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推荐 | 官员交流驱动外商投资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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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贤彬，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暨南大学中国经济发展与创新战略研究中心，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徐现祥，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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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实证考察官员交流配置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分析中国内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外商投资及政府组织人力资本配置三者的内在联系。基于 1992－2010 年的省区面板数据，本文实证发现官员交流对地区的外商投资规模具有显著的影响; 这种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针对沿海省区的官员流动显著降低地方外商投资规模，而针对内地省区的官员流动显著地提高了地方外商投资规模。本文进一步实证发现官员交流影响外商投资的作用机制，主要源于经验的流动与匹配效应，而经验效应所产生的影响程度又因官员所具有的晋升激励程度而异。

一、引言

对外开放过程中，中国通过引进外资与对外贸易等方式实现了对外部市场与外部资源的利用。利用外资，被各级政府视为获得外部资本以及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重要方式与渠道， 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外资作为一种外来资本，具有较强的地区选择能动性， 会流向和留在政治经济环境较为开放稳定以及资本净回报率相对高的地区， 从而使得地区为了获得外资以及留住外资进行横向竞争。这一逻辑已经被大量的经济学文献所验证。但是， 现有关注外资的文献仅仅停留在以政府竞争解释外资引进与流动层面， 忽视了政府竞争背后的重要主角即地方政府官员。在各级政府中，党政首长作为政府决策的核心人物，对地方经济发展方向与战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出于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等因素的驱动，地方政府官员会致力于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 扶持外资企业在本地的发展与壮大。然而，地方官员在此方面的作为取决于其意识、能力与经验， 这些又因官员的背景存在差异。在中国特有的干部治理制度下，官员任命与配置均由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决定， 官员可以在不同地区与不同部门之间流动配置，从而构成特有的官员流动现象。这种官员流动会改变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政经体制环境，进而对外资增减与流动产生潜在的影响。这种影响究竟遵循怎样一种逻辑，并未有文献予以回答。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匹配了 1992－2010 年间中国省级的官员与经济面板数据， 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与系统 GMM 回归模型等策略实证考察了官员交流如何影响外商投资规模。本文发现， 官员交流显著影响了地方的外商投资数量; 这种影响具有不可忽略的区域异质性， 针对内地的官员交流与针对沿海地区的官员交流对地方外商投资具有显著不同的影响， 前者显著促进了外商投资而后者显著抑制了外商投资。本文进一步实证探讨了这种影响背后的机制， 我们发现官员交流的外商投资效应主要源于经验效应，即外来的官员带来了新的经验和资源， 从而成功地促进了外商投资规模的扩张。同时，经验效应所产生的影响程度又在一定程度上因晋升激励而异，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龄相对较大的官员所引致的经验效应程度相对较弱。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 基本结论及机制推论仍然成立。这一发现为政府组织的人力资本配置提供了理论与经验上的证据支持。

本文有以下几点不同于现有文献: 第一，传统文献多从经济因素与政府效率因素等角度解释外商投资的区位选择以及外商投资的地区差异， 本文首次从官员角度予以解释; 第二， 已有文献普遍关注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绩效，但其如何带来经济增长绩效差异尚未得到满意的回答， 本文通过分析最具有地区流动性与选择性的外商投资进行解答; 第三， 本文不仅厘清了官员交流如何影响外商投资， 还区分了其区域异质性，还尝试考察了其背后的机制效应，从而为优化官员配置与增进区域发展协调程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四，既然地方经济发展对官员至关重要， 而官员也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那么中国作为具有巨大的地区发展差距的发展中大国，如何采用可行的政策手段提高落后地区的发展水平，达成区域协调发展的效果，本文为此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与可行的思路。

本文剩余部分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回顾相关文献， 并延伸出基本假说判断; 第三部分是实证策略及数据来源; 第四部分呈现了本文的实证结果; 第五部分实证分析官员交流驱动外商投资的机制，论证了经验效应的重要性; 第六部分基于前文分析给出了结论。

