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泰斗的愤激之言:美其名曰中医现代化,其实就是消灭中医!

岐伯有道 2020-09-18

导读

全国著名老中医、中日友好医院的焦树德教授告诉记者：“现在的政策导向就是强调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其实就是用西医替代中医，美其名曰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就是消灭中医！”

记者历时三个月，行程数千里，先后在全国各地拜望了一批在中医界德高望重的老一辈临床大家，北京的吕炳奎先生、焦树德教授、王绵之教授，广州的邓铁涛教授，南京的干祖望教授、周仲瑛教授，上海的裘沛然教授、颜德馨教授，杭州的何任教授，武汉的李今庸教授，哈尔滨的张琪教授。

采访缘起：“不是中医不行，是学中医的人不行”

2003年上半年，非典型肺炎在全国肆虐，几令现代医学陷入无策可施的窘境，但面对来势汹汹的非典型肺炎，沉寂已久的中医学却显示出了她顽强的生命力。广州中医药大学两所附属医院以中医药为主中西医综合治疗，疗效显著。

至今年（注：2004年）6月，附属一院治疗80余名SARS患者，无一例死亡，平均退烧时间3天，平均住院时间9天，且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二附院至4月初收治112例患者，平均退热时间7天，平均住院18天；二附院甚至纯用中医药治好了15例SARS患者。

钟南山院士所在的医院，初始收治17名SARS病人，10例死亡；他请中医科大夫会诊查房，中医共介入治疗71例患者，仅一例死亡。北京仝小林教授治疗小组收治16名SARS病人，纯用中医药治疗，全部治愈，平均退热时间仅4.5天。北京有关权威人士称，北京中医介入抗SARS斗争虽然较晚，成效显著，介入后的死亡率是介入前死亡率的五分之一。

国医大师、全国著名老中医、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邓铁涛教授（以下简称邓老）根据广东中医治疗非典的经验，斩钉截铁地告诉记者：“中医完全可以独立地治疗非典，当然，这个中医必须是一个有水平的中医。具体地讲，一个有水平的中医必须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熟谙中医经典，精通辨证论治。”

邓老还告诉记者：“全国其他地方的中医之所以不能像广州一样很好地发挥作用，就是因为很多中青年中医，包括六十岁左右的中医，大多西化了，没有真正掌握中医的精髓，临床经验也很欠缺，对中医信心不够。而广东省中医院这两年组织医院的骨干大夫拜师、温习中医学经典，所以这次在面对非典时，广东省中医院的大夫就敢于用中医治疗，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也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赞许。”

广东省中医院著名老中医焦树德教授的师承弟子陈伟大夫刚刚结束一线抗击非典的工作，他有些激动地告诉记者：“在这次非典的防治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如果我们这些年轻大夫的中医学根基更扎实，如果我们这些年轻大夫的中医修养能像老中医们那样深厚的话，我们会发挥得更好。这个体会特别深。在一线治疗非典的过程中，在跟师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徒弟都深深感觉到，不是中医不行，是我们学中医的人不行。确实是这样。”“不是中医不行，是我们学中医的人不行。”陈伟大夫的肺腑之言是沉痛的。

从防治非典的过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具有五千年传统的中医学以她神奇的疗效和“以变应变”的巨大灵活性得到了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平民百姓的普遍认可。但是，在中医院校，一股不信任中医的风气却在老师和学生中蔓延着。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怪现象？带着这个问题，记者历时三个月，行程数千里，先后在全国各地拜望了一批在中医界德高望重的老一辈临床大家，北京的吕炳奎先生、焦树德教授、王绵之教授，广州的邓铁涛教授，南京的干祖望教授、周仲瑛教授，上海的裘沛然教授、颜德馨教授，杭州的何任教授，武汉的李今庸教授，哈尔滨的张琪教授。

在采访途中，一些中壮年中医中的佼佼者也与记者交流了看法，一些青年学子还向记者倾吐了他们的心里话。老一辈对中医未来的思考是沉重的，对中医教育的批评是尖锐的。爱之尤深，责之也切。衷心希望老人们的衷告不会付之东流。毕竟，这一辈中医是海内外公认的中华医道的真正传人，很可能就是中华医道的最后传人，因为老中医称他们是一代完人。(也就是说，随着这一代老中医的过世，中医将走向消亡。)在沉痛的话语背后包藏着的是老中医们对中华仁术的拳拳之心。在深沉的思考底下昭示着的是歧黄学脉的坦途和正道。

