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管荐书 | SPRU：疫情之后如何总结经验——复杂性背景下的公共管理16：疫情应对的知识积累
作者：Joshua R. Hutton
Knowledge accumulation from disease outbreak response
Publisher：University of Sussex, SPRU(2018.9.28)
内容摘要
这是一份博士论文，本篇论文探索了应对疫情的知识积累的动态过程。本书（论文）探索了过去20年疫情应对范式的发展，然后解释了这种应对疫情的范式在埃博拉疫情中如何被挑战并如何得以重新巩固。本书的方法包括两部分——基于文献的分析和基于访谈的分析。在一个嵌入式案例的基础上，通过对2013年-2016年埃博拉疫情教训的深度和细节的分析，本书认为这种范式其实得以重新巩固。在这一案例中，通过对总结疫情教训报告的14名作者和使用者的访谈，可以检查编码的知识在疫情应对中如何产生和使用。本书的贡献包括两方面，在经验方面，本书证明了应对疫情过程中知识积累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并提供了改善这种情况的建议，作者认为由于缺乏有意义的参与，专家小组的程序可能会使所谓的总结经验教训的报告产生偏差。在理论方面，本书为知识积累和学习的有关文献提供了一个额外的经验背景，作者认为之所以疫情应对过程中可编码知识积累的模式不同于其他灾难，是由于全球卫生认知共同体的相对孤立，本研究也证明了在面对复杂、模糊、模棱两可的场景中，编码的知识是一种有用的学习工具，也是有用的学习过程。
内容详述
最近二十年来的SARS、寨卡、H1N1、埃博拉等传染病爆发在人类数千年历史中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传染病疫情困扰了人类数千年。疫情暴发不仅会直接造成巨大的生命损失，对经济造成严重损害，并可能对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造成长期损害。在公共政策的研究中，疾病爆发与其他危机一样被描述成为一种“焦点事件（focusing event）”，使得人们增加对灾害有关问题的关注。这种关注本身并不总是产生“知识”，但是这种关注确实可能会产生知识，因为关注会使得人们思考灾难的原因和后果，并可能导致政策建议和可能行为的改变。因此接二连三的灾难会使得人类社会知识储备不断增加，人们可以总结利用新的经验教训、重新定义概念、证明错误的理论、产生新的理论。本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他关注的问题是如何从疫情应对中积累可编码知识（codified knowledge），其重点在于那些所谓的“经验总结报告”如何生产和利用这种可编码知识。
各种灾害事件后撰写各类“经验总结报告”在世界各地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疫情应对中也同样如此。Birkland将这些文件描述为“幻想文件（fantasy documents）”，认为这些总结报告在分析上经常是不充分的，而且经常未吸引足够的政治和经济资源来实施报告的政策建议。此外，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些报告是一种建立权威叙事的尝试，在这种叙述方式之下可以重新确立（被灾情破坏的）社会机构的首要地位。作者认为，所谓的标准分析经常是不完整的，这些报告的有效性取决于报告的形成过程、参与性和严谨性，以及这些报告如何呈现和宣传他们的主张，作者认为这种报告并非是权威机构试图保护自己权威性的工具，而是在认知层面和社会层面的表演。
作者研究了以WHO为核心的对全球疫情危机的经验总结，并将其概括为“全球健康安全范式”，这种范式占据了当前世界应对疫情的主流。在这种范式之下将欠发达国家视为疾病的起源，因此强调对疾病的监控和快速反应；全球健康安全需要跨国的共同努力，因此强化了WHO的权力；国家安全和健康密切相关，促使了对治疗、疫苗和诊断技术的快速研究、开发和关注。这些都是当前各国应对疫情时行动的逻辑和指南，这种范式对知识积累的格局产生了影响——某些知识在发展，但是某些领域的知识则在退步。
本文以埃博拉事件为例，分析了那些针对埃博拉事件的总结分析报告是如何产生的，他发现由于这些全球的卫生专家在有限时间内，承担了总结分析事件的任务，而他们所谓的经验总结过程还经常是有标准程序的，给定议程的，这使得专家组难以深入地参与到当地背景之中，所以既往的总结报告中所提供的可编码知识（具体来说是SARS的报告）就被用来理解当下的复杂情境，从而使得埃博拉总结报告看起来与SARS的总结几乎没有太大差别。
