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内而外的城市社区更新何以可能？——以X社区更新治理为例

摘要

城市社区更新正快速成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打造高品质生活关键路径。探明城市社区更新治理中共同生产的影响因素及路径机制，以期实现由内而外的城市更新意义重大。文章以老旧小区更新治理为对象，借助扎根理论剖析X社区更新治理的共同生产机制。研究发现：共同生产实现了从人的公民性到外部环境改善的由内而外的更新目标；共同生产机制由党建引领、治理资源、多主体力量、信任塑造、互动机制所构成，并产生5个命题，但构念间的关系随着更新治理阶段变化而有所不同。共同生产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以居民参与为代表的内部因素需要在以党建引领为主的外部影响下才能发挥作用，因而随着内外影响的顺序而先后呈现资源保障、诱导引致、自发生成等特征。与此同时，以人为核心的内在更新同为共同生产的基础和价值追求。因此，更新治理需要坚持共同生产，将居民投入型参与作为主要动力，引导动员居民从“被安排”的对象转变为主动参与的生产者。结合社区状态和居民特征，通过党建引领开展针对性动员和培育工作，以构建高效运行的共同生产机制，是政策制定者实现由内而外更新治理的有效路径。

作者简介

刘炳胜，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社会治理、可持续建设管理与政策、资源环境管理；张发栋，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治理、城市更新管理；薛斌，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可持续建设管理与政策、城市可持续发展。

文章结构

1 问题提出

2 文献回顾

3 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

3.1 研究思路

3.2 样本基本情况及困境

3.3 数据搜集

3.4 数据分析

3.4.1 开放式编码

3.4.2 主轴编码

3.4.3 选择性编码

4 更新治理共同生产理论模型构建与阐释

4.1 更新治理共同生产模型关键要素

4.2 X社区更新治理共同生产机制分析

5 结论与讨论

1 问题提出

2020年1月初，重庆市X社区全体居民共同举办了一场为庆祝小区改造更新成功的百家宴，共享老旧小区改造更新带来的福利。看着干净整洁的楼栋、小区环境、翻修一新的房屋，关系融洽的邻里，完全想象不到在一年前，大家还在因为改造更新的问题僵持不下，纠纷四起……X社区成立于1993年，经过二十多年岁月洗礼，因建设早、规划差、标准低等因素，早已变成了条件极差的老街。“这里配套设施差、安全保障差、市政基础差、卫生环境差、居住条件差，恶劣的居住环境使得居民强烈希望改变现状”1。488套住房中有465套房屋不同程度漏水，打伞进卫生间是常态。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居民积怨深，人居环境矛盾突出，累积了大量的治理难题。

实质上在2005年基层政府及社区就开始谋划社区改造。但由于条件不成熟，直到2018年底，X社区综合整治工程试点楼幢才开工。最初，仅有23%的居民支持综合改造，举步维艰“人喊不拢、会开不起、工开不成”，居民普遍不同意整治，猜疑和谩骂成为社区每天都要面对的情况，甚至发生激烈冲突，公共秩序被扰乱，治理难度之大超乎想象，改造更新陷入停滞。2019年1月，社区在上级政府支持下对症下药、精准施策，着力解决最突出的问题和矛盾。到2019年11月，X社区已有487户居民同意改造并交纳款项，同意率达到99.8%，积极参与社区改造，房屋改造工程完成79%。改造后的楼栋、房间焕然一新，彻底解决了墙面霉变、漏水等问题。而且居民参与度、满意度、社区认同度大幅提升，改造更新目标逐步实现。该社区改造更新前后反差极大，从众多老旧小区改造案例中脱颖而出，受到了地方政府、国家部委的表扬肯定，是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和基层治理实践经验和典范。

X社区的改造更新涉及到政府、社区、居民等利益相关者，居民的支持和参与尤为重要，是关乎项目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在改造更新中，居民也需要按照一定比例缴费，承担相关义务和责任。此种公共服务用户参与服务供给的特征与共同生产的意涵相符。奥斯本将共同生产定义为公共服务用户在服务设计、管理、提供和/或评价中的志愿或非志愿性参与。共同生产概念的对象是公共服务；公民在公共服务的各环节中投入资源、参与合作；政府或其他服务组织的积极参与也极为重要，共同生产涉及到公民与这些组织和人员的交互关系。我们可将X社区的改造更新看作政府支持、居民参与的共同生产过程。鉴于共同生产是新公共治理范式的重要内容，而且X社区的改造更新是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并交互的结果，本文将X社区改造更新称之为共同生产作用下的更新治理，即以多主体共同生产的方式解决包括组织建设、资源调动与分配、环境整治等在内的社区更新问题，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