中医教育的危机是信心的危机

前些日子，广西中医学院一附院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座谈会除了院领导之外，主要就是毕业班的同学。在会上，同学们的一个共同心声就是对中医没有信心。这实在是一个怪现象，并且这个现象还不仅局限在广西，几乎所有的中医院校都面临这个境况。

广西中医学院的刘力红教授告诉记者：“我们的教育花了五年时间，或者八年时间，如果再读博士，那就是十一年的时间，尽管花了这么多时间，可是相当多的人对中医还没有一个基本的信念，也就是说，我们相当多的本科毕业生、硕士毕业生、博士毕业生还没有入中医的门。如果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因为我们花了那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搞这么一门教育，而最后却得到这样一个结果，这难道还不足以发人深省吗？”

刘力红教授还谈到：“在中医博士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看中医经典了。如果哪一位博士的案头放上一部《黄帝内经》，那是要被笑话的。博士的案头都是些什么书呢？都是分子生物学一类的现代书。博士这个群体，无疑是个高层次的群体，所以，读些现代的书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作为中医博士为什么不愿读中医书尤其不愿读经典呢？我想答案只能有一个，就是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医只不过如此，经典只不过如此。”

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一位博士告诉记者：“现在有的中医博士连四大经典的名字都说不全。”

邓老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医教育的一个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引导学生确立对中医学的信心，是否对中医学具有信心其实也就是中医是否入门的一个标志。而在目前，中医教育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危机，而中医教育的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信心的危机。中医教育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能够解决学生的信心问题。”

国医大师、全国著名老中医、上海中医药大学的颜德馨教授（以下简称颜老）告诉记者：“中医教育的失败，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就是学中医的人对中医没有信心。古代的大学者墨子说：‘志不坚，智不达。’如果对一门学问没有信心，我们怎么可能学好它呢？怎么可能在遇到重大疑难时排除万难迎头而上呢？而攻克疑难、解决疑难正是中医学在五千年历史中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针对中医院校流行的不信任中医的风气，国医大师、全国著名老中医、上海中医药大学的裘沛然教授（以下简称裘老）毫不客气地指出：“现在中医院校的老师和学生对中医没有信心，就是因为没有学好中医，对中医学的精髓一无所知。其实，西医治不好的病，中医治好的很多。中医教育落到今天这样一个局面，实际上是自己不争气。本来，中医院校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高级中医师，最低要求是培养出合格的中医师，可是现在，中医院校培养不出来合格的中医，培养出来的中医简直就是废品，连庸医的水平都达不到，庸医也还是要懂一些中医的汤药方剂，可现在培养出的学生对中医的理法方药根本不懂。这是中医教育很大的失败。中医教育走入了误区。”

丢掉了根柢的中医被抛入无家可归的命运之中

为什么会出现中医学人不信中医的怪现象呢？裘老的答案一针见血：“问题的根源恐怕还不在教师，而在政策的导向。现在的政策导向就是要中医走向现代化。中医走向现代化是对的，中医要创新也是对的，可是中医现代化应该是继承了五千年中医传统的现代化，而不是中医的西医化。中医学从来就不是一个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体系，而是始终处在一个返本开新的创造之中。张仲景的《伤寒论》就是对《内经》的丰富和发展，这才是中医学术的创新，而仲景也由于对中医学的巨大贡献而成为一代宗师。历代的中医名家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中医学的丰富和发展，重大的创新历代层出不穷。”

裘老痛切地指出：“中医现代化，首先要知道几千年来无数的大医和先哲们呕心沥血的成果是什么。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到中医的现代化。对几千年的中医学术成果茫然无知，你搞什么现代化，你根本不懂啊，没资格来讲中医的现代化。可是现在，由于中医现代化的含义错了，中医现代化成了中医的西医化。现在所谓的中医现代化其实是一种假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是一种华而不实的现代化，是一种赶时髦。他们不相信中医几千年来通过临床在几亿人身上实践的成果，他们只相信小老鼠身上实验的结果。不相信几千年的伟大传统而相信小老鼠，这是对中医根本不了解，是一个错误。在这样一种现代化的指导下，所谓的中医创新是空话，中医学术陷入了错误导向的混乱之中。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只有返本才能开新。无论是中医现代化还是中医创新，只有与五千年的传统一脉相承，只有在中医学自身的规矩准绳内发展，中医的现代化才能真正开花结果，中医的创新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也才可能出现真正有价值的成果。”

