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华为宣布对八位2019届博士实行年薪制管理,最高年薪达200万元。
舆论广泛关注的同时,一个现象也浮出水面:除了去高校或科研院所谋职,越来越多的博士正在投身产业界。
华为尤其是“收割”博士的大户。根据高校披露的毕业生就业情况,2018年,清华大学有31位博士毕业生进入了华为,浙大有55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有43位。
博士投身产业界的背后,一方面,随着博士培养规模的扩大,高校等传统学术部门已经难以提供充足的学术岗位,另一方面,创新型企业对博士人才的需求也在急速增长。
总体来看,与国际相比较,中国企业研发人员中拥有博士学位的数量仍然偏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项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劳动力市场中有78.7万本国所培养的博士,其中在企业部门就业者最多,达到36.6万人,占47%。
而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数据,到2014年,中国研发人员中有博士学位获得者31.7万人,其中在企业从事研发工作的博士学位获得者37813人,占比仅11.9%。
有受访人士表示,博士进入产业界,在中国更应该成为一种常态。
2018年,钟岩(化名)从新加坡一所著名大学博士毕业,回了国。
集合了名校、博士、海归的光环,在周围很多人的期待里,钟岩可以在高校顺利谋得一份教职,但他直接选择了深圳一家大型科技公司从事研发工作。
一项对2016年13所高校博士毕业生的问卷调查指出,根据调查,78%的博士生希望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到企业就业的意愿仍然相对较低。
这与钟岩的印象大体一致,他告诉记者,基本身边的人首选还是希望去高校,其次是政府机关及自主创业,去企业反倒是最末的选择。
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执行院长黄成向记者介绍,他们学院的情况,博士生大约四成去了高校,四成去了政府机关,剩下的则是去企业及其他去向。
但像钟岩一样,毕业后去企业工作,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博士们的选择。
根据北京大学就业质量报告披露的数据,2013年,北大博士毕业生去高等教育单位、科研单位以及其他事业单位的占比高达79.92%,去企业的仅占10.94%。2018年,前者占比降至49.5%,去企业的则升至31.04%。清华大学的变化也类似。2014年,清华博士毕业生去向为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的比重为56.1%,进入企业的占29.2%。2018年,前者比例降至36.7%,进入企业的比例高达48.4%,反超前者。
进高校或科研单位的比例下降,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博士生的培养规模在扩大,但毕业后想要进入高校工作却越来越难了。张浩博(化名)今年从上海交通大学博士毕业,进入了西部一所211高校做讲师,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去年10月就定下了工作,今年入职,我算是踩在了尾巴上。”张浩博说,博士毕业人数在逐年增多,尤其是海归博士回国的越来越多,挤压了本土博士的“生存空间”。而且,现在高校改革,985、211大学的师资已经基本饱和,很多不再引进国内高校培养的博士,竞争非常激烈。
“今后进人更难,即使进了也可能没有编制,淘汰比例高。地方院校的情况会好一些,但很多名校博士不愿意去非一线城市的不知名高校工作。”张浩博表示。另一方面,创新型企业对博士人才的需求在增加。今年5月,华为海思发布2020届全球博士招聘计划,提供了包括AI算法工程师、架构设计工程师等在内的多个岗位。记者梳理公开招聘网站的信息,类似于人工智能研究员、材料工程师等职位,很多公司对候选人的要求也是博士学历。博士的就业去向很大程度受到专业的影响,那么,究竟哪些专业的博士更愿意投身产业界?
钟岩说,就理工科的情况来看,如果是偏应用的学科,公司确实是更吸引人的地方,反而大学或研究机构能够提供的机会不多。但如果是偏基础研究或过于尖端的研究方向,比如太赫兹通信、单光子通信这类,商业上还不够成熟,去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就更多。
钟岩博士期间的方向是芯片开发,在学校他发文章的数量不算多,权衡了一下,如果去大学的话,起步会比较低。此外,读书的时候,钟岩就热衷于做一些小工具、小软件,能够立马提升效率,成就感来得很快,但这些东西很难写成文章发表,这也坚定了他进企业做项目的决心。偏应用型的博士,进入企业后做研究往往能有更高的匹配度。在今年的一个应届生招聘会上,比亚迪的展台前来了一位电芯开发方向的博士生,招聘人员告诉记者,“这算得上专业非常对口”。钟岩说,大体上博士更偏重于理论研究,能提出一些数学模型,硕士的动手能力很强,在一个团队里大家形成互补。“确实感觉公司可能对博士毕业的员工会有更高的期待,一些更难的任务,哪怕你是新员工也会直接让你上。”钟岩说。他继而表示,从学术能力到研发突破,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博士最大的特点就是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在某一领域里去钻研,能力上即使并无过人之处,但一般能够沉得下心来做点事情。
“决定一群博士能做些什么的,不只是他们自己的能力,其实还取决于公司的环境。”钟岩说。一些进入公司的博士就遭遇了“尴尬”。深圳一家高新制造企业的研发主管周磊(化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公司领导很愿意招名校博士,给他们的待遇也比较高,但很多人因为做的事情比较“小儿科”,待的时间并不长。“像华为这样的公司可能更适合他们,进去后能从事一些真正高精尖的研究。”周磊表示。但为何公司仍然热衷于高薪招博士?周磊说,其中一个原因是,在申请高新技术企业称号或项目时,博士学历员工占比高会成为加分项,对公司形象也有好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曾在2017年表示,与硅谷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创新科技企业更多是由“草根”创办,而由高校学生、老师将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学院派”创业方式仍然十分缺乏。
放在全国的范围来看,这一结论或许也能成立,但改变也正在发生,新一代的新锐企业,创始团队大多有着高学历背景。
独角兽企业柔宇科技创始人刘自鸿,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2018年,柔宇推出了全球首款可折叠屏智能手机。智能健康管理公司碳云智能联合创始人王俊是北大一条龙培养的博士,同时拥有生物学和计算机的学术背景。《经济学人》杂志曾评价这家公司为“最具全球潜力的医疗行业颠覆者”。经济学家周其仁曾指出,如果把创新分为原理、技术和产品三个层级,中国更多是自下而上的,从市场需求出发,去整合技术,再寻求理论支持,成就一个产业,但现在已经出现了自上而下的创新路径。“我们希望像全球的创新强国一样,两条路径都要打通。”周其仁说。深圳微蜂创联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姚刚是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的博士,主攻技术方向是移动网络和基于位置服务,在读博期间就表现出技术天赋,获得了几项国际发明专利,与两个同学一起创业。姚刚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偏商业模式的创业,工作经验、行业资源等很重要,但真正的高技术创业,往往是高学历创业。但姚刚同时指出,不能要求博士都去创业,专攻某一技术领域的中小企业更应该成为吸纳博士的主体。
上述对2016年13所高校博士毕业生的问卷调查指出,对一部分人而言,由于工作内容和专业不匹配,博士生教育事实上成了过度教育,博士阶段所积累的研究和培养的学术能力并没有充分转化到企业当中。要解决博士到企业后无法从事研发工作的问题,就需要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姚刚说,从产业成熟国家的情况来看,高学历者进入产业界应该是一种趋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则表示,“并不是简单地说鼓励,而是根据客观需要,高等教育应该是分层满足社会需求的,而分层满足应该通过市场的机制,提升对市场的敏感性,大学真正与社会建立起多边的关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2020年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选拔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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