共同生产强调公共价值，而X社区的更新治理在共同生产中创造了公共价值。一是改善、强化公民性。社区居民由参与意识薄弱、能力不足到意识和能力得到提升，社区凝聚力显著增强；二是美化和改善外在物理环境。本文将X社区的更新治理称之为由内而外的更新，即更新核心在于“人”的更新，以“人”的公民性、生产能力改善和提升为对象和任务的内部更新，以城市社区物理环境改善为对象和任务的外部更新，内部更新是外部更新的前提和基础，外部更新是内部更新的动力和保障。

城市更新正快速成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打造高品质生活关键路径，剖析X社区的更新治理案例，有助于发展共同生产理论，指导更新治理实践。过往的城市化存在一系列城市治理问题和矛盾：“市民”公民性发育弱，公共意识淡薄，规则意识不强，在利益多元化驱使下，诱发矛盾纠纷，城市发展质量欠佳。对此，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拉开了新一轮老旧小区改造的序幕。今后的城市社区更新理应以实现由内而外的更新为目标和基本价值追求。但是此目标的实现何以可能？亟需探究以下问题：共同生产对于X社区从“五差小区”到实现由内而外更新目标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更新治理中的共同生产何以形成，有何特点，呈现怎样的作用机制？

2 文献回顾

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必然的再开发过程，旨在对城市中不符合当下发展需求的建成环境进行有计划改造。已有关注城市更新的研究比较丰富，比如从技术视角、制度视角、治理视角等方面探究城市更新的概念、路径、机制、模式等问题。技术主义视角关注怎样实现更新的美学价值、经济价值以及技术可行性，注重技术层面的作用、方式，如依据社区现有的历史、文化等要素，通过创造性挖掘和外部性连接，使用新型工艺和技术手段，展现新的社区景观和风貌；或者从更新的决策角度出发探究决策技术问题，以及探究在土地管理、融资、空间监测等方面采取多样化的创新工具。制度视角针对城市更新的制度作用和需求，关注更新过程中的制度创新和法治建设与发展。例如“微改造”“共同缔造”、老旧住宅加装电梯等城市更新实践的创新，经历了从探索到推广，再到制度性转化的过程，并注意到制度保障和创新的重要性。

治理视角下，学界多围绕城市更新中的多元主体互动、改造效果评估、人文价值导向、社区治理模式、城市更新风险及其治理等进行讨论。城市更新很大程度上是城市治理过程，与基层社会治理相交叉，要求在城市更新中实现经济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全面更新与发展，加强对“人”的关注。以人为本，注重社会赋权和全过程的社会参与。然而在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公共性的集体行动不易达成，基层政府具有公共财力，规划设计人员具备专业知识，比较优势下容易忽视居民的参与作用。社区更新中居民参与与否具有不确定性。如何在多元利益诉求的张力中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实现公共价值创造。显然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多主体间的协同合作，形成公共参与、利益平衡以及相互协作的共同生产。通过共同生产激活社区自治精神，激发民众参与热情，培育自我更新和参与更新的能力，增强城市社区更新的内在动力。当前已有少量研究关注到城市更新中的共同（合作）生产特征和模式，尝试用共同生产理论来解释城市更新的类型、特征与影响因素等问题。

但是少有研究从共同生产视角切入，更深入地探究城市社区更新这类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居民参与动力机制、运行机理和价值创造等问题。虽然共同生产与协同治理、合作治理、多元共治一样关注多元主体的合作互动，但是前者多关注个体层面的行为逻辑，后者更关注组织层面的互动关系，其中的多主体参与比较宽泛，涉及投票、参与竞选活动、抗争、听证等参与形式。相关研究以政治效能感解释公民参与公共事务问题，但是在关涉自身利益的公共服务事项中，公民参与与否更多在于利益获得感。宽泛的理论框架导致其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参与问题解释乏力。而共同生产理论更加聚焦于公共服务供给中公民的参与问题，即在服务供给中投入资源、参与合作以及公民参与的动力、作用。相较于政社合作、政府购买服务理论，共同生产更强调服务过程中公众的积极贡献，以及在服务价值创造中的关键性角色。共同生产补充了民主参与的新途径，并潜在地将部分权力从包括政府在内的专业服务者手中分享给公民。共同生产可以通过整合公众资源提升服务成效，而且有助于公众提升参与能力、累积社会资本、拓宽参与渠道，进而更有效地促进公民性，发挥社会动员的公共价值。