二、文献评述与理论假说

( 一) 文献评述

经济学家正越来越强调官员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正确设置对官员( 特别是地方官员) 的激励是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关键( Li，1998; Li ＆ Zhou，2005; Xu，2010; 张晖，2011) 。现有研究认为，政府间的财政分权( Qian ＆ Weingast，1996; Qian ＆ Ｒoland，1998) 和地方官员之间围绕 GDP 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 Li ＆ Zhou，2005; 周黎安，2007) 是中国地方官员推动辖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激励来源。

近年来，经济学学者直接考察了中国官员治理体制所具有的经济增长效应， 并得到了许多创新性发现( 张军和高远，2007; 徐现祥等，2007; 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 。徐现祥等( 2007) 从地方官员跨省交流的视角考察了省级地方官员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存在正面的官员交流效应; 张军和高远( 2007) 亦从官员交流的角度考察了地方官员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也发现广义的官员交流即包括横向交流和纵向交流有利于辖区经济增长。王贤彬和徐现祥( 2008) 系统地从省级地方官员来源、去向、任期等维度考察了地方官员治理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不同类型的地方官员经济增长绩效显著不同。这传递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即不同的地方官员所带来的地方经济绩效是不同的。

最近，更有学者探讨了不同来源的地方官员对社会管理领域的影响。张莉等( 2011) 实证发现来自本地晋升的地方官员导致了更多的土地违法事件的发生， 他们将这种关系解释为来自本地晋升的行政首长有更大的可能性进行官员合谋，进而达到增加财政收入或者提高经济产出等目标， 但是他们并没有从计量实证的角度实现对这一机制解释的论证。陈刚和李树( 2012) 首次从官员来源的角度实证评估了省级官员交流的反腐败效应，发现官员交流显著降低了流入地的腐败率。他们发现， 官员纵向交流与横向交流的反腐败绩效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他们对此的解释是中央政府可能通过“空降”官员到地方来加强地方的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 而中央部委官员属于“单任务型”官员，地方官员则属于多任务型官员( Huang，2002) ，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更加全面和丰富，因此两者的反腐绩效无差异。他们发现省长和省委书记交流均具有显著的反腐败效应，省长交流的反腐败绩效要高于省委书记交流，他们将此解释为更强的晋升激励所带来的结果。但作者论证了， 省委书记作为党委一把手， 具有更大的实质权力，也负有更重大的反腐廉政建设的政治任务。因此，上述实证文献的机制解释仍然存在一些随意性与不足之处，值得进一步寻找证据。

除了从官员来源的角度考察政治权力安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外， 也有部分文献从官员更替的角度展开实证分析。王贤彬等( 2009) 以中国 1979－2006 年 29 个省份的党政首长更替样本， 实证发现党政首长更替，即政治权力更替所产生的政治不确定性对辖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而这种负面效应是短期的，在权力更替前后都不存在。曹春方( 2013) 基于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样本以及与此匹配的省委书记更替数据，实证发现我国官员更替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因产权存在边界， 主要表现为地方国企投资量和过度投资的降低，而在民企和央企中并不成立。徐业坤等( 2013) 以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治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支出水平的影响， 发现企业在面临政治不确定性时， 投资支出会明显下降，且这种影响不会提前或滞后; 政治关联企业特别是拥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身份的企业投资支出受政治不确定性的影响程度更大。此外， 国有企业在面临法定政治权力转移时投资支出也会明显下降，证实了政治影响企业投资的政治不确定性逻辑。显然， 曹春方( 2013) 、徐业坤等( 2013) 的发现与王贤彬等( 2009) 官员更替显著负向影响经济增长的结论类似， 从企业投资的微观角度给予了更加稳健的验证。

这些研究的范式与方法与跨国研究的文献是一致的， 众多的经济学文献从政治权力安排的角度考察了对经济增长及其他经济发展维度的影响。Jones ＆ Olken( 2005) 通过考察 1945－2000 年间 130个国家或者地区领导人自然或者意外死亡的样本， 发现领导人更替显著影响到经济体的经济政策及经济增长绩效，这种效应在缺乏权力约束的经济体表现得更加突出。Julio ＆ Yook( 2012) 基于普选制国家的领导人主要通过政治选举被更替的典型事实， 采用 48 个国家 1980－2005 年的企业样本数据，实证发现由于选举期间政治不确定性会导致经济政策不确定，企业在政治选举年份会显著缩减投资。Julio ＆ Yook( 2011) 进一步利用 44 个国家的季度数据，实证检验了领导人选举所产生的政治不确定性对 FDI 的影响，发现在领导人选举即将举行的季度 FDI 流入量显著下降，这种相对下降仅发生在选举季度，即影响是短期的。他们还发现了， 领导人选举的结果不确定性越大， 则这种短期的 FDI 负面效应越显著; 这种效应不仅在新兴市场国家显著，并且在高收入的发达国家同样存在。

