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土壤衰退与污染的严峻现实呼唤对现代农业内涵的重新认识
作者简介：
王松良，农学博士，福建农林大学农业生态学教授，从事农业生态学教学27年，自称“农业教育战线上的一头耕牛”。2次获得教育部公派赴荷兰、加拿大留学，是国家级双语示范课程《农业生态学》的负责人，2010年福建省教学名师。2009年指导学生创建福建省第一个社区支持农业---佳美市民农园。
上图居中为王松良老师，一同合影的是王老师合作教学双语农业生态学14年的加拿大教授
一、现实
土壤是地球表层母质经过上亿年的演化形成的肥沃而疏松的表层，严格来讲，人类自有农业、拿起第一把锄头伊始就对土壤永无休止的破坏。但是绵延2000多年的中国传统农业依赖有机耕作方式成功地延缓了对土壤的破坏速度，使我国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进入“现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受人多地少的压力，农业也采取超英赶美的战略，以工业化武装农业，让2000多年的有机耕作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其对土壤的破坏远远超过了过去的2000年。更由于人工化学物质的集约使用给土壤带来严重的污染，这种衰退和污染已史无前例地威胁着中国的粮食和食品双安全难题和广大消费者的身心健康。
实际上，土壤衰退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难题，目前全球可耕地90%以上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衰退，土壤衰退导致117个发展中国家粮食减少18%。我国大约有59%的耕地缺磷，23%的耕地缺钾，14%耕地磷钾俱缺，土壤有机质＜0.67%的农田达11%，约有79%的土壤有营养障碍；全国土壤水蚀总面积达179万km2，风蚀面积约17.6万km2，盐渍化面积约100万km2，沙化面积已达17.6万km2，濒临沙漠化的土壤达15.8万km2。
我国土壤退化的原因包括： 一是过度的放牧和耕作。由于人多地少的严厉，强化自然和社会“二元”化的意识，以牺牲环境和资源、通过过度的放牧和耕作获得最大的农业生产力成为常态，造成大量草原退化乃至沙漠化、大量耕地衰退；二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如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化肥和农药施用最多的国家，单位面积耕地的化肥、农药施用量是世界平均值的2-3倍。过度的化肥、农药施用，除了形成耕地土壤的污染和食物残留，还造成土壤养分不平衡，养分流失也会加剧。农药滥用更导致土壤生物数量减少，土壤生态系统内部因生物多样性而建立起来的平衡受到严重破坏，影响自然土壤正常的养分物质的转化过程和平衡。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约五分之一的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受污染的土壤面积约0.14亿hm2。
首要的原因依然是化肥的无节制施用。我国人多地少造成保障粮食安全的压力，以大量施用化肥成为动力，而后成为“科学”。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以来，为了进一步提高单位农田的粮食产量，政府开始以补贴的形式鼓励化肥生产企业的发展，国内化肥生产快速增长。农户增产粮食的高动力也导致化肥的过量施用，超出了农学、经济学和环境学的最佳施肥量。 特别是集约经济型的蔬菜生产更是以化肥换取产量换取经济，其耕地污染程度超过想象。其中，水稻、蔬菜农田的氮肥不合理施用造成全国性的农田土壤环境污染。
其次，是农药的滥用。我国也是世界上农药使用最多的国家。中国自20世纪50 年代开始使用有机氯农药，之后的30多年间内，累计使用六六六约500万吨，DDT40多万吨，长期、大量和不合理使用农药导致土壤、地表水、地下水和农产品的污染，特别是，在市场唯利润论的刺激下，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如水果、蔬菜的生产过程依赖者大量的农药来维持，造成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
再次，是禽畜粪便不合理使用。一方面综合性的有机耕作退出了我国的农业产业。另一方面对动物肉食消费的增加，畜禽养殖业得到迅猛发展，由农民个体、小规模饲养逐步转向规模化、集约化、工厂化养殖，禽畜粪便造成环境污染总量、污染程度和分布区域不断扩大，人为或非人为地流入和污染农田土壤和水源。
