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温层待久了，很容易忘记一个现象，就是在性别不平等这件事上，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共识。很多人并不认同性别不平等，因为“妇女能顶半边天”，所以没有性别歧视。或者有一些人的确认同不平等，认同在当下的社会，女性面临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大家对这些不公正的根源的解释不一样，他们可能认为只是犯罪问题。还有一部分人相信“被歧视的其实是男性，女性才是有性别红利的一方”。以上三个层面都属于很底层的逻辑，它和一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个人利益深深捆绑，所以相当根深蒂固。为了议题的展开，我们必须先点明“我们生活在一个性别不平等的社会”这个事实本身，然后再探索为什么以及怎么办。先来说说性别不平等的事实依据，或者作为一名女性要面临哪些相对于男性的困境？性别研究博士Alexwood将从一个听起来有点过时的词说起——“剩女”。作者 | Alexwood，《别任性》主播、性别研究者在2007年前后，出现了“剩女”这个流行词，还有一系列衍生词，比如“剩斗士”、“齐天大剩”，这些看似玩笑的语言游戏都有同一个主体——因为年龄大而嫁不出去的女性。而这里的“年龄大”指的是27岁。“27岁未婚＝大龄剩女”这个公式很快在媒体传播的持续升温中，成了某种公共舆论中的真理，这个标准甚至一度还降低到25岁。“剩女”一词最早可追溯到《时尚COSMOPOLITAN》2006年的一期杂志中，然后在2007年，“剩女”作为171个汉语新词语之一，记入了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剩女”的官方解释是，“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的一群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的大龄女青年”。2010年，婚姻家庭研究所联手婚介行业委员会，还有百合网，在全国31个省份对3万余人做了调查，产出了一个中国人婚恋态度的官方报告。它的副标题是，“看看你‘剩’到了哪一级”。也就是这一年，剩女的舆论热潮达到了顶峰。女性主义者陈亚亚也做了相关的调研，她在中国知网上以“剩女”进行搜索，发现这类文章最早从2006年开始，之后逐年增加，到2010年文章数量达到顶峰，她查到了143篇。所以那时的主流舆论中，从媒体到网络话语，大量的人毫无反思地使用这个歧视性的词。大家不但熟练地用剩女语言自嘲，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向别人释放这一套标准制造的年龄焦虑。而的确，当时有很多女性因为担心被剩下，而匆忙地勉强自己进入一段婚姻。那么“27岁未婚＝剩女”这个标准到底是从哪来的？“27岁”这个年龄标准又是谁规定的？为什么能实现这样的全民流通呢？当时正在清华大学做研究的学者洪理达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并以此展开了她的博士研究。这个研究后来成书叫《剩女时代》。洪理达认为，“剩女”概念的定义与妇联有关系。在2007年，“剩女”被定义为“27岁以上的单身女性”，之后，媒体也加入到这个词的传播中。从2007到2013年，主流媒体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比如《简单八招从“剩女”中突围》《有多少“剩女”值得我们同情》等等。虽然不可思议，但是这种小报式的标题，还有八卦杂志风格的文字内容，的确是在主流媒体上刊登过的专栏报道。而这类媒体内容，目标也显而易见，就是通过对剩女话题的大量“负面”、“警示性”甚至“惩戒式”的宣传，呼吁女性不要推迟结婚年龄，尽快进入婚姻。与此同时，从2008年开始，不少地方的机构、民政局或者下属的婚姻介绍机构都在如火如荼地为高学历、高素质女性安排相亲活动，显然是集中火力对剩女危机进行干预。可为什么会有剩女危机？表面上看，这是因为太多大龄的未婚女青年太挑剔，所以解决方案往往是让她们清醒一点，让她们快点知道自己的处境，才有婚结。但是洪理达经过研究，发现在2007年，就是在“剩女”开始广泛传播前不久，刚刚颁布了一份人口问题相关的文件。这份文件提到，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其中包括性别比例的不平衡可能导致的社会不稳定，以及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难以适应激烈的综合竞争的要求。人口计划主要执行者的目标，就是让更多所谓高素质的女性进入婚姻，尽快生育。于是“剩女危机”出现了。所以剩女是一个虚构出来的群体，但在这个虚构的概念上，凝聚了本土一系列的性别问题，从重男轻女，到生命政治，到教育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再到经济中的性别不平等。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字，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区间应该在100:103-100:107，就是每100名活产女婴对应103到107名活产男婴。