作者主要的贡献在三个方面，首先将经验总结报告视为表演性的工具是不充分的，要充分的理解这些报告的产生过程和使用过程；对可编码知识生产过程的关注使得研究者可以界定这些报告在知识积累中的作用；最后，如果将经验教训总结的过程以一种表演性地姿态来实施，那么就不仅是错过了一次绝佳的学习机会，而是对既有假设和权力结构的重新强化，给予某些类型知识及其拥有者以特权。
作者对于未来的如何总结经验、促进社会学习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首先是反思总结的时间和范围限制，在给定时间和给定关注范围的情况下，往往只能给出一个十分有限且并不深刻的总结；其次是专家组成员的构成，在各个专家小组成员均能平等参与的起草过程中，可能更不容易受到既有权威的影响；最后是报告的读者或者“使用者”的参与方式，报告其实只是整个社会学习过程的开始，有人阅读报告、并反思付诸实践才是学习的重头戏，所以一个报告如何被传播和使用同样重要。
作者简介
小编评论
这篇论文关注了公共政策过程中一个隐微的领域——知识生产，我们通常将知识理解成为一种客观的对世界的认识，将知识生产过程解释为一个看似自由的探索过程，这种理解不仅掩盖了知识本身的社会建构，也忽视了知识生产所受到社会的影响。如果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学者对于知识的这种属性没有一种高度的自我自觉，就可能被知识的“套板”所束缚，不自觉地重复一些看似正确其实缺乏洞见的意见，在研究中生产着被路径锁定的知识。是以所谓的知识生产者要有探赜索隐、潜幽入微的精神准备和理智觉悟。
就主题而言，作者关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在每次事件后的分析总结都如此的相似或者说如出一辙，这不仅是公共政策领域的总结如此，甚至我们小学时写的检讨如此，现在新闻所见落马官员撰写的忏悔书也如此。作者关注到了这些报告的写作过程，在面对一个纷繁复杂的情况下，给定时间、给定关注范围的总结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于总结者而言再没有比重复前人的总结更省力、更能应对负责、模糊情形的方式了，在此这些所谓编码的知识既是工具，也是束缚自我的枷锁。与此具有类似见解的，还有之前我们曾经推荐过一份关于挑战者号发射失败的总结报告：公管荐书 | “在生活中”的公共管理系列02——挑战者号发射决策：NASA的风险技术、文化和异常行为。
就议题而言，作者关注的是重大疫情所代表的卫生安全问题，这在近20年的全球治理之中，是一个十分突出领域。在近期的交流中，作者表示他对研究的有限性有高度的认识，比如在这次WHO与中国的互动中，中国技术体系的快速应对（测序、分享）得到WHO认可，他觉得他博士论文中的结论似乎需要打一个问号。这反映了在社会的各个子系统中，中国的技术系统拥有强大的学习能力。但是这不妨碍我们从他这篇博士论文所关注的方向继续出发，去关注当下和未来我们如何从每一次灾难中吸取教训、生产知识。最近有一句话很火，那就是黑格尔的“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句话从短期来看或许有些道理，但放在长周期的进程中却一定不是这样，知识积累是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事。不过这句话却深刻地反映了人类社会整体实现学习、转型的缓慢性——几次类似的教训不足于实现足够明显的知识积累，但是只要重复的数量足够，总会有明显的转变，可问题在于每次危机的重复都是人们血与泪的代价，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充分地抓住每一次可以反思的机会，支持长期、持续而深刻的总结，而非仅满足于事后短期的“表演性”、工具性的报告，将社会学习的效率大幅提高，尽可能减少长周期中我们所需要付出的学习成本和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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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临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