第四，农村生产生活废弃物直接流入土壤。农村城镇（市）化带来大量人口城乡结合地带居住，加上农村生活的城市化带来超大量的生活污水和其他垃圾直接倾入到农田和水体中。 据统计，我国农膜年残留量高达35万吨，残膜率达42%。农膜的大量使用固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也给农田土壤带来了“白色污染”。农膜属于有机高分子聚合物，在土壤中难以降解，残留于土壤中会破坏耕层结构，影响土壤通气和水肥传导，对农作物发育不利，即使降解也会造成环境的破坏，危害人类健康。
在土壤的诸多污染物质中，来自工业和农业化肥、农药的重金属污染物污是目前我国食品安全和消费者健康问题的最大威胁。近年我国农产品的重金属残留屡见报道，“砷毒”、“血铅”、“镉米”等事件频发。重金属在食品中残留问题排在微生物污染、农药与兽药残留之后，成为我国现前第四大食品安全难题。据调查，包括福建省在内，我国15%以上的耕地土壤受到来自工矿污染物中重金属的污染。全国每年受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达1000多万吨，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2011年中国六个地区抽样调查中，10%的大米被发现重金属镉超标，“镉米”已成为消费者闻之色变的话题。土壤重金属污染已成为土壤污染治理的困局，急需研究治理新方法新途径，保障环境和人畜安全。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土壤污染防治刻不容缓”的议题被搬上台面。2011年2月，国务院批复了《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对严防重金属污染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
二、症结
根据2006年6月16日的英国卫报（The Guardian）报道，中国土壤普遍受到严重的污染和衰退，特别是从工业源头排放的大量重金属和类重金属砷正威胁着大量的农业土壤。接受卫报访问的中国科学家说，目前中国土壤污染远比水、大气来的严重，大约十分之一的耕地土壤受到污染，而且污染程度正不断加剧。而且更难治理， 更令人揪心的是，土壤污染直接是食品安全和人体健康的威胁，必须引起政府、公众的关注。有的科学家甚至估计，耕地土壤污染的面积甚至已达到40% 的比例。
接受卫报采访的中国科学家陈同斌研究员说，在全国范围内，云南、四川、湖南、安徽和贵州等中西部省份最为严重，部分北京的土壤也被涉及。与工业化早期欧洲土壤主要被有机物污染不同，中国土壤的污染主要受到砷和其他重金属的污染，来源主要这些省份大量的矿产特别是砷矿（世界70%的砷来自中国）、铜矿、金矿开采，中国总共28万个矿井主要集中这些省份。更由于开采手段粗放，需要重金属元素被带到土壤的表层，造成污染。此外，从工厂中直接排放的工业废水废渣主要对其他重金属污染如镉、铅污染负责。
因为这种影响的滞后效应，最容易被忽略。根据经济信息日报的报道，每年大约有210亿公斤的粮食受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影响，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00亿元。按照陈同斌的估计，大约20%的耕地土壤受到严重污染，但是这个数据有可能上升，因为80%的大气、水污染物最后都归结到土壤中。陈建议，虽然目前中国最大的威胁时水污染，但政府多年前已开始治理。未来的关注点应该转到土壤污染，因为土壤污染比水污染更难治理。而治理土壤更是迫在眉睫，因为如果没有干净的土壤，即使不断涌现像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超级小麦、超级玉米都无法保证国家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认识
现阶段我国“三农”问题依然严峻，再次成为中央工作的“重中之重”。 如果说，十年前我国的“三农”问题可以用“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集中到经济问题来描述的话，现阶段的“三农”问题应该是农村经济、农村环境和农村社会交织的难题，特别“农业环境难题”反映出在唯经济和产量的全球市场带动，我们农村已成为工业及其工业化武装下的农业的排污口。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求对农业不仅仅是经济学，而是生态学和政治学的认识，要支撑国人生命的农业从唯利润论的经济链条中挣脱出来加以保护；其次对所谓 “现代农业”的内涵的重新认识，这是本节的重点。
