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璞院士：科技评价中“吹哨人”要敢发声，管理部门要善倾听 | 破除窘境
举国体制的要旨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确定什么是大事，不仅要考虑面向国家需求，而且要有科学精神的考量。
过去4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早已走出了整体“底子薄”的困境，然而中国人均“底子”仍然薄弱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对于那些乱作为、假作为的科技“大事”，必须时刻保持警醒。
然而，判断科技发展中的“大事”“小事”，在今天科技治理环境中既有现实中的困难，也有逻辑上的窘境。在原始科学创新方面，该问题更加突出。
以下讨论的前提是“吹哨人”有资质且负责任。否则，要么“哨”而无声，要么“喷”而无益。
“创新”的科学领域在萌芽期还看不出重要在何处，但有可能发展成为短命的“热点”或有前景的前沿领域，一旦有科学训练的人提出不同科学意见，即“吹哨”，发声者的学术声誉就可能面临重大考验。
如果该项目、方向，个人的发展出乎“吹哨”的判断，有声望的发声者也可能会被别人讥为“学阀”；如果“哨”吹对了，发声者学术声誉也不会有所增益。
被吹哨的“创新”于国于民可能无益，但创新热点被叫停，利益相关者仍然可以说，是发声者扼杀了进一步改进和发展的机会，逻辑上还是容易被认作某种意义的“学阀”。
囿于各种评审规则和规矩，近年来不少科技项目评审像工程招标一样，不允许现场讨论，没有面对面的学术争论，“吹哨人”被视为另类。
因此，即使有人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作为社会经济学意义的理性人、利人利己的最优化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尽可能地说好话或模棱两可，极少“吹哨”。
然而，这些精于世故的行为，集体互动、长时积累，不仅对中国学术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机体造成了伤害，还将影响到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例如，抗疫优先于发表论文和破除唯SCI至上论，以引导科研人员把研究精力全部投入到各项攻关任务上来，把论文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初衷很好。
然而，我担心有人会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误解为“几分之一发表在国内期刊杂志上”；我也担心，本应发表在国际有共识的学术期刊上的基础研究成果不能如期发表，导致“不唯SCI”变成了“不要SCI”。
必须承认，中国科学发展在原创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完全放任不管也有可能变成学术“新冠”，但面对有些慢性病，要安静下来细心诊断、对症下药，否则一剂猛药，祸将至矣。
每一个个体，如果都不能适时地发声，就会集体失语，学术底线就会失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会失盗。
“吹哨”难免有杂音，杂音可能来自学术素养不足，也可能来自利害的权衡，但发声人多了，就会涌现出来一个客观的主旋律，这种社会学效应可以类比叫做Emergence的基本物理学规律。
然而，“吹哨人”要有责任担当和科学精神，有基于学术底蕴的行动胆识，这样才能在任何场合都不说假话，尽管有时发声也可能会说错。
科技管理和学术领导部门要上下负责，努力营造包容“勇于发声”的学术科研环境，善于倾听不同的发声和“哨音”，绝不可以各种行政方式武断地一味抵制“哨音”，为中国的科技强国建设提供适合科技创新的、肥沃的文化土壤。
本文发表于《科技导报》2021年第4期
原标题：《破除科技评价中“吹哨人”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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