X社区更新治理需要居民实质性参与才能得以推进，具有典型的用户决定论的特征。与之相比，其他社区治理事项大多在居民形式化参与或赋权居民代表参与的情况下，由社区或者社会组织主导完成治理任务。相关研究在多元共治理论下意图通过多元“圈层”共同协作实现更新，其明确了共治主体、廓清了不同主体的位置，但是却对服务供给实现的具体过程和形成逻辑语焉不详。因此从共同生产的视角出发相比于中观层面的多元主体治理、合作共治理论，对用户在服务供给中的参与动机、互动机制、价值创造问题更具解释力。但是现有关于共同生产中服务供给、使用者互动形态和治理结构的研究甚少，而且主要为学理性研究，鲜有研究嵌入具体情景探究因果机制。不同的服务和管理情境下，共同生产可能会呈现不同的形态，所以共同生产研究必然要聚焦于具体的应用情境，而非泛泛而论。再者城市社区更新治理研究具有交叉学科的特征，不论是多元共治、合作治理理论亦或是共同生产理论都关注甚少。由此，本研究有必要将共同生产嵌入到社区更新治理的情境中，通过扎根理论探究其运行逻辑。

3 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

3.1 研究思路

扎根理论适用于公共管理研究中因素识别、过程解读、复杂情况和新生事务类研究。城市社区更新治理的共同生产既是一个新的研究视点，又包含着复杂的动态过程，虽然现有的社区治理研究发展出一系列比较成熟的理论框架，但是对于如何解释社区更新治理这一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公共服务共同生产问题却依然捉襟见肘。因此，应用扎根理论开展研究，对于探索社区更新治理共同生产的实现机制具有重要价值。本文拟对X社区更新治理案例深度剖析，识别其共同生产的关键要素、相互关系及其过程机制。

本文选择了Strauss& Corbin的程序化研究规范，采用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三级编码程序，抽取更新治理材料中所隐藏的本质性构念和命题，并在利用这些构念和命题建立模型的过程中，时刻关照内外生融合性视角的要求，以形成更契合现实的理论[38]，回应理论、现实问题（见图1）。在对案例材料编码过程中，先随机选取其中70%的材料进行编码，剩下30%的案例材料作为理论饱和性检验的材料。为尽量消除主观干扰，两段材料的编码前后相隔2个月。

3.2 样本基本情况及困境

X社区安置房片区是更新治理主要对象，为多层砖混结构商住楼，共计16栋27个单元，涉及安置房488套，门面91个，安置1422人。为推动全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2017年以来重庆制定了关于城市更新的相关工作计划和方案，并于2018年选取4个小区开始开展试点工作，但是当时X社区并不在其中。2017年2月，重庆两江新区管委会决定对X社区安置房综合整治进行立项，开始长达一年多的准备工作。2018年11月，X社区安置房综合改造工程正式启动，成为重庆首批包含室内改造的安置房综合改造项目。地方政府配套了上亿改造资金，同时也要求受益居民自行缴纳一部分比例的资金，户均投入5万元，用于住房改造。每户居民需提交改造申请书，明确责任义务后方能实施改造。

但是由于居民对基层政府、社区存在较深的积怨，积压着与基层干部的矛盾和不信任。更新治理初期居民对官方发布的信息和开展的行动信任度低，质疑项目最终沦为形象工程。“最开始我们都以为肯定是为了完成上头任务，简单弄一下，对我们没有实质好处，劳民伤财，必须反对”。同时面对此次可以攫取利益的机会，居民们产生了过度期望。他们私下抱团共谋，欲通过抵制拒绝、极端行为等方式极限施压，谋求拆迁，获取更大利益。虽然早期以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为主体的薄弱力量顶着多方压力全力推进，但是势单力薄又面临大量制约因素，改造工作步履维艰，进入半停滞状态。面对治理困境和挑战，社区意识到居民支持和参与的必要性，于是开始探索共同生产之道。

