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光炜 卫旭华：职业声誉感越好，基层公务员越有干劲？ | 对话佳作079期
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社会矛盾往往集中在基层。如果还原到基层公务员工作生活的真实语境中，就更能认识到激励机制的重要。他们直接面对大量繁杂琐碎的矛盾问题，很少有缓冲地带。一位基层干部曾说“权小责任大，钱少天天忙，活没法干”，一语道出基层公务员的心声。公共服务动机是公务员服务行为的重要动力，已有研究已经从职业认同、工资收入认知、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支持等诸多方面探寻了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因素。兰州大学汪光炜和卫旭华教授发表在《公共管理评论》2021年第3期的《职业声誉感知何以影响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 被调节的中介模型》（点击阅读原文）一文，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结合实验和调查方法，关注公众与基层公务员互动过程中基层公务员的反应机制，从职业声誉和工龄等视角展开。平台邀请到汪光炜和卫旭华教授对论文延伸问题做进一步分享，以飨读者。
嘉宾介绍
汪光炜，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曾在《公共管理评论》、《科学经济社会》发表论文。
卫旭华，管理学博士、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加拿大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与公司治理。现为《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科学经济社会》杂志编委。
访谈实录
Q1：两位作者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在《公共管理评论》2021年第3期发表的《职业声誉感知何以影响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 被调节的中介模型》一文，您是基于怎样的契机关注到这一研究议题的？
汪光炜 卫旭华：与周边基层公务员朋友聊天时，我们了解到近几年他们的工作压力陡然上升，而且这种压力是多方面的。虽然像薪资、社会保障等物质挑战已经受到了广泛关注，而且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改进，但当前对基层公务员精神层面的声誉压力和认同建设关注不足。现实是基层公务员不断增长的工作负荷与公众对其微妙的评价之间具有明显的矛盾，不少新闻报道揭露了这一矛盾，讲述了基层公务员面对群众误解时的心理变化，但是很少有研究关注基层公务员面对群众评价时的反应。基于这一社会矛盾的现实观察，我们关注到了该研究议题，想探讨在从事较强公共性的工作过程中，公众评价究竟对基层公务员意味着什么？
可以举一个现实例子让大家更加直观理解这一矛盾，了解开展该研究的缘由。在今年7月的河南洪水中，新密发改委副主任王俊杰因公殉职。心系人民、无私奉献的王俊杰同志因公殉职也引发了不少基层公务员“诉苦”。在该条新闻的微博评论中，不少网友也对基层干部的声誉问题进行了讨论，有一条相关微博被被转发8955次、评论10689条、赞26.2万次。其中有一条留言说道“我希望全国人民夸赞解放军，夸赞消防官兵的同时不要忘了基层公职人员的付出。他们是没那么专业，但是作为基层工作者，基层干部公务员在大灾大难到来的时候，永远是第一时间冲在第一线的”（被点赞81727次），这条留言也引发了一些基层干部的诉苦,比如“作为一名乡编村用人员，我说实话，真的是这样，所有的检查表格数据压给基层，所有的地质灾害、疫情、扶贫都要冲向前，重点是还不被理解”、“真的，我们超委屈，事做了还要挨骂，人家还说你天天在办公室喝茶”、“没用，网民对公务员是有仇恨的，巴不得拿着最底层的工资干最多的事，因为为人民服务。谁会记得基层的苦和累，只会永远给基层加压”，还有一些典型例子如下图所示。事实上，这些留言无不体现着基层公务员面对公众误解时的无奈，也将本研究想说明的矛盾展现淋漓。因此，本研究的另一重要目的就是为基层公务员发声，为改善基层公务员职业形象提供管理建议。
Q2：文章采用了实验和调查两种研究设计进行论证，请问这两种方法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对本文的研究结论有何种影响？
