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社会大众对统编三科教材的认知水平

原创汪瑞林基础教育课程 2021-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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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三科教材的关注者除了教育圈内教材的使用者、研究者，教育圈外泛在的社会大众也是重要人群。教师和研究者对教材的认知水平较高，而社会大众则存在认知上的偏差并容易引发负面的教育舆情。据此，应加强宣传引导，形成统编三科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的认知，以整体性、综合性视角看待统编三科教材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与时俱进、科学求实的态度看待统编三科教材的变化，提升社会公众对统编三科教材的认知水平。

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义务教育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三科教材经国家教材委员会审查通过后，2017年9月开始在全国各地中小学起始年级统一使用。2019年9月，统编三科教材实现义务教育所有年级全覆盖。

统编三科教材自面世以来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其受关注度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中小学教材的改革、改版。教材的改革关系到青少年的成长，与每个家庭和学校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能唤醒和激发每个人的教育情结。如何正确认识和回应社会大众对于统编三科教材的关切，让全社会对统编三科教材形成正确的认知，直接关系到统编三科教材的使用、落地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认真分析研究统编三科教材的舆情传播特点，做到对应施策，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教育氛围和育人环境，推动中小学课程及教学改革。

一、两个群体对统编三科教材的不同认知

关注统编三科教材的群体，按照身份特征及与统编三科教材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群体:一个是中小学的教师、学生及各级各类教科研人员、教育管理人员，他们直接与统编三科教材打交道，是教材的使用者或研究者;另一个是泛在的社会大众，包括现在及曾经的学生家长。围绕统编三科教材，形成了教育圈内、圈外两个“舆论场”和两种对话交流方式。

教育圈内统编三科教材使用者、研究者的认知特点

使用统编三科教材的教师、学生，以及相关教科研人员、教育管理者等，他们关注统编三科教材，主要聚焦于如何理解教材及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存在的困惑，虽然也存在一些矛盾和分歧，但都属于教材编写者与使用者之间的专业对话与交流。在这方面，一直存在着畅通、高效的沟通交流机制和通道。统编三科教材投入使用后，教育部组织教材编写专家及教育行政部门人员兵分多路赴全国各地进行多轮实地回访和跟踪调研，开展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90%的学生表示喜欢统编三科教材，认为新教材内容丰富有趣、语言优美、图文并茂、能启发思考;教师对新教材总体满意度达90%，对教材的思想立意、内容选材、呈现方式等给予了较高评价。教育部还专门组织举办了多期培训班，请教材主编或编写人员、审查专家、试用试教的特级教师和教研员进行现场培训与指导，为教师答疑解惑。承担统编三科教材出版任务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也开通了收集反馈意见的渠道。

教师、学生及教科研工作者、教育管理者，他们对三科教材实施统编的重要意义、价值和改革背景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因而围绕统编三科教材形成的各种意见表达、交流与沟通，主要基于专业性与建设性方面的考虑，更多的是以肯定统编三科教材为前提，客观、理性地就事论事，并未形成负面舆情，针对这个群体的相关宣传报道目标明确、渠道通畅、内容准确严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教育圈外泛在的社会大众的认知特点

在教材使用者、研究者之外，无明确身份特征的社会大众构成了关注统编三科教材的另一个群体，他们分布在社会的各行各业，其接收信息、发表观点和传播信息的途径主要是网络，以微信、微博、网络平台客户端为主阵地。他们对于统编三科教材的一些评论和传播行为，是统编三科教材成为社会热点话题的主要推动力。

统编三科教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从侧面说明了社会大众对教材改革、课程改革的重视，需要辩证地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统编历史教材将“八年抗战”的表述改为“十四年抗战”(即将抗日战争的开始节点由1937年的“七七事变”改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这一基于史实的改变在全社会引发热议，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通过宣传报道，从多角度阐释了 “十四年抗战”提法的理论依据及重大意义，广大网民纷纷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发表自己的意见，绝大部分是表示赞同的。这一由统编历史教材引发的热点话题，激发了青少年乃至全社会的爱国热情，是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但是，不可否认，一些发端于网络社交媒体、围绕统编教材选文变动及内容调整的相关信息和评论，在网上大量、快速传播后，也引发了负面舆情。仔细分析这些舆情可以看出，这个群体对于统编三科教材的认知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对统编三科教材文本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一些言论建立在道听途说、断章取义的基础上，以讹传讹; 其二，一些人对统编三科教材的评论，建立在自己过去的学习经历和记忆的基础上，对改变有种抗拒心理，“我们上小学的时候都学过这篇文章，怎么就没有了?”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表现;其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混淆视听，恶意攻击统编三科教材，将客观、理性的讨论引向非理性的情绪宣泄。