3.3 数据搜集

本文从更新治理共同生产的实际问题出发，通过半结构访谈、搜集与案例相关的文献资料文本等方式获取数据、资料，并全面爬取媒体报道、论坛、自媒体、相关视频等多种类型的资料。于2020年4月至8月期间，多次对X社区进行实地调查，访谈对象为社区工作者（5人）、社区居民（15人），施工方代表（5人）等，共获得40份访谈材料。为补充资料，进一步在华龙网、新华社、重庆日报等媒体平台搜集与X社区更新治理相关的网络资料和文献，一共25份。通过以上方式较为全面地采集到案例的数据、资料，最终获得4万余字的访谈材料和3万余字的网络材料，并通过三角检验法反复对比交叉检验，以提高支撑材料的信度和完备性，遵循了案例数据搜集穷尽性、完备性等原则，保证了研究数据的可靠性，为文章数据分析提供较为完备可靠的材料支撑。

3.4 数据分析

3.4.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的第一步是对实地和网络调查获取的关于X社区更新治理的原始资料进行整理。对文本材料进行语句标签，将语义交叉、重复、模糊的材料剔除。第二步，提取原始资料中与本研究相关的概念和范畴，对其命名。在领域内专家反复讨论中修正和调整概念范畴，以保证编码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经过多次讨论、修正、调整，最终形成了73条初始概念，涵盖1570个参考点，具体如表1所示：

3.4.2 主轴编码

本文采用NVivo11对X社区更新治理原始材料进行聚类和覆盖率分析。聚类分析根据单词相似性以及自由节点的相关系数对自由节点进行聚类，以此作为本文分类归纳自由节点，提取构建副范畴的参照。利用行动主体的行动/互动策略、目标、结果、影响因素、情境条件的模型对各范畴进行链接。最终在73条概念基础上提炼出19个副范畴（如表2所示）。

统计参考点发现，社区更新治理中单个初始概念参考点最多的依次是深入群众调查、社区党员作用等，体现了自由节点的重要性，以及在整个更新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强度。覆盖率百分比指材料来源在节点处编码的百分比，是词频占文本材料的比重，与参考节点数具有一定正相关性。其中社区关系更紧密的覆盖率为21.3%，居民态度改善的覆盖率为19.6%。本文分析了自由节点与上一层树状节点（父节点）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线性关系越强，越能说明此节点对上层节点的隶属关系，以及支撑作用。一般而言相关系数强度标准为：0.8—1表示极强相关，0.6—0.8为强相关，0.4—0.6为弱相关，依次类推。比如积极工作态度与工作意志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191，为极强相关性，说明社区工作者的工作意志主要体现为积极的工作态度。社区关系更紧密与社区关系改善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777，为强相关，说明社区关系改善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社区主体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3.4.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从副范畴中挖掘出更有概括性的核心范畴，深入讨论核心范畴与初级范畴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故事线的形式说明资料所要描述的全部事件和事实。在上述编码过程完成后，需要进行理论饱和性检验，当研究者不能再获取额外数据材料并形成新的范畴和概念时，就实现了理论饱和。本文以2个月的时间间隔将70%和其余30%材料编码后，通过NVivo11比较两部分编码。软件输出Kappa系数（0.81—1几乎完全一致；0.61—0.8高度一致；0.41—0.6中等一致性）和编码一致百分比作为评价编码一致性和可信度的依据，结果分别为0.893和92.1%，符合一致性标准。并且进一步通过人工对照检验，并未发现新的概念和范畴及其关系变化，因此本文对材料的编码具有较强可靠性。

如表2所示，本文最后将所有副范畴归纳为有效治理、互动机制、信任塑造、治理资源、党建引领、多主体力量、治理挑战等七个核心概念。图2反映了自由节点、副范畴和核心概念三层构念之间的层次关系，通过相关系数可进一步认知各层构念之间的相关性。比如党建引领与党员支撑、工作意志、社区魅力型领导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8915,0.8373,0.9597，都具有极强相关性，同时社区魅力型领导相关系数最高，是实现党建引领的核心要素。而党建引领、多主体力量与更新治理共同生产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这些概念是形成共同生产的关键要素，本文基于树状节点关系，构建了更新治理共同生产理论模型。

