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绘图解：国际视角下的“共同富裕”（二）左的中国 vs 右的美国
兔主席 20211024
接上文《手绘图解：国际政治光谱下看中国的“共同富裕”（一）》
中国的制度选择和美国的制度选择都非偶然，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基础的。
二十一世纪一个最大的悲剧可能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但又因为中国的存在，使得美国不愿意实现社会主义。其不仅仅拖累美国，还会拖累一干国家。
1、伴随蛋糕做大，政经政策逐渐“左翼”
如前文所说，中国当下围绕政经政策的讨论与调整，是在（2）（3）（4）的框架与范畴之内进行的，而非在（1）与【（2）（3）（4）】之间的探讨。
这也就是意味着，不会涉及对私人所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不会涉及对已“先富人群”获得财产的重组与再分配，也就是上个世纪中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发生的事情。用官方话语表述，目前我们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框架和范畴内的。
对于大众，还有一句话更加通俗的、直观的表述，即这些并不涉及所谓的“革命”。
而如果讨论是在（2）（3）（4）范畴之内发生的话，那么，当下中国的讨论是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它是任何一个发达市场/经济体都在面临相似的政治经济选择的一部分。
在做大总体蛋糕的初期，中国的政经政策位于右端，彼时希望优先效率，把蛋糕做大。蛋糕做大了，才更有条件和能力讨论公平。蛋糕做大了，也不能不去讨论公平。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说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所以，伴随蛋糕越做越大，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会逐渐向左迁移。
过程中，国际国内环境仍然有可能发生变化。这时我们可能也会观察到一些在左右之间的小的调整。但这些调整将主要是局部、微观的，技术层面的，不涉及大的政经政策的转向。
当然还有其他极致情形的出现。比方说一种情况即中美发生大的地缘政治冲突，整个大的经济和贸易环境的恶化，甚至出现了武装冲突。这种情况，政策亦然可能发生调整，向左或右均有可能，在特定的环境下都可能有道理。
但排除掉这些小的调整，大的方向是左转的。而政经政策能够适应社会发展，渐进、稳步地向左迁移，体现的其实是中国政治与制度的能力、韧性即潜力，从长期来看，这正是中国制度优越性的所在。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里，不能实现政治经济向左迁移的经济体，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社会矛盾。
2、“再次分配”vs“三次分配”
回到主题。
中国在“向左迁移”，以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所需要做的，无非是如下手段，并需在其间再做一些选择与平衡：
——多大程度依赖“再次分配”？特别是提高和优化现有的税收体系及资源分配——这也是西方左翼政治所主要相信并采用的手段。
——多大程度去依赖“三次分配”？这也是西方右翼政治所相信的手段。
在西方，“再次分配”也需要政府的介入，自上而下地完成；“三次分配”则主要是自下而上，通过民间完成。
中国的制度和文化非常特殊，政府犹如“大家长”，具备很强的社会动员能力、价值观及共识的塑造能力，可以自上而下地推动“三次分配”。而注重集体价值和从众的中国社会，也会顺势而为。渗透全社会各个部门、层级、领域的党组织在其中又会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
在中国最终，一定是两种手段的折衷。能够复制中国模式的国家寥寥无几。中国制度上优越的方面，也体现在这里。
所谓的制度优越，其实制度反应的还是国家的文化，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这就是几千年文明留下来的好的东西的结果。
3、美国的情况及与中国的对比
在各发达经济体，【（2）（3）（4）】之间的讨论，还都处在发达经济体的“建制”/“选举政治”/“代议制民主”（liberal democracy）/“市场经济”的大范畴之内。
中国人最关心的就是美国，因为美国是实力上的可比、对标国家。我们总喜欢看美国是什么情况，再反过来看自己。现在，我们又以美国为例。
1）美国的右翼政治经济
即绘图中（4）的位置。
美国的历史文化基因是反对左派的，非常恐惧和敌视社会主义，因为它会导致大政府，或者说是大政府的结果，最终会剥夺个人的权利与自由。美国的整个政治中枢都在右边。
当代美国，代表右翼经济的是共和党，有各种各样的标签，从有些浪漫化的“古典自由主义”及美国式“保守主义”，到“rugged individualism”（顽强的个人主义），到“free country”（自由的国度），到学术的弗里德曼及芝加哥经济学派，到政治上的里根经济学，茶党运动及至Trump的减税运动等等，这些都属于右翼政治经济。
