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能场：“新农补”有助解救土壤危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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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改革方案，无疑对陷入恶性循环的农业生产注入了矫正的驱动力，也是对恢复深受化肥、农药过量施用之害导致土壤不健康的一个很好的制度引导。

 文/陈能场(广东省生态环境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原名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来源：中国科学报（2016年11月28日第1版，要闻）

近日举行的第五届中国环境修复发展战略论坛传出消息，由全国人大环资委起草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已正式对外征求意见。按照计划，该法的建议稿将于明年提交给人大常委会审议，并纳入立法计划。

目前，在我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里，只有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立法缺位。多年来，土壤污染防治没有法律规范，既有现实层面“经济措施”乏力的问题，也有与具体治理措施相关的分歧。这些都折射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我国人多地少，粮食生产问题依然突出。一位在广州从事粮食贸易的人曾向笔者求助：她定向卖给客户、销路很好的稻米竟然被投诉镉超标，这样的土壤该如何治理？通过检测她采集的一些土壤样本，笔者发现土壤中镉的全量仅为0.2毫克/千克，低于我国现行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限值（0.3毫克/千克），但由于土壤pH值低，不到5.0，使其稻米镉超标了1倍有余。此后笔者陆陆续续遇到很多这类例子，一些农户和有机农业者充满困惑，在远离污染源的耕地，辛勤劳作之下的稻米怎么镉超标了呢？

这一奇怪现象的出现无疑与我国肥料农药的过量施用给土壤生态系统带来极大的影响有关。化肥农药过度使用带来的最主要危害，就是土壤急剧酸化和土壤生态系统功能的弱化甚至丧失。根据张福锁等2010年在《科学》发表的研究结果，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过去30年间，我国土壤的酸碱度下降了0.13~0.80个单位，尤以农业生态系统下降幅度最大。0.80个单位意味着土壤的酸度增加了6倍之多。

正如文章指出，如果这一幅度让自然界来完成，则需要数万年的时间。可见化肥大量施用对土壤性质和土壤生态功能冲击之大。对于一些重度施用区域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冲击强度更甚。

土壤作为母质、气候、生物、地形和时间五大成土因素作用下形成的产物，是一个具有高度生命活力的生态系统。一把泥土中的生物数量比地球上的人口还要多。在1平方米的土壤中，原则上应该有10万亿个细菌，3000条蚯蚓、蜗虫以及1只脊椎动物等。但在高肥高药的条件下，可见生物已丧失殆尽，肉眼不可见的生物也深受冲击，土壤固氮、解磷、解钾等正常生物功能无法发挥。此外，由于土壤食物网链条的破坏，导致有些土壤生物“一家独大”，造成作物的不健康如根腐病、根结线虫病等。

土壤酸化直接导致土壤中原存在于矿物中的重金属释放、吸附在土壤黏粒上的重金属活化、土壤无法对外来重金属进行“老化”，这些过程导致土壤中重金属有效性的提高，粮食生产超标。特别对于镉这个在土壤—植物系统容易迁移的有害重金属，土壤酸化的镉活化效应更为明显，导致我国虽然制定了世界上最为严格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但依然会生产出超标粮食。

11月1日通过的《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改革方案》，提出突出绿色生态导向，加快推动落实相关农业补贴政策改革，把政策目标由数量增长为主转到数量质量生态并重上来。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改革方案，无疑对陷入恶性循环的农业生产注入了矫正的驱动力，也是对恢复深受化肥、农药过量施用之害导致土壤不健康的一个很好的制度引导。

我国全方位开展农业补贴始于2004年，主要是在化肥、农机、农田基本建设方面。这些补贴无疑对保障粮食稳步增产、实现我国粮食的“十二连增”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措施也促进了化肥和农药的过量施用，形成目前我国占世界不到10%的土地施用着占世界1/3的肥料；化肥施用平均量达到463公斤/公顷，是世界平均施用量131公斤/公顷的3.5倍，也是通常认为的警戒线225公斤/公顷的1.93倍。

在众多的成土因子中，农业土壤中增加的人为因素已成为最强烈的影响因素。可以说人为因素（施肥、施药）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改变了土壤生物因素，导致了土壤的不健康。因此可以确信，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改革方案将有助于土壤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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