4 更新治理共同生产理论模型构建与阐释

根据编码结果，本文构建了如图3所示的共同生产关系模型。首先，治理挑战给社区党组织带来治理压力，为了应对压力，打破更新治理困境，社区通过党建引领与治理资源相互作用，推动社区信任塑造。进一步党建引领通过信任塑造动员多主体力量，并与多主体力量共同构建互动机制。最终在党建引领、多主体力量实质参与，治理资源、信任塑造、互动机制共同作用下，推动有效治理实现，由此呈现社区更新治理共同生产的过程机制。

4.1 更新治理共同生产模型关键要素

4.1.1 治理挑战

治理挑战是社区更新治理共同生产的前因要素。社区综合改造项目，由于涉及到室内改造，遵循一户一策原则，就意味着是“1+N”个系统工程，会带来很大的项目难度。而且社区群众基础薄弱，信息不对称，信任关系不佳，使得过度期望成为更新治理难以推进的胶着点，导致居民反对项目。由此形成社区更新治理的综合性挑战，使社区逐步陷入更新治理困境。

4.1.2 党建引领

为了应对治理挑战，破解困境，社区紧抓党建引领建设，旨在实现党组织引领社区更新治理。在社区魅力型领导的带领下，强化工作意志，凝聚党员力量，发挥引领作用。党建引领是社区更新治理的核心力量，一方面争取、分配、运用治理资源，另一方面以信任塑造为桥梁建立与其他多主体力量的链接纽带，实现对多主体力量的突破和动员。

4.1.3 治理资源

治理资源主要表现为各类共同生产者为更新治理提供的资金支持，这成为推动更新治理共同生产形成的重要基础资源。此外，上级政府赋予的政策支持、组织支持等形成关键的体制赋能，比如地方政府会同相关部门成立领导小组，统筹推进更新治理，成为重要的保障资源。治理资源为党建引领发挥作用提供了力量和支撑，为兑现承诺实现信任塑造、形成有效的互动机制提供了有利条件。

4.1.4 信任塑造

信任塑造指在党建引领下，通过信息沟通、动员引导、承诺兑现等方式构建主体间信任关系的过程。主要体现为在充分高效的信息获取和信息共享中实现各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称并信任相互传递的信息。并通过党建引领开展动员活动，加强相互之间的关系。再基于科学施工，实现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兑现承诺，进一步强化信任。信任塑造成为党建引领突破多主体力量，并将其转化为共同生产者的支撑要素，也是促使主体关系改善，推动有效治理的中间条件。

4.1.5 多主体力量

多主体力量主要有社区关键群体，例如意见领袖、早期支持者等。他们可以成为社区组织调动居民支持和参与的杠杆。通过突破关键群体，获得其支持，将其率先转化为共同生产者，壮大生产者队伍力量，有助于在社区中产生示范效应。再者社会组织等专业社会力量的参与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专业化，提升共同生产的能力。因此多主体力量是党建引领回应治理挑战必不可少的支撑性力量。党建引领需要在与多主体力量共同作用下构建互动机制。

4.1.6 互动机制

互动机制涉及到各类共同生产者相互之间的互动制度和民主协商方式。主要包括在党建引领下与多主体力量共同开展的制度创新以及采用的民主协商途径和方式。互动机制在社区更新治理共同生产中有利于各类生产者明确权责利、相互监督和达成共识，保障共同生产的顺利推进，对有效治理产生积极作用。

4.1.7 有效治理

有效治理是社区更新治理共同生产的结果要素，以价值创造和目标实现为标准。涉及到共同生产者相互之间关系改善以及公共服务目标的实现与优化。有效治理的结果将反馈给社区，用以确定下一阶段的共同生产任务，同时也会对治理挑战做出回应。

为了深入理解上述关系，本文通过案例剖析解释共同生产关系。

4.2 X社区更新治理共同生产机制分析

本文基于案例的发展过程，总结了X社区更新治理发展阶段（如图4所示），其中编号1代表小区更新治理前的常态化状态，长期在治理欠佳的状态中波动；2为启动治理的积极状态，政策势能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治理状态呈现微弱的改善趋势；但由于面临治理挑战，在第3阶段陷入困境，治理状态呈现恶化趋势，亟需破解；4是共同生产形成阶段，社区开始探索共同生产路径，治理状态逐步改善；5是共同生产运行阶段，开始不断产出公共服务和价值，呈现良好治理状态。后续将重点分析共同生产的形成与运行阶段，以便于更好理解更新治理共同生产模型。

