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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治背景中Kingdon的多源流方法：整合、组态与新发现
编者按
政策企业家如何扩大公民空间？不同的政治背景中，政策企业家如何改变政策？本期海外版块分享一篇发表在2020年国际顶刊Governance上的文章“Kingdon's multiple streams approach in new political contexts: Consolidation, configuration, and new findings”。该文采用QCA的方法和多源流理论，分析了来自全球的24个案例。并且通过将QCA与地理上具有多样性的一系列影响项目的政策案例相结合，从而能够处理各种各样政策背景中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拓展多源流理论的应用。下面跟着小编一起来品读这篇优秀的文章吧！
一、研究问题
Kingdon的多源流方法(multiple stream approach, MSA)始于一项美国政策制定的研究。它很快成为了政策研究最活跃的研究议题之一，同时为“政策企业家”(policy entrepreneurs)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政策企业家是那些拥有大量资源，参与政策活动以寻求未来回报的个人或者组织。MSA认为在政策窗口期，也就是某一问题受到高度关注（问题源流）、可行的解决方案存在（政策源流）、政策制定者有动机和机会采纳新政策时（政治源流），政策企业家可能会引起重大政策变化。政策企业家可以投入时间和金钱去发现机会。MSA的成功源于符合直觉且吸引人的叙述、连续的理论完善以及经验应用的结合。
然而，目前大多经验洞见是通过美国和欧洲的单个案例研究得到的，一些评论强调MSA需要更多样化的全球应用。虽然扩大MSA地理上的应用范围受到欢迎，但不确定的是研究者如何在新背景中操作化MSA的概念。为了解决MSA研究中的这些不足，这篇文章想探究：我们如何在MSA的导引下，比较跨国案例，以识别不同类型的政策企业家为了(a)扩大公民参与空间, (b)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中改变政策，所采取的途径？简而言之，我们运用一个多样背景的系统实证研究来完善MSA的关键概念（并不是检验或者改变MSA整个理论框架）
二、探索扩大空间和政策变化的多种路径
为了实现研究目标，这篇文章使用QCA分析24个案例，这些案例包含Oxfam在2003年至2017间，为扩大公民空间或改变政策所做出的影响政策的努力的有效性评估。QCA与地理上具有多样性的一系列影响项目的政策的结合，让我们能够通过处理各种各样政策背景中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扩展MSA重要概念的经验应用和影响。
2.1 组态视角下的MSAQCA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允许研究者转换MSA重要的理论成分来分析多个案例。QCA考虑了复杂因果关系的三个特征：并发因果(conjunctural causation)、等效性(equifinality)和因果非对称性(causal asymmetry)。这些特征都与MSA有关。
首先，建立在MSA上的研究注重分析不同条件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在产生结果方面的成功程度。并发因果关系描述了几个条件相互作用产生结果的情景。QCA可以识别这些组态，其中包含解释条件之间的复杂协同作用。第二，QCA和MSA都包含几种不同路径可以达到给定的最终状态的思想。等效性描述了不同路径实现同一结果的情况。在QCA中，组态可能不同，但是他们全都能解释相同的、预定义的结果的出现。第三，非对称性描述了某一结果的缺失可能不是通过简单改变一个可以解释那个结果出现的组态的所有成分得到的。解释某一结果的出现或不出现的条件可能不同，而QCA能够涵盖它们。总之，QCA强调了MSA的重要方面。
2.2 QCA作为一个方法工具包QCA是基于案例的，建立在集合理论和布尔代数的基础上，进行系统地跨案例比较的一种方法。它旨在识别解释一个结果出现的条件组态。QCA包含五个通用的分析步骤：定义感兴趣的结果；为跨案例比较选择相关解释条件（条件选择）；将数据从案例转换为集合（校准）；为进一步分析系统化和选择案例（真相表分析）；识别构建解释感兴趣结果的组态的最简约方法（布尔最小化）。