汪光炜 卫旭华：实验和调查都是管理学研究中重要的论证方法。其中，调查研究设计的应用范围较为广泛，既可以用来描述（比如做顾客满意度调查）也可用来验证概念间的关系（实证研究中的假设论证），该方法也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受到了广泛的使用。调查问卷主要关注人们在现实情景中的真实感受，所以调查结果与实践更接近，基于调查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也具有较高的外部效度，也就是说调查研究的结论可以有效推广到现实情景中。然而，员工的真实体验往往受多重因素决定，各种感知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没有明确的前后顺序，不同关系间具有很多可替代的解释。所以，基于调查结果只能说明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基于调查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的内部效度较低，也就是说调查研究不能有效证明因变量的变化确实是自变量引起的，更多的是证明二者相伴而生。
与调查研究不同，实验研究设计更加聚焦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主要通过操纵自变量，看不同自变量水平上因变量的变化，来论证因变量的变化确实是由自变量造成的。随着对中、微观领域和因果关系的进一步重视，该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推崇。实验法的最大优点就是能确保自变量变化发生在因变量前，以及因变量的变化确实是由自变量导致的，具有较强的内部效度。当然，实验中对自变量的操纵一般与真实情景有所不同，也忽略了许多情境条件，所以实验法验证的结论有时在真实情景中很难复现，这也导致实验法的外部效度较低。
从以上论述就可以看出，两种研究方法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调查更重视现实情景，而实验更注重变量间因果效应，如果能通过两种方法同时论证研究结论，就说明该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和可信度。我们研究采用两种方法的初衷就是想通过扎实的验证保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确保基层公务员声誉政策能提升他们的公共服务动机。
Q3：请问您如何看待实验法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和公共管理传统的研究相比，实验法的优势是什么？在应用实验法的过程中，是否遇到过问题？您又是如何解决的？
汪光炜 卫旭华：应用实验设计对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均具有重要意义。前期因果关系的论证能有效提高后期改进政策有效性。公共管理问题所涉及的人群广泛，政策实施时试错成本极高，所以在政策实施前进行翔实的科学论证是极有必要的，而实验法提供了一个论证因果关系的有效思路。
在应用实验法时我们遇到的首要困难是自变量操纵材料的设计和选取问题，即如何使用巧妙的方法既能保证较强的刺激，又不要太脱离实际确保合理的外部效度。这也是实验法在社会科学应用中的重要挑战。解决该问题主要有两条路径，第一是寻找前人成熟的操纵方法，因为这类操纵方法已经得到了广泛的验证，具有较好的构念效度；第二便是自行开发设计，通过广泛的前期调研和预实验进行材料设计。幸运的是，我们在文献回顾环节发现了可行的操纵材料，通过预实验中对参与对象的访谈也发现该操纵比较贴合我们的研究问题，能有效将被试带入情境中，完成操纵。
Q4：对公共服务动机的测度上，研究一和二分别选用了Wright etal.开发的总体公共服务动机量表和刘昕简化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请问您在量表选择时具体有什么考量？
汪光炜 卫旭华：虽然多维度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广为使用，但是为保证实验敏感性，本研究在实验中采用了5题项公共服务动机量表。实验研究主要关注实验情境的影响，需要被试在填答过程中集中注意力紧密联系实验情境填答，而短题项量表可以有效避免被试因题项过长而无法持续集中精力的问题，有助于排除干扰因素。除此之外，16题项公共服务动机量表中部分题项与实验情境联系较弱，可能会使被试产生误解，比如在回答“我不关心任何政治人物”、“政治是个令人厌恶的词”等问题时，被试就很难将问题与实验情境联系起来。因此，本研究在实验中采用了受广泛使用5题项公共服务动机量表。
本研究采用的Wright开发5题项量表实质上是缩减版16题项量表，5题项量表具体题项在16题项公共服务动机量表中均有涉及，两者具有高度相关性，所测内容实质也是相同的。为保证实验研究与调查研究的统一性，本研究也基于5题项公共服务动机量表（仅选取16题项量表中与5题项量表所对应题项）对调查数据进行了二次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基于两个量表所得的公共服务动机相关系数达0.937，p＜0.01，研究假设也均得到了重复验证。