这些文献说明，官员的政治权力与偏好会对经济社会运行产生复杂的影响， 正确设置官员激励与设计良好的政治体制至关重要。但是，当前针对中国的实证文献大多停留在识别效应层面， 对效应的区域异质性关注不够，也没有较好地揭示影响效应背后的驱动机制。

( 二) 理论假说

从上述文献来看，大量的文献( Jones ＆ Olken，2005; Julio ＆ Yook， 2012; 王贤彬等，2009; 曹春方，2013; 徐业坤等，2013) 从领导人更替的角度考察政治因素对宏观经济增长及微观企业绩效的影响， 并将此解释为政治不确定性等机制; 另一方面， 张军和高远( 2007) 、王贤彬和徐现祥( 2008) 、张莉等( 2011) 、陈刚和李树( 2012) 从领导人来源的角度考察政治因素对宏观经济及社会运行的影响，并试图从可能的角度给出解释。前一系列的文献主要关注的是政治权力更迭对经济运行及其绩效的影响，但正如这些文献自身所述，领导人更替更多的是影响了宏观经济以及企业运营的短期决策与绩效， 加大或者减小了相关绩效的波动性， 而对其长期决策与绩效究竟有何影响则没有深入研究。与此不同
的是，第二系列的文献主要关注的是政治权力变更之后所产生的相对长期和稳定的影响。

政治权力在领导人层面的更迭，不仅短期会带来不确定性而影响经济运行， 并且会在更长的时期内带来经济政策、发展模式与环境的转变， 对经济产生中长期的影响。如果短期波动不能忽视， 那么长期转变更加重要。正如宏观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争论一样， 卢卡斯认为， 降低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要远远大于存在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 这一论断所隐含的政策含义是维持一个国家高速的经济增长的意义要远远大于消除经济波动。因此，我们在考察官员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的时候，不仅需要关注短期效应， 更应关注其长期效应。于是， 本文将借鉴徐现祥等 ( 2007) 、张军和高远( 2007) 的思路，再次以官员来源的角度切入，更加深入地考察政治偏好与权力差异对中国区域发展差异的长期影响。

现有文献考察官员的政治权力安排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影响， 集中在宏观的经济增长维度及微观的上市企业投资维度。微观上市企业投资的维度考察，佐证了宏观维度的一般发现， 但集中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层面。但是，正如前面所述， 除了国有企业投资与民营企业投资， 外商企业投资也是中国境内企业投资的重要部分，并且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其所对应的资本规模。这些文献都忽略了对外
商投资这一重要要素的考察。

外商投资与国内企业投资存在着一些差异，外商投资在选择投资地的时候有更加广泛的选择， 并且会在选择投资地与投资规模时会更加慎重，这反映出外商投资对潜在投资地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状况变化具有更加显著与突出的反应。现有文献印证了这一点， 跨国投资在选择投资地及投资规模的时候会更加慎重，也会对各种宏观与微观层面的信息更加敏感， 在信息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 他们会倾向于削减投资; 而在信息发生重要变化的情况下， 他们会倾向于调整投资( Daude ＆ Fratzscher，2008; Ｒazin et al．， 1998; Goldstein ＆ Ｒazin，2006; Andrade ＆ Chhaochharia，2010) 。

一些学者从政治因素与制度的角度考察了外商投资的决策与行为。Desai et al．( 2008) 和 Desai etal．( 2004) 发现投资目的地国家的政治风险影响了跨国投资企业子公司的回报率， 并且同时影响了母公司及子公司的资本结构。Julio ＆ Yook( 2011) 则更进一步， 利用 44 个国家的季度数据， 实证检验了领导人选举所产生的政治不确定性对 FDI 的影响， 发现在领导人选举即将举行的季度 FDI 流入量显著下降，这种相对下降仅发生在选举季度， 因此影响是短期的。他们还发现， 领导人选举的结果不确定性越大， 则这种短期的 FDI 负面效应越显著; 这种短期负面效应不仅在新兴市场国家显著， 并且在高收入的发达国家同样存在。这些文献都逐步地指向了一个影响外商投资决策与行为的重要因素，那就是政治因素，特别是政治风险与不确定性。可惜的是， 在我们的视野范围内， 还没有经济学文献深入地从政治权力安排的角度考察政治因素对外商在华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

