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后疫情政策先导意识，决胜疫情后社会生产生活 | 专栏文章

编者按：近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也引起了公共管理学者们的热切关注和探讨。为深入理解公共事件背后的政府行为与过程，“公共管理共同体”平台联合“政治学的困惑”平台将于近日连载专栏理论文章进行探讨。本期专栏文章如下，欢迎大家积极荐文和参与讨论！

徐济益  张亮皓

安徽工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前言：近日以来，我国湖北武汉所引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愈发严重，全国31个省市区都出现了该疫情。从黑龙江的漠河流域到云南省的怒江流域，自乌鲁木齐到福州，从黄河流域到长江两岸……到处可见疫情的发生。可谓当下从未有一件事比疫情更牵动14亿中国人民的心，尤为重要的是，连续几日来，疫情确诊人数的增长数量，更加加剧了我们对疫情的恐慌。

尽管疫情带给我国的困难和挑战是较大的，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上下凝聚全国人民群众的磅礴力量，此次疫情攻坚战必将取得胜利。这就意味着，后疫情时期不可避免来临，应对疫情的公共政策在后疫情时期势必将走向终结。对此，作为政策具体执行者的我国各地方政府应提前做好政策预估和形势研判，制定好政策预案，迎接好社会生产生活的良序回归。

一、确立后疫情时期政策先导意识：何以可为？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转型期、实现“十三五规划”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收官之年，实现建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决胜之年。做好疫情后社会生产生活恢复的政策设计准备工作，也成为我国的当务之急，可谓刻不容缓。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应对我国当前一系列问题的需要，更是提升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重要途径。后疫情时期意味着此次疫情攻坚战进入尾期，也意味着我国将重新全面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发展节奏。为此，各地方政府宜做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政策的终结准备，同时开启新一轮公共政策过程即恢复社会生产生活正常化。但从当下情况看，各级地方政府在后疫情时期到来前后，可能在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上面临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部分地区和部门政策准备不足。总体而言，我国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相关实践经验还有待进一步积累。因此，对我国各级地方政府而言，此次防疫控疫工作压力较大，后疫情时期的政策准备压力也较大。换言之，我国地方政府良序治理的挑战也在加大。针对进入后疫情时期的政策预案的设计，有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可能由于治理能力不足，存在政策准备不足的问题。例如可能存在卫生部门的工作状态转换的政策预案准备不足的问题，也可能有教育部门的复课保质工作政策预案准备不足的问题，亦可能有恢复生产和市场秩序的政策预案准备不足的问题等等。

2.部分地区和部门政策亟待优化。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才资源分布不均衡的具体现实，我国相对落后地区政策先导意识相对缺乏，有可能在后疫情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局部领域出现政策缺口，此应引起高度重视。我国地方各级政府在疫情结束后，既要恢复交通秩序，又要安定社会情绪；既要恢复大中小学校正常教育，又要确保教育教学质量；既要恢复市场生产秩序，又要恢复群众正常生活……诸如此类，方方面面，倘若不提前通盘考虑，势必出现较大问题。

3.政策执行的资源供给需要加强。当前，我国地方各级政府都投入了最大程度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其中，这对于早日取得疫情攻坚战的胜利而言，具有强有力的保障作用。但是，对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而言，该轮政策终结时，因其经济实力相对不足，各项资源相对匮乏。届时，很难确保该类地区的资源供给能力能够适应后疫情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治理需要。尤其是在扶贫、交通运输、教育、医疗、市场监管等领域，资源需求量巨大，发展相对滞后地区难免有所配置不足。

4.各级地方政府需要关注的问题。一是扶贫出现新生问题。在扶贫攻坚领域，因为新的治理挑战的出现，新的治理需要也就随之出现。对疫情严重且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而言，贫困户因疫如期脱贫困难增加、已经脱贫的困难群众可能因疫返贫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二是经济出现滞缓问题。在稳定经济增长领域，受疫情影响科研生产暂缓带来的损失问题，给我国各地经济治理带来了较大困难。三是基建出现延期问题。在基建领域，以“四改八”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推迟的问题，是疫情结束后的重要事物。四是对外经贸出现新的困难。疫情对近日来我国各地对外经贸活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我国各地对外贸易额很可能在今年第一季度，面临比去年同期下行的压力等。对此，各级地方政府务必做好政策预估，完善自身治理架构、提升自身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确保后疫情时期的良政善治。