右翼经济无限信仰个人/个体及市场力量，反对政府的干预。在极致情况下，就变成“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片面地相信市场力量，敌视公权力介入经济资源的分配。如果问他们：那么如何解决贫困者的问题呢？
在理论层面，他们的响应是，只要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富人更加地富、一直地富、安全地富，那么最终大多数人一定是可以富起来的。这个逻辑常被理解为“trickle-down economics”（涓滴效应）——大意是，只要充分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与潜能，最终让企业家致富了，企业越办越好了，搞更多的投资、雇佣更多的工人，产生更多的消费，这样，富裕慢慢的就会渗透下去，社会上更多的人也会找到工作，获得收入提升，社会全体也就会更加富裕，而且人们会更愿意创新、更有奔头。
过程中，即便有两极分化，政府也不需要做任何得事情。如果政府要扮演积极角色，那在美国的右翼哲学看来，就是搞“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一定会扭曲和浪费资源配置，而且不特如此，还会破坏勤劳致富的价值观，毁灭创新，制造懒人群体。在他们看来，减少两级分化的工作只能让“公民社会”/民间自发去做，通过“三次分配”——即公益/慈善）——去最终实现。
另外，对他们来说，所谓的“富起来”，仅指低收入群体绝对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非相对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减少两级分化并不是一个KPI/目标。譬如，富人收入提升了20%，穷人提升了5%，在右翼的理念下，这就可以了，挺不错的。毕竟穷人也更“富”了嘛。他们不关心公平，除非社会的不公平已经开始反过来影响效率了，工人罢工闹事了，社会矛盾尖锐，政治崩溃，甚至要动乱了，才会把“公平vs效率”的天平略微倾向“公平”。
而上了点年纪，了解历史的人会知道，这其实不是什么实证理论，而是一种捍卫富人利益的意识形态。说得好听叫信仰或理想，说得难听叫叙事或话术（narrative）。这套右翼政经成为一种基本范式（paradigm），得到了主流西方经济学的支持。经济学术界反过来又在政治及政策提供理论与合法性的支持。不过，也要看到，在学院里，通常也只是经济学家支持这种理念，其他社科知识分子（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文化批评、历史学、哲学）则是从左的方面对这种范式提出深刻批评与反对的。但，经济学家总被视为经济领域的权威，他们会更大程度地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
实践中，搞这种小政府、市场主义、“涓滴经济学”政策的结果，就是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贫富差距的问题越来越大。
Trump在任期间推出了减税政策，再叠加COVID-19疫情，使得美国出现了剪刀差的复苏，两极分化的问题被进一步加大，而美国政治及美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还没有做好准备，迎接Biden/民主党的进步主义法案（”Build Back Better”）
在资本与科技结合的未来世界，劳动者利益将更无从得到保证。社会的两极化将更加严重。
如果“涓滴政策”不能兑现，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那怎么解决问题呢？光讲经济学理论也不行啊。
那就是实操里的政治了。匹配右翼经济政策的，就是同属右翼的身份政治——把阶级矛盾，转化为族群与族群之间的矛盾、种族与种族之间的矛盾、宗教与宗教之间的矛盾、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在美国，办法就是制造族群/种族矛盾，或者把问题转移到中国，把中国视为仇敌。资产阶级所要实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让劳苦大众相信：种族/族裔、价值观、文化、身份认同才是最重要的。经济利益是可以为之牺牲的。
常年影响下，美国劳苦大众的思维都被右翼意识形态所左右。而若按马克思的分析，我们分析一种理念，总是要探究其有没有阶级属性或偏向：这个理论是谁提出来的，服务于谁，谁最容易受益。显然，受益于右翼经济学的是“资产阶级”，而且是“大资产阶级”、“大资本”，但无论如何不是无产阶级。在美国，资产阶级成功地把右翼政经价值观上升为真理，无产阶级彻底“丧失”了“阶级意识”，只陷入到右翼的认同/身份政治里去。Anthony Gramsci所谓的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在美国达到了极致。美国并在全球范围输出这种价值观，从核心英语国家，辐射英语文化圈（各种历史殖民地）、辐射西欧。香港就是深受这种价值观洗脑的地方。这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也在经济学科内成为主流，影响和塑造了相关领域的决策者和从业人员。事实上，这样的意识形态，对新中国建国以后“第二个三十年”的中政经导向及实践也有很大影响。
