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妙语录

北大教授都是一流学者，有学问且有才情，他们说过那些妙语自然让人很感兴趣。这方面的专著已经有不少，比如周作人、张中行、金岳霖等回忆北大的著作。《先生说：1898年以来的北大话语》一书模仿《世说新语》的体例，设授教、懿行、气节等二十五章，将百余年来北大人的精彩言行汇录成书。每一段都不长，读的时候时而有些惊喜。

《先生说：1898年以来的北大话语》书封

比如鲁迅先生的一个外号：鲁迅、许寿裳、钱玄同诸位同学，在东京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钱好动，常仆行不已，鲁迅戏称其为“爬来爬去”，通信时，谑号其为“爬翁”。而钱因鲁迅不修边幅，毛发蓬然，常凝然冷坐，称其为“猫头鹰”。

《说文解字》书封

这本书学的是《世说新语》，记录人物新奇的言行，跟世说不同的是，它的时间跨度更大，人物身份却比较单一，作者多人，语调不同。

《世说新语》书封

跟世说比较类似的是，主角以风流才子为主，且相爱相杀。胡适考证南朝陶弘景的《真诰》，发现《真诰》根本是抄袭《四十二章经》的，胡适以为是侦破了一桩千年的窃案。史学家陈寅恪却告诉他，朱熹早在几百年前就发现了。

25章中，年轻人可以先读读书、著述、论学、辩驳部分。北大教授有多牛呢？程郁缀曾经说：作为北大教授，都要能够一支粉笔讲一天；比较优秀的教授，要能够一支粉笔讲一周；杰出的资深教授，要能够一支粉笔讲一月；只有一支粉笔讲一年乃至一辈子的教授，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大师。

在西南联大时，汤用彤一人就开有七门课：“印度佛学概论”“汉唐佛学概论”“魏晋玄学”“斯宾诺莎哲学”“中国哲学与佛学研究”“佛典选读”“欧洲大陆理性主义”。

朱谦之终生以读书著书为乐。从入小学起，每日清晨五时必起床。就学北大时，终日埋头图书馆，饱览群书。当时的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曾对人说：“北大图书馆的书，被朱谦之看过三分之二了，再过一个月，将被他看完，他若再来借书，用什么方法应付呢？”

邓广铭在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之前，曾就读于辅仁大学，其时恰逢周作人来校讲新文学。周自称“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谁知讲完之后，邓广铭“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后来这本笔记就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名出版了。周将稿费送给邓，邓用这笔钱买了一部线装二十四史。

1974年，严绍璗第一次访问日本回来，在中文系教研室讲到在京都宇治市有一座万福寺，是日本临济宗中的黄檗宗的总本山，将“檗”读成了pì。这是夸同行的阴法鲁没有当场给他上课。

老北大时期，向达曾感慨地对汤用彤说：“真怪！怎么人一做官便变坏了？”汤幽默地答道：“不是，你弄颠倒啦，是先变坏了，然后才去做官的呀。”

唐兰给中文系学生讲授“说文解字”课时，哲学系的沈有鼎和物理系的王竹溪教授每堂必到，整整听了一个学期的课。

田余庆说：“对人文学科的研究讲究‘虚’‘实’两个方面。‘实’就是对资料的搜集，占有，考实；‘虚’则是你的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你的悟性和灵气。虚实结合，是人文学者一辈子追求的工夫。如果没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实’，就没法进入历史研究的思考领域，如果思考能力欠缺，百分之七八十的工夫等于构筑了一个原料库房。那当然也很有用，但毕竟还不能算是研究的完成。

肖东发授课，喜作譬喻，尝论中外读书习惯之不同曰：西文书籍素为横排，读者目光左右往返，频频摇头，若言“No”；中国古书则系竖排，读者目光上下移动，唯知点头，似称“Yes”。故西人善疑而学问日进，国人信古而思想渐锢。即此一例，可见中西文化之不同。肖东发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本书编者的老师。也有人说，这个段子本来是外国人先讲的。

陈翰笙教学生写论文要通俗易懂，写短句，不用生涩的词。他告诉学生：没学问的人，才用怪词。凡使用老百姓不懂的词，要么是想吓唬读者，要么就是没读懂外文原文。

我怀疑这本书书名里的“话语”也是个生涩的词。

气节篇中有一条：厉以宁的一位学生在接受一项研究任务时曾说：“我们接受课题，但不接受指定的观点，也就是不接受指定的结论。”

估计现在很多老师都在忙着带学生做课题，要填表、出成果，狂狷、有怪癖、随便讲课的教授已经很难生存下去了。

大家都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