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研究道路选择：康庄大道，羊肠小道，还是求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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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祖毅，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谭力文，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贾慧英(通讯作者)，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伊真真，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赵瑞，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一)引言

　　中国管理研究的道路选择是国内外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Barney & Zhang，2009；Tsui，2009；Child，2009)，攸关中国管理学理论创新的价值取向以及学科发展的战略方向与合法地位。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情境为理论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与丰富的沃土之际(Leung，2009；Tsui，2006)，管理学者或强调对现有理论的开发与检验，或强调对本土新理论的探索与构建(Zhao & Jiang，2009)。而2008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协会(IACMR)第三届双年会上“MOR专题论坛——开发还是探索：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以及随后在MOR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更是将中国管理研究的道路选择议题推向高潮。其中，Barney和Zhang(2009)在《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中国管理理论与管理的中国理论》一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管理理论”(A The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与“管理的中国理论”(A Chinese Theory of Management)的经典论断，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广泛对话与深刻思考①(Tsang，2009；章凯、张庆红、罗文豪，2014；井润田、卢芳妹，2012)。从此，中国管理研究道路选择已然成为管理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甚至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对现状进行反思是学科发展与科学进步的重要前提(Priem & Butler，2001；Suddaby，2014；Birkinshaw，Healey，Suddaby & Weber，2014；罗珉，2008)，本文主要探讨：自“康庄大道”(中国管理理论)与“羊肠小道”(管理的中国理论)(Tsui，2009；Cheng，Wang & Huang，2009；Jia，You & Du，2012)被提出以来，以及随着中国管理学科近期的发展与演变，国内学者是选择了中国管理理论，还是管理的中国理论，抑或其他可行的科学道路？选择这些不同的研究道路在学术群体产生了怎样的效果与合法性？学术共同体未来应该如何选择中国管理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求真之道？这些问题意义重大，亟须明确回答。本文主要围绕这3个问题开展研究。

　　在现阶段，关于中国管理研究道路选择的理论成果并不鲜见，已有研究或认为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中构建本土管理理论(如和谐管理理论、C理论、东方管理学、和合管理等)；或认为可以“借鉴旨在改良”(Whetten，2009)，强调运用现有理论解决中国管理实践的问题时对其进行必要的完善以增强其普适性；或认为可以直接基于中国管理实践构建理论②；或基于中国管理理论与管理的中国理论的认识论高度，直接分析与探讨道路选择问题(Child，2009；Von Glinow & Teagarden，2009；章凯等，2014)。不难得知，这些观点主要围绕对现有理论的开发与对新理论的探索而展开，虽然对中国管理研究的道路选择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与借鉴，但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遗憾：(1)自康庄大道与羊肠小道被提出数年以来，鲜有研究提出系统的道路选择分类框架并基于近期的经验证据对不同的路径选择效果与合法性进行评价与反思；(2)虽有学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回顾与总结，但主要是基于西方的主流管理学期刊而不是中文期刊，降低了学者对道路选择问题进行客观评价与认知的程度；(3)而且已有研究主要在康庄大道与羊肠小道之间徘徊，少有学者寻找除此之外的其他道路选择，导致研究视域有待进一步开拓，同时也缺少对道路选择的解释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

　　鉴于上述不足，本文主要在Colquitt和Zapata-Phelan(2007)的模型基础上，从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两个维度尝试构建中国管理研究道路选择新的分类框架，基于中文期刊数据并围绕理论创新在学科发展的价值逻辑，对道路选择问题进行科学与系统地认知、评价与反思。基于2009-2014年的经验数据表明，道路选择既包括康庄大道与羊肠小道，又包括其他的同时重视理论探索与理论开发的综合之道，以及不强调理论探索或理论开发的发现之道；虽然不同程度的理论创新道路拥有不同的特征与合法性，但是在现阶段康庄大道的学术影响力与合法性最高，这条道路目前主要对现有的西方管理理论进行应用、检验与完善。在此基础上，本文围绕为何康庄大道的合法性最高、如何提升发现之道的社区合法性，以及如何科学地选择求真之道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与反思。本研究提供了分析道路选择问题的新视角，拓宽了道路选择的知识贡献空间，也提高了学者对道路选择问题进行客观认知的可信程度。

(二)理论基础与道路选择评价模型

　　1.既有观点

　　在中国管理研究的关键时刻(Tsui，2009)，由中西方学者共同参与并进行意义构建的道路选择议题，旨在探讨如何开发(exploit)现有的理论知识与探索(explore)新的理论知识(Zhao & Jiang，2009；Von Glinow & Teagarden，2009；Tsang，2009)。在这场学术对话中，学者主要围绕康庄大道与羊肠小道的抉择而展开讨论。

　　康庄大道即中国管理理论，强调在中国情境下应用、完善与拓展现有的管理理论(Barney & Zhang，2009)，即使大多数现有理论是从西方的文化情境中发展而来(Tsui，2009)。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中，这条开发性道路(Zhao & Jiang，2009)主要致力于演绎式的理论发展与检验(Tsui，2009；章凯等，2014)，假设具有文化普遍性，旨在通过有效的复制与检验增强现有理论的通用性与普适性。正在兴起的中国文化情境为验证与完善现有理论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实验室(Tsui，2006，2009)；管理学者既可以通过这一策略与主流学者进行科学的对话，又比较容易在西方的权威期刊发表论文，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条道路只能对世界管理理论的发展提供有限的贡献(Whetten，2009)，可能导致中国管理研究的议程被西方的理论范式所设定(Barney & Zhang，2009)，如果继续被康庄大道主导的话(Tsui，2009)，那么注定要在科学严谨性(rigor)与实践相关性(relevance)之间有所取舍，这会妨碍管理学者对新知识的发现与探索(Von Glinow & Teagarden，2009)。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呼吁选择羊肠小道以提高中国管理学理论创新的世界话语权。

　　羊肠小道即管理的中国理论，强调在中国情境下对本土管理实践与现象提出新的解释(Barney & Zhang，2009)。这条探索性的道路(Zhao & Jiang，2009)假设具有文化特殊性，尝试摆脱现有理论范式所设定的管理议题，认为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与演进特征，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转型时期的经济、技术、社会和政治等文化环境(雷恩、贝德安，2013)的变迁所体现出的情境动态性，只能用新的本土理论进行解释，而不能完全或很好地用现有理论来解读(Tsui，2006)。学者呼吁，在现阶段选择羊肠小道并强化其合法性更应该被学术共同体重视(Cheng et al.，2009)，否则中国管理研究将长期被锁定在理论贡献价值链的低附加值产区。既有学者认为羊肠小道不具有超越中国情境的通用性与普适性(Barney & Zhang，2009)，也有学者主张对本土管理实践与文化元素(如历史、文化和哲学)的重视不能盖棺而论，认为这条道路也可以发展成为世界公认的、具有文化普遍性的普适性理论(章凯等，2014)。虽然这条道路目前依然处于萌芽阶段，中国尚未诞生出被西方甚至被世界主流管理学术共同体真正认可的理论(贾良定等，2015)，但是已有学者对此做出了有益的尝试(Cheng et al.，2009)。

