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为什么要拼死拼活地工作？

骑手被取消订单，当面怒砸外卖；男子地铁摔一脸血，醒来说要上班。打工人都太不容易了。

英国学者亚梅里亚·霍尔根在《迷失在工作中》一书中说，如今工作日益两极分化。稳定的工作在减少，许多人在从事服务业，给那些工作稳定的人打扫卫生和办公室。虽然他们享受不到工作的乐趣，却被期望要享受他们的工作，把雇主视为朋友或家人。服务业占了英国经济的80%。

伦敦一个地铁站有两个员工有一天决定，每天在一块牌子上写一些励志的话给乘客看，后来领导觉得这想法不错，于是这事儿成了公司行为，成了他们的工作。这些句子结集出了本书，《TFL地铁二人组的励志名言》。

最近的两条是：

你也许不是不可打败的，但你不是微不足道的；有些事是不大可能的，但并非不可能的，因为你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的。

It’s better to slow down rather than break down.

宁愿慢下来也不要瘫掉。

霍尔根用这件事来说明，员工自发的行为变成了例行做法，公司里权力变得更加集中。梅里亚还注意到，如今人们追求让工作变得有趣，让爱好成为财源。如今工作和玩耍在互相渗透。很多公司设立冥想区、电子游戏区，给同事办生日派对。但这只是少数人才能享受到的。

以前，即使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也不是那么厌倦工作。工作能给人带来集体感、友谊和乐趣。相反，新工作也不是那么有趣。一些好玩的玩意儿改变不了人们实际的工作内容。创业公司一旦稳定下来，旧的等级制就会卷土重来。

流水线上的工作是一成不变的、等级制的、让人头脑麻木、机械的，新工作灵活多变、让人兴奋、节奏快、团队作业。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说，新工作的职业伦理是，赞美对他人的敏感度，需要倾听、合作等软技巧，强调团队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但新工作仍然缺乏深度，停留在体验的表层。

打工人要不断提高自己，把所有人都当作客户，要不停复盘、调整。老板有两种控制员工的方式。首先，他们间接地控制着我们的生活。除非特别有钱，不然你总要工作。我们需要有老板雇用我们。第二，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工作条件。在工作时，老板直接控制我们的活动。只有他们知道算法如何决定司机如何接单，他们控制着工人使用的设备。由于我们不能不工作，挑战职场的做法，如加班不给钱、骚扰和歧视，都变得更加困难了。如果你只有工作才活得下去，工作又很难找，老板的控制力就很更大。如果你需要工作大于工作对你的需要，你就只能忍受。职员甚至不敢请病假。对工作缺乏控制会让人生病。对英国公务员的研究发现，职位、对日常工作的控制力决定了健康水平。我们以为职位越高，压力越大，身体越差。为了解压，高管经常度假、排毒、做水疗。但研究发现，即使抽烟数量一样，高管死于肺癌的几率更小。

2010年，德波顿出了一本“工作的快乐与悲哀”，中文版变成了《工作颂歌》。德波顿说，古代的哲学家认为，沉思的生活是唯一值得过的生活。直到新教出现，工作的高贵这一观念才开始流行。然而在那时，工业革新仍然被普遍认为很丑陋，要加以掩盖。德波顿认为，架设高压电塔、制造和调度集装箱运输船也是值得赞颂的。

《工作颂歌》书封

德波顿跟那些喜欢观看集装箱运输船的人一起，在雨中观看船只沿着泰晤士河入港，沿着高压线漫步。

他跟踪了一条鱼从大海到盘子里的过程。也许并非出于偶然，他选择了追踪一条吞拿鱼，而不是鳕鱼，这意味着他为本书做的研究工作就是从马尔代夫之旅开始，而不是在北大西洋的狂风中晕船三天。

德波顿参观了一家饼干厂，知道了饼干是怎么做出来的。他观看了一颗日本通讯卫星上天的过程，如果顺利的话，它将把关于机器人战士和关于早熟女学生的浪漫电视剧传输到北海道和冲绳居民的家中。这让他感到振奋。

他去了一位自由职业的职业顾问的家中，访问了一家大型会计公司，会见了一些业余发明家。饼干厂办公室里的一位正在写品牌表现报告的姑娘让他想起爱德华·霍珀画的孤独的引座员。他感叹工业革命的效率虽然非常不一般，但并没有帮我们达到情感上的安稳和婚姻的和谐。

当一个长发齐肩、有纯真之美的年轻女性向他解释卫星如何抵达轨道时，她用她的一个膝盖代表地球，用一根修长、纤细的手指描绘卫星的轨迹。在“卫星”环绕着她的膝盖时，他写道：“这一情景的紧张使我心神不定，迫使我走出去，走进暗夜深处。”

最后，他来到美国莫哈韦沙漠里的一个旧飞机处理场，做了一段关于歌德和他对废墟的喜好的自白，他说，从窗外能看到的散架的波音747在他看来，就像爱德华·吉本眼中的古罗马竞技场。

他总结说，工作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们不再惦记着生命的徒劳和死亡的不可避免。德波顿就是靠指出这样的事实谋生的，要是能得到的话，这样的工作确实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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