据此，本文将考察官员配置对外商投资的影响，而具体的角度则是官员交流。官员交流之所以构成一个相对理想的考察角度，是因为从官员更替的角度往往只能捕捉短期效应; 此外， 官员交流这一干部管理措施形成了两类相对不同的官员， 即本地官员与外来( 交流) 官员， 两者的配置逻辑是不同的，从而能够反映出规律性差异。

首先，地方官员交流可能会对当地的外商投资数量产生影响。这至少源于以下逻辑: 第一， 外来官员具有与本地官员不同的任职经验，不同的官员具有不同的战略与政策偏好， 这种经验与偏好差异可能会对官员流入地的外商投资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 第二， 本地晋升官员往往与当地各种利益群体具有或深或浅的关联，因此在制定与实施政策的时候可能会偏向特殊利益群体从而导致政策无法实现社会最优目标，而外来官员与当地各种利益群体一般没有联系， 更加具有独立性， 从而能够传递更加开放的经济环境以及相对开明的政治态度，进而影响外商投资的选择。综上所述， 我们提出第一个假说。

理论假说 1: 官员交流会影响地方的外商投资数量。

其次，官员交流会影响地方外商投资规模，但是究竟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取决于交流官员特征以及流入地特征，即取决于官员与流入地之间的匹配。对于沿海地区而言， 沿海省区的经济环境本身较好，政府效率本身也较高，本地官员往往就具有较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经验， 从而能够相对容易地吸引外商投资。当外来官员强力推进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时， 反而可能引起负面效果。因此对于沿海地区而言，官员交流并不一定能够带来更多的外商投资。对于内陆省区而言， 地方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市场环境与制度也不够完善，外来的经验、信息与资源往往是内陆省区所需要的， 外来官员可能带来不同的经验与资源，也能为内陆省区带来更开放与公正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预期， 从而带动外商投资的进入与增加。因此，我们提出第二个假说。

理论假说 2: 官员交流对外商投资数量的影响在沿海与内地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三、实证策略

( 一) 实证模型

外商投资的规模变化受到一系列经济社会因素的驱动， 我们最为关心的是官员交流是否显著改变了外商投资的规模。根据这一中心问题，我们设定的实证模型如下:

ln(fdiit) = α + β0ln(fdiit－1) + β1TransLeaderit + ΧitΓ + γi + ηt + εit (1)

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是外商投资企业年末投资总额 fdiit。外商投资企业的年末投资总额， 体现的是已落户的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与投资行为。本文采用外商投资企业年末投资额而非当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作为被解释变量。这是出于以下因素考虑: 第一， 实际利用外资是当年新引进的外资规模，是一个新增流量概念，这一规模的变化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外商投资企业年末投资总额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它是旧的外商投资企业与新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的共同结果， 其边际变化体现了所有外资企业的投资行为变化，当新增外商投资减缓时，也会抑制这一投资总额， 当该地区有外资流出时， 也会体现为这一投资总额的增长下滑。第二，对于地方政治环境的变化， 投资者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和介质来感知，已经落户的外资企业相对于未投资的外来投资者更具备这一条件， 其感受度会更高。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很可能不仅包含外来投资者的投资意志，也可能反映了外来投资者和国内投资者的联合投资意志，当政治环境变化时， 这种联合投资意志受到新的冲击， 而这种合作关系可能更难维系，因此可能显示出更明显的反应。第三， 很多外来投资者看重中国的经济前景， 往往利用已投资企业进行进一步投资，这种投资意愿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在实际利用外资额这个指标上。因此， 本文在实证分析中采用了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额作为考察对象， 这一变量更可能反映出外来投资者对政治环境变化的反应。我们也在实证方程右侧加入了被解释变量的一期滞后项， 这是因为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往往具有时间维度上的连续性，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的时候具有连续性， 考虑这一连续性使得模型更加符合现实。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 TransLeaderit，这是一个虚拟变量， 当该省区当年由外来官员出任党政首长的情况下，取值为 1。我们关心的是官员交流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的符号以及显著性。若该变量系数显著，则说明官员交流会影响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行为。