从2004年开始，中央已连续出台14个“1号文件”号召发展“现代农业”，解决“三农”问题，但都没能对“现代农业”有明确的定义。实际上，“现代农业”仅仅是相对于“近代农业”或“传统农业”的时空演变概念。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对现代农业的理解偏向于200年前源于美国的“现代石油农业”，即以科技为动力，依赖大量化石能源投入换来高产、高效商品化农业。加上我国人地矛盾突出，更强化以科技和石油密集投入，在农业产量获得一定增加的同时，生产赖以发展的农业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肇始于2010年的耕地重金属污染后的“镉米”事件就是一个很深刻的例子；另一方面，把农业完全推向市场化，以追逐经济效益（利益）为唯一目标的现代农业，割裂生产者（农民）和消费者（城市居民）的关系，强化城乡二元体制和深化“三农”问题。
以我个人熟悉的农业及其健康的食品赖以生产的耕地土壤的保护说明这个论题如下：包括耕地土壤在内的农业生态系统破坏是因为农业承载太多的经济功能，忽视农业生态系统（土壤）的其他价值，对土壤的掠夺性的经营成为常态。其症结是对农业的功利性理解，如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人民生活资料重要来源，是工业原来的重要来源，农产品是国家出口创汇的重要物资”；以及定义“农业”是“栽培农作物和饲养牲畜的生产事业，包括林业、渔业和农村副业”（《现代汉语词典》）等等，这些功利性概念充斥我们的教科书中，长期实践则失去对农业本源的把握以及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的可持续性的正确理解和追求。
对“农业”和“现代农业”的长期误解与现代中国大学里的专业越分越细互为因果。笔者毕业和从事的专业是“农学”，英文是agronomy，实际上是“农艺学”，长期以来定位在粮食作物的田间栽培，唯一的目标就是提高产量，为了后者从农药、化肥到其他任何生长激素类只有能增产就无所不用。目前全国几乎所有的农艺学系都已变为农学院了，而后者则进一步分为作物育种、作物栽培、农业化学、植物保护、生物技术等专业（系），专业越分越细，犹如“盲人摸象”， 失去对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把握。鉴于此，笔者长期以来坚持把“农学”定位于研究整体农业系统的科学，以整个农业生态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结合生态学的系统思维和传统的农业分支学科的技术思维，试图抹平传统农学的2个二级学科作物遗传育种和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之间的鸿沟，使之避免长期在作物品种选育与栽培技术、种植制度安排的各自为政，重点放在植物性食物生产与土壤维护的和谐上。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新阶段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核心目标和重点仍然解决是“三农”问题和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城乡一体化”战略，以及向世界承诺的低碳排放农业。我国现代农业体系构建的目标不仅仅是技术的研制、推广和应用，更应着眼于对整个农业生态系统的把握。为此特建议：
从对农业本质的重新认识构建我国现代农业体系。1996年加拿大农学家Claude Caldwell博士把“农业”重新定义为“把太阳光转化为人们健康、幸福生活的科学、艺术、政治学和社会学” （The science, art, politics and sociology of changing sunlight into healthy, happy people）”,则反映了这个农业的真正本质。说明农业是通过植物对太阳光能利用合成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能的过程，应该视为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的联系界面。按笔者的理解，农业是这个星球上唯一有生命的产业，事关人类的健康、幸福和可持续发展，不能完全走其他产业的货币化、市场化之路。农业也不仅仅是“经济学”，更应该是“生态学”和“政治学”，要用“生态学”原理构建和谐的产销体系，以特殊的政策加以持久地保护。在此对农业本质和意义的理解，有利于重新审视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农业体系的弊端，设计基于对整体农业生态系统可持续思维的现代农业体系。
