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科技治理理念下的国际协同创新发展
近年来，全球治理体系正在深刻重塑，要突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关键核心技术的封锁，必须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开展国际协同创新，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本文概括了全球科技治理背景下国际协同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要求，分析了影响国际协同创新的主要因素，探讨了推动国际协同创新发展的实现路径，并通过揭示国际协同创新的本质，提出了畅通内外循环、促进科技要素均衡配置、强化跨文化传播能力以及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四位一体的全球科技治理模式。急需将国际协同创新从自我发展视角中释放出来，形成一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科技治理视角。
全球科技治理背景下国际协同创新发展内在逻辑与现实要求
全球科技治理与自主创新之间的张力
随着中国崛起，西方加快了对中国的技术封锁，“逆全球化”在全球蔓延，中国比以往更追求科学技术的独立自主和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科技发展重要体现在于创新与超越，就技术创新来说，需要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实现科技创新成果与知识经验在全世界范围内共享最大化，科技研究的重复率和浪费率越低，全球科技整体更新的速度则越快。
科技的独立自主不等于“科技民族主义”，全球科技治理应是解决在全球科技发展领域分工的问题，减少关于科学实验和技术创新的重复和浪费。
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实现科技领域的合作共享与协同发展，是科技发展之本质需求，是当代全球科技治理的重要内容。
推动国际协同创新是传承智力丝绸之路精神的体现
“一带一路”不仅是连接东西两大文明的纽带，更是加快智力资源在国际间均衡配置和建立在区域比较优势基础上国际创新协同之路，推动国际协同创新既是对历史的传承和发扬，也是符合国际经济形势现实发展的客观需求。
中国提倡“一带一路”来实现分享发展机遇，通过打造智力丝绸之路，提高中国劳动生产率，增强国家软实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共享智力发展成果。
中国也同样需要与沿线国家合作为国内经济提供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推动国际协同创新发展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本质上是产业链、市场以及社会各自体系内部的循环与体系间的循环，需要支持产业发展的共性基础技术创新，强调链条整体协同创新以及产业链共性基础技术。
加强全球科技治理与国际科技协同创新的研究，本质上是探讨某种国家间科技合作的解决方案，即寻求全球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方式与途径。
在观念上，中国与企业、机构、国家、国际组织等创新主体就公共合作消除分歧、达成共识；在具体合作事宜上，应以国际协同创新理念指引解决国家在部分科技创新领域比较优势稀缺、竞争力不足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应努力谋求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共通处，加快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充分利用国际协同创新资源，提升创新效率与规模。
国际技术协同创新还应关注产业梯度转移的畅通性，技术的梯度有序转移则是畅通产业链内外循环的关键。产业转移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国际协同创新的过程，衰退期产业转移出去，才有空间发展创新型产业，并促进转出地经济结构调整。
推动国际协同创新有利于化解国内外科技创新要素的配置失衡
开展国际协同创新的本质是实现创新要素在国内外的优化配置与整合，从而实现某种溢出效应或外部效益。
目前，科技人员总量相对较小、分布不均的现状，决定了国内循环无法完全独立于国际循环来进行，同时城市正在不断吸纳农村劳动力和农业科技人员，农村的科技人员数量在持续减少。
通过国际协同创新则能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科技发展要素配置失衡带来的不利影响。
政府间以项目为牵引开展国际协同创新，也能带来科技创新要素在合作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均衡化配置，最终实现国际共赢。
综合看，以“一带一路”为指引，加强全球科技治理，是世界经济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实现科技自主创新、经济结构转型、内外循环畅通以及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全球科技治理背景下推动国际协同创新发展的主要挑战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任重而道远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协同创新领域给发展中国家设置了系列“卡脖子”难题，倒逼中国必须尽早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世界经济论坛所发布的《202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创新能力指数表明，绝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排名十分靠后，中国排名第20，强调中国需要提高软驱动的性能。
软驱动性能的提高需要借助国际协同创新发展能力，当前中国的科技实力还无法成为主导“一带一路”区域创新的主体力量，需充分利用沿线各国科技创新的比较优势，共同打造安全、共享的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与科技链。
价值观差异导致国际科技协同创新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部宗教信仰纷繁复杂，区域内信仰与价值观冲突频繁，技术革新特别是外来技术合作在某些地区难以推行。
对外科技合作过程中，单纯的技术援助可能难以使技术在该地区定植，在某些地区还会遭到原住民抵制。
中国开展国际协同创新发展时，应注意宗教团体、民族部落群体对于项目建设的特殊利益诉求，必须开展真正的技术合作而不是单一的援助。
统一国际间技术标准接口难度较大
行业标准的协同也是国际协同创新发展的重要方面，缺乏统一标准将窒碍国际投资的流动，也不利于发挥区域间国际分工合作的优势，从而制约区域经济的最大化增长。
在亚洲近邻区域，客观上呈现出了“区域一体化”的内在趋势，一方面市场对于区域内互联互通等基础设施资源需求旺盛，体现了国际间强烈的交往意愿，另一方面各国在文化科技接口的不兼容却降低了“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需要通过技术转移以及协同创新来解决这些经济合作问题，合作各方通常需具有充分考虑不同情况的技术能力。
完全消除逆全球化趋势难