颜老也痛心地指出：“裘老认为现在的中医现代化是假的现代化，是有道理的。中医现代化成了事实上的中医西医化。”

全国著名老中医、中日友好医院的焦树德教授（以下简称焦老）告诉记者：“现在的政策导向就是强调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其实就是用西医替代中医，美其名曰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就是消灭中医！”

国医大师、全国著名老中医、黑龙江中医研究院的张琪教授(以下简称张老)也指出：“中医教育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导向问题。”

国医大师、全国著名老中医、浙江中医学院的何任教授（以下简称何老）也指出：“没有很好地继承，怎么能谈得上发扬呢？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还发扬什么呢？”

西方著名思想家怀特海的一段话发人深省：“生命有要求原创的冲动，但社会与文化必须稳定到能够使追求原创的冒险得到滋养；如此，这种冒险才能开花结果而不至于变成没有导向的混乱。”换句话说，维护科学文化繁荣和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一个丰富而有生机的传统。这个传统内纯正权威（中医界古代的张仲景、孙思邈等，现代的邓铁涛、焦树德等临床大家）潜移默化的指引是这门学问保持生机和创造的源头活水。西方著名思想家海德格尔也深刻地指出：“从我们人类的经验和历史来看，只有当人有个家，当人扎根在传统中，才有本质性的和伟大性的东西产生出来。”

而中医在近现代的最大矛盾则是，一方面希望在“中医科学化”和“中医现代化”的口号下实现中医的繁荣和兴盛，另一方面却不愿与自身传统血脉相连，对自身传统采取一种漠然甚至是排斥的态度。于是，不相信中医有独立的学术地位，盲目崇拜西医学方法，再加上对自身传统的冷漠势利之心，就构成了今天中医界的学术现状。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中医界把改造传统中医、简单模仿西医当成中医现代化的方向。中医被连根拔起。丢掉了根柢的中医被抛入了无家可归的命运之中。中医学术的所谓“现代化”和“创新”也就不得不陷入错误导向的混乱之中，“竟逐荣势，企踵权豪”，变成了一种“哗众取宠的赶时髦”（裘老语），“其结果只能是中医理论或学术灵魂的‘火化’和死亡” 。（北京大学张祥龙教授语）

“几十年了，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成果都没有”

众所周知，中医中药参照或按照何种标准开展研究，在中医界始终没有形成共识。目前，评估中医疗效和科研成果的整套评价体系是来自西医的，造成评价体系与中医学体系相脱节的情况，如以动物模型为核心的中医实验体系的建立。这给以后的中医学术和中医教育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虽然刚刚在非典一线立下大功，广东省中医院名老中医的师承弟子们仍然对中医学的前途怀着深深的忧虑。他们告诉记者：“许多人都在谈论，中医的科研成果出来之后为什么没法推广。实际上，现在中医界的科研工作者就相当于中医学的翻译人员，他们的工作只是把中医学的内容翻译成西医和国外的人都能接受的信息而已。它本身并没有真正发展中医。比如西医的胰岛素是治疗糖尿病的特效药。在没有研制出来之前，许多自体无法产生胰岛素的患者面临着死亡。该产品一旦开发出来，马上就可以推广，糖尿病患者就开始使用它，挽救了不少患者的生命。胰岛素的出现解决了一个现代医学曾经无法解决的疑难。中医学几千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她的存在造福了亿万生灵，他的每一次发展都解决了人类健康的重大难题，例如《伤寒论》的问世、温病学派的产生等等。只不过，中医的发展是在一个非常成熟、完善、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框架之内，这种发展可以是无限的，但不应该任意“突破”这一理论框架，否则很容易违背客观规律，即离经叛道。可是，我们现在的中医学术研究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像活血化瘀治疗心脏病。在这样一项科研进行之前，谁都知道活血化瘀治疗心脏病。等到所谓的科研成果出来之后，一切照旧。可以这么说，这样一种中医学术研究，只不过是给中医学穿了一件逻辑语言和数学语言编制的外衣而已，对中医的实际内容没有任何触动。何况，活血化瘀只是中医博大精深的理论中普普通通的一个方法而已，当今之所以倍受关注，无非是套用西医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微循环等理论罢了。”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把简单模仿西医当成学术创新的后果就是导致中医的学术水平在一个低层次上重复。他们尖锐地指出：“比如说活血化瘀。现在很多人用现代医学的方法去研究，最后的成果是：无病没有瘀，无药不化瘀。这种研究完全失去了中医活血化瘀的内涵，其实是把中医活血化瘀的内容给抽象掉了，偷换掉了。中医的活血化瘀本来是非常高超的、微妙的，要辨人、辨部位、辨脏器……，非常入细入微。可是这样一种研究的结果是把原本非常精妙细微的活血化瘀弄成了没有内容的空洞的抽象，把中医活血化瘀的内涵降为一个很低的水平。这种研究是不成功的，甚至于导致滥用和治疗方向的错误。”