依法规范农村合作社的发展，做到农业一、二、三产的真正融合。延伸产业链，促进种养加结合，农工商一体化，专业即分工又合作，是农业回归成为真正的产业，还农民大量流失的产后利润。只有这样才能是农民真正把包括土壤在内的农业环境和资源视为可持续收获的基础加以维护；只要这样，才能实现种养加结合，互为资源，减少化石能源的节约成本，形成无废物的、自净的农业生产体系，减少对土壤、水环境的破坏。
在土地（耕地）确权的前提下，促进农业走向一定程度的规模化、专业化。通过扶持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重新构建生产者（农民）和消费者（城市居民）的信任、互动、互助关系；通过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促进农产品生产、贸易组织与资源利用的创新，保障食品安全，促进对土壤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
充分应用和整合现代信息技术，促进农村、农业、农民信息化。现代信息技术不仅在思想教育、政务信息、文化教育改变“三农”软实力，更能把农业科技推广与服务、农资集团采购、产品网络推销等一体化，构建新型的农业生产关系，促进农业综合生产力（综合经济、生态和社会生产力）质的提升。另一方面，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破解人、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准确信息，有利于农业过程的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的和谐统一。
加强农林院校学科整合，建设农业生态系统学科。以此彻底扭转学科、专业细化下的“盲人摸象”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象，培养具备系统视野的大学毕业生和“三农”工作者。建设乡村社区大学，发展农村、农民职业教育和培训，促进农民的职业化，培养他们在农机、养殖、主粮、蔬菜、花卉、农资及科技服务、农场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专业化、职业化，提高就业素质和产业效率。让农业的经营真正走向以维护土壤资源为基础的可持续农业生态系统管理的轨道上。
最后引用近期某科普期刊的一段话结束本文：“上世纪30年代，当第一批欧洲农业专家来到西非时，他们被眼前的‘落后’景象震惊了。土著农民还在采取混乱无序的多元耕作方式，甚至在同一块地里同时种了四种作物(不包括亚品种)。以如此幼稚的方式将各种不同的作物混种在一起纯粹是傻瓜，它们会抑制彼此的生长……。仅从现代农业的视觉规则考虑，大多数专家无需做进一步的调查就认为这是技术落后的表现。而殖民地的官员，以及独立之后他们的继承者，几乎都以同样的热情推动用单一种植取代多元栽培的运动，但结果却是广泛的失败。如今，主流专家们不得不承认，以间作、轮作为核心的多元耕作，实际上是对多变环境的富有创造性的、实践中的反应；而单一种植的科学农业恰恰是通过改变环境使之尽可能地适应集权和标准化的公式，从而最大化其目的——短期直接生产成果。为此，后者有意地漠视甚至破坏了一些从长期来看更重要的东西，比如生态平衡、土壤持续生产力、水土保持、食品安全等”！
在中国，这样的教训难道不是我们眼皮下不断发生吗？这样的教训难道不是我们这些专家、教授循环创造出来的吗？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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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
沃土可持续农业发展中心
沃土可持续农业发展中心是一家民办非营利组织，通过参与到农场或农户生产方式转变过程中，协力农民技术提升，减少外来投入，从理论到技术范畴，引入可达到自然农业或生态上合理的可持续农耕方法。中心主要为生态小农和返乡青年提供pgs认证、生态农业技术培训、土壤改良和生态种植技术指导、产品规划等方面的服务，并出版《可持续农业》杂志内刊，致力于可持续农业的推广和传播。
目前“中心”的主要工作包括：
1. 在地经验整理和本土专家的培养：整理目前国内应用的比较好的可持续农业技术，同时培养返乡青年成为本土技术专家。
2.《可持续耕作技术与实践》杂志的出版工作，将整理的可持续农业技术编辑出版，服务于在进行可持续农业实践的小农。
3. 参与式保障体系的建立：通过推动消费者以及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建立小农生态农产品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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