2.3 数据：Oxfam政策干预这篇文章的数据来自Oxfam。Oxfam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国际网络，其使命是“为贫困、饥饿和社会不公正的可持续解决方案”。作为这项努力的一部分，Oxfam与其合作伙伴和盟友通过积极行使公民权利、治理和政策干预，在不同的背景中，扮演“政策企业家”的角色。数据集包括22个扩大公民空间的案例和15个改变政策的案例。其中13个案例包含了这两种结果。每种结果类型都被作为一个单独的案例来处理。
2.4 QCA分析2.4.1 定义结果：扩大公民空间与改变政策这篇文章将扩大公民空间定义为增加“空间“使用权或运用的政策干预，在这个空间里公民社会组织和公民可以行使权力，而且他们对政策的意见会被听取。例如，政策企业家通过创建论坛、组织、或公民和公民社会可以促进政策的程序，扩大公民空间。其次，作者将改变政策定义为政府、公共机构或政党公开的项目、政策、程序或预算发生了制度化变化的案例。
2.4.2 选择与MSA相关的解释条件利用MSA，更宽泛的政策文献和Oxfam及其合作伙伴的概念框架和实践，我们选择了五个理论上相关的解释条件。表1概述了两个结果条件和五个解释条件的定义和校准。
首先，MSA认为政策企业家可能在政策影响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MSA还没有充分探索国际化政策企业家的独特作用，这是我们研究中的一个条件。更广泛的政策文献指出，国际实体可以通过提供重要资源（例如，金融、能力建设、网络、号召、进入决策者）在幕后发挥支持作用。简而言之，他们投资于那些分享他们目标并更好地实现目标的人。在本文的情境中，Oxfam会通过实际示范和研究，支持那些强调政策问题或提出政策解决方案的地方性伙伴组织。根据合作伙伴的问题、背景和需要，Oxfam也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言论和行动，通常与他人联合行动，以影响政策。
其次，MSA研究者强调了机会窗口（windows-of-opportunity）对政策企业家成功的重要性。在本文的背景中，机会窗口可能是由政府选举或更迭、政治突出事件（如国际峰会)、一些具有充分破坏性的外生冲击(如灾难）或其他事件引起的。在一些案例中，政策性企业家促进了机会窗口的创建。
第三，最近的MSA研究使用Baumgartner和Jones (2010)的“场馆购物”(venue shopping)概念来确定寻求在多个政策制定层面影响决策者的行为者。机会窗口可能出现在次国家层面、国家层面或超国家层面。政策企业家可以利用这一策略来“软化”解决方案，使它们在一个或多个场所在政治上可行。
第四，对“政策社区”(policy communities)的研究强调了内部战略(insider strategies)。内部战略涉及与政府官员和政治家建立关系的合作影响战略，是政策企业家的重要手段。通过这一策略，政策企业家可以学习并利用“游戏规则”来鼓励官员和政治家支持他们的倡议。
第五，政策性的企业家也可以采取局外人策略(outsider strategy)。局外人策略更具对抗性，可能包括通过抗议和公共活动进行动员或揭露政府的失败。这种策略对权力持有者施加压力以诱导变化。虽然内部和局外人策略看起来相互冲突，但政策企业家可以同时使用这两种策略。
三、发现
该分析为探索政策企业家如何扩大公民空间和改变政策的两个结果得出了新的发现。在其中一半以上影响政策的活动成功地扩大了公民空间（68%）和改变了政策（53%）。但是一个结果的成功不一定转化为另一个结果的成功。这其中有一种情况下，影响政策活动成功地改变了政策，而没有扩大空间。对于每个结果，本研究提供了获得成功结果的路径的概述，以及典型案例和配置图表的细节。
3.1政策企业家扩大公民空间的途径我们为政策企业家成功地扩大公民空间确定了四种途径。
S1.“内部—机会方法”（Insider-Opportunity approach）。主要是使用内部策略来利用明确的政策之窗。这条途径涵盖了最广泛的国家和政策领域。阿富汗是一个公民社会受到限制的国家。但是其通过外部国家的大量财政捐助所打开的机会窗口，以及内部农村重建和发展部的合作努力，直接创建了社区发展委员会(CDCs)，扩展了参与地方决策的空间。
S2.“本地化—机会方法”（Localized-Opportunity approach）。涉及本地政策企业家战略性地使用政策之窗。值得注意的是，说明这条途径的案例都不是位于公民空间受到严重限制的国家。例如玻利维亚想要加强和扩大妇女纲领的作用。当2009年其通过一部新宪法时，政策之窗就打开了，其中包括促进地方治理和政治参与的条文——这本身也是以前政策影响的结果。扩大女性政治参与空间的成功努力，源于当地政策企业家的主导作用。因为全球女性主义行动者经常被质疑她们开展的活动并且偶尔会受到政治干涉的指责。所以当地的政策企业家利用这个机会，获取更多的合法性。
