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艺：案例《基层大数据运用缘何不显“天赋”反“添负”？》| 田野里的中国
“十四五”规划指出，“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治理流程再造和模式优化，不断提高决策科学性和服务效率”，数字政府建设逐渐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然而，尽管各级地方政府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财力，使数字政府建设初见治理效能，但总的来看，数字政府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大数据和传统治理方式之间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去调整和磨合，在这段“阵痛期”容易暴露不少问题，基层社区治理方面尤为突出。
本期对话佳作有幸邀请到了第五届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的特等奖获得者之一——南昌大学“萤火队”的指导老师韩艺教授，就其指导的公共管理案例《基层大数据运用缘何不显“天赋”反“添负”？——南新市苍霞社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考察记》做进一步的交流和讨论。
（图片来源：全国MPA教指委官网）
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创设于2016年，每年举办一届，是“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主题赛事之一，在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指导下，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及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MPA教指委）联合举办。大赛旨在引导广大研究生尤其是MPA研究生关注我国公共管理实际问题，通过调查研究、案例采编及分析辩论等比赛过程，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提高运用公共管理理论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MPA教育中进一步推广案例教学，使MPA教育与公共管理实践、与国家发展大局更加紧密结合。
2021年4月25日，第五届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决赛在海口市顺利举办。本届大赛吸引了186所院校的1884支队伍参与，经过初赛阶段的两轮评审，32支队伍成功晋级决赛第一轮（小组赛）。25日上午，32支队伍分别在四个小组赛场进行了16场一对一精彩对决，四个小组赛的第一名共4支队伍晋级总决赛（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观看总决赛现场）。
获得本届大赛“特等奖”的队伍为：海南大学“通惠工商队”，南昌大学“萤火队”，华东师范大学“旧里新颜队”和上海交通大学“银龄护卫队”。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数字治理被赋予了打造施政平台、整合资源、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等美好愿景，然而其在嵌入基层政府治理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南昌大学韩艺教授指导的“萤火队”的案例聚焦南新市苍霞社区（化名），在一系列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以数据治理理论与压力型体制解释框架为基础，构建全新的整体分析框架，深入探究基层数字治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现象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具体政策建议，助力信息技术嵌入基层政府充分释放治理红利，减轻基层负担，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南昌大学MPA获奖团队集体合影）
“萤火队”成员：周子益（右4，“最有价值队员奖”）、胡晓瑶（左4）、许靓浛（左5）、戚文丰（左6）、王明旭（右3）
嘉宾介绍
韩艺，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宝钢优秀教师奖获得者、江西省青年井冈学者、江西省“四个一批”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1项，江西省社科项目7项。出版专著2部，发表论文四十余篇。荣获国家级、省级等奖励二十余项。兼任江西省政务服务专家、江西省人民政府研究室特约研究员、教育部博硕士学位论文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中南大学学报（社科版）》审稿专家、《四川轻化工大学学报（社科版）》编委和审稿专家。
访谈实录
Q1：案例中呈现的苍霞社区在基层大数据所面临的问题，与其它社区相比，有哪些共性与特殊性？