总体来看，教师、学生、教科研人员和教育管理者对统编三科教材的认知水平较高，交流沟通和舆论宣传效果都较为理想; 泛在的社会大众对于统编三科教材的认知参差不齐，认知上的偏差是导致其观点、态度、情绪背离客观和理性，进而引发负面教育舆情的主要原因。

二、加强宣传引导，提升社会大众对统编三科教材的认知水平

要最大限度地获得社会认同、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发挥好统编三科教材的育人效果，就需要对教育舆情进行合理引导和科学应对，使教育圈外泛在的社会大众对统编三科教材形成正确认知。

形成统编三科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的认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要“明确事权，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为了落实这项国家事权， 2017年7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部组建成立了教材局，并成立了课程教材研究所。

国家事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对国家而言，明确了国家在教材建设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对教材而言，必然会体现国家权力的某些具体特征。教材体现着国家意志，教科书不是学术专著，其中只有编写者对国家政策方针、教育思想的理解，绝不允许有私人的非政府观点。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要培养认同自己国家、认同自己文化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教育具有塑造未来的功能，教材是规范教育最主要的工具，因此教材必须体现国家意志。

三科教材意识形态属性强，具有极其重要而特殊的育人功能。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统编三科教材必须坚守的国家意志。国家意志与人民意志具有统一性，国家权力是人民群众集体认同和赋予的，但国家意志不等于个人意志的加总，当认知发生冲突，个人意志、集体意志必须服从于国家意志。站在这样的高度、有了这样的认知，面对从儿时记忆或个人偏好出发的诸如“古诗词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我们以前学过的某篇课文怎么没有了”的话题时，我们自然就会明白应持何种态度。

以整体性、综合性视角看待统编三科教材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统编三科教材建设的根本指向是育人，这一目标指向决定了基础教育各项改革需要综合协调、整体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3月18日召开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义务教育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三科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且有共通性，都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有些学习内容，是放在语文学科还是历史、道德与法治学科，放在哪个学习阶段，可以根据学科内容特点、学生所处年龄阶段进行整体统筹安排，不一定要划出泾渭分明的学科界限。以古诗词为例，在体现爱国主义和家国情怀方面，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安排了唐代王昌龄的《出塞》和宋代李清照的《夏日绝句》，历史七年级下册第二课“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用了唐代诗人杜甫的《忆昔(二首其二)》;在体现珍惜亲情友情、热爱自然山水等方面，不仅是语文，在道德与法治及历史教材中都有相关的古诗词;同时，很多英雄人物，如岳飞、林则徐、董存瑞、雷锋等，在语文教材中有相关课文，在道德与法治或历史教材中也出现过。这种安排，体现了教材编写服务于教育主题的整体性、综合性特点。

认识到统编三科教材的这一特点，就不难理解三科教材中相关内容的调整意图了。一方面，某些重要历史人物或历史素材可以进行强化性的安排;另一方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交叉重复，可以根据学科特点统筹安排教材内容，进行适当的增删调整。比如，统编语文教材删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原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中的文言文《陈涉世家》，一时引起社会大众热议。人民教育出版社回应称:陈胜、吴广起义是初中历史必须讲述的内容，统编初中历史教材七年级上册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一课专列“陈胜、吴广起义”，详细介绍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并引述了名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些内容与《陈涉世家》有重复，考虑到《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初中语文统编教材在八年级上册从《史记》中选择《周亚夫军细柳》一文替换《陈涉世家》。《周亚夫军细柳》刻画了周亚夫治军严明、令行禁止、不畏权势的形象，文章篇幅较短小、情节性较强，比较适合初中文言文教学。

统编语文教材除了对一些课文进行增删外，还有一些课文经过专家研究，结合学生不同年龄段的认知特点、学习难度等情况做了顺序上的调整。社会大众的很多批评、引发的负面舆情，实际上都是因为对统编三科教材缺乏整体的认识造成的。如果没有整体观、大局观，仅从个人角度出发，不管是哪篇课文被拿下、哪部分内容被删除，都会有人反对。当前的基础教育改革中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不同部门和个体从自身的角度出发，都觉得某方面的教育内容应该进学校、进课程、进教材，但是站在全局的角度看，这些内容的重要性、必要性就大打折扣了。试想，如果教材里以前有的内容都不能减，或只增不减，一些反映社会进步的先进文明成果又要不断加进来，教材岂不是只能越编越厚?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从何谈起?