　　综上所述，康庄大道与羊肠小道分别描述了管理知识生产的不同创造过程(Von Glinow & Teagarden，2009)，均是为全球管理知识做出贡献(Tsui，2004，2007，2009；Meyer，2006)的有效途径。虽然中西方学者对康庄大道的理解见仁见智，但均认为其是对现有理论进行检验、完善和拓展，强调开发现有理论的知识创造逻辑；虽然学者对羊肠小道的认知也比较辩证，但均认为其旨在构建与创造新的理论知识，强调探索新理论的知识创造逻辑(Zhao & Jiang，2009；Tsui，2009)。不可否认，现有研究深刻关注了这两条理论创新道路，二者也确实在国内外学术共同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完全认同Barney和Zhang(2009)对中国管理理论与管理的中国理论的“二分法”(dichotomizing；Von Glinow & Teagarden，2009)，一些有代表性且有影响力的其他道路选择确实存在，导致中国管理研究可能并不是仅仅存在康庄大道与羊肠小道。从同时强调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的其他理论创新道路来看，随着近年来东西方文化更多的交流与学术对话(Child，2009)以及中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情境更多的关注(Barkema，Chen，George，Luo & Tsui，2015)，文化特殊性与文化普适性的结合(Leung，2009)、文化双融(Chen，2014)等路径日益被重视；从既不强调理论探索又不强调理论开发的其他路径选择来看，学者既可以进行实证规律研究③(empirical regularities；Miller，2007；Helfat，2007；Tsang，2004)以作为康庄大道与羊肠小道的可行替代(Tsang，2009)，又可以开展“雾霾调查报告”等归纳研究深刻关注管理实践。这些非主流研究在学术群体以及管理实践者中间均可以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因此，康庄大道与羊肠小道对中国管理研究的道路选择与知识创造的全部空间而言到底是否是穷尽的，以及如何认知除此之外的其他道路选择，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与分析，这也促使本文尝试拓宽研究视域并回到问题的原点，即“开发还是探索：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并从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两个维度对道路选择问题进行重新认知与评价。

　　2.道路选择评价模型

　　在现有文献中，Whetten(1989)的“理论是什么”、Sutton和Staw(1995)的“理论不是什么”、Jia等(2012)的“情境主位模型”等研究，均为本文从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的角度窥探道路选择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与参考。尤其是Colquitt和Zapata-Phelan(2007)构建了“实证研究理论贡献的分类模型”，认为学者可以从最低程度到最高程度分别对现有理论进行检验和对新理论进行构建，以实现“描述类”、“拓展类”等不同程度与类型的理论贡献。本文主要借鉴这一模型从最低程度到最高程度对理论检验与理论构建的刻画及其相关的分类做法，认为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也均可以从不同的程度进行关注与描述，而且这两个维度不同程度的组合，不仅可以说明不同程度的理论创新途径及其知识创造属性，还可以进一步考虑在中国转型时期的文化情境中深刻关注管理实践并有效地揭示实践背后的重要事实与实证规律等类型的探索研究，以及关注中西方文化与理论互相整合的开拓研究。因此，本文尝试构建“中国管理研究道路选择评价模型”，如图1所示。

　　(1)理论探索

　　本文用理论探索反映学者对新理论进行构建与探索的程度，是从中国的文化情境中提炼可以有效解释本土管理现象的理论或模型。Colquitt和Zapata-Phelan(2007)认为，理论构建既可以通过归纳的研究方法，也可以通过假设推演式的方法，或基于管理实践抽象理论模型，或基于现有文献提出理论模型。高静美和陈甫(2013)也认为，理论创新既可以来源于现有理论，又可以来源于管理实践现象。鉴于此，在模型的纵轴上本文认为理论探索存在两种途径，既可以通过现有文献进行演绎，又可以从中国管理实践进行归纳。因此，当理论探索程度较低时，学者既可以检验与复制之前的研究发现或理论效应，又可以深入关注中国管理实践的事实描述与归纳(Hambrick，2007)，发现与揭示重要的实践特征与实证规律(Tsang，2013)。本文将理论探索共分为5个分值，分别定义如下。

　　纵轴的“1”值代表最低程度的理论探索，表示不构建新的管理理论，既可以是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操作性或建设性复制，又可以是对中国本土管理实践现象与事实的深入描述与重要归纳。从理论演绎的方向来看，正如Colquitt和Zapata-Phelan(2007)所言，操作性复制试图重复已发表的经验成果的所有细节；建设性复制试图使用新的样本数据或者新的分析技术避免对之前研究成果的完全模仿，而是进行更为严格的检验，这种复制对于增强现有研究发现的外部效度至关重要(Tsang & Kwan，1999)，是知识有效积累的关键。从理论归纳的方向来看，本文认为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中对本土管理实践现象进行系统的描述与归纳，有助于深入窥探转型时期中国最真实的管理现象，这种描述与归纳虽然没有上升或抽象至理论高度，但却为后期发现重要的实证规律与构建理论或模型提供了最真实、最直接的素材(Hambrick，2007)。根据理论发展的阶段性演变特征(Cheng et al.，2009)，处于转型时期的一些管理实践与现象目前还刚问世，可能还不适合构建新的理论(章凯等，2014)，此时强调事实的描述与归纳似乎更为必要，也更为可取。

　　纵轴的“2”值代表第二个水平的理论探索，一方面用以表示对之前未经过实证检验的理论效应进行复制与验证。不少学者认为，虽然西方管理学期刊提出了琳琅满目的理论模型，但是其中真正得到有效检验的却很少(Davis & Marquis，2005)。因此，通过对现有理论或模型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中进行有效的复制与检验，既可以提高理论的合法性，又有助于摒弃或完善一些无法解释现代管理现象的旧理论，从而促进管理学科的范式一致性，并降低学科的碎片化趋势(Preffer，1993)。另一方面，管理学者也可对中国独特的管理现象进行深入挖掘，从而探索符合实践特征的实证规律。这种研究虽然仍尚未上升至理论高度，但却可以有效洞察管理实践中的重要规律，而且可以非常发人深省。这种实证规律不必然会导致新理论的创造与构建(Tsang，2013)，但却与管理实践息息相关(Helfat，2007)。

