少有1/3是在英国的读书笔记分条整理的。此外，我在萨里大学最愉快的是遇到了三个泰斗级的老师，阿彻（Archer）院长、伯卡特(A．J．Burkart)和梅特利克(S．Medlik)，他们对我的影响是一生的。”李天元说。
在萨里大学，还有另一位中国留学生，也是聚焦旅游学习，两人还被分配到同一间宿舍。他就是张广瑞，后来成为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根据目前查阅的材料显示，这两人是中国首批接受欧美旅游高等教育的官派留学生。
在萨里大学上学期间，还有过一段“奇遇”让李天元直到现在还感怀在心。故事的主角是美国密执安大学商学院旅馆和餐饮管理系教授罗伯特·麦金托什（Rober Mackintosh）。
“在旅游学界，麦金托什老师的《旅游学――要素・实践・基本原理》这本书影响很大，中文版的第10版、11版都是我翻译的。当时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看到了这本书，但在英国书店没有找到，于是我找到作者的地址给麦金托什教授写了一封长信，把情况说了一下。老头人不错，但是有误会。这么大的一个权威，很快就给我回信了。信中说，他这书在美国也脱销了，自己也没有，你在英国找找。随信还给我寄了一张30美金的支票。也许他是无心之举，但这张支票特伤我作为中国人的自尊心。我马上回信说，麦金托什教授，您可能有误解，然后又把支票塞在信封里给他寄过去了。他后来给我寄了一本二手书过来。我很感谢他。搬家多次，很多书都留着，但这本书一直未丢。”李天元回忆。
后来，李天元与麦金托什一直保持书信往来，麦氏为其提供了不少学术帮助。1990年，李天元选择到密执安大学进修，与麦金托什见面是重要原因之一。但在去之前，麦金托什告诉李天元他已退休，家还很远，并推荐他去离其家比较近的乔治华盛顿大学进修。后因种种原因，李天元并未改变原定行程。两人一生，未曾谋面，殊为遗憾，但却留下一段中外旅游学者的交流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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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学科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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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里大学的留学经历，带给李天元不仅仅是专业素养，对其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国际视野。他说：“我主张学者、教授在发表观点的时候，一定要有据可查，尤其你在高校的讲台上，一定要传达成熟的观点，不要自己想当然，或是介绍一些不成形的、没能得到验证的观点，看似很时髦很前沿，其实非常肤浅，实际上把学生害了。”
回到南开大学的李天元兢兢业业工作，与杜江搭档，使得南开大学旅游专业在90年代异军突起，发布了不少科研成果，开创了旅游经济学、旅游心理学、市场营销等多领域新局面，后来被学界称为“黄金十年”。
在90年代初的“学科调整”中，李天元还参与了一次力挽狂澜，保全了旅游管理专业，度过了旅游学科“生死存亡”的危机。
李天元回忆：“90年代初，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学科调整’，当时相关教育部门认为‘旅游经济’作为独立学科有些勉强，建议去掉。当时我、杜江和时任国家旅游局人教司司长刘志江为此不断交涉，其中我和杜江主要是出谋划策，而刘志江功不可没，他是主要的交涉人，因为在部委之间打交道，还得是官方出面。这当中刘志江代表旅游主管部门跟教育部交涉前后历时好几个月，最后才终于保住了这一旅游学科，但考虑到现实需要，把‘旅游经济’改为了‘旅游管理’专业，南开旅游系首先做出改变。这也是为什么直到1994年以后才有了‘旅游管理’这个专业的由来。”
据了解，最早出现“旅游”课程是在19世纪的欧洲，但是那时开设旅游课程不是研究旅游，而是把旅游作为经济学的应用领域，研究主体是旅游业当中的经济现象等。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旅游作为独立学科出现在高等院校中，但在欧洲依然偏向经济学方向。在我国，教育部门听取了旅游业发展亟需管理人才的建议后，确定“旅游管理”专业作为独立学科。自此，大量的“旅游管理”专业的人才走向了旅游的各个门类、岗位。
如今，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已成为在国内旅游教育中煜煜生辉的“名门”，从这里出发的学生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厚积薄发的创新精神和开拓能力，成为众多知名旅游企业、研究机构的中坚力量。
在李天元的眼中，南开大学不事张扬、端重稳健，汇集了一批学问深厚、勇于创新的老师，如林南枝、申葆嘉、李维树等都为南大的旅游与服务学院的发展提供了源源动力。
“这些教师看到了我们国家在旅游研究方面存在的很多空白，我们就一起主动去填补这个‘窟窿’，哪怕我们是做铺路石。所以，90年代我们南开旅游研究出了大量开创性的成果。”谈起这些，李天元眉毛上扬，像个老小孩。那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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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旅游营销学谈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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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著名的旅游营销学者，李天元谦虚地认为自己只是承上启下的人物：“实际上最早对旅游市场营销进行研究的是一位叫景晓春的老师，也是南开大学的，后来出国了，就换林南枝教授研究。在林南枝教授后，我才开始进行了一些研究，现在也成为‘长江前浪’被拍在沙滩上了，现在我的学生、海南大学旅游管理系教授曲颖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颇有成果的。”
早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李天元即接触到旅游市场营销学，由著名教授梅特利克来教学，可谓是受益匪浅。
在学习中，他发现在中国通行的一些概念、说法有误，如“品牌识别”和“品牌形象”，什么意思？该如何理解？“如果看到英文原文你就知道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实际上，品牌识别是产品的本体，品牌形象是在目标消费者心目当中对你这个品牌所持有的看法，所以我们的旅游目的地在营销时要在众多值得宣传的内容中提炼出你最想让你的目标市场人群所了解的东西是什么，把这个东西落实到你这目的的形象推广当中去。通俗地说，这就是定位。”李天元说。
学界对李天元的旅游营销研究还是有一个共识性评价：既有世界眼光，也有本土特质。
事实上，这也是李天元的追求的。90年代中期，李天元就发表了对“旅游学科研究”的一些看法，如要严谨、要统一规范等，但直到现在，他认为旅游学科研究的现状并没有大的改善。他认为：“中国的旅游学科研究第一要对接国际，第二要立足国情。我们要有开放的视角看待世界，也要立足中国国情进行特色差异化研究，有效地向国际进行传达。这仍然是我们未来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回首这一生，自称“不适合当老师”的李天元却教书育人一辈子。谈到这点，李天元感叹：“我们这代人受的教育就是：丢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既要当好螺丝钉，还争取发光发热。这些观念已深入我们的骨髓了。”
回望来时路，桃李满天下，著作也丰厚，只是没有当兵入伍，竟然成为年届七旬的李天元的终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