中医研究院已故名老中医岳美中先生几十年前曾撰文说：“冠心病之治疗，常用‘活血化瘀’之法，认为是‘血瘀’所致，但需深入分析。依中医理论，胸阳衰弱，浊阴干犯清阳之府，乃是该病之基本病机。”岳美中老先生是真正在中医理论框架内研究中医理论，其撰文的苦衷可以理解。可怕的是，种种研究上方向性的错误，不会因为几位老中医的呼吁而扭转，反而由既得利益者们“发扬光大”,从各级中医教育到新药开发、临床治疗无不贯彻到底，落实到每一个医生心中、每一个治疗方案里、每一位患者身上，出现“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可悲局面。

焦老的一番话尤其令人心痛：“我们老中医在一块的时候就讨论，现在的政策导向是强调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医，实际上就是用西医的方法研究中医。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也不知花费了多少，得出个什么结果呢？中医的理论学说是有道理的。完了!没有一个把中医几千年的成果否决了，都证明中医是对的。几十年来，每年花费多少个亿，多少大学、多少研究所、多少研究院参加进去搞，搞来搞去，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医是有道理的。我们这些老中医就想，如果从党的中医政策一下达，就按照中医自身的理论体系和规矩准绳研究中医，这几十年，这么多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怎么也能出三个、五个成果，就是出一个成果也好啊。没有!几十年了，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成果都没有。这么大的财力、人力、物力投入，全白花了，时间也耽误了。”

“这些毕业出来的博士没有几个能看病的”

广东省中医院的一位师承弟子难过地告诉记者：“前些日子，别人委托我看了一些博士生答辩的论文，我说不出话来。我只能说这些毕业出来的博士没有几个能看病的。这是铁一样的现实!中医的教育是失败的。”

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一位博士告诉记者：“中医院校的硕士生做实验做到细胞水平，博士生做实验做到基因水平，这种中医还是中医吗？这种中医到临床能看好病吗？实验室里的老鼠能检验中医的成果吗？比如说对中医的一味药进行中药提纯。这味药在整体上没有毒性，疗效很好。提得越纯、越细，毒性就越明显，疗效就越低。那么是以疗效判定药的好坏，还是以纯度判定药的好坏？而现在所谓的中医现代化是以纯度为标准判定药的好坏，这恰恰说明不能用西医这一套标准评价中医。可是，我们中医科研的经费却全都浪费到老鼠身上去了。所谓的科研成果其实都是泡沫。我们中医界应该认真反思，我们的科研是在发展中医还是在消灭中医？中医的学位是不是授予了那些中医学得好的人？”

张老也指出：“根据主管部门要求研究生必须做动物实验，否则不允许论文答辩。研究生把大量精力花费在动物实验上，毕业后到了临床全都用不上，浪费人力物力，这也是困扰中医研究生教育的问题。”

国医大师、全国著名老中医、湖北中医学院的李今庸教授（以下简称李老）告诉记者：“中医药学的生命是临床疗效。一些人以牺牲中医临床疗效为代价，来换取对中医药学发展毫无裨益的动物实验结果，培养的博士生不能用中医思路看病，因而不愿看病，还名之曰‘研究型人才’。”

邓老也指出：“中医为什么推不倒？就因为它能治好病。你不相信也得相信。你说它不科学,你说它是经验医学,你说它什么都好，但它能够治好病。邓小平同志说得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不承认不行。可是我们的中医教育培养不出来的偏偏是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临床的高明中医。我很早就说过,中医的教育失败就是临床教育的失败。”

“硕士、博士论文的数据大多是假的”