　　纵轴的“3”值代表中等程度的理论探索，表示在现有理论变量关系之间或过程中添加调节变量或引入中介变量。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中，学者通过引入这些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可以探索与发现现有理论过程的情境适用边界(Whetten，1989)，从而增强与拓展现有理论的应用范围。然而，这种方式不会改变现有理论的核心解释逻辑(Sutton & Staw，1995)，即使是引入了体现中国本土情境与文化特征的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Barkema et al.，2015)。

　　纵轴的“4”值表示较高程度的理论探索程度，以探索理论变量主效应之间的未知联系(Whetten，1989；Jia et al.，2012)或未知过程。一方面，管理学者可以通过案例研究、扎根理论、民族志等归纳方法探索与构建新理论，通常以一系列理论命题或模型作为其研究结论，如《管理世界》借此途径积极地探索管理的中国理论(Zhao & Jiang，2009)。另一方面，管理学者也可以通过假设演绎的方式探索现有变量主效应之间的新关系或新过程。正是这些新的理论或模型，体现了学者对新颖性(McKinley，Mone & Moon，1999)的追求与强调，这种新颖性越来越成为管理学期刊、学术共同体对理论创新的基本要求(Corley & Gioia，2011)。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东西方文化与理论的整合日益被强调与关注，管理学者也可以通过中西方理论整合的途径构建新的理论模型(Leung，2009)。

　　纵轴的“5”值代表最高程度的理论探索，用以表示结合中国管理情境提出新的理论构念或者对现有构念显著地进行本土化与概念化。根据Colquitt和Zapata-Phelan(2007)，新构念更加新颖，既为学术共同体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又为理论发展提供了原创与独特的贡献。正如Jia等(2012)通过对西方7个顶级的管理学期刊所发现的3个新构念——“关系”、“市场转型”、“网络资本主义”——一样，新理论构念既可以在学术共同体产生重大的影响并对全球管理知识做出开创性的理论贡献，又可以为相关理论的发展提供崭新洞见来源，因此管理学者也可以基于中国制度、哲学、文化价值观与管理实践进行新理论构念的探索。当学者尝试东西文化与理论的整合时，这种新构念往往可以体现整合与跨越东西文化情境特征的属性。

图1 中国管理研究道路选择评价模型

(2)理论开发

　　在图1的横轴上，本文用理论开发表示学者在中国文化情境中对现有的管理理论进行检验与利用的程度，用以提出研究假设或进行逻辑推理与预测。基于Sutton和Staw(1995)对参考文献、数据、变量、图表、研究假设等非理论要素与理论关系的探讨，以及Van de Ven和Johnson(2006)对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相关阐述，横轴从最低程度到最高程度的理论开发，表示学者对现有理论的开发“从距离理论最远”过渡到“距离理论最近”(Weick，1995)，逐渐接近理论的解释逻辑范畴(Whetten，1989)。具体而言，本文定义。

　　横轴的“1”值表示最低程度的理论开发。对于归纳性质的实证研究，这种程度的理论开发或强调基于中国情境下的经验数据(Sutton & Staw，1995；Weick，1995)进行逻辑归纳，从而提出新的理论命题，如案例研究；或强调对中国管理实践数据进行深度地提炼与挖掘，从而揭示重要的管理现象或发现实证规律。对于假设演绎式的实证研究，这种水平的理论开发也可以是进行逻辑推理(Colquitt & Zapata-Phelan，2007)。换言之，最低程度的理论开发是几乎没有对现有的管理理论进行开发与应用，而主要是基于实践知识或其他非理论知识进行推理与预测。

　　横轴的“2”值表示基于已有的参考文献与研究成果进行推理与预测。这种程度的理论开发仅是从现有的相关文献提出研究假设或者进行推理，并没有涉及理论的解释逻辑。根据Sutton和Staw(1995)，参考文献有时掩饰了管理理论的缺乏，因为学者通过引用现有的研究成果与发现以提高其说服力，试图告诉读者类似的研究发现。在中文管理期刊中，学者可能限于篇幅的限制，在对数据归纳或提出演绎式的假设时往往只是简单地罗列现有的中英文参考文献，并没有实质性地呈现理论的解释逻辑。

　　横轴的“3”值表示中等程度的理论开发。这种研究基于过去的概念论证试图阐述变量之间的关系或过程为何存在，但是这样的论证基础不足以构成理论的完整解释逻辑(Whetten，1989；Sutton & Staw，1995)，也未对所关注的现象给予全面的理论解释(Colquitt & Zapata-Phelan，2007)。但是相对于上述基于已有的参考文献与研究成果进行预测的理论开发程度来讲，中等程度的理论开发对因果逻辑的解释机制提供了有益的描述。通过这种概念论证，读者可以知晓预测与推理的理论依据所在。

　　理论开发的“4”值表示较高程度的理论开发，是基于已有的理论模型或图表提出研究假设或进行推理与预测。虽然模型与图表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理理论，但却与之非常接近(Weick，1995)。即使在解释逻辑缺位的情况下，这些模型和图表可以明确地表述理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理论的象征性表示(Sutton & Staw，1995)。当理论或模型(如AMR上的理论模型)还处于成长过程时，通过对其进行有效的开发与利用，既可以促进理论合法化的进程(Tsang & Kwan，1999)，又可以辅助学者提出先验的研究假设。

　　横轴的“5”值表示最高程度的理论开发，是学者基于现有的理论解释逻辑进行推演、推理或预测。真正意义上的管理理论既包括变量及其之间的因果关系，还一定包含变量关系与过程背后的解释机制与逻辑(Whetten，1989；Sutton & Staw，1995)，在试图对管理实践进行简化与抽象时(Van de Ven & Johnson，2006)，也提供令人信服的逻辑一致性观点。随着中国管理学者对本土情境与实践的持续关注，中国已经开始诞生一些比较重要的本土理论与思想，如复合基础观、家长式领导理论、和谐管理理论以及通过案例研究构建的理论模型等。考虑到复制与验证对理论合法性建立的重要性，学者对现有理论的开发，可以不局限于西方的管理理论，还可以对本土的新理论或模型进行检验与利用(Barney & Zhang，2009)，因为即使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中探索再多的理论或模型，如果缺乏理论复制与应用从而导致其内部效度、外部效度和信度的缺乏(Tsang & Kwan，1999)，那么可能很难在世界范围内将其“扩散和泛化”至国际管理学学术共同体内，更遑论通过本土理论的创新与构建来提高中国管理研究的世界话语权。因此，学术共同体对本土理论或模型进行有效的开发是促进理论发展与合法化的重要渠道，也是为管理新知做出重要贡献的途径。当学者尝试整合中西方的文化与理论时，往往同时对西方与中国的理论或模型进行开发。