考察领导人更替或者政治权力更迭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需要解决或者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选举型国家，如果法律没有严格规定领导人选举的时间， 那么在位领导人可能为了连任而策略性地选择选举时间。在本文中， 我们关注的是省级官员交流带来的外商投资效应，因此需要考虑的是官员交流是否具有内生性问题。首先，中国的省级地方官员是由中央任命和配置的，因此对于各级地方政府而言，他们并不能直接影响官员交流。其次， 中央任命和配置地方官员，往往从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多维度进行通盘考虑，地方投资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再次， 外商作为一种外来资本力量，一般情况下并未与政府形成紧密的政企关联， 因此他们较少地影响或者改变政府决策。因此，我们将其看成是一个近似外生的事件，即官员交流的发生不会受到外商投资的显著影响。

除了核心解释变量之外，本文还考虑了其他解释变量。这些解释变量包括了地区实际人均生产总值( ry) 、地区实际生产总值( rgdp) 以及地区投资率( invrate) 。一个地区的经济规模越大， 则能够吸引更多的外资，并且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带来更加显著的影响;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则可能具有更大的市场需求，更完善的市场环境，从而引致更多的外商投资; 一个地区的投资倾向越大， 该地区越可能获得更多的外商投资。因此，本文对这些可能因素进行了控制， 本文也对官员更替事件进行了控制。由于官员交流变量在没有官员交流的年份定义为 0， 而没有官员交流的年份包括本地提拔( 如副省长出任省长) 和党政领导没有更换两种情况。为更好地控制区别这两种情况， 我们使用官员更替虚拟变量( chan) 加以控制。

( 二) 数据描述

本文的数据样本段为 1992－2010 年，省区样本包括港澳台之外的所有省级行政区， 东部省区定义为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 其余省区定义为内陆省区。经济数据来自中经网数据库及《中国统计年鉴》， 官员数据来自中国地方官员数据库( 王贤彬和徐现祥，2013) 。我们发现，样本期间的省级官员交流具有如下典型事实。第一， 在考察的 584 个年份中， 涉及官员交流的年份数达到 393，而没有官员交流的年份数为 191， 交流比重高达 2 /3 以上。对于东部11 个省区而言，交流年份数占总年份数比重平均为 53%; 对于内陆 20 个省区而言，交流年份数占总年份数比重平均为 75%。针对内陆省区的官员交流比重远远高于针对沿海地区的官员交流比重。第二，我们考察了每个省区来自中央的交流年份数和来自外地的交流年份数。总体来看， 来自中央的年份数为 152，而来自外地的年份数为 273，即中央更倾向于实施跨地的官员交流， 而非中央到地方的官员交流。无论是东部沿海省区还是内陆省区，外来官员主要都是来自于跨地交流， 而内陆省区有更大比例的交流官员来自外地。第三，我们分别考察了书记和省长涉及交流的年份数。对于大部分的省区而言，书记交流的年份数大于省长交流的年份数。总的来看，书记交流年份数为 303，省长交流年份数为 162，即书记更有可能是外来的。在沿海省区中，省长外来年份数和书记年份数比例约为 4．5: 10;在内陆省区中， 两者比例约为 8．6: 10， 因此中央更加倾向于对沿海省区调入外来书记， 更加倾向于从其本地提拔官员担任省长。