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所以这样的性别比到了婚育年龄，男女的数量就会趋于均等。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982年是108.5，之后一直稳步上升，到了2004年达到最高是100:121.2。到了2015年，也就是开放“全面二胎”的前一年下降至113.5，之后缓慢回降，但自2021年三胎开放后又有抬头趋势。事实上，在此之前的数据显示，中国各地区的出生性别比，从三孩开始，展现出非常规的偏高。根据第七次全国普查数据，全国新生儿性别比在第一胎的时候是100:113.17，第二胎是106.78，而到了第三胎骤升到132.93。一些地区的数据尤其惊人，比如湖北的三胎性别比高达177.42，安徽是165.85，福建是164.49，而且意外的是，上海的三孩性别比也高达152.78，到了四孩的性别比更到了反自然规律的216.67。从中我们能清晰看到人们追求男胎的决心，包括江浙沪在内，当有了三胎的条件允许，人们对于“凑”一个男孩依然执着。这也导致近年的城市婴幼托护机构中，因为大多是二孩三孩，人们能直观的观察到男女比例的失衡，比如会出现一个班5个男孩1个女孩的状况。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性别比失衡，它的后果就是现在适婚男性数量大幅多出同龄女性，而且持续攀升。根据中国科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在2017年向人民日报提供的预测，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是136:100，70后的男女比例则高达206:100。到了2050年，35岁至59岁的未婚男性接近3000万。更棘手的是，这些未婚男性更多集中在低教育水平的人群。2012年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就说，当婚而不能婚的男性数量在不断增加，大大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风险，他们可能参与暴力、赌博、偷盗、聚众斗殴，破坏社会治安。当然，这里还没有提到的就是性犯罪行为，这些也和单身男性人群有很大相关性。此外，男性的劳动力过剩会造成就业挤压，男性的就业经济压力更大，女性也将更难就业。同时，女性赤字和低生育率将进一步减少人口总量和适龄的劳动人口规模，加速人口的老龄化。所以，专家都认为“剩男危机”的危害深远不亚于20世纪中期的人口膨胀。既然我们知道了现在面临的是“剩男危机”，那为什么反而是剩女危机被制造出来呢？这关系到女性身体和生命政治。简单来说，生命政治就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的生物体生命，包括生老病死这些生物性事件和生命进程的政治治理。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在治理建构的大局中往往是消失的，个体意识要让步给宏大的规划议程。现代民族国家的政府都会根据阶段性的人口特征跟目标，使用各类规定或公共话语来刺激或者抑制国民的生育相关行为。事实上，这种生命治理技术从中世纪甚至更早以前就开始了，比如12世纪的欧洲教会开始对非生殖性行为进行打击。14世纪末，经历了黑死病的欧洲陷入了人口危机和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那时肛交和堕胎或者任何避孕行为，都是非常严重的生殖犯罪。所以婚姻和生育从来不是所谓私人领域的个人选择那么简单，而是与国家、城邦等权力主体的生产力、需要、资源分配、发展目标等治理决策息息相关。而到了今天，人口目标发生转向，同样是根据人口治理的需要。于是新一代女性在“剩女”的挤压下，被催促进入婚姻。女性的身体总是人口调控的主要对象，是实现人口统计目标的重要工具。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有部经典的小说，《使女的故事》。小说勾画一个反乌托邦世界，在一个暴虐的极权体制统治下，除了统治阶级的女性，大部分适龄女性都沦为生育机器，被降格成她的阴道和子宫。这离现实并不遥远，只不过文明的法治社会当然不能使用暴力的掌控手段，但是当年轻女性日复一日地被灌投“她们即将贬值”的过剩的焦虑感，那么自我意识层面的隐性改造，则让女性可能“主动”进入婚姻。可能有人会说，既然我们面临的人口失衡是一场光棍危机，这不意味着女性更宝贵了吗？女性稀缺的话，这不更说明女人才有性别优势吗？但我们已经看到，重男轻女的文化是如何让女性的生命权受到损害和厌弃，而与此同时，这种厌女的传统产生的社会恶果，所谓女性赤字，又反过来让女性来承担修正性补偿的责任。在教育、职业发展等方面，更具体地揭示了“剩女”问题反映的性别不平等，是如何持续并全方位影响着女性发展。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几年前“女博士”一度也成了一个被群嘲的词，和剩女一样。可是，女博士不是很好吗？有什么污名可言？