(3)道路选择的分类。

　　借鉴Colquitt和Zapata-Phelan(2007)分类方法，本文认为横轴上的1、2或3值均未体现理论的完整解释逻辑，故用这3个数值表示较低程度的理论开发，而用4或5值表示较高程度的理论开发；在纵轴上，因为1、2或3值均未上升至理论的抽象高度，或只是对现有理论的完善，均未体现对新理论解释的探索，故用以表示较低程度的理论探索，而用4或5值表示较高程度的理论探索。因此，分别基于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程度的高与低，本文将图1划分为4种知识创造类型，分别表示中国管理研究的不同道路选择空间，即康庄大道、羊肠小道、综合之道和发现之道④。

　　一是康庄大道。本文定义康庄大道这条理论创新的知识贡献道路为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中，对现有的管理理论进行检验、应用与拓展，从而提高理论的合法性以及扩充其适用边界，对应图1中纵轴上较低程度的理论探索(得分为1、2或3)与横轴上较高程度的理论开发(得分为4或5)。如李四海(2012)在探讨管理者背景特征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时，主要基于高阶理论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通过中国2006-2009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数据验证与拓展了这一理论的适用边界；如顾远东和彭纪生(2010)在回答“如何激发员工创新行为”问题时，在社会认知理论的基础上将创新自我效能感这一中介变量，引入到组织创新氛围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之中，通过在南京和苏州两地的478份有效调查问卷进行了相关研究假设的检验，同时也拓展了社会认知理论。

　　二是羊肠小道。本文定义羊肠小道这条理论创新的知识贡献道路为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中，摆脱现有理论所设定的议题，尝试探索与构建本土新的理论或模型，对应图1中纵轴上较高程度的理论探索(得分为4或5)与横轴上较低程度的理论开发(得分为1、2或3)。如杜义飞(2011)深入考察了一个国有企业的衍生企业发展历程，并深度跟踪和提取了该企业7年的事件数据，通过纵向研究和扎根理论把创业衍生企业的理论延伸到“主辅分离”这一具体政策导向措施的作用机理中，并得到其理论模型与核心权衡过程；田志龙等(2010)基于吉利、奇瑞、华晨、比亚迪和哈飞等5家本土企业的多案例研究，构建了“后入者进入方式—资源弱势克服方式—后发优势实现途径三要素理论框架”来探讨弱势后入者的经营战略。

　　三是综合之道。本文定义理论探索与理论开发程度都较高(得分均为4或5值)的研究类型为综合之道，这种道路代表基于中国的文化情境既重视开发现有理论又强调探索新理论的实证研究，或在现有的理论基础上探索与构建了新的理论或模型，或是对已有的中西方理论或模型进行有效融合与超越。如江诗松、龚丽敏和魏江(2011)基于对吉利公司的纵向单案例研究，探讨了后发企业如何在复杂而冲突的制度环境下实现能力追赶，在借鉴与开发制度理论、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理论的同时，构建了“转型经济背景下后发企业能力追赶的共演模型”，从而解释了转型经济背景下后发企业如何通过各种方式管理复杂的制度环境，以及实现技术和市场能力的追赶；如曾垂凯(2011)有效融合了本土的家长式领导理论与西方的领导—成员交换理论，在国内率先探讨了3种家长式领导行为——德行领导、权威领导与仁慈领导——对部属职业高原的影响，发现家长式领导对部属内容高原和中心化高原均有显著的影响，但对层级高原的影响不显著，而领导—成员关系在家长式领导与部属内容高原及中心化高原之间起着部分或完全中介作用。

　　四是发现之道。本文定义理论探索与理论开发程度都较低(得分均为1、2或3值)的研究类型为发现之道，这种道路既不重视对现有理论的开发，也不强调在中国管理的文化情境中构建新的理论或模型，而是旨在对现有理论进行较低程度的开发，或发现与解决现有文献中的重要问题，或报告中国管理实践背后的重要事实发现，或探寻本土管理实践与情境中的实证规律。如潘持春(2009)在研究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对管理人员离职倾向的影响时，主要参考了现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并未基于具体的理论逻辑，也没有探索变量之间的未知联系与过程，或提出新的理论构念；如田志龙和蒋倩(2009)基于2008年中国500强企业的实践数据以及企业愿景的相关文献，通过严谨的研究方法发现这些企业有极强的成为世界级企业的愿望，其财务绩效和愿景有无与表达内容有关，而且愿景表达上的差异与企业所有制、规模和所处行业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三)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与筛选

　　为了更好地反映中国管理研究道路选择的真实情况，本文将时间跨度选定为2009-2014年，强调起源于2009年的中文管理学期刊文章作为分析样本：一是因为之前虽有文献涉及，但系统地关注中国管理研究的道路选择问题是在2008年；二是因为国内的管理学研究水平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关注近期的实际成果，可以更真实地反映理论创新的现状(许德音、周长辉，2004)；三是因为在此期间，一些本土的管理学期刊已经成功实现转型与蜕变，如以“中国”、“实践”与“文化”为特色的《管理学报》(张金隆、蔡玉麟、张光辉，2014；曹祖毅、伊真真、谭力文，2015)，不仅深刻记载了中国管理研究的动态发展过程，还比较充分地体现本土文化情境与理论发展的关系；四是因为“如果想借由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以适切地诠释华人管理现象，则势必要仰赖中文管理学期刊上的知识累积”(Cheng et al.，2009)，而且学者将中国管理研究提交至中文期刊时更容易被接受。

　　与此同时，本文借鉴Colquitt和Zapata-Phelan(2007)与Jia等(2012)的研究方法，只关注实证研究的文章，既包括定性研究(如案例研究)，也包括定量研究(如回归分析)(Usdiken，2014)。之所以选择实证研究作为样本，是因为这是理论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管理学被称为“科学”的学科是否健全的重要标志(陈佳贵，2009)，而且有证据显示，2000年以来实证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管理研究的主流方法(特约评论员，2013)。