以与时俱进、科学求实的态度看待统编三科教材的变化

中小学教材应保持一定的连续性、稳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教材只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统编三科教材的编写应体现时代性，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守正创新。这就要求统编三科教材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按照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要求，既要使经典篇目世代相传，也要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还要有前瞻性、有国际视野。

三、充分理解统编三科教材的新变化，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统编三科教材的新变化，首先体现在编写理念上的变化，而内容的调整是与理念变化相统一的。例如，道德与法治教材更加强调贴近学生生活场域，引导学生德法兼修、强化实践体验，全面、系统地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文教材采取“语文素养”和“人文精神”两条线索相结合的方式编排，“语文素养”强调听、说、读、写的基本知识和能力，“人文精神”重在选文的思想性，发挥语文学科独特的育人价值，以文化人;历史教材按照“点”“线”结合的方式编排教学内容，强调通过历史学习培养唯物史观，让学生了解和热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与过去的教材相比，用一句话即可概括统编三科教材的共同特点:更加凸显学科核心素养和价值观的教育，而不拘泥于具体的知识点的学习。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凸显的重点发生变化，各学科的内容自然也会相应做一些增删与调整。例如，历史教材加强了国家主权意识和海洋意识教育，以史实为依托，讲述西藏、新疆、台湾及附属岛屿钓鱼岛、南海诸岛等作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渊源，这种变化、调整就是编写思想的具体体现。

统编三科教材的新变化还体现为编排体例上的不同。例如，语文教材一至六年级每册有六至八个单元，由课文、口语交际、习作、语文园地等组成，其中语文园地包括“日积月累”“字词句运用”“书写提示” 等栏目;七至九年级每册有六个单元，包含阅读和写作两大板块，各单元穿插安排“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名著导读”“课外古诗词诵读”等栏目。历史教材每课以正文为主体，辅以功能性栏目，拓宽学生视野，指向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道德与法治教材也有许多小栏目，不少社会人士、网民所反映的“消失”了的内容，其实只是从传统的课文、“正文”转而安排到相关的栏目中了。如2017年统编三科教材刚投入使用时，网上有讨论称，有关张衡和地动仪的内容被删除，而实际上，历史教材七年级上册在“两汉科技与文化”一课中专门设计了相关活动，具体内容及要求如下:

东汉张衡发明创制出世界最早的地震仪器地动仪。但是，这个地动仪早已毁损失传。后来，人们根据《后汉书》的记载，结合自己的研究，做出了各不相同的地动仪复原模型。请搜集不同的复原模型，并尝试理解这件古老的验震器的设计原理。

教材希望通过这些要求，引导学生以实践探索的方式更好地了解张衡及地动仪的相关知识，体会中国古人的智慧，增强民族自豪感，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不仅如此，道德与法治教材五年级上册在“古代科技耀我中华”一课专门讲述了张衡的故事，并且设置了相关栏目，介绍国际上用张衡、祖冲之的名字命名了月球上的环形山。

从课文、教材正文无所不包到设置众多板块和栏目、开展各种学习活动，正体现了从以教为中心到以学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的变化。教学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引导学生开展实践性、探究性学习，那种在课文中找不到某方面内容就认为是不重视的人，其思想观念和对教材的认知还停留在照本宣科式学习的时代。

统编教材还有一些调整变化是基于科学性要求的。例如，以前的历史教材在讲到中日甲午战争时，都提到致远舰是被鱼雷击中的，但是史学家对这个细节进行仔细研究，查看了作战双方的航海日志后，最终确定炸沉致远舰的不是鱼雷而是炮弹。义务教育统编历史教材执行主编叶小兵认为，教材编写是非常专业的，学科有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教材一定会发生变化。可以说，教材的这种变化更符合史实了。

社会大众对统编三科教材的关注和热议，是基于个人受教育经历和学习经验的，他们对教材已经形成固化的理解和惯性思维，当发现教材有新变化时，会不自觉地去探讨其合理性。相对于使用教材、研究教材的师生和教科研人员而言，泛在的社会大众对统编三科教材的指导思想、编写理念、特点及体例等缺乏深入了解和正确认知，因而其意见表达很容易陷入与客观事实不符的非理性的误区。他们看到了知识点的变化，却没看到知识点变化背后的东西。这说明，由统编三科教材的变化引发的教育舆情，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存在思想意识上的根本对立，而只是一场因为认知偏差和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误解”，解释清楚后就都可以理解了。

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还需要加大对社会大众的宣传力度，以增进他们对统编三科教材的了解、提升其认知水平为重点，加强教育舆情的收集和研判，努力探索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新方式、新途径，利用各种信息发布平台及时回应、引导舆论，让教育圈内、圈外两个“舆论场”同频共振，为统编三科教材的使用、落地和进一步改进、完善创造良好的环境，形成育人的合力。

（作者：汪瑞林，中国教育报刊社中国教育报课程周刊主编，副编审。）

文章来源于《基础教育课程》杂志2019年第9期（上），转载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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