2）美国的左翼政治经济
即绘图中（2）的位置。
这种位置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在欧洲，这叫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在美国，叫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或进步主义（progressive）。
左翼政治在欧洲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及坚实的民意基础。我们应当记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样的理念都来自于法国、德国这样的欧陆国家，但伴随极左政治和极右政治（均强调及依赖政府力量）在上个世纪中叶的失败，以及美国政治经济实力的崛起，安格鲁-美利坚的依托个人及市场的文化正在过去大半个世纪席卷西方，甚至吞噬他们过往的政治传统。
如果说欧陆还有左翼/社会主义传统，北欧是社会主义重镇，东欧经历转型经济之痛后大有潜力重新拥抱社会主义，甚至英国也因处在欧陆边缘，深受大陆文化的影响，左翼经济政策很有市场，并是主流政治的一部分的话，最难推广左翼政治、最敌视社会主义、最仇视共产主义的地方，就是美国。
当代中国政治有个传统，叫“宁左勿右”，即政治的天平是倾向于左的，左，总是比右要安全。左是方法、手段、策略问题，右则是站位问题、路线问题，性质是不一样的。
美国是相反的，“宁右勿左”，右，是安全的，左，则是危险的。
前面提到了美国许多的传统，譬如“顽强的个人主义”、“自由的国度”，作为自下而上构建起来的、由抱负创业精神的移民组成的国家，对大政府的先天排斥，等等，都是抵触左翼政治的历史文化基础。
反共/反对苏联的历史传统
再者，美国在现当代历史上最大的成功，就是在冷战打败了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苏联是左翼政治的代表（虽然它实际上属于极左翼）。根据老一代美国人的“三观”，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成功，与其拥抱自由市场经济、反对社会主义是分不开的。美国人个人的成功、企业成功、学术与科技的成功、各行各业的成功、国家的成功，都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政治经济政策。美国梦，就是在一个崇尚个人的体制里依靠个人力量实现个人理想的愿景。
所以，
我右，故我在。
我反共/反社会主义，故我在，故我能够获得荣光。
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根本的存在问题（existential question）。
与他们理念相左的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威胁。
我们再看看，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沿用了苏联共运使用的镰刀斧头政治标示，只是做了一些美术上的修改。见下两图的比较。
（中国共产党党旗）
对于美国人来说，是完全分不清楚的，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个东西——共产主义及苏联体制。所以，中国必然是苏联的某种延续与发展。
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对中国的体制是非常抵触甚至恐惧的——他们认为中国是苏联政治的延续，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新发展。要说服美国相信和理解今天的中国并不是苏联，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对于经历过冷战的老一辈美国人来说，意识形态竞争就是他们理解世界政治的角度。中国使用的政治标识，让他们自认为瞬间找到了答案，发现了一切真相。
对他们来说，中国的崛起是冷战的继续，不遏制中国就无法证明美国制度和理念的成功。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个存在问题。
种族主义的影响
最后还有一个维度，就是种族主义。种族主义在美国社会里有特殊的地位，长期以来，是美国政治秩序、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根本组成部分。现在，许多已经转化为不上台面的潜规则。
我们在前文提及，右翼经济是自由市场，而右翼政治是什么？就是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右翼的，两相呼应。右翼的身份政治在帮助大资产阶级洗脑无产阶级，捍卫右翼经济政策。
美国在上个世纪打败了纳粹德国和苏联。如前文所说，美国是反共、反左翼经济的，所以苏联的意识形态在美国没有市场。美国也打败了代表极右翼的德国纳粹，但（极）右翼思想却在美国的中低层/白人里有相当的市场，这是因为这种思想与美国社会历史存在的种族主义高度呼应。
在美国的当代政治里，这种思想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代言人，即Trump。