韩艺：共性方面，苍霞社区可以理解为南方老小区的典型代表，与大多数城市社区一样，它经历了传统治理模式到现代大数据治理的转变。苍霞社区在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社区工作人员抱怨政务APP过多，工作微信群和办公群较多；打卡、签到、建立各种台帐，留痕现象过重，滋生“指尖上形式主义”；工作人员配备多个手机，疲于应付；数据平台过于繁琐，时常出现数据丢失现象。特殊性方面，苍霞社区因其区位优势，较早投身大数据治理，但其是一座老小区，住户年龄偏大，对大数据治理有个适应过程；另外，该社区系统平台基础数据不够完善，功能较单一，许多前期采集的数据被搁置。与此同时，群众对良好治理的期望较高，因此大数据治理中折射出的问题也相对多一些。
Q2：案例对场景进行了生动的还原与深描，您和团队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有哪些心得，是如何克服困难的？
韩艺：在实地考察还原与深描案例过程时，会有几个难点：一是过往的素材以主要人员的口述为主，图片、记录和台账不够全面，这对案例正文的成文构成一定的挑战。二是整个案例折射出的问题点比较多，哪些应该舍弃，哪些应重点突出，都是实际考察中遇到的问题。为此，我们对于缺乏的素材扩大调研范围，通过各方资源全面收集苍霞社区大数据治理图片、记录和台账；同时，制作问卷，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加上案例队员的参与式观察，终于克服困难，逐渐获得翔实信息。与此同时，我们通过二十多次的线上微信群、腾讯会议、QQ群和进行头脑风暴，边考察、边整理、边聚焦、边完善。我带领大家对案例进行不断讨论和修改，实不相瞒，这次案例大赛我指导的三个案例小队在大年三十（2月11日）的白天都在讨论案例内容，“萤火队”有点慢热，这期间案例正文尚未完全成型，当天队员们（周子益、胡晓瑶、许靓浛、戚文丰、王明旭）不断根据发现的素材对行文逻辑进行讨论、理顺和修改，但很快渐至佳境，在大年初三即完成了令人满意的案例正文初稿。
Q3：案例语言生动，既有“故事”也有“情节”，您认为案例文本的撰写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如何进行场景还原与详略取舍？
韩艺：一是案例素材的真实性与原创性原则。案例一定是基于真实事件的场景还原和情境再现，真实性与原创性是首要原则。这要求案例是基于一手素材的加工。所谓“真实加工”，不是歪曲案例事实，而是根据案例所凸显的问题焦点或需要折射出的公共管理主题进行适当的详略取舍，对案例所涉及的复杂情境去粗取精，对案例发生的过程理清脉络，形成逻辑清晰、详略得当的完整结构。
二是案例过程的逻辑性与客观性。案例行文过程，要求彰显出“起承转合”的逻辑。客观地把真实的故事讲好是案例过程的关键。案例的行文要流畅、文字要精准，每个部分的标题要有类似章回小说“分回标目”那样吸引读者眼球，而在整体上各个部分又能串联起来层层推进，类似“剥笋法”，能引人入胜，让读者有想看下去的冲动和兴趣。如果一个案例事实上内容跌宕起伏，或一波三折，或峰回路转，或柳暗花明，那么，这个案例就是一个具有极强可读性的好案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案例行文过程中，一定要忠实于案例素材，不能为了追求内容跌宕起伏而改编真实过程，否则便违背了案例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原则。
三是案例内容的生动性与充实性。案例的原创性要求要有相关数据、图片、资料等背景信息的支撑，必要时辅之以问卷、访谈或参与式观察法还原和补充案例经过，增强案例的充实性；案例内容一定要客观地还原或再现场景，不带入编写者的主观意志，但同时又要能够隐晦地折射出问题或凸显焦点，引导读者关注这些焦点问题，为案例分析提供铺垫。
Q4：理论依据和分析框架是案例分析的重点，您和团队是如何从文献和经验材料中找到恰当的理论解释以及提炼出合适的分析框架的？
韩艺：通过查找文献，梳理既往的研究成果发现，关于“指尖形式主义”产生原因的研究大致分为三类：官僚主义作风论、责任下沉论、考核制度论。现有研究的价值不言不喻，但相对过于宏观，或聚焦某一方面，总体上缺少一个整合性的解释框架。
事实上，“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产生，背后受压力型体制、主体能力与主体间关系、技术本身缺陷等因素影响。一是压力型体制下的基层不恰当考核和评价指标没有根本改变，借助于技术从线下转为线上，从实地考察转为线上数字、图片、台账记录的形式主义检查。这就造成社区信息技术的运用并没有使线上考核更为轻松，反而可能加重了社区工作人员的负担。二是基层政府对数据考核的过度依赖与社区主体（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居民）对大数据应用能力不足形成了反差；另外，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导致社区工作人员被迫重复往各部门的平台录入信息和填写相关表格，无形中增加了工作量。三是技术本身的不完善，特别是技术与体制缺乏实质性契合，未围绕解决基层管理体制中的问题进行技术嵌入，技术本应有的“天赋”未显，反倒出现“添负”。为此需要引入体制、主体与技术三维整合性的解释框架，以期能够探索和剖析基层数字治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从而寻求破解形式主义治理之策，助力信息技术充分释放治理红利，减轻基层负担，实现基层数字治理现代化。
Q5：从技术治理的角度来说，技术和组织之间存在互动性，您认为苍霞社区的治理实践中是否也体现了技术和组织之间的相互形塑？