 二、决胜疫情后社会生产生活：如何可为？

著名公共政策学者托马斯. 戴伊认为：“公共政策简单来说就是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应对此次疫情，我国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总体上都做到了“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以积极有为的姿态应对此次公共卫生危机。各级党委政府既要提高相应的公共政策的科学性，也要提高相应的公共政策的艺术性，做到政策精准性与政策人文性的有机统一。进一步在解决当前现实问题中，提升我国地方各级政府的政策终结能力、整体性治理水平、资源整合能力、专项治理能力，完善我国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推动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此，各地方政府当下应该做到以下四点：

1.强化政策设计的前瞻性，做好应对疫情政策终结的预案。一是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应充分制定好各地的复工复课复市时间表，并随着疫情发展变化作出精准的时间调整，力求做到不差时、不误时；二是各级公共卫生部门应同各地医院按照就近安置和特别安置相结合原则，制定好疫情结束后相关人员的安置计划，同时要合理规划公共卫生秩序正常化等问题；各级交通部门应拿出预案，要提前思考如何解“堵”为“疏”，为疫情结束后各地交通秩序正常化等问题做好准备工作等等。此外，各地方之间各部门之间应加强政策沟通，尤其是教育部门与各学校同交通运输管理部门间宜展开合作，防止避免政策不协调，加强政策协同性。如北京上海等城市高校众多，各校应召开联席会议，宜各校错开开学，防止集体返校造成交通堵塞甚至是引发大型交通事故。

2.完善政策制定的整体性，优化后疫情时期公共政策。疫情结束后，党政军民学农工，上下东南西北中，都需要实时步入正轨。由于疫情原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均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影响。因此，在考虑后疫情时期公共政策转移时，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把握全局，把被疫情影响到的经济社会发展事物的各个层面都纳入新的政策议程中来。我国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整体性、协同性越来越高，进行政策转移时，遗漏偏疏，都可能造成新的更大损失。对此，地方各级政府的政策预见性必须完整科学。各地方之间要展开跨地区合作，各党政机构之间要展开跨部门合作，地方各国有企业间要开展跨领域合作，相互督促，相互促进。

3.提高政策执行的有效性，配置好政策资源。政策目标的实现与否，关键在于政策执行的有效与否。我国地方各级政府应充分发挥自身资源配置优势，行使资源配置的合法职能。为应对后疫情时期的来临，各地公共卫生部门应合理安排防疫医药物资，投放到各公共场所、重要地点，防止疫情反复；各地交通部门应提前部署警力在交通要道、重要地段（如沪渝高速，各长江大桥等处）做好交通安全保障工作，防止返学返工时期交通堵塞出现高压状况及相应事故；各地方市场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的监督工作，并防止其他扰乱市场秩序问题的发生，准备好人力打击不法份子；我国各地区教育部门要合理安排各项教学科研资源，推动各层次学校复课等等。广东、上海、江苏等经济力量占优地区宜对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地区提供经济支持、中央政府也宜进行政策倾斜。

4.制定好政策预案，抓好重要问题。一是做好扶贫领域的应急预案。对于疫情给扶贫工作造成的新生压力，地方各级政府要掌握好贫困户的最新信息，做到有备无患；中央政府和地方省级政府要安排专项资金，加大扶贫力度，确保贫困户全部如期脱贫。二是做好经济增长的时间预案。各科研生产工作宜顺延暑假、减少双休，充分调动广大科研工作者、生产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以时间换取成绩。三是做好基建工作的人力预案。以“四改八”为主的基建工作，可考虑吸收大量因疫情失业人员和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在参与培训的前提下，参与适当的工作，从而减轻压力、加快进度。四是做好对外经贸工作的宣传预案。在对外开放领域，各地方政府应做好宣传工作，进一步吸引好外资，发展好对外贸易等。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人民必定能上下万众一心，战胜疫情。地方各级政府必须确立后疫情政策先导意识，决胜疫情后社会生产生活，制定好疫情攻坚战胜利后的政策预案，用充分的准备工作迎接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运转。我国必定能够在这次考验后，顺利提升自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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