因此，量表选择要与研究选题、研究设计紧密贴合，合理的量表选择对研究结论的论证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选择不同量表的前提是不同量表要具有极高的相关性，测量的本质也应是相同的，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保证各子研究的同一性。
Q5：文章的重要发现之一是：工龄负向调节职业认同对职业声誉感知与公务动共服机关系的中介作用，将工龄纳入到研究模型中，视角新颖，您是怎样形成这一研究想法的？基于您已有的研究，您认为工龄这一影响因素如何怎样能够更好地发挥调节作用？
汪光炜 卫旭华：该想法是基于前期访谈得出的。在与周边基层公务员朋友访谈时，我们发现老一辈的基层公务员对待职业的态度和年轻一代有较大的不同。工龄较高的基层公务员经过长期工作，一般都对该职业具有较为深刻的认识，讲的头头是道，也具备了自己的职业行为逻辑和判断，谈及一些公众的不理解时也多一笑而过；而一些年轻和新晋的基层公务员对该职业的认识是模糊的，对基层工作进行描述时都有自己的憧憬和期待，而谈及一些群众误解时，会更多的表达自己受挫和委屈。结合心理学中传统的图示理论我们推断工龄是职业声誉感知→职业认同→公共服务动机关系中的重要边界条件。我们研究结论显示，初入基层部门的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和职业认同受职业声誉感知影响更强，因此，要发挥该调节作用，就应该更加重视新晋基层干部的职业声誉体验改进和职业认同建设，从一开始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职业认知体系。
Q6：文章中提及“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针对的是公众群体，而公众的声誉反馈信息针对的是公务员群体，基于群体身份的服务和反馈构成了群际互动”，您认为基层公务员与公众互动是怎样的动态机制？
汪光炜 卫旭华：简单而言，基层公务员与公众的互动就是服务和评价的关系，而由于公共部门的特殊性，这种服务更具有公共性，包含其他道德层面的因素，与之相对这种评价更具社会性，包含声誉因素。
基层公务员基于职业身份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服务质量受服务意愿即公共服务动机影响；而公众也是基于自身群体身份对基层公务员群体进行反馈评价，反馈信息多以职业声誉评价体现。对基层公务员来说，公众的积极声誉反馈对基层公务员而言是精神激励和积极区分，能增强其群体认同，继而更以公务员的准则要求自己，提高公共服务动机，积极服务公众。与之相反，公众的消极声誉反馈会使基层公务员产生心理落差，激活认同威胁。由于职业身份短期内难以脱离，为了消减消极区分基层公务员可能会改变对公共价值的认可度，降低公共服务动机，服务质量可能下降。与此同时，作为公共服务的接受方和评价方，公众在接受公共服务后，尤其是满意时，也会通过多种途径评价，共同构成了整个互动过程。其中具体机制较为复杂，本研究重点关注了该互动过程中基层公务员的反应机制。
Q7： 在实践过程中，您认为政府管理者应当如何利用职业声誉感和职业认同感等因素影响基层公务员的服务动机及外在行为？
汪光炜 卫旭华：在管理实践中，可以通过声誉管理和岗位优化设计提升基层公务员职业认同和公共服务动机。随着改革深入，基层公务员工作并非清闲、懒散，而对公务员的负面评价多来自于群众对公务员系统的认识不足和极少数消极怠工的员工造成。所以，要提升基层公务员声誉要内外结合。一方面，对外需要加强宣传。具体来看，宣传内容要务实，多报道一些基层公务员的工作日常，让群众理解周边基层公务员对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宣传方式要亲民，尤其是针对年轻人，要把握新媒体等新兴方式。事实上，现在“抖音”“快手”“B站”已经涌现了一批宣传基层公务员工作的实践，也为改善基层公务员职业声誉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对内要建立合理的岗位设计和有效的监督机制，让公民个体在与基层公务员交互中改变对基层公务员职业的认识。岗位设计上“因地制宜”，合理分配人员，减少因职位设计而产生的“清闲岗”和“过劳岗”，提升基层公务员队伍的组织效率。让公民个体在与基层公务员交互中改变对基层公务员职业的认识。除此之外，还要加强基层公务员内部教育，尤其要针对年轻干部开展教育活动，让其真正认识这份职业，真正体验这份职业的价值，增强公共服务动机。▼
访谈：张珺 苏芮 成纪宏 吴芳 高姝蕊
编辑：苏芮
审校：对话佳作版块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