　　对于期刊的筛选，首先，本文参照“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年)”从“吸引力”、“管理力”与“影响力”3个指标评选的最新结果⑤，初步选择其中管理学排名前3的顶级期刊《管理世界》以及权威期刊《南开管理评论》与《管理学报》；其次，根据法约尔对管理的定义以及本文所关注的样本主要是微观层面的企业组织，再筛选出以上“报告”中的核心期刊《经济管理》；最后，出于力量分布与期刊平衡的考虑，本文重新审视所选的4个期刊，发现《管理世界》和《经济管理》分别创刊于1985年与1979年，至今发展均已30余年，均拥有一定的历史底蕴；而《南开管理评论》与《管理学报》分别创刊于1998年与2004年，可以认为是推动中国管理学科成长的新兴主力。因此，本文认为这4个期刊在很大程度上见证了中国管理学科的发展与管理知识的创造与积累，可以较好地反映中国管理研究的整体概貌，故以之为样本来源。

　　为了可以与西方的学术共同体进行科学与有效的对话，本文在确定期刊的基础上，按照三项原则确定所关注的管理研究领域，并筛选样本分析数据：(1)尽量与国际管理学领域的划分方法接轨，参考美国管理学学会(AOM)⑥对管理领域的划分；(2)参考国外顶级期刊对管理研究领域的区分，如Birkinshaw等(2014)、Jia等(2012)⑦的做法；(3)参照法约尔对管理的定义，即将企业中涉及人的工作视为管理职能，而将其他涉及物的工作看做商业、技术、财务、会计等职能(法约尔，2013；谭力文，2011)，本文将对“人”的研究与对“物”的研究进行系统的区分，主要筛选出涉及人与组织的管理研究，在与国际通行的管理学划分标准尽量保持一致时，使得出的结论不至于过于庞杂而无序⑧。

　　考虑到中文管理类期刊在栏目划分方面不够清晰的问题，本研究对所选定期刊的相关文献认真浏览、阅读与筛选，以确定合适的数据作为我们分析的样本，由此得到初步的样本期刊文献年代与频数分布，如表1所示。从总体来看，2009-2014年的样本数量呈现递增的趋势，表明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已在中国管理学术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通过剔除管理量表开发、文献计量研究等文献，本文最终得到1123个数据，并收集了每篇文献的被引频次、发表时间、研究方法(定性还是定量)、期刊种类等数据。其中，收集被引频次的时间是2016年5月5日至7日。被引频次既可以表示期刊文献的质量和影响力(Baldridge，Floyd & Markoczy，2004；Bergh，Perry & Hanke，2006；Tahai & Meyer，1999)，又可以表示知识的扩散与传播效果(Schulz & Nicolai，2015)，同时也表示文章的制度化程度(贾良定等，2015)与合法性(Judge et al.，2007；Flickinger et al.，2014)。

表1 样本文献期刊来源的年代与频数分布

　　2.数据编码

　　为了计算每篇文献的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程度从而确定其所属的选择道路种类，本文借鉴了Colquitt和Zapata-Phelan(2007)与Jia等(2012)的做法并在其基础上，由3位作者负责对4个样本期刊中的1123篇样本论文进行编码。为了保证编码的信度，数据编码的过程遵循以下步骤：第一，编码前商讨。为了能较为准确地结合中国管理情境与文化，首先由每位编码人员仔细阅读并充分理解英文原文⑨，以形成讨论的基础，并对理解中存在的分歧进行重点讨论与分析，直至达成较为一致的标准。第二，进行尝试性编码。3位编码人员按照编码表分别独立地对本文时间跨度内60个随机样本论文进行编码，然后逐条进行对比和讨论，具体分析编码人员对每个刻度的理解及操作依据，并逐步完善编码模式。第三，预编码过程。在之前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编码人员随机抽取另外30个样本再进行尝试性编码，并用ICC(1)组内相关系数来考察编码者之间的信度。经过计算，本研究中理论探索的ICC(1)分值为0.463，理论开发的ICC(1)分值为0.884，均高于Bliese(2000)以及Colquitt和Zapata-Phelan(2007)建议的0.3值，这表明3名编码人员编码结果的一致性较高，信度较强。第四，正式编码。在确定编码信度之后，将剩下的样本论文在3位编码者之间进行平均分配，完成编码。

(四)结果分析

　　1.描述性统计

　　根据最终确定的样本数据(N=1123)，表2列出了文章被引频次(Citation)、发表时间(Year)、研究方法(Method)(1代表定量研究，0代表定性研究)、理论探索(Theoexplor)、理论开发(Theoexploit)以及管理学期刊(Journal1代表《管理世界》，Journal2代表《南开管理评论》，Journal3代表《管理学报》，Journal4代表《经济管理》)的均值、标准差和皮尔逊零阶相关系数。表2显示在2009-2014年这6年时间内，整体上中国管理研究的理论开发均值为3.38(SD=1.47)，表明样本期刊比较重视基于概念论证或者现有的模型进行推理与预测；而理论探索的均值为3.12(SD=1.07)，表明中国管理学者比较侧重在现有的理论过程中添加调节变量或者中介变量。从统计意义上来看，表2也显示理论探索与理论开发的相关系数为-0.08(p＜0.01)，表明这两个维度基本上相互独立，也证明本文所建立的二维评价模型在横坐标与纵坐标上的可行性与科学性(Colquitt & Zapata-Phelan，2007)。

　　2.道路选择的总体概况

表2 描述性统计与零阶相关系数

　　注：a Year变量值2009-2014年分别对应1～6值；b.***p＜0.01，**p＜0.05，*p＜0.1。

图2 2009-2014年理论开发与探索发展趋势

图3 2009-2014年各道路选择的占比趋势

　　从2009-2014年的整体情况来看，中国管理研究的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程度均随时间逐渐地提高(见图2；也可见表2)，表明道路选择在总体上越来越重视理论贡献水平。在所考察的时期内，图3显示康庄大道、羊肠小道、综合之道与发现之道每年都占有一定的比重，而且4条道路的比重均随时间发生变化：康庄大道与羊肠小道在样本文献所占的数量比例均稳中有一定的提升，虽然综合之道的样本占比从2009年的12.6%上升至2014年的20.1%，但是发现之道的样本占比却从最初的38.4%明显地下降至22%。综合来看，道路选择理论创新水平的逐渐升高伴随着发现之道的比重逐渐下降。