4.2.1 X社区更新治理共同生产的形成

X社区党组织面对更新治理困境，在强大的工作意志作用下，社区干部“以‘5+2’，‘白+黑’的劲头奔走在居民楼和工地之间”，以党建引领的人格化示范为导向，组织党员队伍，采取积极动员行动、加强精神感召和以人为本理念推动工作。同时充分利用治理资源，主动联系街道党工委争取更多支持，为居民提供生活过渡资金保障。在党组织推动，充分发挥治理资源作用的同时，体制赋能使地方政府权力下沉、调动体制力量。例如，街道党工委成立书记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建立11名班子成员和156名机关社区干部联系楼栋和居民的责任落实机制；资金支持助推了目标实现和权益保障，促进塑造信任关系，推动构建共同生产的底层基础和联结纽带。建构过程如下所示：

首先是信息获取和共享：（1）社区党员干部从社区达人、意见领袖突破，就社区改造政策进行充分沟通、交换意见；（2）社区党员干部全面走访居民，采集信息，了解居民想法和诉求；（3）基层政府和社区及时充分宣传、公开重要信息，从工程招标的文件到各种费用明细全部公开，邀请民众监督，力争公开透明；（4）对于需要讨论议定的事项，组织居民参与决策讨论沟通，促进共识达成。

再是关系改善与动员活动：（1）对具有意向的居民重点突破，先获得部分居民同意，通过科学施工打造样板间，呈现良好服务效果，兑现承诺。居民目睹服务实现的过程，心理认知发生变化，逐渐消除了不切实际的期望，而且态度转变积极，与社区达成共识和信任。“最开始我对这个事情是非常反对的，觉得又是在瞎折腾，老百姓根本得不到真正的好处，等到有几家整完了，我去看了，与我想的还真不一样，别个屋头都重新装得像新房一样，也没费啥钱和精力，看来这是个好事应该支持”。由此早期的支持者，更积极地参与宣传动员；中立、观望者在示范效应影响下转变为支持者；极力反对者也逐渐转向支持。（2）为缓解施工带来的生活不便，社区为居民提供临时生活配套，并且在区级政府支持下，为每户改造居民发放2000元过渡费用，增加了保障性资源输入。在资源保障和服务实现中社区关系逐步改善。“社区干部认真解决群众的每一个难题，干群关系悄然改变”。

与此同时社区魅力型领导积极发挥党员支撑作用，开展思想动员工作，尤其注重对社区关键群体的针对性动员，比如退休干部、网格员等，不断凝聚思想共识。通过发挥关键群体力量影响更广泛的群众，促使社区关键群体进入生产队伍，提升生产力。而且在社区超凡魅力领导的动员组织下，具有支持倾向的居民成立志愿小组、引入服务型社会组织，开展走访宣传工作，为居民提供基本服务，以改善民众获得感方式，深入到群众中进行动员，支援思想动员工作。

最终在党建引领与治理资源共同作用下实现信任塑造，然后通过信任塑造对多主体力量引导动员，实现主体关系改善，逐步形成共同生产关系。“我感觉这次改造，社区算是把大家都动员起来了，特别是谢书记（社区党支部书记），带病工作，就是为了让我们有个好的环境生活，大家也确实感受到了改造带来的好处，就都行动起来了，跟到社区一起干”。

4.2.2 X社区更新治理共同生产的运行

首先互动机制是共同生产运行的必要保障。在党建引领与多主体力量、治理资源的共同作用下构建互动机制，社区通过居民代表大会、网格大会等方式推动多主体充分沟通协商；同时加强制度创新，创新性实行网格融合化、三定一包等制度，提升生产者间互动组织性，明确各方职责分工，充分整合生产力量，推动共同生产的顺利运行。共同生产过程中，以施工方为代表的技术支持团队严格遵循政策条例和施工标准，根据民众需求，制定一户一策，严格科学施工，产出优质产品。各共同生产者在党建引领下，通过治理资源、信任塑造和互动机制，进行充分合作互动，推动共同生产有序运行。

通过共同生产，不仅培育了社区居民的公民性，也改善和更新了居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在此基础上解决了困扰社区多年的老破旧问题，化解了人居矛盾与衍生性问题，实现了城市社区外在环境更新目标。而且在共同生产机制中，居民开始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与其他生产者一起产出更丰富的公共服务。总之共同生产实现了包括公民性、公共秩序、公共服务效能在内的公共价值。