所以，在美国，右是有社会基础的，而左是没有社会基础的。
美国的资产阶级可以把美国的历史文化全部融会贯通利用起来，构建一个坚实的资产阶级文化霸权。
如果说全球有哪个国家的左翼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土壤最差的话，那就是美国。
如果说全球哪个国家的大资产阶级大资本处于最优势低位的话，那就是美国。
但伴随美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两极分化及族裔矛盾越发尖锐，离冷战又越来越远了，所以社会主义在年轻人即少数族裔里也就越发有影响力，作为一股思潮力量，正在逐步的壮大，并寻求在政治上表达自己、左右政经政策。
在经济层面，他们所主张的政策和理念，和中国及许多其他左翼政治的国家所提的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事实上，北欧的政经政策比这些要更左。那是一个高税收的福利主义社会。但并不如右翼理论所描绘的：创新与活力就被压抑了：在这里，人们只是处在一个全然不同的社会关系、环境和文化里，有不同的价值观和预期。但美国社会文化环境是特别反社会主义的，任何这种主义，都会被描绘为“共产主义”，称其不仅仅会侵蚀个人的权利，对“自由之地”的禁锢扼杀，而且还是消灭美国核心价值观，危及美国政治存在的。这种主义如果与中国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上升到种族主义维度了。右翼政客将不遗余力地把左翼政策与共产主义/中国联系在一起，在美国中低层白人群体里挖掘恐惧与仇恨。
社会主义在美国推广如此之难，使得它甚至不能征服民主党内部。民主党现正为此分裂，进步主义者（the Progressives）已经俨如党中党，与温和派渐行渐远。
社会主义者能够在美国主导政策，我估计还需要一两代人。需要什么呢？需要美国新一代人离远战记忆越来越远，能够更加平常心的看待左翼政策，更加批判地看待资本主义。
那么美国右翼如何应对看似不利的人口趋势呢？就是重新带回冷战：找到新的敌人——中国，不断的制造意识形态冲突，把中美关系描绘为美苏冷战的延续。通过牢牢地把中国设定为美国制度与价值的敌人，而谋求让美国政治经济的中枢能够停留在右边。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但敌视中国，使得美国接受社会主义难上加难
笔者写过一个系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其实写了一半，并没有写完。今天的许多想法，其实应该进入那个系列。
中国和美国都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国家。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的政经政策中枢是在右边的——介乎（3）与（4）之间，它趋向资本，但忽略中低层的利益。在全球化、科技化、金融化等影响下，美国社会在过去二十年里经济两级分化，政治上拿不出应对，矛盾得不到解决，结果导致政治极化。
出现问题后，美国给出的应对不是向左迁移，而是采取变本加厉，右上加右，采取更加“反动”的政策——这就是Trump的上台。任期内，他推出了代表右翼的减税政策，加大国内矛盾，并通过与中国制造大国冲突，寻求对外输出矛盾，以稳定美国在国内采取的右翼政策。
回顾一下，我们看到：
——只有社会主义/左翼政策才能解决美国的问题。
——但美国由于历史文化及政治传统问题，接受社会主义特别的难，比其他国家都难
——右翼政治防止美国左迁的手段，就是身份政治：在国内制造种族/民族矛盾，在国外制造国际间/文明间的矛盾
——中国崛起了，而且带着共产主义的标识来了，给美国的右翼政治提供了“天然”的资源，成了救命稻草
——中国被美国的右翼政客塑造为美国政治存在和核心价值观的根本敌人；中美关系被塑造为冷战
——最后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由于中国的存在，可能使得美国接受左翼政策难上加难。
说个玩笑话，中国“使得”美国进入社会主义要再晚一两代人、两三代人。（当然了，责任全在美方！）
美国天然偏右，中国天然偏左
相比于美国，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使其更加能够接受社会主义。
——对“大同”理念的愿景；不患贫而患不均；
——集体价值、集体理念、集体主义，认为个人要服务于集体；
——家长主义、权威主义传统
——传统理念里，强调义务和责任（obligations/duties），而非权利（rights）
——注重社会/集体的和谐与共生；“非零和博弈”或“反零和博弈”的思维
——大政府传统
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有深刻历史文化基础的。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中国“行”，社会主义为什么在中国“好”，背后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为什么它们在美国就很难“能”“行”“好”，因为国的社会与文明基础不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