这个答案还是回到“剩女”符号所代表的性别观念。博士身份最客观直接的信息，就是一个人在一个领域达到了现有学习体制内最高的等级认证，因此有资本开始做更专业和突破性的知识生产。这些描述看起来是非性别化的。那么为什么具有这些特征的女人就因此成了第三性别呢？这说明，现在的主流性别文化对女性的期待和定义中，女性的德和才仍然是相悖的。女性仍然在很多人的期待中，应该属于家庭这样的私领域。父权性别知识中理想女性的角色，是一个天然属于公共领域的男性的辅助者、照料者、仰慕者，而女博士对于知识的追求和成功挑战了这样的伦理观念，所以不符合传统的女性形象。而她们又完成了博士这种主流体制内的能力认证，所以一定程度上摆脱并且威胁到了上述的传统性别框架，因此遭遇忌惮和打压。我们简单追溯一下，会发现对女博士的讨论，也是从2007年之后开始发酵的，而且经常在剩女的语境中出现。比如2008年凤凰卫视网站上，《鲁豫有约》有一篇专栏文章，叫做《优雅“第三性”四个女博士的酸甜苦辣》。这篇文章结尾写道：“其实女博士的学历再高，地位再高，成就再大，她们本质还是女人，她们其实应该比普通的女性更会做女人，更会做一个高品位的女人。事实上，事业型女性也完全可以做到爱情和事业的和谐统一，享受完美的人生。比如女科学家居里夫人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她们都是有名的贤妻良母。与‘知识缺陷型’女人相比，知识女性往往还具有其他女性所缺少的沉稳内秀、忠诚专一等良好品质。”可见，如果要为女博士洗去污名，重点还是在于给她恢复“女性性”，甚至还要给她的女性身份提高价值和排位，而去恢复贤妻良母的品质，强调它被选择的价值。这个表面看起来让人非常费解的现象，正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它告诉我们，在目前的性别文化和人口需求下，女性的教育权虽然不至于被剥夺，但是它必须次要于女性的母职和妻子角色，否则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贬低跟遏制。现在，主流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其实是变得更多，而不是变得更少。一方面她们要对自己的事业和教育有要求，另一方面传统德行还有容貌的压力并没有放松，而同时你对事业和教育的成就又要把握得好。比如你的学历高但不能太高、聪明但不能太聪明、厉害又不能太厉害。总之，要以普通男性作为参考系，若超过太多，你的价值反倒会断层下跌。 这些看不见的教育性别压制，也体现在实实在在的现实数据中。一方面，城市女孩自八十年代以来，因为大部分不用再与兄弟去争夺父母的教育投资，所以中国年轻女性进入了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历史时期。很快，原本的性别学历比例逆转。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终期统计监测报告，“在各类高等教育中，女性的占比均已超过了男性”。比如1999年的时候，女生在全国硕士总招生人数中占比36.5%。到2019年，女性的硕士招生人数占比55.1%。2020年，女性研究生占全部研究生的比重达50.9%。本科学生也是女性稍多，占比为51%。然而，这种性别平等的迹象给主流社会带来的却是教育挤压的恐慌，有人开始呼吁救救男孩。教育部在某些高考专业的录取过程中，开始对女性提高门槛。如果说有的专业是以所谓职业性质的考虑为名，做性别比例的限制，可是有很多其他传统意义上女性占多数的专业，却又以性别比例为名，开始积极地为男性倾斜性别配额。比如2015年，江苏、广西、福建、湖南和四川五个省的师范院校开始尝试对男性开放免费教育名额。面对这类安排时，社会往往又觉得合情合理，不会指出这样挤压了更优秀的女生的教育资源。而当一个女性终于突破了重重结构性的阻碍，取得了高学历，等待她的还有“剩女”和“女博士”这样的婚育施压。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比例超过男性，但是这样的比例很难复制到学术行业的金字塔顶端。从教育延展到事业发展，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逻辑，刚才说到剩女的定义中总是出现“三高”，包括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所以女性的教育水平和事业发展在这套逻辑里都被描述成美好婚姻的阻碍。所以“剩女”的另外一个宣传重点就是让女性，尤其是城市女性“放下事业心”，常用话术就是“不要让自己变成没人敢娶的女强人”，或者说“别因为事业耽误了结婚”等等。剩女制造的婚育压力导致无数女性可能过早被赶入婚姻，同时反向地，因为对女性的这种婚育期待和假定，导致很多职业机会和上升渠道对女性关闭了。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在北上深等一线城市，女性职场人本科以上的学历占比已经超过了男性职场人，比如说，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职场女性占55.9%，远高于男性的33.6%。可是，处于基层及以上管理职位的女性占比只有34.2%，低于男性的40.7%。