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一位博士还谈到一种可怕的现象：“更为严重的情况是，现在硕士、博士论文的数据大多是假的。没有人敢保证自己的论文没有水分，水分太大了。”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一位博士也告诉记者：“现在大部分硕士、博士的论文数据是造假。”

那么，医院校的硕士、博士们为什么要给论文编造假数据呢？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一位学友告诉记者：“几千年来，中医都是从临床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可是现在中医界讲究用实证科学的方法和手段验证中医，行不行得通呢？行不通。可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行不通还要行。那么学生怎么办呢？只好造假。”

来自美国的留学生李博安谈到：“中医界硕士、博士这种严重的数据造假现象，和中医政策的导向有关系。去年，一位老师告诉我们：以后研究生实验论文的结果可以有阴性的了。也就是说，在这之前的政策导向就是要求中医研究生的实验结果必须是阳性的。这对中医界影响很大。因为在学校和医院，不管是升级、升职，还是申请经费，如果实验结果不是阳性的，就很困难。”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一位学友很无奈地谈到：“现在的中医学术研究仅仅是对中医做了一点形式上的改变，而且大多还是掺假的，对中医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推动。可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去做这种有水分的、形式上的改变，而不去真正推动中医发展呢？那么多人学了中医，为什么不用中医、不在临床发展中医呢？就是因为背后有一种利益的驱使。在现在的体制下，老老实实从事中医发展的事业，对他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没有任何好处，会让他牺牲很多。说到底，是我们的学术体制和教育体制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要求中医走向所谓的现代化，其实是西医化。”

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

由于导向的错误，所谓的“中医现代化”也就成了“中医的伪现代化”，把中医带上了一条名存实亡的道路。就像一位中医界人士所说的，当年为“中医不能丢”所做的努力，中医机构的增加，中医院校数量的增加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空壳，邓老（邓铁涛）称之为“泡沫”，干老（干祖望）称之为“蝉蜕”，是很形象深刻的比喻。

而真正有志于中医的学子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在一所中医药大学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规规矩矩学习中医，中医死掉；认认真真拜师学艺，自己死掉”。一位从中医药大学毕业不久的硕士这样总结自己的学习生涯：“三年研究生学习的最大收获是‘走出校门，跳出正规’”。也就是说，走出已经学不到中医的中医药大学，到民间参访明师寻求真知；跳出已经“走入歧途”(裘老语)的中医正规教育，到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体认中医的正道。我们看到，在这种“中医伪现代化”的桎梏下，中医与价值之源的联系完全被切断了，她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完全被窒息住了，五千年来根深叶茂的中华医道已经到了“花果飘零奄奄待毙”的惨境。可是中医界的一些领导和学术领头人仍然顽固地坚持着这样一条不归路，还要沿着这样一条道路“脱胎换骨改造中医”。一位中医界著名学者就宣称：“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要把中医学纳入到现代科学的体系之中，用逻辑、数学语言来描述它，用动物实验验证它……”

一位中医药大学的校长还扬言“中医现代化没商量”。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固执呢？邓老的一段话意味深长：“我相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卫生部的同志都想把中医的工作办好，这一点我是坚信不移的。尽管大家诚心诚意想办好中医，可是如果你的方向错了，你就要遭到失败。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根子，就是大家心中有疑虑：中医能够独立地发展吗？自然科学在二十世纪的成就那么大，中医要是没有自然科学的帮助，能行吗？”

国医大师、全国著名老中医、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周仲瑛教授(以下简称周老)的看法与邓老不谋而合：“中医现代化成了中医西医化，究其根源，在于中医的科学性始终没有真正得到确认，中医学是否具有独立的学术地位始终没有得到正视和承认。”

国医大师、全国著名老中医、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绵之教授（以下简称王老）也指出：“中医的科学性是否已得到真正的确认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没有自然科学的帮助，让中医顺着自己的道路独立地发展，能行吗？这是中医界从上到下心中难以解开的一个死结，也是尽管现在的中医现代化变成了“中医的伪现代化”，也要在这条道路上坚持下去的根源所在。

来源：中医药学刊，2004年

作者：郝光明北京大学哲学系

扶持中医院本质上是在"曲线废中医"