当今世界各国在世界经济危机的阴霾下艰难复苏，各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贸易组织谈判中不断加码，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此外，西方发达国家实施了对中国产业链的封堵隔离等经济敌对措施。
国际贸易壁垒的长期存在则是中国开展全球科技治理与国际科技合作的重大障碍。
从外观来看，国际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国公民利益为外在表象，具有“合法”的外表，通过技术遏制来实现对他国贸易主体的非公平对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技术的国家间自由流动，因此最终也将危害贸易双方的共同利益。
大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型升级难度较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不同的困难，各国所展现出来的科技研发能力存在很大差异，这将直接影响国际协同创新战略措施的制定。
当前，中国在世界产业垂直分工体系中仍处于不利地位，产业链大都位于低附加值环节，企业创新能力还不强，大部分品牌知名度仍然十分有限，中国迫切需要与沿线国家一起构建互利共赢的国际产业分工新秩序，帮助这些国家摆脱固步自封的资源依赖型经济，同时也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腾出发展空间。
全球科技治理背景下推动国际协同创新发展的实现路径
全球科技治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加强全球科技治理，推动国际协同创新发展要明确主要方向、抓好重点工作。
把握长期均衡趋势抓好产业梯度转移
从根本上说，全球科技治理要求实现科技创新要素在国内外两个系统环境下的畅通性，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把握“一个前提”和“两个必要”。
“一个前提”是指从长期来看，科技智力资源在国际范围内终将实现均衡分布与发展。
对于技术转出国而言，唯有技术转出，才能将生产力圈扩展到国外，并释放其他国内生产要素，以推动国内创新活动继续进行。因此，这个前提决定了技术转移对于接收国和转出国同样重要。
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将从产业和技术升级的“追随者”向着“引领者”转化，在承接产业的同时主动向外进行产业转移，与众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展国际产能合作。
如何转则是“两个必要”的问题：
应该打破市场技术垄断，必须实现个别厂商对于境外项目合作的长期垄断，在国内构建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技术要素流通和研发环境；应该激发市场多要素的全面开放性，唯有以系统观看待国际科技合作，才能真正找到国际科技合作的赢利点和市场动力源，找准高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国际科技合作中各自职能的科学定位。
以激发内外创新驱动力为关键实现互利共赢
实现科技创新要素“均等化”需要“一带一路”所有沿线国家共同参与，沿线国家需要以互利共赢为首要目标，大力提升自身创新驱动力，为丝路共同建设献策献力。
一方面，中国从沿线国家获得产业转移的空间，沿线国家也可以获得尚有较大发展潜力的新型产业。另一方面，中国不仅需要输出，也要针对自身产业链的薄弱环节做好资源引进工作。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要求调动内外两方面的创新动力，提前实现技术管理接口标准的对接，才能为全球科技治理带来可能性，才能真正实现全方位的互利共赢，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因此，在世界经济多变以及中国经济处于拐弯增长点的历史新时期，应将推动国际科技协同创新发展以及促进“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要素均等化摆在突出位置，确保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以强化跨文化传播能力保障赢得沿线国家价值认同
在世界经济循环积累起的“全球失衡”背景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发展产业的过程中，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引领地位初步显现，以集体本位作为全球治理的逻辑，中国的互利共赢的人文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得到认同和支持。
新时期，要以培育跨文化传播能力为建设目标，强化新时期丝路外贸企业和人才的对外交往能力，努力研究不同价值观体系下的沿线民族文化，增进文化交往认同。
国际科技协同创新的难处往往与文化和价值观冲突有关系。要强化国际间科技文化价值协调意识。消除国际社会关于技术性壁垒的认识，以科技文化协调贸易关系，以技术合作互惠增进理解互信。
历史证明，互利共赢的双边贸易是消除单边主义行为的良方，应在持续、健康、和平的贸易交往中增进国际间的理解互信，优化贸易法规、达成互信机制，消除各国为保护人民“负面福利”所设置的“隔栏”。
以技术成功定植为根本提升区域协同能力
技术产品的成功定植是中国技术走向国际并得到认可的前提，要考虑技术承接地在市场、行业标准、自然条件、产业配套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努力协同技术接口，打造可以实现双方共享的基础平台技术，提高平台兼容性和拓展性。
通过创新定植能力不断提高技术产品在国际间的流动能力，进一步增强中国技术的市场认可度和正面评价。
同时，要基于较强的国际合作可营利性，吸引更多科技人员参与到“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中。
以发展外向型实体为载体注入持续发展动力
现阶段，中国仍然是当代的“世界工厂”，在世界经济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中占据着重要的一环。
推动国际协同创新发展，归根到底要落实到中国的外向型实体走出国门的行动中去。
从国家层面出台更多有利于外向型企业发展壮大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减税降费，加大对于工业化结构性调整和优势培育。
重点培育创新能力强、产研转化前景好、市场认可度高的工业实体企业，将其作为结构性降税的首要目标，引导更多企业深度参与国际间产业梯度布局，推动企业跨国开展技术创新研发，为中国以及沿线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注入产业引领力量。
同时，也要注重支持扶持一批处于科技创新链源头高地的一流科学家，探索科学家主导产品研发的制度机制，加快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的转化进程，在世界科技创新中谋求中国话语权和自主权。
作者简介：王韬钦，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经济学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与政治、乡村治理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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