人们总是根据性别偏见，倾向于把这种差距合理化，比如说认为男性更具领导力，但是这种既有认知，本身对女性的职位晋升有很大影响。同时，智联招聘的数据还显示，61.2%的女性在求职过程中被问及婚育，这高于上一年的55.8%，也高于男性的32.3%。此外38.3%的女性表示，婚育会影响她们的职场前景，远远高于男性的17.9%。所以，在就业歧视还有婚育压力的双重焦虑下，中国女性的就业率在过去20年不断下降。这时候，有人可能又会用“个人选择”或者“个人能力”来打发掉这种困局。但是现实中，如果一位女性为了事业选择推迟婚姻年龄，她一方面要面临来自社会和家庭铺天盖地的逼婚压力，另一方面则要面对相对于男性更为严苛的职业标准和审视目光。她可能被看作一个随时因为结婚生育而竞争力不足的螺丝钉。如研究者米米亚娜归纳，在这些条件下，女性可能选择回家带孩子或者彻底辞职，但这并不是自由意志，这只是结构性困局下的趋利避害。在女性从出生起就得不到平等的资源，没有足够机会去实现自身潜力的时候，自由意志只是个谎言。我们会发现，首先是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导致了性别失衡，而校正这种失衡结构的方案又是通过女性牺牲自己的发展和利益才能实现。女性获得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这些本是一个社会性别平等化的正面指标，也是女性在相对平等的社会条件下经由个人努力取得的成功和资本，却又因为性别歧视导致的性别失衡受到压制和遏制。同时，剩女话语将女性物化成等待男人挑选的商品，其自身价值完全由是否被男性选择而定义，它个人价值的真正体现，比如职业身份、经济能力等等，反而被塑造成导致它贬值、过期、以致下架的因素。主流社会期望能够扭转单身的趋势，催促单身女性进入婚姻，却不给她们提供相应的社会支持和合理的法律保障，而只是用各种方式边缘和惩戒她们的单身选择。从社会到父母，从媒体到婚恋产业，这套无孔不入的灌输和规训下，无数女性可能屈从，她们可能放弃自我发展，或者争取晋升的机会。社会将城市高知女性推入婚姻，再以婚育选择为由，让她们为看似个人化的选择承担后果。剩女话题后面，是这样一整套环环相扣的操作。在这种局面中，女性选择顺从或对抗都很艰难。要么接受驯化，妥协成为社会期待的女性角色；要么选择坚持对抗，那要承担边缘化和持续的认同危机跟压力。我们看似只能在其中二选一，但是这两个都不是真正的选择，而是迫使的结果。研究者米米亚娜在她的研究报告中说，“我观察到了女性是如何努力地想要融入这个父权制的社会，甚至不惜降低自己的价值来迎合父权制的价值观，为的是能够被主流社会接受。除此以外，她们没有更好的途径去获得社会资源。我们一直在寻找赢得游戏的方法，以为只要够强、更优秀就可以胜出，却没有察觉这个游戏规则就是让女性无路可赢的。”同时，剩女话语及其后面的性别逻辑，实际上也给很多男性带来了伤害。父权的共谋和参与者不限于男性，仅对个体男性的攻击也对于批判和反抗父权制无益。父权制给男性的性别地位是一种虚假的幻象，以压榨女性得来的看似利益，其实对男性有深远的发展代价。将“娶个老婆”作为重要人生追求，或者成功人生标准的男性们，无非也是父权等级里被安置的零件，是被分裂性性别政治支配的对象。根据研究者陈亚亚的调研，在中国知网上含“剩女”为篇名的文章数量在2010年达到顶峰之后，之后逐年减少，到了2021年，其实仅剩6篇文章。这个统计虽然只涉及媒体报道和学界的研究，但是也能反映“剩女”这个词在网络舆论上的热度变迁，以及公众的态度转变。但是剩女舆论并不是自然淡化的，就如同它不是天然产生的一样，而是经过了多年强烈而持续的抵制。剩女在集体意识中的消歧，以及相对于当时，为什么现在单身女性在名义上获得了更多理解与支持，是女性自己争取到的改变。2017年的时候，中国妇女报已经将“剩女”列为“性别歧视类禁用词”。但是根据陈亚亚观察，剩女凝聚的社会问题并没有消失，比如都市剩女不再成为弱点，但是镇、县的剩女逐渐浮现，而城市外的单身女性的声音很少被听到。同时，网络舆论又制造了一个新词，“婚女”，也有人用歧视色彩更浓厚的词“婚驴”，将其与单身女性形成一种对立和等级。到了今天，简中网络上的流行词，以及过去几年接连放开的二胎、三胎生育政策，其实都是剩女时代的性别观念的延续，和社会性别秩序的继承。那么剩女真的消失了吗？过去、现在、未来不同时间点上的女性，总能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性别话题的探讨虽然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断层，但是从来不会诞生于彼此隔绝的真空。剩女话题一定程度上启动了性别观念倒退的一个时代信号，而我们现在仍处在这个倒退的进程中。此刻的热点话题其实全部是过去的鬼魂。在如今的网络环境下，过去十年的性别议题从不缺少热度，一轮一轮的激昂情绪也从不缺席，但这一切积累了多少观念改变和知识增量？如果无法看到时间这个维度，再热烈的讨论也只会停留在重复，而无法导向真正的未来。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原创音频节目《性别不麻烦》第2、3期，由Alexwood主讲。文章有大量删改，完整版请至“看理想”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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