“我们老百姓对这次改造还是很满意的，虽然最开始大家有很多误会和不理解、不支持，但是现在看来确实整得巴适，而且这也是我们自己参与达到的效果，也获得了实惠，我们出租房子也有底气要价了！”。

4.2.3 X社区更新治理共同生产过程命题解释

通过上述模型解析，本文总结性提出以下5个关系命题（如表3所示），共同构成社区更新治理共同生产的因果机制。党建引领与多主体力量是共同生产中最重要的内核关系，二者间共同生产关系建立与运行，需要借助治理资源、信任塑造、互动机制的作用。（1）治理资源在命题1中发挥中介作用，党建引领需要在治理资源支持下，作用于信息沟通、引导动员、兑现承诺进而实现利益相关者间的信任塑造。（2）信任塑造在命题2中发挥中介作用，党建引领需要基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关系才能实现对多主体力量的引导动员，进而将其转变为共同生产者。（3）党建引领与多主体力量作为核心条件，需要在治理资源和信任塑造共同支持下，才能形成共同生产关系（命题3）。（4）在党建引领引导多主体力量成为共同生产者后，需要与其制定生产规范，建构互动机制，推动共同生产运行（命题4）。（5）互动机制的存在决定了共同生产关系是否能由形成到实现良性运行。即需要在命题3基础上加上互动机制，使其发挥中介作用，以推动共同生产的良性运行，最终实现有效的更新治理（命题5）。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X社区更新治理案例切入，探究城市社区由内而外更新治理的共同生产机制。通过扎根理论细致刻画X社区从更新治理前到实现由内而外更新治理的共同生产过程，归纳出影响共同生产机制形成的主导因素，并建构了更新治理共同生产理论模型。

研究发现：第一，共同生产是实现由内而外更新治理的根本原因。共同生产不仅重塑了社区关系、对居民、志愿组织等共同生产者进行培育、赋予权能，在共同生产中改善“人”的公民性，达到共同生产者的新状态，使其从漠视或反对更新治理到能积极参与共同生产。而且通过共同生产，社区外部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居住与生活舒适度显著提升，实现了由内而外的城市社区更新治理。

第二，社区更新治理的共同生产机制基于党建引领、多主体力量、治理资源、信任塑造、互动机制之间的系统性关系而运行。社区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治理资源为支撑，可实现信任塑造，并进一步引导动员多主体力量，从而构建共同生产关系。再者由党建引领与多主体力量在治理资源保障下所确定的互动机制保障着共同生产的运行。本文提出5个关系命题，呈现共同生产机制中的关键逻辑关系。

第三，党建引领、治理资源、多主体力量的关系随着更新治理的阶段变化而有所不同。由于老旧小区会累积各种历史性遗留问题和矛盾，纵使各利益相关者想破局，但往往由于缺乏必要的治理资源，而无法推进更新。不过仅有治理资源，也显然不足以实现由内而外的更新治理。主要在于：（1）利益相关方对改造政策和治理资源的认知存在信息不对称。（2）多方主体因缺乏信任，短期内未就资源的分配与利用达成一致共识，而产生矛盾纠纷，使更新治理陷入困境。相关研究也已注意到项目制下资源配置是否能发挥作用在于场域内是否有良好的治理结构，特别是信任关系。

由此说明治理资源的输入虽然可以打破常态化治理状态，但是却需要一定条件才能产生积极作用。比如共同生产形成前，党建引领需要以治理资源为支撑，实现信任塑造，激活以居民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动能，为党建引领动员多主体力量，形成共同生产奠定基础。在共同生产关系形成后，治理资源在转化为切实的公共服务过程中，不断撬动、吸纳和整合着社区自身的治理力量，推动共同生产的持续运行。已有研究证实了党建引领、治理资源、多主体力量对于实现治理目标的积极作用，但是大多基于静态视角探究单一孤立状态下的关系，本文进一步在社区更新治理场景中共同生产的动态视角下，发现党建引领、治理资源、多主体力量的作用及其关系随时序、环境发生动态变化。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1）将城市社区更新问题嵌入到共同生产理论中，通过剖析案例中蕴含的共同生产逻辑，建构了共同生产理论关系模型。将共同生产关键要素纳入动态时序，丰富了共同生产理论要素的关系联结，打破了静态下更新治理对于资源依赖、主体需求的单一性缺陷，在与相关研究对比分析中拓展了共同生产的理论空间。

