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有钱宁，干嘛还问我们？”
”水利系约我谈当年钱宁先生给学生讲党课之事，那还是40年前，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
谈话勾起了许多我对于钱宁先生的回忆，虽然因年代久远，一些记忆已经模糊，但仍有许多是颇为清晰的。一股力量驱使我，要把这些尚存的记忆记录下来，以表达对于钱宁先生的纪念之意，尽管这已是迟到的纪念。”
——王凤生
写于钱宁先生百年诞辰之际
钱宁（1922年12月4日-1986年12月6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我称钱宁为“先生”，不是社会上流行的客套话，他也不是“民主人士”，而是因为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有大学问的人。称这样的人为“先生”，这是清华历史上留存下来的一种特有的尊师的传统称谓，别的大学里是否这样，我不得而知，但清华确是这样的。
说到钱宁先生的学问，听人说过，某个国家的一个水利专家团访问我国，我们的同志向来访者求教关于黄河泥沙的问题，那位外国的朋友却说：“你们有钱宁，干嘛还问我们？”可见钱宁先生在国际泥沙界的地位。1980年3月，在北京召开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钱宁是论文评审委员会主任和大会执行主席之一。会前的某一天，他和我谈起他正在忙于筹备这个会议，并说世界各地所有提交会议的论文都要经他看过。我问他论文的质量如何，他说，还是我们国家的论文水平高，话语间透出一种自豪，他的自豪感顿时感染了我。这使我了解到，在泥沙研究方面，我国的学术水平当时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钱宁先生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我和钱先生的接触始于“文革”后期的1973年。那一年的3月，他从被下放的山西忻县水利局调到清华大学水利系，是经水利系争取，在张任、周培源先生的帮助下才实现的。到校没多久的5月初，他就来到了始终心系着的黄河岸边，清华大学水利系三门峡基地。我也是早他没有多久的3月27日才分配到基地工作的。我的日记写到：“5月3日上午，张永良、夏震寰、钱宁来峡。”那时我们正在承担着“葛洲坝水利枢纽廻水变动区模型试验”（简称“330试验”）的科研项目。从那时起，钱先生除了要参与国家的关于黄河、长江的重要事项外，还抽时间指导我们的科研项目。有我的日记为证：
“1973.7.20上午，和钱宁讨论330试验问题。”
“10.4上午，钱宁谈武汉泥沙会，330试验诸问题。”
“11.11上午，钱宁谈去长江查勘要求。”
1973年11月至12月19日，根据模型试验的需要，我们去三峡查勘。12月13日回程途经武汉，当时钱先生正在武汉“长办科学院”，当天下午我们便去向钱宁先生汇报了查勘的总体情况。
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
1978年夏天，水利系三门峡基地撤回北京，我被分配在水力学教研组。和钱宁先生的接触少了，但我还是抓住机会向他学习，他给水力学的研究生讲泥沙课，我去蹭课听，听课笔记我至今仍保留着。听课时我争坐前排，很怕听漏了什么。在讲一个学术问题时，他讲到，目前关于这个问题，世界上有四种观点：一、二、三、四。在讲完这四种观点后，他讲他的看法是哪一种。在这个问题上，顿时就将你带到了世界学术的前沿。他能将水力学、泥沙等不同领域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且推导出新的数学表达式，使你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是书本上找不到的，一看便知是他的研究成果。我愿意听他讲课，解渴，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
我读他的书，他的书能够把复杂的问题写得深入浅出，形象生动。记得他书里在谈“层流”“紊流”概念时，他写道，“层流”好比是一列士兵，每一个士兵好比是一个水流质点，迈着整齐的步伐在走廊里行进；“紊流”则如同是一群醉汉通过走廊。多么形象的比喻呀，深入浅出，使你一看便懂。
钱先生是平易之人。他愿意与你交谈，交流想法。在三门峡时，他同我谈他“文革”期间被关“牛棚”的经历，他说他非常钦佩两个人，其中一位是党的干部，好像是他当时所在单位的党的书记，与他同时被关在“牛棚”里，但身份不同，他是“反动学术权威”，而那位则是“走资派”。就是在那样一种恶劣的环境下，那位“走资派”还鼓励他，要他不要丧失信心，要相信党，告诉他，当时那些做法都是暂时的，是会过去的。那位干部的鼓励帮助他坚持下来，挺过了那个艰难的时期。他由衷地钦佩这位党的干部，他说他会永远记得他。
正是在三门峡的时候，他的美国的导师小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爱因斯坦之子）去世了。他告诉我他得到了导师家人的通知。他说他去不了美国，但要发唁电表达哀悼之意。后来是否发了唁电，我不得而知，想必是一定发了的。