S3.“多层次—局外人方法”（Multilevel-Outsider approach）。包括在针对多个策略层次的同时使用局外人策略。这条途径对于那些可能较少的群体来说是十分有效的。鉴于这一点，局外人策略可以将注意力转移到那些通常不是当权者关注的问题上。采用局外人的方法和瞄准多个层次的目标，可能是边缘化群体的结合，以增加他们扩大政策影响空间的机会。
S4.“Oxfam—局外人方法”（Oxfam-Outsider approach）。使用局外人策略（以及缺乏内部策略），并结合全球政策企业家的突出作用。这种方法一般适用于采取限制性姿态的公民社会政治背景下的国家。在这种国家里，像“Oxfam”这样的国际政策企业家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发挥重要的代理作用，这在那些可能由公民社会领导的国家形成鲜明对比。
前两条途径表明，在战略上利用政策之窗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其余的途径表明，这种政策之窗并不总是突出的。第二和第四条途径相比，发现在公民空间限制较小的国家，地方政策企业家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第四条途径表明，在具有有限的公民空间的独特政治背景下，全球政策企业家应该发挥突出作用。
3.2政策企业家改变政策的途径对于政策变化结果的必要性分析表明，内部策略是一个必要条件。如果影响政策的活动至少不包含某些级别的内部策略，那么任何影响政策的活动都不会成功地改变政策。然而，一个内部策略本身并不足以成功地改变政策。我们的分析确定了改变政策的两种途径，我们称为“本地场馆—购物方法”（local venue-shopping approach）和“本地化的内部—局外人方法”（localized insider-outsider approach）。
P2“本地化的内部人士—局外人方法”（localized insider-outsider approach）。主要是内部人士和局外人策略的结合，这其中当地政策企业家对政策问题发挥主导作用，而全球政策企业家在幕后发挥不太突出的支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途径得到了两个案例的支持，它们都关注性别政策，并由两国的正式和非正式妇女组织领导。这可能表明，当影响活动的重点是与边缘化社区相关的政策主题时，内部人士和局外人战略的结合是很重要的。以英国为例，当地的政策企业家认为他们有权领导影响政策。他们利用内部策略和直接关系，与决策者举办研讨会。与此同时，更具对抗性的局外人策略为变化创造了条件。
四、讨论
首先，我们的结果揭示了考虑两个重要的角色。当地政策企业家的信誉和影响部分来自一个长期存在特定的政治体系。我们发现，在最受公民限制的环境下或涉及边缘化群体的情况下，地方政策企业家的突出作用都很重要。
其次，大多数研究都没有考虑到这种改变政策行动所必需的政治条件。美国和欧洲以前的案例研究主要集中在改变政策的第二步上，并假设公民空间不受限制，政策企业家很容易利用。换句话说，金登和大多数MSA学者最初认为的自由民主国家中独特的“政治流”，而这在其他类型的政治体系中可能并不明显。
相比之下，我们建议，有效的宣传往往是两步进程的一部分，行动者既必须建立一个有利于进一步宣传的公民空间，也必须致力于努力促进政策解决方案。因此，政策企业家不能总是只依赖内部策略，在这种策略中，他们在政府中形成非正式联盟，遵循游戏规则，这一选择在政策企业家的研究中似乎经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内部策略通常只有与外部的影响策略相结合，才能影响问题流和政治流，从而打开政策窗口。文章来源：Shephard, D. D., Ellersiek, A., Meuer, J., Rupietta, C., Mayne, R., & Cairney, P. (2020). Kingdon's multiple streams approach in new political contexts: Consolidation, configuration, and new findings. Governance. doi:10.1111/gove.12521.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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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王莉君 余平怀
审核校对：海外版块全体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