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不做家务就那么心安理得吗？
脚踩高跟鞋，肩背育儿袋，手捧笔记本，魔鬼身材，表情坚毅，大步向前冲进硝烟滚滚的职场……当我们谈论起职场妈妈，大概不少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这样一个形象。这是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职场妈妈不下班》中文版的封面图片，也是今天无数职场妇女的定妆照。
《职场妈妈不下班》书封
不论你是个已有育儿经历的妈妈，还是在类似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打开这本根植于美国现状的书，大部分中国读者都会产生一种相见恨晚的共鸣，我们有关工作和育儿的那些遭遇——越来越长的加班时间，无休无止的家务劳动，无法调和的父母分工，陪孩子还是干事业的永恒难题……都能在大洋彼岸找到回响。
《职场妈妈不下班》不是一本逢迎性别政治的畅销书，也没有简单的将女权主义的标枪扎到男权的对立面上，而是基于长期大量的一手访谈资料立体地呈现出一种现代工薪家庭的普遍困境，具有超国家的共性。
霍克希尔德之于中文世界并不陌生，身为情感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她的《故土的陌生人》、《我们如何捍卫私人生活》等多部关于美国社会的调查研究都已经拥有中文译本。这一次，她将目光投注到了家庭照料与职场女性上。作为一项以家务劳动与性别关系为切入点的社会学调查，作者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调查样本涉及55个美国家庭，并在1980—1988年对其中的12组夫妻进行了长达8年的追踪采访，这12组家庭的访谈记录组成了本书的主体部分。本书首版于1989年，并在2003年，2012年两次增补新数据，今天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中文版就是根据两次修订后的新版翻译而来。
《故土的陌生人》书封
· 被遮蔽的“第二轮班”
《职场妈妈不下班》说，全职工作者照料家庭就像“第二轮班”。“上班的时候你在干活儿，当你回到家，还是干活儿，上班时“每天要审核8个小时的保险索赔，然后回到家，淘米下锅准备晚餐，照顾孩子，洗一堆衣服。尽管她抗拒，但她的家庭生活确实像是上第二轮班。”所以照料家庭的时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人时间”。
当我们说起“带孩子”时，大部分人脑海里首先浮现的一定是一位母亲的形象。为了维持这个约定俗成的观念，并同时适应现代中产家庭的经济需求，我们的文化构建出了一个“超级妈妈”神话——就像本书中文版所呈现的封面一样，“她”是职场中的胜利者，在社会经济生产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她”可以轻松地周旋于收拾家务和带孩子等一众琐事之间——后一件事对她根本够不成一种“工作”，更遑论是“负担”。工作和家庭之间那条巨大的能量裂缝，在这个女性身上凭借超强的“个人能力”可以完全弥合。作者将这种造神行为定义成“文化掩饰”：“常见的超级妈妈形象暗示着，她精力充沛、能力非凡，因为这些是她的个人特征，而不是因为她被迫去接受一张超负荷的时间表……女性背负的额外负担被隐藏起来。”
由于一种性别意识形态的长期影响，女性的时间不被赋予和男性时间平等的价值，女性从事的劳动也往往遭到贬低，甚至达到可以忽略的地步。由于长期以来家务劳动和照顾孩子是“女人的事情”，因此人们似乎习惯了它“理所当然的”不是一种工作，甚至不愿意承认做这些“杂事”也会“花时间”，文化掩饰就在这种理所当然的偏见中悄然生长出来。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在我们的社会发展中，女性以国家运动的形式开始被大量召唤进入劳动力市场，诚如本书的中文译者肖所未教授在译后记中所写：“相比生产劳动，家里的‘无偿劳动’更成为需要缩减的成本，进一步贬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当下中国，家庭照料的价值更缺乏足够的认可，无论是在经济、社会还是象征意义上。也正因如此，家务劳动和老幼照顾不仅仅被男性无视，也常常为（不得不）身担此重的女性所轻视。”
超级妈妈的掩饰将一个结构性的社会问题收缩到“个人能力”高低的领域，并以此制定出了标准评价女性：“她很能干，自己带孩子还能当领导。”“她能量不够，当妈还可以，对工作不上心。”“她挺遗憾的，自己事业虽然不错，孩子没培养好。”或骄傲或遗憾的，超级妈妈的形象敷衍了客观需求造成的冲突，成为女性得失的标尺，却并没有人质疑这个形象所掩饰的内容本身是否合理。
而事实上，家务工作所需要的能量投入并不比社会化的工作少。
· 不彻底的革命
在今天，职业女性数量的增加被视为“女性解放”的重要例证，并促进了女性权利的提升，然而，当女性的一只脚已经跨入现代经济生活，男性与之相匹配的婚姻家庭观念却并没有应运而生。如果说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男性劳动力转移（男人从农场转移到有偿工业劳动），使男人在文明进步的程度上走在了女性前面，那么在后工业时代，大量职业女性的产生也正在让无数家庭与传统的生活模式告别。但这一次是男性“拖后腿”了，丈夫们并没有快速配合上妻子身份的转变——女性的另一只脚依然被牵绊在无法厘清边界的家庭劳动里，得不到足够的帮助和分担。这导致了一个不眠不休的“不下班妈妈”的诞生，本书将这一现象称为“停滞的家庭革命”。