1978年7月，我从三门峡基地回到北京清华总校，水利系领导要我做学生工作。那是一个“文革”十年动乱刚刚结束的年代，是国家闭关锁国多年，门窗突然打开，实行改革开放的年代。历史的、现实的许多问题在人们的思想上产生疑问，特别是在部分年轻大学生的思想上造成混乱。对共产党、毛主席，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发生“信仰”“信念”“信心”的“三信”危机。有的学生在“小结”中写道自己“精神崩溃”了，有的说“心目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指毛主席）’掉了下来”，“爱国可以，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以”。面对这许多糊涂认识、尖锐的思想问题，怎样去做年轻人的工作？我想到了钱宁先生，想请他帮助做大学生的思想工作。可是他在1979年9月已发现患肾癌，并于11月做了肾切除手术，是个患了大病的人。
因为我不了解他的身体是否还能够面对众人讲话，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于1981年10月10日下午5时去他家，请他给学生讲话，帮助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在我向他介绍了学生的情况后，他没有表示任何的犹豫，没有推辞，当即应允。我当时的感觉是他没有把这件事看作是他份外的事，而是把它当作是自己应该去做的事情，是自己的责任。而且，在两天后的13日晚，就在旧水利馆的一间教室里，给水利系学生入党积极分子讲了。
他的讲话不是说教，而是讲他的经历，谈他的看法，用事实佐证他的观点，令人信服，是“润物细无声”。讲话充满感情，当谈到他在美国遭遇不平等待遇时，竟至哽咽讲不下去。他说：“我是搞科学的，我相信科学，从我自己曲折的经历中感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科学的、合理的，是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听了他的讲话，同学们感到他的爱国、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相信共产主义是发自内心的。特别是他还是一个患了癌症动了大手术的人，仍然坚持共产主义的信仰，不放弃争取加入共产党的志向，最终于1981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深深地触动了年轻人的心弦。
钱先生的讲话效果好，对于做学生的思想工作，解决当时存在于学生思想中的问题，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超出我们的预期。校报《新清华》11月4日头版头条，以《历尽沧桑获得的一个真理》为题，登载了钱先生的这次讲话全文。在学校党委学生部的要求下，钱先生在11月6日下午，在大礼堂，又为全校的学生入党积极分子讲了一次，在全校产生很大影响。
一些学生在“小结”中谈到听钱先生报告的收获：“我们听了水利系钱宁教授上的一堂党课。他们这些教授经历过国民党统治时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活过一段时间，‘文革’中挨过整、坐过牛棚，但是当他谈到从牛棚放回后，他们一句怨言也没有，一句牢骚也没有发，而是又兢兢业业地为党为国家工作时，我深深地感动了，相比之下，我们有什么理由整天发牢骚、瞎抱怨呢？”“钱宁教授的报告感动了我。对于我们这代青年人，光有叹息，没有行动；光有怨言、牢骚，没有谅解、体贴；光以旁观者身份来目睹祖国的变化，不以主人翁态度来建设祖国是不行的。而落实到我们每个大学生身上的任务就是努力学习，为祖国建设做准备。我决心付诸于行动。”
后来，《中国青年报》也转载了钱先生这次讲话的全文，从而在全国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从钱先生为学生讲党课、做学生的思想工作这件事，我们得到一个启发，那就是要强调教师“教书育人”，要发挥业务课教师做学生思想工作的作用，特别是那些有威望的教授。他们的话，学生们比较易入耳、入心，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写到这里，我深感自责。后悔当初我不该给重病中的钱先生，给有许多更大、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做的钱先生，再额外添加这个负担，这既对于他疾病的治疗不利，又耗去了他十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但已后悔莫及，是无可挽回的了。
钱宁先生将他的一生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黄河、长江，贡献给了他深爱着的中国的这片土地。在他知悉他已患上不治之症后，更是争分夺秒地与时间赛跑，他要争取为他即将离开的人类留下多一点，再多一点。他对爱人龚维瑶说：“我这病迟得十年就好了！”这是多么令人感伤的一种壮志未酬的豪情呀！
这里我将他在得了癌症后，直到去世，七年间所做的大事列举一下，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1979年9月，参加在郑州召开的“黄河下游治理学术讨论会”，会上作《关于黄河中下游治理的意见》的报告。会议中尿血，回京检查，发现已患肾癌。11月，做肾切除手术。