就在中国社会陷入由西医和现代科技主导的医疗服务体系所造成的“看病贵、看病难”的医疗危机之后，为了充分利用西方社会所不具有的中医资源优势，政府近年来在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大力呼吁之下不断地从政策法规和财政上去扶持中医院的发展。医政管理部门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中医的替补优势，继而突破当前的医疗困境。然而，与政府强力扶持形成极大落差的是，全国各地的中医院即使在强力扶持下仍旧表现出先天不足的颓势，多数都是依靠国家财政补贴和西医化倾向而苟延残喘地存在着。显然，政府近年来对中医院的大力扶持并没有有效地促进中医的发展，进而缓解既有的医疗危机。

面对这种让人沮丧的结果，或许多数人会问：为何中医院不能象西医院那样在国家大力扶持下走向快速发展？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不仅能够让人们加深对中医的发生规律和文化特征的认识，还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国家强力扶持中医院对中医自身发展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危害。

一、个体诊所相对于西医院的竞争优势

中国社会目前是中西医两种医疗保健体系并存，每一个患者都可自由地选择自己所倾向的医疗途径。在激烈竞争的医疗市场中，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竞争优势才能维护和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才能更好地发挥维护人民健康的社会功能。医院这种现代化的医疗保健场所是从西医内部衍生出来的，它符合西医的诊疗分工化和程序化的特征。无疑，西医在现代社会的演进中选择了医院这种规模化的终端诊疗服务场所充分发挥了其规模化竞争的优势，大大地拓展了自己的医疗阵地。但当政府在二十世纪把医院这种规模化的终端诊疗服务场强加给中医时，这就明显违背了中医自身的文化特征和发生规律。中医不具有诊疗分工化的特征，它“简便廉验”的固有特征决定了其原发形态个体诊所才是其发挥竞争优势的终端形态。

首先，中医个体诊所相对于中医院具有低成本和高盈利的优势，这保证了其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有效生存。

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的诊疗机构，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既是一个医疗实体，也是一个经济实体。作为依靠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经济实体，其生存应是建立在获取一定利润之上的。中医院之所以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一直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其经营规模与其提供的医疗保健服务的特征不相适应上。我们知道西医的诊疗分工化决定了其诊疗程序的复杂化和设施设备的规模化，由于每一道诊疗程序都要收取费用，所以西医院的规模化在高成本的基础上可以带来高额利润，继而保证自己更好地生存。相对于西医而言，由于中医诊疗“简便”的特征，中医院高成本的规模化并不能带来象西医院那样的高利润，高成本低利润的效益状况导致中医院不可避免地面临生存危机。

但个体诊所与中医院的状况就不一样了，没有那些高成本的设施设备，更没有那些因为运行设施设备而必须配备的大量闲杂人员，由一个中医家和几个学徒一起经营的个体诊所所需要的成本费用非常低。由于个体诊所不受中医院的上下班和中医家接受患者数量的限制，中医家在家庭诊所里一天24小时随时可以接诊，这就保证了获取利润的空间。因此，就在这种低成本的基础上，中医家可以凭着自己的医术优势获得较高的利润，这是中医院所无法望其项背的。有了较高利润的保证，中医个体诊所在面对西医院的竞争时也就具有了坚实的生存保证，不会出现中医院那样的生存危机。

其次，中医个体诊所相对于中医院更能发挥中医的诊疗优势，这保证了中医理论在现代社会中的可持续性发展。

正是中医院在高成本的规模化基础上不能获取西医院那样的高额利润，生存危机迫使所有的中医院都抛弃了“简便廉验”的特征，走向了西化，即采用西医的诊疗设备和相应的医疗人员，同时使用价格高昂的中成药、中西医治疗仪器和设备以及西药，并象西医院那样为患者提供住院服务，尽可能地尽最大限度地从患者身上榨取利润。中医院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在走向西化的同时，也拉动了中医教育和理论研究的西化。西化的中医教育和理论研究导致中医队伍出现异质性的转化，即他们多数成为了精通西医的伪中医。中医队伍的伪化导致中医队伍整体理论和临床水平的下降，而中医的诊疗优势也随之几乎丧失殆尽。

与西化的中医院相比，中医个体诊所就不存着生存的危机。由于西化需要大量的设施设备费用，受个人资金有限的限制，这就迫使经营个体诊所的中医家放弃任何利用西医诊疗设备的幻想，在中医固有的四诊上下功夫，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切切实实地为病人提供“简便廉验”的诊疗服务。只有中医的“简便廉验”的固有特征得以有效地继承和发挥，中医理论才能在临床实践中保持可持续性发展。