女性的总体劳动时间高于男性，女性要上班、做家务、看孩子，“女性每周的劳动时间比男性多15个小时。这意味着，女性每一年的劳动时间比男性多出整一个月（每天按24小时计），而每12年则多出一整年。”
在本书进行调研的受访人群中，70%的男性自述承担了三分之到一半的家务劳动，而能够与女性平分家务的男性仅有20%，另有10%的男性承担的家务不足总量的三分之一。
而即便是在家务分配比较平衡的家庭中，女性也会出于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习惯性认为自己对操办家庭事务负有更大责任。母亲要上班、做家务、带孩子，而大部分父亲则只需要照顾其中的两项：工作和孩子。
我们只需对两种劳动的性质进行简单的比较就会发现，父亲在做选择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忽略了家庭生活中最枯燥的那部分：清理房间、收拾厕所、洗衣做饭。就算是在“照料孩子”这一项劳动中，父亲更多承担的也是带孩子“做好玩的事”，比如户外游戏，或者辅导学习。而母亲则花了更多的时间在日复一复的看护上：比如喂饭、洗澡、换尿布、带孩子去医院……
在家务劳动分配比较平均的家庭中，母亲通常也承担了更多在固定时间必须执行的重复劳动。比如在大多数家庭中，母亲负责做饭，父亲负责修理电器。做饭是一日三餐，到点必须进行的任务，而修电器也许只要几个月甚至一年一次，况且还可以“等我有时间时”再做。“因此，和女性相比，男性对何时干家务有更多的掌控力。他们可能也会忙于家务，但一般对自己的时间有更多自主权。”而女性则表现的更为疲惫、心力交瘁，尽管职场妈妈通常拥有更好的经济地位、更高的自尊感。
诚如本书的副标题所言，这是一场“未完成的家庭革命”，女性通过职业生活提高了社会地位，但革命的另一半并没有完成：家庭经济压力对女性薪水的实际需求与根深蒂固的“男主外，女主内”思维造成了矛盾的停滞，家务劳动依然不停的呼唤着女性，旧道德的楷模依然存在。
· 夹缝中的爸爸：分担与不分担的男性
那么在这场卡住的革命中，男性的面貌又是如何呢？
答案似乎是：并不快乐。面对疲惫不堪的职场妈妈，男性采用的应对策略通常有两种：做超级奶爸或者视而不见。成为超级奶爸——这其实是“超级妈妈”的异性复制版，同样的负荷转移到男性身上，但问题并未有根本性解决；而对家务劳动视而不见，一些男性选择用这种回避的方式与叱咤职场的妈妈们争夺家庭地位的平衡感：让妻子做家务是一种特权，如果男人分担了第二轮班，他就丧失了这种特权。然而即便如此，承担巨大工作量的女性的负面情绪也会造成家庭矛盾，让男性处于道德上的不利地位，进而陷入同样的沮丧和焦虑。
《职场妈妈不下班》使用“性别策略”来称呼夫妻双方对待家务分工的观念和处理方式，每每涉及男性性别策略的时候，作者的描述往往略显灰暗，性别策略的底层充满断裂和心机，作者由此提出了一个“感恩经济学”的模型：夫妻双方通过对家庭的贡献（主要是经济上的）不断向情感银行存入道德积分，而避免做家务的人其实就是在用自己账户中往日的道德积分兑换自由时间。除了积分兑换制的逻辑，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有时处理家务还会被视为一种无偿的“馈赠”，作为礼物由一方送给另一方：“男女性别意识形态之间的互相作用，背后隐含着更深层次的双方对彼此的感恩之情的相互作用。一个人想要如何认同自己，影响着在婚姻的你来我往中，什么会被视为一种馈赠，什么又不会。当一个男人觉得妻子比自己赚得多不符合自己的男性理想，‘忍受它’就成为他对她的馈赠（……）另一个男性说：当我老婆开始比我赚得多时，我觉得自己好像挖到宝了。在这个案例里，成为馈赠的是妻子的薪资，而不是他接纳这份薪资的气量。”作者进而指出，当一对夫妻发生矛盾时，很少是因为具体的谁做了什么，谁又没做什么，更多的争执聚焦于馈赠的索取和给予。不得不令人叹服，霍克希尔德在此处所展示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简直可以用犀利来形容，几乎一针见血的说出了家庭政治的底层逻辑。
作者认为，“双职工”家庭的处境是一个社会的系统性困境，如果人们的性别观念不发生改变，如果无法从国家制度上正视家庭劳动的需求、从外部提供更多的家政帮助和支持，单靠夫妻的努力很难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
“要投入工作就没有时间照顾家庭”，这种物理时间上的矛盾不可能由“超能力妈妈”的神话来粉饰。《职场妈妈不下班》将那个长期被遮蔽的、模棱两可的“家务事”提到台前来讨论，证明展示照料家庭这桩“小事”的真实存在，并要求赋予它与“上班工作”平等的地位。
在本书的末尾，作者提出了一个更良性的国家性别策略：男性主动分担家庭劳动，并在工作场所建立日托中心，赋予生育、育儿、带老人看病等一系列家庭职责以合理的带薪假期。否则，我们可能会迎来的是一个离婚率更高的社会，毕竟谁的一天不是只有24个小时呢。
大家都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