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桌文化：把别人灌醉的“诱惑”

阿里巴巴公布“女员工被侵犯”处理决定，同时宣称“仍旗帜鲜明地反对丑陋的酒桌文化，这不分性别，无论是客户或主管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的员工都可以明确拒绝。”

到底有没有酒桌文化这种东西呢？我老家在皖北的萧县，老乡们都会自豪地说：“大江南北，喝不过安徽；长江两岸，喝不过萧县。”家里来了客人，一般会凑满一桌，找几个酒量好又会劝酒的来陪酒，因为不清楚新结的亲戚或朋友的酒量，既要让对方喝得尽兴，又不能喝得太醉，所以能把酒陪好算是一门艺术了，往往喝到深夜，菜都凉了，客人也不知身在何处了。

清华大学教授刘东在《中国饮酒文化》一文中介绍了酒桌的礼仪、罚酒的来历。把别人灌醉的目的是什么？前提是大家都知道酒会让人失去自我控制能力，“既然对酒的诱惑和危害保持节制和警惕是文明的标志，那么，强迫一个人过量地饮浓酒，使之在行为举止上野蛮地逾越中庸的尺度，就是一种羞辱性的惩处。在酒场上，受罚导致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苦痛，跟别人其乐融融地小杯品酒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人之所以养成了劝酒、派酒的习惯，是因为礼仪要求人们对酒保持节制，所以“他们偏又要彼此太过殷勤，甚至软硬兼施地劝酒，看看究竟有谁被打破了防线，因不胜酒力而出乖露丑。这种劝酒之风经常会演成不可开交、大伤和气的灌酒、闹酒、斗酒，而流为一种中国特有的陋俗。”

喝酒本来是为了助兴，大家各取所需，随意饮用，“它并不能改变人们原有的心态，只能通过对神经中枢系统的刺激来增强这种心态。欣喜的时候会觉得，白日放歌须纵酒，郁闷的时候，又会觉得举杯消愁愁更愁，发奋的时候，可以汉书下酒，颓废的时候，又可以像陶渊明那样挂印酒隐。李时珍说，“酒，天下美禄也。面曲之酒，少饮则和血行气，壮身御寒，消然遣兴，痛饮则伤神耗血，损胃亡精，生疾动火。”

刘教授说，酒一经形成，就对华夏民族的性格产生了巨大影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把原始文明分为两类，酒神型的和日神型的。在酒神型的文明中，喝醉酒能把朦胧的梦幻和明察洞鉴混而为一。华夏文明的最初阶段也是一种酒神阶段。张光直说，酒一方面供祖先神享用，一方面也可能是供巫师饮用，以帮助巫师达到通神的精神状态。周朝人更少执迷于需要狂热体验的宗教境界，更关切需要去冷静处理的人事。周公制礼作乐，以礼蕴含的理性、规范、节制去统摄乐，乐蕴含的感性欢悦便不再意味着放纵、陶醉和沉迷于自由狂想，而是意味着调谐、中和、从心所欲不逾矩。

《文化模式》书封

如果执行周王的酒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酒礼分六个阶段，迎宾之后，宾主相互敬酒，奏乐、按尊卑秩序依次相酬、不断饮酒作乐，醉而后止，尽欢乃罢。最后送宾、日后的拜谢。孔子说，酒礼的要点，一是能明确贵贱、弟长之类的等级秩序，二是能使人和乐而不流。酒本身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内涵，以执行新的文化功能。到比较理性的时代，酒所造成的形神相分的欣快幻觉，不再被用来谋求人与神的相通，而转过来被用于化解人与人的隔膜和差别。尽管等级是森严的，礼法是刻板的，但只要循规蹈矩，人们毕竟可以相安无事地饮酒作乐，尽欢而散。适度的酒精仍足以给人带来快乐，但变成了一种理性限度之内的快乐。

《周礼》中规定，失礼者会被罚酒。表示尊敬时，必上玄酒（兑了水的酒），乡野人才喝醇酒。敬酒时用较小的爵，罚酒时用较大的觥。

《刘东自选集》书封

国外比较多的是自己酗酒的人。英国作家奥利维亚·莱恩在《回声泉之旅》一书中说，“在最早的宗教神话传说中，酒甚至是神的礼物之一。酒神就是天神宙斯的儿子。《圣经》里也并未对醉酒的行为多加责难。喝醉酒是上帝的福佑，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有时候，酗酒而死被看作是优雅而自然的死亡。几个朋友告诉我，他们的人生大事都办妥了，孩子们都结婚了，财务状况也不错，他们准备恣意畅饮，喝酒到死。其中一个就是喝威士忌的时候噎死的。还有一个从悬崖上跳了下去。一个点了把火，把房子、自己和孩子们都烧了。”

《回声泉之旅》书封

作家契弗说：“酒精带来的兴奋和幻想带来的兴奋实在太相似了。”两种兴奋感似乎都能够带他脱离现实，就像撑杆跳，一跃而过那不堪回首，令人沮丧的过去；也跃过越来越混乱，令他身陷囹圄的现在。但过量饮酒会导致我们没有足够的智力来处理更复杂、更长期的问题；我们被酒精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快乐分散了注意力；我们的神经系统的防范报警器被关闭了。总之，酒后的我们变成了另一个自己。

大家都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