第一，相关研究认为公共服务共同生产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认为虽然内外部因素对共同生产都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居民参与和投入为主的内部因素需要在党建引领与治理资源、信任塑造的促进、引导下才能产生作用。居民身份和角色经历了从被动安排向主动参与的转变，并非一开始都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是需要外部因素的刺激、组织、带动才能激发内部因素。这一发现启示我们，需要注意居民参与共同生产内外部因素的过程性以及相互关系，需要关注外部环境作用如何将反对或观望中的利益相关者转化为积极的共同生产者，并最终与政府、专业组织一同做出共同生产行为。这一发现补充了对公众在共同生产中内外部因素的整合性认识。同时也回应和破解了一些学者提出的城市更新中利益相关者因零和博弈导致更新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第二，已有研究将城市更新划分为自发生成型、资源保障型和诱致引导型。本文认为基于内外因素的作用机理，资源保障、诱致引导、自发生成会同时存在于同一案例的共同生产过程中，随共同生产阶段、力量划分而呈现不同的特征。在X社区案例中，更新治理前期，需要以治理资源保障共同生产的形成；共同生产形成过程中，需要社区通过党建引领诱致引导居民参与，培育其参与能力；共同生产形成后居民们不仅按照要求提供资源，并自发的组织志愿队伍协助共同生产。对此，这一发现发展了共同生产的类型划分，更加细致地呈现了类型特征的演变。

（2）本文创新性地提出由内而外的城市社区更新，以人为核心的内在更新既是共同生产的基础，也是共同生产的目标和价值追求。发展了“以人为本”的城市更新内涵，将居民在城市更新中的被动状态主动化，并将其嵌入到更新治理共同生产的动态过程，建立了内在更新与共同生产的有机联系。

本研究的启示在于：第一，居民参与是城市社区更新的主要动力。城市更新政策要突出对“人”的考虑，输入最终惠及“人”的治理资源，在城市更新中强化服务导向，一方面，城市更新的具体内容要具备服务性质和特征，即要切实惠民。另一方面，在推行过程中，保证使居民获得实际服务和好处，促使其支持并实质性投入资源、力量参与更新治理而非形式参与，形成共同生产关系。在城市更新宣传中，注意突出居民个人利益与城市发展整体利益的联结，从个人利益切入，宣传城市更新的益处，以强化民众对城市更新工作的认知。第二，清晰认识社区更新治理的阶段特征，针对性设计共同生产路径。充分分析人口构成、素质、居民参与情况和参与动力等方面特征，然后针对性设计更新治理共同生产路径。加强宣传、沟通与信息公开，同时借助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和关系，针对社区不同群体需求，实行分类激励，对利益相关者加强舆论引导和参与动员。第三，党建引领多主体参与，加强对民众参与意识、参与能力的培育。一方面党组织超凡魅力型领导的“在场化”权威投射和以精神意志为主要内容的心理反应机制建设，可将党组织权威融入居民的认知结构，由此加强了二者的心理共鸣，激发居民产生参与意识。另一方面强化基层多主体信任关系，通过党群动员与人际交往而激活和生产居住空间内的社会资本，频繁的人际互动，使党组织权威以人格化形式嵌入居民的关系网络，由此加强党组织与居民的情感融通纽带；再者畅通互动网络，提升互动质量，使共同生产有力的运转起来，从而强有力地推行社区由内而外的更新治理。

当然本文不可避免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并未对提出的命题通过大样本定量研究或者定性比较分析进行验证性研究。后续计划在本研究基础上，设计分发问卷，开展大样本调查，通过定量研究实证本研究提出的理论命题，或者重点选取典型案例，开展定性比较分析，探究实现由内而外城市更新治理的组态路径。第二，本文虽然在案例的选择上尽量做到代表性和典型性，但是不可避免有其特殊性，从而可能影响到整体结论的普适性，因此需要进一步从多案例角度出发开展比较研究，进一步发展城市治理和共同生产理论。

文章来源：《公共管理学报》网络首发

编辑：蔡龚涛

校审：牛坤在

审核：光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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