四、基本发现

我们基于实证模型进行了回归检验，基本的回归结果见表 1。表 1 的 1－4 列为内地省区样本的回归结果，第 5－8 列为沿海省区样本的回归结果，我们最关心的是官员交流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的符号以及显著性。第 1 列为采用最基本的动态模型进行的回归，没有加入其它任何控制变量， 并且没有控制省区效应与年度效应，官员交流虚拟变量在 10%统计水平显著为正。同时，被解释变量的一期滞后项系数高度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外商投资表现出高度的正连续性。第 2 列控制了省区固定效应与年度固定效应，官员交流虚拟变量系数显著性增强; 第 3 列加入了一系列的控制变量， 仍然采用固定效应回归，交流虚拟变量在 1%统计水平显著为正。第 4 列采用了系统 GMM 估计方法，交流虚拟变量在1%统计水平显著为正。系统 GMM 的回归系数大于固定效应的回归系数， 说明在没有较好地控制内生性的情形下得到的系数是下偏的， 从而意味着这一正面效应具有较好的可靠性。这初步验证了我们的假说，即官员交流对外商投资数量产生显著影响。

表 1 的第 5－8 列为沿海省区样本的回归结果。采用混合效应回归方法情况下， 官员交流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为负，但不显著。在采用固定效应回归以及系统 GMM 回归的情况下， 官员交流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为负，在 5%统计水平显著。系统 GMM 的回归系数大于固定效应的回归系数，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修正内生性的影响后， 官员交流的负面效应相对减弱了。这再次验证了官员交流对外商投资数量产生显著影响的假说。

同时，表 1 内地样本结果与沿海样本结果共同验证了官员交流的外商投资效应在沿海与内地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的假说，官员交流促进了内地的外商投资却抑制了沿海的外商投资。具体而言， 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内地省区有外来官员交流时，该省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规模会平均上升 20－30%; 而当沿海省区有外来官员交流时，该省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规模会下降约 5%。从边际影响来看，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影响效应。

五、驱动机制: 经验效应

既然官员交流能够显著影响地方的外商投资， 那么这种影响机制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经验效应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机制。为了检验经验效应是否存在， 我们仍然从官员来源出发， 识别其中的差异。既有文献实证发现了来自中央部委与来自外地的地方官员具有不同的经济增长效应( 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 ，我们采用此思路进行官员交流分类。表 2 报告了将官员交流进一步细分的回归结果， 即将外来官员分为来自中央官员与来自其他省区官员，第 1－4 列为内地样本回归结果，第 5－8 列为沿海样本回归结果。实证回归结果显示，在内地样本中， 来自其他省区官员的交流以及来自中央官员的交流， 均对当地的外商投资有正面的影响作用，且来自其他省区官员的效应要比来自中央官员的效应更大更显著。第 4 列显示，相对于第 3 列，针对内地的官员交流效应， 在采用 GMM 方法后， 效应进一步增强。在沿海样本中，来自其他省区官员的交流以及来自中央官员的交流，均对当地的外商投资有负面的影响作用，两者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较为接近。

这种显著的区域差异结果反映了官员与辖区匹配模式的地区差异。沿海地区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在吸引外资方面具有优越的天然条件与成熟的发展经验。相应地， 本地官员更加熟悉本地的优越条件与先进经验，外来官员反而不具有这些独特的经验与信息， 这个无论是对于来自中央的官员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官员，都是大概如此。反之，内地地区在对外经济开放过程中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本地官员往往没有太多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经验， 并且落后地区的市场环境往往不够成熟， 外资不敢随意进入或者加大投资。此时，如果外来官员具有更加广阔或者焕然一新的视野， 则可能带来更多的开放型经济发展经验与理念， 从而能够刺激外商投资增加与扩张; 特别地， 在流入内地省区的外来官员中，来自外地的官员交流效应在第 1－4 列中全部高度显著，而来自中央的官员交流效应则部分显著，反映出来自外地的官员交流带来了更强劲和更稳健的效应。中央部委的官员往往是条条经验，一般都属于专业性较强的管理部门， 而外地省区的官员一般是块块经验， 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和经验，来自外地的官员交流效应强于来自中央的官员交流效应。

官员交流本质上是地区与官员之间的重新匹配，跨地区交流包括了内部地区内部流动、沿海地区内部流动以及沿海与内地之间流动。我们认为，当经验效应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 沿海到内地的官员交流的效应应该最为显著和强劲。我们对不同的跨地官员交流的效应进行了考察， 以进一步考察经验效应的稳健性，表 3 报告了回归检验结果。