从以上两点论述可以看出，西医的竞争优势体现在规模化的西医院上，而中医的竞争优势体现在家庭化的个体诊所上。当政府强行地要求中医必须以中医院的表现形态去生存下去的时候，这到底是在扶持中医还是在扼杀中医？

国医馆

二、扶持中医院本质上就是“曲线废医”

无疑，唯科学主义是政府的主导意识形态。受这种偏狭的时代精神的控制，政府在发展中医的时候，必然以符合这种意识形态的西医和现代科技为参照标准。在西医和现代科技的示范效应下，政府要极力消除中医的固属文化特征，以便将其纳入与其异质的西医和现代科技体系之中。作为中医发挥社会功能的终端环节，中医院这种怪胎就是这种唯科学主义的狭隘意识作用于中医的产物。

中医院既是政府在唯科学主义的狭隘意识作用下制造出来的，那么即使它象畸形儿一样难以存活下去，政府也要尽力维持其存在。这就是政府一提到要充分发挥中医的社会功能，就必然要对全国各地的中医院从财政和政策上进行大力扶持。然而，这个不可能长久存活下去的政治怪胎的短暂存在，极大地阻碍了中医的发展和社会功能的正常发挥。政府对中医院的大力扶持本质上也就成为了“曲线废医”。

首先，政府继续大力扶持中医院，也就是继续推动中医西化。

毫无疑问，中医院即使在获得大量的国家财政补贴的情况下，获利的心理任然会驱使其保持西化的倾向；而中医院西化的需要又反过来作用于中医家队伍，迫使其理论和思维走向西医化，继而游离在中医理论之外；游离在西医和现代科技之中的中医队伍会继续强化中医的异化性改造，继而推动中医在衰败的现实基础上进一步走向消亡。

其次，中国各级医政管理部门为了维护中医院的利益，以各种名义限制或者取消中医诊所，也就进一步拟制了中医优势的发挥，消灭了新生的中医后备军。

由于全国各地的中医院多是各级地方政府开办的，为了维护这些中医院的有限利益，各级医政管理部门借着限制医疗资源恶性竞争的名义，采取限制数量或者直接取缔的措施阻碍了中医个体诊所的开办。由于中医竞争的优势和发挥医疗优势的表现形态受到拟制，中医也就丧失了充分发挥自己社会功能的机会。同时，由于相关的医疗法规规定了刚毕业的中医学生必须在中医院里实践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获取行医的资格，而各个中医院为了获取利益尽量减少接受没有多少临床经验的学生，进而导致了大量的中医学生毕业后不能进入医疗领域。这样不仅白白地把现有的国家医疗资源给浪费掉了，而且也极大地阻碍了中医队伍的壮大和临床阵地的拓展。

从上可以看出，正是由于中医院的存在，政府一方面在大力推动中医的西化，一方面在拟制中医优势的发挥，并消灭中医新生的后备军。政府这种表面的极力扶持不适合中医生存的中医院，实质上就是在变相地废除中医！

中医院本是中医在近代西化的产物，作为中医发挥社会功能的终端环节，它的产生不仅拉动了中医的西化，助推了中医在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环境中的衰败；而且也损害了人民的健康利益，使得中国人不能得到真正“简便廉验”的中医服务。因此，中医院本是在国家科学主义主导下产生的一个危害中医发展的怪胎，那么政府在当前盲目地大力扶持中医院的发展，岂不是与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初衷南辕北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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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草案）》。该草案此前已经过两次审议修改，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此次会议审议的草案三次审议稿中，又就盲人医疗按摩管理、中药材种植、中医医疗服务价格等内容提出修改意见。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表示，有的常委委员、中国残联和社会公众提出，2009年有关部门制定了《盲人医疗按摩管理办法》，允许取得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资格证书的盲人在医疗机构中提供医疗按摩服务，但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些人员执业还面临困难，建议在中医药法中对此予以明确。因此，此次草案中增加规定：“盲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医疗按摩人员资格的，可以以个人开业的方式或者在医疗机构内提供医疗按摩服务。”

此外，针对目前中医医疗服务价格还存在不平衡的问题，有意见呼吁根据中医药特点合理确定医疗服务价格，草案中对此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法定价格管理权限，合理确定中医医疗服务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体现中医医疗服务成本和专业技术价值。”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提及，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代表和社会公众建议进一步加强中药材种植养殖、采集、贮存等各个环节的质量管理，禁止在中药材种植过程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确保中药材质量安全。还有的常委委员建议对属于国家秘密的传统中药处方组成和生产工艺实行特殊保护。