　　3.不同道路的特征与效果

　　在康庄大道的数据样本中(N=288)，即理论开发程度高而理论探索程度低的实证研究中，本文发现中国管理学者目前主要对现有的西方管理理论或模型进行检验、利用与完善，如资源基础观、交易成本经济学、制度理论等。虽然对本土新理论与模型(如通过案例研究归纳的理论模型)进行复制与利用是理论发展与合法化的必要渠道(Miller & Tsang，2011；Hambrick，2007)，但在4个期刊上只有6篇文章对本土已经提出的理论模型或解释逻辑进行了尝试，如李明、凌文辁和柳士顺(2013)对本土CPM领导理论的实证复制与改良。换言之，现有学者并没有对和合管理理论、中国式管理理论以及其他被国内学术共同体寄予厚望的理论或模型进行有效的验证与巩固，因此本文认为这些本土理论与模型可能还只是停留在个体层面，尚未上升至团体层面或社区层面，也并未真正实现从个体、团体到学术社区的“跨层次对话”(贾良定等，2015)。但有趣的是，每个期刊均有学者对本土的家长式领导理论进行检验与完善(吴春波、曹仰锋、周长辉，2009；傅晓、李忆、司有和，2012；于海波、郑晓明、李永瑞，2009；林志扬、叶恒，2013)。

　　在羊肠小道的样本文献中(N=298)，即在理论开发程度低而理论探索程度高的实证研究中，无论是探索理论变量主效应之间的新关系或未知过程，抑或是提出本土情境下的新构念，本文发现学者目前均很少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构建新理论，而现有最高频率的理论探索文章主要是通过案例研究构建新的理论模型，但是这些新成果几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哲学相关性并不高，而更多是与已有文献和中国现代的管理实践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管理世界》对中国案例研究的推动在羊肠小道上已经初见成效。一方面，这种现象充分显示在这6年期间，对于本土管理理论的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可能还不足以单独支撑本土理论的构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管理学者不应该完全依赖传统文化与哲学，还应该充分、有机地结合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提出新的理论。

　　在综合之道的样本文献中(N=180)，即在理论开发程度和理论探索程度均较高的实证研究中，本文发现中国管理学者在4个样本期刊上目前主要在开发现有的西方理论时，或通过演绎式的回归分析等定量研究首次探索理论变量主效应之间的未知关系，或通过归纳式的案例分析等定性研究探索多个理论变量之间的未知过程从而提出新的理论模型。对于中西文化与理论的融合，只有6篇文章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而且这几个有限的样本主要还是中西方管理理论的简单整合，尚未真正实现东西文化的双融或超越。换言之，在综合之道的全部文献中，绝大多数是在现有的理论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模型，而东西文化的融合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待学者继续挖掘。

　　在发现之道的样本文献中(N=357)，即在理论开发和理论探索程度均较低的实证研究中，本文发现中国管理学者基于管理实践数据、参考文献或概念论证目前主要在现有的理论变量联系或过程中增加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虽然这条道路的样本最多，但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目的是解决现有文献中的问题或弥补相关缺口，仅有23篇文章深入描述与归纳了本土管理实践现象或者发现了重要的实证规律。虽然这些非主流研究的理论贡献较少，但实践相关性程度较高。其中6个样本来自《管理世界》(占该期刊发现之道的比例为22.2)，1个样本来自《南开管理评论》(相应占比为1.5%)，9个样本来自《管理学报》(相应占比为6.3%)，而7个样本来自《经济管理》(相应占比为5.7%)。换言之，在整体上旨在归纳管理实践事实与探索实证规律的非理论研究不被重视(《管理世界》相对比较侧重)。

表3 文章被引频次与各种道路选择的回归分析[c]

　　注：a.在所有的回归模型中，均将《经济管理》期刊作为参照组；b.在回归模型(6)中，将Road1(康庄大道)作为参照组；c.括号中数字为标准误；***p＜0.01，**p＜0.05，*p＜0.1。

　4.不同道路的合法性

　　在表3中本文通过STATA12.0列出了主要的回归分析结果，估计了康庄大道、羊肠小道、综合之道与发现之道分别与文章被引频次的回归系数。从回归结果(1)可知，控制变量(如发表时间、研究方法、期刊种类等)均与因变量(被引次数)显著地相关，而且大部分系数的P值都小于0.01。对于自变量即不同的道路选择而言，当中国管理学者选择康庄大道而不选择其他3条路径时，文章的平均被引频次比其他3条道路的总体平均值高出约5.8次(p＜0.05)。而当学者无论选择羊肠小道、综合之道还是发现之道中的任一条道路时，都会比其他3条道路的总体平均被引频次低(但这3项结果均不显著)。这一结论初步说明了康庄大道可以使管理研究更具有合法性，这样的学术论文拥有较高的质量与影响力，更有利于促进管理知识的分享与传播，也更容易在学术共同体内受到认可。

　　表3中回归模型(6)进一步显示，当学者选择羊肠小道、综合之道或者发现之道任一条路径时，都会显著地降低文章的合法性与学术影响力。由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可以看出，相对于康庄大道，羊肠小道的论文引用次数平均会降低约6.1次(p＜0.05)；综合之道的论文引用次数平均会降低约6.6次(p＜0.05)；而发现之道的论文引用次数平均会降低约5.2次(p＜0.05)。结合表2的结果可知，当平均值为19.99以及标准差为36.77时，被引频次下降6.1、6.6或5.2次，均会对管理知识的合法性与制度化程度(贾良定等，2015)产生重要的影响。

　　(五)讨论与反思

　　本文主要对中国管理研究的道路选择进行系统地认知与评价。首先，整体而言，相对于国际化视角下的中国管理研究(Jia et al.，2012)以及西方主流管理研究(Colquitt & Zapata-Phelan，2007)的理论创新程度与贡献水平，本文发现基于中文期刊数据的中国管理研究在开发现有管理理论从而促进学科范式常规化(Kuhn，1962)方面正与国际接轨，而在探索新的管理理论从而促进学科范式多元化(Tsui，2009)方面也走在前沿(见表2与图2)。因此，近年来本土期刊已经在理论贡献与创新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尝试。虽然Barney和Zhang(2009)提出了中国管理理论与管理的中国理论作为道路选择的路径，但是本文尝试构建新的分类框架并为此提供了经验基础，阐明了学者在理论创新的知识创造道路上并没有完全选择康庄大道与羊肠小道，而同时也选择了既重视理论开发又强调理论探索的综合之道以及对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均不侧重的发现之道。国内学者除了检验、复制与完善现有的管理理论以及探索与构建新的本土理论与模型以外，还正在尝试融合中西方的管理理论以及开展深刻关注中国管理实践的非理论研究，即使后两种研究或因现有学术制度环境使然，或因中国管理研究正在积极与西方的主流理论范式接轨，或因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从而导致相关的样本数量较少。