第 1－3 列报告的是内地样本的结果，来自中央官员虚拟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而东部到内地的官员交流虚拟变量的系数始终高度显著为正， 大小约为 0．2， 内地内部交流的官员交流虚拟变量的系数符号为正，显著性水平约为 10%。这显示出，对于内陆省份而言， 东部到内地的官员交流最为有效地增加了外商投资数量，内陆跨地交流也有一定的正面作用， 而中央到内地的交流则基本不起额外作用。在统计意义上，沿海到内地官员交流的系数显著大于内陆跨地官员交流的系数， 这意味着对于刺激外商投资，东部到内地的官员交流最为有效， 这可能源于东部官员带来了内地省区所缺乏的经验、能力与资源，甚至改变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第 4－6 列报告的是沿海样本的结果，来自中央官员虚拟变量的系数在 10%统计水平显著为负， 沿海内部交流虚拟变量系数始终在 10%统计水平显著为负，而内地到沿海的交流虚拟变量系数不显著。这意味着，对于东部省区而言，除了内地交流到沿海， 上述各类型的官员交流均对外商投资有不利影响，并不存在重大差别。沿海内部交流的效应也显著为负，这意味着东部沿海地区普遍并不缺乏吸引外商投资所需要的经验和资源，而官员交流可能反而打破了本地经济发展模式的平衡与连贯，从而产生负面效应。

我们将官员交流分成省长与书记两种类型， 即外来官员担任地方行政首长或地方党委首长。省委书记是比省长更高的职位，具有更大的权力，平均而言也代表着更多的经验。表 4 报告了将官员交流类型细分的回归结果，第 1－4 列为内地样本回归结果，第 5－8 列为沿海样本回归结果。

在内地样本中，第 1－4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外来书记与外来省长都导致外商投资规模显著上升。在第 3 列的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中， 外来书记表现出比外来省长更强的效应; 第 4 列的系统 GMM回归结果中，外来书记与外来省长的效应较为接近。关于外来书记与外来省长的差异， 外来书记更可能在其他省区曾经担任省长或书记，经验和能力更加丰厚，外来书记给落后地区带来的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政经氛围，从而带来更好的投资预期。因此， 对于内地样本而言， 外来书记会更加明显地促进流入地的外商投资，这进一步印证了经验效应的重要性。

第 5－8 列结果显示，在沿海样本中，外来书记对外商投资产生了显著抑制。这意味着， 沿海的本地书记相对而言更加有利于外商投资增长。这背后的可能逻辑在于， 书记掌握着一个地区的发展战略方向，外来书记往往与本地书记有不同的发展认知与经验，并且书记的认知与经验相对于省长要更强、职位更有实际权力，从而可能推行不一致的发展战略，从而导致外商投资下滑。

我们已经发现地方官员交流会给不同区域带来差异性的外商投资效应， 这种效应主要反映在外来的省委书记。而外来的省委书记可能来自外省的省委书记，也可能来自外省的省长， 两种不同的跨地交流类型可能具有不完全一样的涵义。对于来自外省省长的省委书记而言， 一方面包含了原来省区的省长任职经验，另一方面也包含了从省长晋升为书记的晋升激励效应; 对于来自外省书记的省委书记而言，包含的主要是在原来省区以书记身份主政一方的经验和资源， 并且省委书记一般也由省长晋升而来，因此这一类省委书记也往往具有省长主政的经验和资源， 经验更加丰富充实。我们希冀通过明确区分这两类跨地交流的书记，来考察究竟是激励效应还是经验效应发挥主导作用。

表 5 显示，对于内地省区而言， 正面的外商投资驱动效应主要由来自外省书记的省委书记所产生，而来自外省省长的省委书记仅产生微弱的正面效应。这意味着对于内地地区而言， 更多的是经验效应带来影响。对于东部沿海省区而言，结果与内地省区存在较大差异， 来自外省书记的省委书记对应的是显著的负面的外商投资效应， 而来自外省省长的省委书记也是有一定的正面效应。由于省委书记本身具有比省长更多的经验与履历，因此沿海的结果表明丰富的经验并非一定能促进外商投资。这意味着，对于沿海省区而言，纯粹的经验效应并没有发挥积极作用， 反而是因为经验的难以匹配和落地导致了负面效应。