韩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数据的发展与应用，大数据已经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需要依托科技支撑，重视数据治理。引入大数据治理正是乘着当下“互联网+”的东风，应运而生的新治理模式。新的技术治理模式势必带来新的理念和新的架构，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优化基层治理效果。这体现的正是技术治理为基层组织的一种形塑。而在技术嵌入基层组织的过程中，组织体制与文化也会对技术本身加以取舍甚至改造，从根本上说技术治理作为手段实为优化组织管理提供服务，这又体现了组织对技术的形塑。苍霞社区的大数据治理实践，也不例外。当然，在技术嵌入于该社区组织、在相互形塑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矛盾与问题，案例反映的正是此过程中的“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问题，案例试图通过对问题背后原因的展现以寻求破解问题的路径，达到技术和组织之间的相互匹配融合，适应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需求。
Q6：“数字治理”在基层实践中衍生出大量“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并非偶然，本案例的分析框架从体制、主体和技术进行剖析，而这三者之间又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您认为“指尖形式主义”要实现根本改变，破局之道是什么？
韩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其产生背后有着压力型体制、主体应用能力与主体间关系、技术本身缺陷等因素。为此需要引入体制、主体与技术三维整合性的解释框架。体制、主体和技术的内在关联：一是既有的基层压力型体制下，技术沦为考核的工具。基层政府过度强调技术考核便利，一方面导致其以技术为依托简单沿袭了原有考核制度而忽视了改进本地评价体系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忽略了技术本应发挥的克服体制弊端和重塑组织结构的可能性。二是在考核压力下，主体（基层政府、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居民）对技术的认知能力差异，造成了技术依赖（基层政府）与技术厌倦（社区）的反差。三是技术未从优化基层体制角度有效嵌入。技术本身的缺陷、加上社区人员在技术运用方面能力的不足，平台系统未从优化基层管理体制的角度进行设计，技术本应发挥的治理“天赋”变为增加社区负担“添负”，基层数据治理的效果与预期之间存在偏差。因此，体制、主体和技术三者间既彼此关联又相互强化，产生了负面的融合效应，产生“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问题。
“指尖形式主义”有效的破局之道应重点围绕体制、主体与技术三大维度展开，主要有：一是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中“对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进行大排查，着重从思想观念、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上找根源、抓整改”要求，改革原有的评价考核制度，完善考核内容，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性考核，严格控制“一票否决”或“一刀切”的考核方式。严查利用数字治理进行不当考核的跟风、攀比的现象。二是理顺基层权责关系，明确基层政府（部门）与社区之间的事权与职责，减少对社区的责任甩锅现象。三是主管部门需要打破数据壁垒，通过数据共享将不同领域的大数据治理有机融合，以全域一盘棋的思维去统筹，提高治理精度和效率。四是通过加大培训、宣传和引进人才，提高社区人员的技术治理能力。五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必须重视技术治理的价值。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为此，要充分发挥技术“赋能”作用，从发挥技术用以纠正现有基层考核体制弊端优势的角度进行技术嵌入，优化平台系统设计，充分释放数据治理红利。六是合作共治。在基层党委的领导下，构建起基层政府、社区、居民、数据公司等多主体间的合作共治机制，进行有效的对话、沟通和协商。
Q7：老年人相对于年轻人来说，对新技术掌握不足，数字治理一定程度上给老年人带来了不便，您认为社区应如何让治理更友好，使数据有温度？
韩艺：数据治理将会是未来治理模式的主旋律。当然，从数据治理中，我们应该看到科技以人民为中心，一切治理都应从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出发点，大数据治理，人民是享有者。因此，给数据治理增加温度，首先要从政策的角度去优化，让政策和大数据治理更好的融合，进一步实现各项治理的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其次，拓宽治理思路，适当增加一些人性化思考，填补数据治理的漏洞，比如健康码的人工通道等，让老年人群体感受到数字治理的全面性。
Q8：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成熟和应用，基层数字化治理可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您认为未来大数据应如何有效参与社会治理？