1980年1月，开始修订《泥沙运动力学》书稿。3月，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钱宁为论文评审委员会主任和大会执行主席之一，并在会上提出在我国成立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的倡议，得到与会者响应。10月，参加在成都召开的“全国推移质泥沙学术讨论会”，作学术报告和会议总结报告。
1981年6月，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6月，去欧洲参加国际大坝会议，会上担任专题总报告人。8—9月，参加庐山“黄河治理讨论会”。10月13日，为清华大学水利系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作报告。10月，参加在宜昌召开的“河床演变学术讨论会”。11月6日，为清华大学全校学生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作报告。11月，完成《泥沙运动力学》全稿。
1982年初，做参加第十四届国际大坝会议和赴美讲学的准备，写成英文讲稿3篇。后因病未能成行。本年以钱宁为项目负责人的“黄河中游粗泥沙来源区”的研究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983年12月，与人合著的《泥沙运动力学》出版，获1983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本年，开始撰写《河床演变学》。
1984年7月，出席国际泥沙培训中心揭幕仪式，被选为顾问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际泥沙研究》主编。9月，与他人合著的《河床演变学》脱稿。1985年1月，出席武汉三峡工程泥沙科研协调会议，作长篇发言。5月，参加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第三次（扩大）会议。7月，参加三峡泥沙和航运论证会议。9月，参加三峡工程水位论证会议。12月，在《人民黄河》1985年第3期发表《“黄学”研究前景广阔》一文。
1986年4月，再次做手术。6月，完成《我与黄河研究》一文。8月，与他人共同完成《长江三峡枢纽工程的几个泥沙问题》一文。
直到逝世前，指导了2名博士生、5名硕士生；指导国外进修生、留学生3人。12月6日逝世。
从以上罗列的钱先生身患癌症后所做的事情（还不是全部）可以看出，他是在抢时间，在争分夺秒地工作，这是一种多么惊人的毅力在支撑着他呀，这绝不是常人所能够做到的。为了延缓生命，争取做得多些再多些，他在工作之余，抓紧练气功辅助治疗。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已离开水利系去工字厅学校机关上班，上下班时，还常常看见他在不远处的甲所与丙所之间的空地上，认真地练气功。
记得一次我俩在校园内相遇，他同我说起，如果有机会他要去给本科生讲课，他说研究生的课谁都可以去讲，原因是在学习打基础的时候，建立起正确的概念非常之重要，如果“概念”不准确，基础打歪了，将来纠正起来就很困难了。
他离我们远去了，他的这一想法已无法实现，我也再没有听他讲课的机会了，我深深地怀念他！
作者简介
王凤生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同年留校任教。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文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美育委员会主任等职。1986年至1987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哲学。1991年调至北京电影学院，先后任党委书记、院务委员会主任、书记兼院长、院长等职。2002年退休。曾受聘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任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老教授协会副会长、镜烟书院院长等职。主编《书林撷英——中外四百名篇提要》，参与编辑《蒋南翔纪念文集》《刘仙洲纪念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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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清华校友通讯》2022年春季号（复8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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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77期
来源 | 《清华校友通讯》2022年春季号（复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