我们对官员交流的虚拟变量进行了分类， 分类界线是 60 岁， 若交流官员在任当年年龄大于 60岁，则定义为大龄类别，否则定义为年轻类别。我们发现，对于内地省区而言， 无论是大龄类别和年轻类别，都显示出显著的正面效应，年轻官员的效应更为显著， 这意味着经验效应的强度会因年龄所引致的晋升激励不同而产生差异。对于沿海省区而言，年轻的交流官员的系数并不显著， 而大龄的交流官员的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沿海省区的负面效应主要是由大龄官员引起的。因此， 沿海的负面外商投资效应主要是由于同级跨地平行交流的省委书记在较高年龄的客观约束之下， 无意发挥经验与资源效应，不注重自身已有经验与当地经验和禀赋的匹配，从而陷入了消极后果。年龄差异主要蕴含着激励效应差异，进而影响了经验效应的强度，这也进一步印证了经验效应的主导作用。

外来官员进入新省区担任职务， 同时具有经验效应和独立效应。经验效应是指其能够带来本地区不同的经验与资源。独立效应是指，外来官员新官上任，与本地各类利益团体没有紧密联系。经验( 资源) 效应随着任期延长可能会变化，但不会至于消失， 特别是对于落后封闭的地区而言， 其效应会较为持久。但是，独立效应随着任期的延长这种独立效应可能会逐渐消失， 在政商合谋较为盛行的地方可能更加明显。我们对核心解释变量按照任期年份的不同进行了分类， 如果当年属于任期的前四年，则定义为短期，如果当年属于任期的第四年之后，则定义为长期。无论是内地还是沿海， 均同时存在显著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因此外商投资效应并没有随着任期延长而完全消失。这意味着经验效应在内陆地区占据主导。对于沿海而言，由于经验( 资源) 效应对于其并不重要，因此独立效应可能才是促进其投资的主要动力。但是因为沿海的外商投资效应为负， 因此我们认为独立效应在沿海地区并未显著发挥影响，反而是经验效应由于匹配困难发生困难。所以， 结合沿海与内地的实证结果来看，外商投资效应背后主要的动因在于经验( 资源) 效应。

最后，我们进行了以下 2 个方面的稳健性检验。第一，我们发现， 对内陆省区而言， 无论是否自治区，官员交流均有显著的正向外商投资效应。少数民族自治区主席一般由本地官员晋升而来， 区委书记则一般为交流类型。在这种特殊的民族背景下，给定其他条件不变， 交流到自治区的区委书记有更大的可能承担更突出的监督、稳定和协调任务，而所承担的经济任务可能相对较弱( Huang，2002) 。意味着官员交流的外商投资效应是显著的， 且一定程度上独立于中央在经济方面的针对性与有意识的调配。第二，我们采用另一个指标———外商投资企业年底登记户数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进行了实证回归，得到基本一致的结果。

六、结论

外商投资是中国对外经济开放与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形式， 也是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中国政府主导地方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 地方官员配置与流动对外商投资的地区差异产生了潜在的影响。本文第一次采用实证方法对此进行了严谨考察与评估。本文匹配了 1992－2010 年间中国省级的官员与经济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与系统 GMM 回归模型等策略实证考察了官员交流如何影响外商投资。本文发现，官员交流显著影响了地方的外商投资数量; 针对内地的官员交流与针对沿海地区的官员交流对地方外商投资具有显著不同的影响， 前者显著促进了外商投资而后者显著抑制了外商投资。

官员交流的经济效应异质性，反映出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对外开放程度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 官员交流带来更多的外部经验与信息，也带来更加开放公平的经济政治环境预期， 更加有利于市场机制的培育; 对于沿海地区而言，官员交流反而扰乱了地方经济发展战略的稳定性，难以带来更多有用的信息与经验，从而未能促进外商投资。

本文的发现是启示性的，外商投资的确会对政治力量配置进行反应。这种政治力量产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人力资本的流动，带来了经验和信息的跨地区流动和配置， 而经验和信息配置的效率则因条件而异。近年来，中国出现了更多的官员跨地区流动， 从我们的发现来看， 针对内陆地区的官员流动特别是沿海到内陆的跨大区官员交流更加有利于地方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与市场化体制的培育。本文为此提供了更加严谨的实证支持，加深了人们对干部配置机制的理解。

往期回顾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问题》2017年第3期

本期编辑/黄雅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