　　其次，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如果过于重视康庄大道就会导致“中国学者的研究议程被西方学者的以往理论与研究所设定”(Barney & Zhang，2009)，而且长此以往并不利于中国管理学话语权的建立与合法性的巩固，但是本文基于道路选择评价模型从学术影响力(被引频次)的角度证明了事实却可能事与愿违：尽管近年来学术群体对探索本土理论的呼声从未间断，即使学者也多次强调开展羊肠小道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即使学者已经在发展本土理论模型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康庄之道依然是目前学术共同体最认可的路径选择，而其他知识贡献道路的合法性程度尚未被充分发掘。不仅如此，表3结果也显示，学术共同体对本土新构建的理论或模型的认可程度较低，无论这样的理论探索是尝试摆脱现有理论束缚从而体现对非常规科学下理论范式多元化的追求(羊肠小道)，抑或是基于较高程度的理论开发从而体现对常规科学下理论范式的维护(综合之道)。换言之，虽然近年来本土管理学者已经在康庄大道、羊肠小道、综合之道与发现之道上均有所建树，但是却更加认可拓展现有理论(尤其是西方理论)的研究而对任何形式的理论构建以及理论创新程度较低的研究相对不认可。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在现有的学术制度环境(Tsui，2009；Zhao & Jiang，2009)场域内，当学者选择康庄大道与现有的理论范式保持连续性时，管理知识更容易被察觉从而可以得到有效的传播与合法化(McKinley et al.，1999)；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管理学者也更愿意把研究建立在西方公认的现有理论基础上，以期获得同行更多的认可(Flickinger et al.，2014)并参与国际主流理论范式的学术对话，从而提高其成果在科学社区中的合法性与影响力。

　　再次，Colquitt和Zapata-Phelan(2007)的研究表明，随着既不重视理论检验也不强调理论构建的“描述类”研究逐渐减少乃至消失，愈加体现2000年以后AMJ的实证论文——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的管理研究水平——对理论创新的重视，本文认为，这可能是西方学术社区过度强调理论开发与探索而造成的一个直接结果，应该成为开展中国管理研究并为全球管理知识做出贡献的一个提醒。相对而言，基于2009-2014年的经验数据研究表明，中国管理研究整体上在康庄大道、羊肠小道与综合之道上强调理论创新的学术价值时，还正在通过发现之道归纳独特的管理现象与探寻重要的实证规律。虽有别于西方，但本文认为这种现状并不意味着中国管理研究将来应该完全模仿西方的理论范式演变路线，因为这是在转型时期随着企业管理实践的成长与演变，知识创造的一个真实写照，也应该是学术群体在现阶段尊重管理实践特征而共同努力的成果体现。然而，也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程度的同步提升(见图2)，发现之道这条非以理论创新为目的的知识创造途径却越来越缺少尝试(比重明显下降，见图3)而且合法性较低(见表3)。因此，即使理论创新对管理学的发展、演化与变革至关重要(Zahra & Newey，2009)，本文呼吁制度层面、科学社区与个体学者都应该更为辩证与反省地看待理论对于管理知识创造与传播的价值(Miller，2007)，避免将来对“理论崇拜”(Hambrick，2007)的趋之若鹜。我们希望看到管理学者可以抓住历史赋予的巨大机遇，根据“探究自主性”原则(Tsui，2009)并遵循中国管理学的客观发展规律，继续打造属于自己的未来；而不希望看到随着中国管理研究的蜕变并逐渐与国际化接轨，未来的道路选择空间完全被西方强调理论创新的主流研究范式所主导、所设定。为此，本文提倡将来应该适当提升发现之道在科学社区的关注程度与合法性。一方面，中国学术期刊可以改变一味追求理论贡献的偏颇，欢迎与认可揭示中国管理实践中有意义的重要现象与探索相关的实证规律⑩，如“大败局”、马太效应等，即使这些研究与应用现有理论或构建新理论可能并无关联(Helfat，2007；Tsang，2009)；另一方面，因为有些比较新颖的现代管理实践很可能有悖于管理中人性的基本假设，也未必与时俱进(章凯等，2014)，所以中国管理学者应该深谙是否所有的管理实践现象背后都一定蕴藏着构建本土新理论的机遇，或许此时选择发现之道可能更为必要与可行，只要这些研究“关注了管理实践的重要问题或检测到了有意义的规律，并至少对一些组织的利益相关者是有益的；付出了大量的搜寻与努力成本从而探究到了原创性的新发现；遵守了研究方法的严谨性从而可被复制与检验”(Miller，2007)。

　最后，从现有的研究结果来看，4条道路选择在整体的数量上存在一定的平衡，但是目前康庄大道缺乏对本土新诞生的理论与模型进行检验与完善；羊肠小道依然缺乏基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哲学进行理论探索；虽然综合之道的比重逐年上升，但却缺乏文化双融的理论构建；而发现之道的比重不仅逐渐下降，这条道路还缺乏对中国管理实践进行深入的归纳与实证规律的探寻。因此，本文认为，道路选择未来应该继续维持对4条道路的多元化共同追求，并“保持”(Fabian，2000)4条道路中理论与理论之间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必要张力。虽然必要的张力最初被用来描述自然科学中既维持传统又追求创新、既维持收敛式思维又追求发散式思维以实现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的共同价值主张(Kuhn，1963)，但随后被用以表示对理论范式一致性与多元化的共同追求(Fabian，2000)，以及描述既开发现有的理论知识又探索新的理论知识以实现二者平衡(March，2004)。而本文更关注随着管理学的发展，这些互相竞争、互相冲突、互相促进与互相依存的必要张力在被拓展至理论与理论之间(如Suddaby，2014)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Bartunek，2003)的辩证关系时，如何有效指导系统的求真道路选择。

　　从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必要张力来看，因为带有不同价值主张的管理理论只能对复杂与动态的管理实践提供有限的、不完整的内部一致性解释(Van de Ven & Johnson，2006)，而且每一种理论都只能是片面与相对精确的，所以寻求这种张力有助于对比竞争性的理论解释，揭示不同理论的优势利弊，既有利于更为全面地认识管理实践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又有助于诞生崭新的理论洞见与管理新知(Poole & Van de Ven，1989；Suddaby，2014)。因为康庄大道可以复制、检验与完善现有的理论——包括对本土新诞生的理论或模型——以提高其效度、信度与预测能力，羊肠小道致力于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中构建新的管理理论，而综合之道可以同时强调对理论进行开发与探索，所以三者都是积累、抽象、规范和合法化知识价值(Suddaby，2014)的重要途径，而且“不同类型的理论之间的对话与交流，用意并不在比较不同理论到底孰优孰劣，而在于强化每种理论的知识价值及其未来发展”(Cheng et al.，2009)。因此，本文认为，中国管理研究应该继续同时追求这3条理论创新之道并保持理论之间必要的张力，从而实现不同价值主张与视角下的理论在互相竞争的同时也互相补充、互相揭示，这样有利于从国际化的视角审视本土管理问题与从本土化的视角看待国际化的管理问题，又有利于基于本土化与国际化的互动视角实现中西管理文化与情境的整合、超越与双融，从而既有助于共同呈现较为真实、较为全面、较为动态的管理实践，又可以帮助中国管理学者更为全面与系统地进行理论化抽象。