此次草案针对以上两种意见，增加了以下规定：一是，“国家制定中药材种植养殖、采集、贮存和初加工的技术标准，加强对中药材生产流通全过程的质量监督管理，保障中药材质量安全”。二是，“禁止在中药材种植过程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三是，“国家对属于国家秘密的传统中药处方组成和生产工艺实行特殊保护”。

关于有些常委委员要求增加有关少数民族医药的专门规定、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医药扶持力度的建议，草案增加规定国家“加强少数民族医疗机构和医师队伍建设”。同时，明确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本法的规定，结合实际，制定促进本地方少数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办法。（来源：人民日报）

明确了中医药事业的重要地位和发展方针。

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管理制度。

加大对中医药事业的扶持力度。

坚持扶持与规范并重，加强对中医药的监管。

加大对中医药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2016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的中医药法草案等，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共同回答与这几部法律案有关的问题。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副主任黄薇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几大亮点和重要意义。

黄薇指出，中医药法有五大亮点：

第一、明确了中医药事业的重要地位和发展方针。中医药法规定中医药事业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发展中医药事业应当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保持和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优势。国家鼓励中医西医相互学习，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发挥各自优势，促进中西医结合。

第二、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管理制度。中医药法在中医诊所、中医医师准入，中药管理等方面对现有管理制度进行了改革创新，规定了适应中医药发展规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管理制度，包括将中医诊所由许可管理改为备案管理，规定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和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的人员，经实践技能和效果考核合格即可取得中医医师资格；允许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要，凭处方炮制市场上没有供应的中药饮片，或者对中药饮片进行再加工。对医疗机构仅应用传统工艺配制的中药制剂品种和委托配制中药制剂，由现行的许可管理改为备案管理。同时，明确生产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在申请药品批准文号时，可以仅提供非临床安全性研究资料等。

第三、加大对中医药事业的扶持力度。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与人民群众的中医药服务需求相比，中医药资源总量仍然不足，中医药服务能力仍然薄弱。为此，中医药法进一步加大对中医药事业的扶持力度，包括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将中医药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将中医药事业发展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条件保障，统筹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应当将中医医疗机构建设纳入医疗机构设置规划，举办规模适宜的中医医疗机构，扶持有中医药特色和优势的医疗机构发展；合理确定中医医疗服务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将符合条件的中医医疗机构、中医药项目分别纳入医保定点机构范围和医保支付范围。同时，发展中医药教育，加强中医药科学研究，促进中医药传承与文化传播。加大对少数民族医药传承创新、应用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扶持力度。

第四、坚持扶持与规范并重，加强对中医药的监管。针对中医药行业中存在的服务不规范、中药材质量下滑等问题，中医药法明确，开展中医药服务应当符合中医药服务基本要求，加强对中医医疗广告管理；明确国家制定中药材种植养殖、采集、贮存和初加工的技术规范、标准，加强对中药材生产流通全过程的质量监督管理，保障中药材质量安全。加强中药材质量监测，建立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鼓励发展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严格管理农业投入品的使用，禁止在中医药种植过程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等。

第五、加大对中医药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针对中医诊所和中医医师非法执业、医疗机构违法炮制中药饮片、违法配制中药制剂、违法发布中医医疗广告等违法行为，规定明确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在中药材种植过程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的违法行为，明确了严厉的处罚，以加大对危害中药材质量安全行为的惩处力度，保证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黄薇指出，中医药法通过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制定中医药法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促进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医药法在中医药管理方面进行了制度创新，构建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管理制度，加大政府对中医药事业的扶持保障力度，大力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同时坚持扶持与规范并重，加大对中医药的监管力度，保障中医医疗服务和中药质量安全，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促进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制定中医药法对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正在不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中医药临床疗效确切、预防保健作用独特、治疗方式灵活、费用比较低廉，特别是随着健康观念变化和医学模式转变，中医药越来越显示出独特优势，在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制定中医药法，依法保障和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对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制定中医药法对于促进中医药的国际传播和应用，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中医药是中华文化、医学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独特贡献。制定中医药法的影响力不仅是国内的，也是世界的，是为解决世界医改问题提供的中国方案。中医药法的颁布实施，有助于提升中医药的国际影响力，扩大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适应“走出去”战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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