韩艺：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可以加强社区网格化智慧化治理，打造便民利民的智慧治理服务型社区。区块链防篡改、可追溯的特性，其可以打造出一个透明、可信、高效的政务信息共享平台，利于打破部门壁垒，增加协同性；将基层干部的工作任务节点的信息上链，管理人员可以随时查看带有时间戳的“区块”，将有助于消除形式主义考核行为。随着数字化治理的不断普及，基层大数据的运用会不断的深入，比如智慧物业、智慧政务、智慧物流、智慧居家养老等，这体现了数字化治理与日常生活的接轨。
未来大数据对于社会治理的参与，首先要明确大数据治理是方式手段而非目的。大数据的应用为基层治理服务，因此群众满意度，治理的效率，能力的现代化是出发点，也是最终目的。其次，需要提高治理能力，防止大数据滥用，而从长远考虑，需要建立预防机制，提前防范治理风险，提升大数据综合治理水平。
Q9：南昌大学在本次案例研究大赛中斩获了多项殊荣，其中包括全国亚军和最佳指导老师在内的5个奖项均由韩老师您指导或获得。请问您在案例研究的教学模式或侧重点有哪些？
韩艺：在刚刚闭幕的第五届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上，南昌大学一共获得7项奖项：“特等奖”（全国亚军）、“二等奖”（全国32强）、“三等奖”2项（全国100强）、“优秀组织奖”、“最佳指导老师”（韩艺）、“最有价值队员奖”（周子益）。我个人贡献了其中的5个奖项。之前每届大赛也获得过奖项，但此次历史性突破，与长期的案例教学与研究是分不开的。近年来，南昌大学MPA进行了教学和培养改革，邀请了李俊清教授等校内外专家举办了系列案例讲座，同时组织教师对MPA生提供的一手案例素材进行编写形成案例，在案例教学中鼓励用自编原创案例。我在讲授《公共管理学》课程中，也在逐步加大案例教学比重。根据教学内容需要，课前将案例发放或者先行讲授理论知识点然后即时抛出案例，让MPA生用现有的理论分析案例，然后我再进行点评与交流、对案例解析和总结，达到通过案例折射和印证理论、理论指导和案例应用的二元融合和教学相长的目的。
另外，也注重案例入库和案例研究，个人有3篇案例入选全国案例库和发表基于案例的研究论文。关于案例文本的案例正文研究，我认为至少有五个关键点：一是选题的问题性。从选题看，案例要有很强的问题意识。“题好一半文”，选题的优劣直接决定案例的成败。实践中的热点主题、亟待解决而研究又关注不够的问题，才是一个好选题。通过MPA《公共管理学》课程讲授中的案例教学互动、与MPA生交流日常公共管理工作中的案例素材，我从中帮助挖掘值得研究的问题切入点或研究视角；必要时历经师生间的不断对话，逐步勾勒出案例选题的清晰轮廓。MPA生可能对选题仅是一个粗线条的直观感受，但指导教师一定要有问题意识。这其中需要指导教师的学术敏感性和耐心付出。二是标题的新颖性。研究问题和案例选题确定后，下一步就要通过标题设计将之有效呈现出来。标题的设计要求新颖，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冲击力与吸引力，在句式上常见的有对比、设问、反问等形式。出于研究伦理的需要，为最小化降低对案例取材地的影响，必要时可对案例所在地名和人名作匿名化处理。比如，“萤火队”最终将题目确定为《基层大数据运用缘何不显“天赋”反“添负”？——南新市苍霞社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考察记》，句式上采用对比加设问形式，南新市苍霞社区则作了匿名化处理。三是行文的逻辑性，四是内容的充实性，这两个关键点我在前面的第3个问题“案例文本的撰写应遵循怎样的原则”中予以了回答。五是结尾的启发性。结语部分，应高屋建瓴概括案例经过，凸显案例问题的重要性与挑战性，引发读者思索或启示。必要时将案例分析报告所要分析的点通过“启发思考题”的形式提炼勾勒出来，引导读者进一步的思考。
Q10：您如何看待案例文本研究和以案例为例撰写的学术论文？
韩艺：案例文本的分析报告研究与以案例为例的学术论文撰写，二者有所区别但又高度相关。因此，这两个问题我放在一起谈。
（1）在问题聚焦上，案例分析报告要基于理论运用和分析框架构建，尽可能全面解析和回应案例中折射出的各个问题或矛盾点；而以案例为例的学术论文，可能主要聚焦于案例折射出的最主要的问题点。
（2）在理论运用上，案例分析报告侧重于运用理论去解析案例；而一个好的案例论文研究既要促成案例分析与现有理论间的对话，又要尝试基于案例构建出有价值的理论分析框架，修正、拓展现有理论甚至于形塑出基于中国情境的中国化理论，学术性要求更高。
（3）在对策分析上，案例分析报告通常需要寻求针对案例问题或矛盾点的解决路径或优化方案；而案例研究论文不一定需要提出解决对策，可能更多是基于案例的发现、结论与讨论。
2021年3月份《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26家管理类经济类期刊在清华大学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案例研究期刊联盟”后，《公共管理评论》《中国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学报》《管理学报》等都开辟了案例论文研究专栏，这是对案例论文研究的重视和鼓励，对于推进案例研究论文、案例教学和案例大赛水平的提升都具有重要意义，也利于助推基于中国场景的中国化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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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张珺 黄扬 姜宝卿 成纪宏 吴芳 高姝蕊
编辑：吴芳
审校：对话佳作版块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