　　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必要张力来看，因为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是既互相竞争又互相促进的矛盾两端(Bartunek，2003)，所以保持这种张力可以强化二者存在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又有效促进管理思想的诞生与理论的构建(Bartunek & Rynes，2014)，也充分体现了管理学发展的科学路线与人文路线之间的竞争与依存(刘文瑞，2012)，并释放了正能量(曹祖毅等，2015)。不可否认，康庄大道、羊肠小道与综合之道都是重视理论知识开发与探索的创新道路，而且中国管理学也确实需要借以提高和巩固合法性地位，但是学者应该深知，关注与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并不只局限在较高程度的理论创新上，学者还可以选择与认可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程度均较低的发现之道，尤其是其中探寻管理实践中重要的实证规律与归纳数据背后的有趣现象研究。这种研究发现往往是基于真实的实践与现象实现突破，与实践结合最为紧密，对人类实践、生活的改善更具有影响力，对管理学这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尤为重要(Helfat，2007)。因此，本文认为，中国管理学者应该关注较高程度的理论创新研究，但至少也该同等程度地重视知识创造的其他有效途径。这些重视理论创新的研究与可以更加贴近管理实践但不强调理论贡献的研究，互相竞争、互相补充也相辅相成，维持其必要的张力，可以形成促进中国管理学科健康发展的基石(高良谋、高静美，2011)。

　　由此本文认为，康庄大道、羊肠小道、综合之道与发现之道都是创造与传播管理知识的有效途径，中国管理研究没有必要在康庄大道与羊肠小道构成的知识空间进行争论，因为道路选择可以从最初的二者“非此即彼”问题(Von Glinow & Teagarden，2009)，一方面转换为在由4条道路所构成的、更为广阔的知识生产视域内如何适当地提升与有效地平衡4条道路的知识合法性问题，另一方面转换为在维持对4条道路的多元化追求时如何追求与保持理论与理论之间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必要张力问题。对于前者，本文认为，学术共同体可以采取Hambrick和Chen(2008)与贾良定等(2015)的建议，即当管理知识被创造以后，通过必要的社会化与制度化过程，有效地促进知识的传播与扩散，从而适当地提升与平衡各条知识贡献道路的合法性。对于后者，本文建议学者从矛盾的视角更为辩证地看待中国管理研究的道路选择问题，否则，当学者过于重视康庄大道时，虽然这是通往普适性管理理论的一条可行途径，但可能会限制对中国有关的重要现象之发掘和理解，也可能会导致管理研究被继续掣肘于西方管理议题而失去增强中国管理学科话语权的机遇；如果学者过于强调羊肠小道，虽然有利于解决本土管理问题，但却可能形成短期导向的问题，导致“我们将很快看到的不仅是‘管理的中国理论’，还会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如上海和苏格兰)的管理理论”(Tsang，2009)；然而，如果过度关注管理理论的探索与开发(无论是康庄大道、羊肠小道还是综合之道)而忽视发现之道的价值时，也可能会形成另一种短板，即由于管理理论的过度繁衍，导致薄弱或者错误的理论既会阻碍好理论的发展，也会妨碍科学的进步(Pfeffer，1993)，甚至会比起初没有这个理论带来更大的危害性(Tsang，2009)。因此，若是未来过于关注理论创新而忽视管理研究的其他方面，可能只会让学者在因为缺乏信心从而不得不探索新理论以增加话语权时，因为理论的过度繁殖，导致中国管理学科更加缺乏信心，也很有可能在无形中继续拉大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动摇学科的合法地位，甚至是陷入孔茨担忧并试图竭力避免的“管理理论丛林”困境。故本文认为，中国管理研究的求真之道不是在康庄大道与羊场小道之间做出抉择，也不是在备择的综合之道与发现之道做出选择，而是一个知识创造与社会化的动态过程，是在学科整体上同时追求与合法化这4条探索与发现管理新知的现实路径，并在4条道路之间分别保持理论与理论之间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必要张力，从而促进中国管理研究科学与有序地成长，既遵循中国管理学科自我演变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又为全球管理知识做出自我的价值贡献。

(六)结论与展望

　　本文构建了新的分类框架，探讨了道路选择的重新认知与评价问题，发现中国管理研究不仅存在康庄大道与羊肠小道，还存在包含中西方理论整合的综合之道与不必强调理论开发或理论探索的发现之道。在为分类模型提供经验支持时，本文进一步发现康庄大道是目前学术群体最认可的道路选择，而羊肠小道、综合之道与发现之道的合法性相对都有待进一步的强化。这可能是中国管理研究30多年的发展现状，也应该是学术共同体未来需要关注和逐步解决的问题。在实证发现的基础上，本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反思，认为中国管理研究的求真之道应该继续维持知识创造的多元化路径，遵循管理学科自我发展与演变的客观规律，适当提升与平衡每条道路的知识合法性，同时保持各种理论创新途径之间，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有机的、动态的必要张力。学者既需要提高“吸收能力”来开发已经存在的管理理论与知识从而促进中国管理学科的科学发展，也需要通过不同程度的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组合，不断地探索管理新知，并为全球管理知识的更新做出重要的自我贡献。

　　未来的研究，一是可以应用本文构建的道路选择评价模型，尝试探讨某一个研究领域(如战略管理)的道路选择概况；二是可以考虑其他较有影响力的中英文期刊，增加样本期刊的种类与数量，或尝试开展中西方比较研究，或跟踪某一个管理学期刊，考察其路径选择的动态变化，以期多方位、多角度地窥探中国管理研究的道路选择现状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三是可以继续探讨康庄大道、羊肠小道、综合之道与发现之道之间的张力如何扩散与泛化的问题，以及这些张力机制如何保持必要的平衡从而促进中国管理研究的科学进步与演变，甚至可尝试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或命题并通过实证研究予以证明与深化；四是可以对研究方法进行更为具体和细致的划分，甚至可以考虑将非实证性质的理论研究与思辨研究纳入分析样本，进一步验证与拓展本文得出的相关结论。

本文来源：《管理世界》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