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朔严 蒙克：如何兼顾公共管理的“科学化”与“本土化”？| 对话佳作093期
作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两大潜在主线，科学化和本土化之间一直存在张力。在“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中国学者的时代责任后，这一张力的解决尤显迫切。然而当前学界尚未厘清这种张力的本质，从而难以在实践层面提出应对之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深入发展。那么，公共管理知识体系科学化与本土化矛盾的产生原因是什么？科学化与本土化能够同时被兼顾吗？本土化的研究应该如何变得更具“普遍性”？上海大学李朔严老师和清华大学蒙克副教授于《中国行政管理》2021年第11期发表的《公共管理的科学化边界与本土化道路——兼论公共管理研究文化视角的必要性》一文，对上述问题做了系统回答。平台邀请到两位老师对论文延伸问题做进一步分享，以飨读者。
嘉宾介绍
李朔严，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转型时期社会力量的发展与培育。
蒙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社会学、国际关系。
访谈实录
Q1：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发表在《中国行政管理》2021年第11期的《公共管理的科学化边界与本土化道路——兼论公共管理研究文化视角的必要性》一文？您是基于怎样的契机关注到公共管理研究的文化视角？
李朔严 蒙克：感谢平台的这次专访，我们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研究。实际上我们这几年一直都在做关于中国公管研究视角和方法等方面的经验总结和思考。之前我们发表了《公共管理研究中的案例方法：一个误区和两种传承》，分享了一些我们对于案例研究的看法。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也有一些学者对我们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关于案例研究能否建立普遍性理论的问题给我们留下了较深印象，说明这是一个学术热点和痛点。于是，在学术交流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意识到，方法论层面的争论背后，可能存在一些更深层次的分歧，如果不能及时理清这些分歧，不利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持续深入。
在如此背景之下，我们尝试寻找并理清这背后的分歧。刚好在那段时间，我们俩都开始广泛和深入接触社会学的一些东西。一个在清华公管讲授社会学的相关课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结合马克斯·韦伯的学说，对“解释”和“理解”的两种因果取向进行了相关梳理；而另一个则在毕业之后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工作，在日常与同事的交流中也对韦伯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于是便主动学习韦伯的一些思想。因为学术取向上比较一致，所以我们也经常一起交流。
在交流过程中，我们意识到两个问题：第一，对于理论普遍性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往往与科学的研究设计相联系，认为似乎只要研究设计足够科学，那么理论就越具有普遍性。这实际上也是学界很多学者在方法论层面认为本土化并不成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二，虽然韦伯被称为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之一，但公共管理学界对他的了解一般仅限于官僚制，而对于他的其它思想，尤其是方法论层面的思想了解不多。事实上，韦伯所处的时代，面临着如何处理德国自身发展的特异性与先发国家（如英法）经验之间的关系，因此韦伯其实仔细思考过本土化何以可能的问题。因为国内社会学起步较早，对于韦伯的研究也比较深入，因此很早就提出了本土化的命题，当然相关的争论也非常多，但也提出了很多有洞见的观点，可供我国公管学界借鉴。
基于此，我们经过讨论，认为方法论层面的争论实质上反映的是科学化和本土化两种对于知识体系的理解，因此必须要对此进行厘清。那么韦伯的方法论思想就成为了一个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钥匙。我们会关注到文化视角，也是因为这是韦伯方法论层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因此我们想从这个点切入，为解决中国公共管理科学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矛盾和争论提供依据。
Q2：请问相较于其他分析视角，文化在解决公共管理科学化和本土化之间张力的独特优势是什么？
李朔严 蒙克：在我们看来，文化视角的优势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兼顾科学化与本土化，调和二者的矛盾。因为科学化往往强调知识的普遍性，而这种普遍性来源于科学的研究设计。就像在物理学中，只要遵循了相同的理论建构和实验规程，那么在世上任何地方，重复同样的研究设计，就应该得到一样的结果，产生同样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识。因此，我们从未听说过西方物理学、中国物理学、多瓦悠兰物理学，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它不需要形容词。因此，“科学无国界”。在科学中，特殊性知识没有容身之地。
但是，上述对“科学”的自然科学式理解，能够直接套用到社会科学中吗？事实上，在社会科学中，变量本身的含义往往需要考察（如我们文章中提到的政治信任在中美两种文化中就大不相同），因此所谓“科学的研究设计”只能保证研究在形式上的严谨，但它不能直接帮助我们确定变量所指代的实质性东西究竟为何（比如政治信任的指代），而后者往往才是社会科学中因果关系的核心。而这种实质性，你只有加入文化视角才可能准确的把握。如此一来，得出来的因果关系就是一种特殊性的知识，但这种特殊性知识获得同时又不排斥科学的研究设计。换句话说，在准确把握变量实质的前提下，我们同样可以利用具备“科学性”的研究设计的形式，获得深具文化意涵的“本土性”实质知识。这样二者就实现了统一，也即是做到了我们文章中所说的“寓本土化之意于科学化之中”，实现了“本土化”实质与“科学化”形式的统一。
文化视角的第二个优势，是它能够让本土化研究变得具有“普遍性”。我们之前的很多训练会让人认为理论的普遍性是源于因果关系的普遍性，因此才会特别强调科学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本土化的特殊性知识那自然不具有普遍性，这也是很多人不认可本土化的原因，将其与“自说自话”划等号。但事实上，社会科学中除了因果关系上的普遍性，还有另一种普遍性，那就是价值关联上的普遍性。这里的价值，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问题意识。换句话说，你做这个研究，你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关怀。我们之所以说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是经典的，不仅是因为他的研究设计有多科学，更是因为他对人类自由的价值关切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自由这个价值，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因此直到今天，当我们研究外卖小哥或滴滴司机，尤其是他们的自由和权利受困于算法之中这个现象，我们依然能够从马克思那里获得启发。而文化视角，恰恰能够告诉我们哪些价值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那么基于这种价值关切所作出的研究，即使他只是基于本土的实践，那么也具有普遍性，也可以实现社会科学所追求的普遍性目标。
Q3:通常“文化”既具有相对稳定性又与时俱进，请问文化横向的区域差异和纵向的时间变迁对处理“科学化”和“本土化”的张力是否有影响？
李朔严 蒙克：事实上，我们认为所谓的“科学化”和“本土化”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果。如果学界可以树立起全面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自觉带入文化视角，尤其是关注“人”的特殊性，那么“科学化”和“本土化”的张力也就能得到很好的缓解。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文章的一个初衷。
因此，我们认为，不管多样性的文化是在横向意义上存在于各民族之间，还是在纵向意义上存在于各时代之间，只要它存在一天，那么特殊性的知识就有存在的意义，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命题也就依然成立。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视角对于弥合“科学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张力将始终具有意义。
当然，文化是具有流动性和变化性的，如果说最后各个文明的文化都趋同变得一致了，那么文化多样性也就不存在了，这种时候文化视角可能意义就不是很大了（研究历史事实除外）。但对于文化趋势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趋于一统应该不太可能，韦伯也强调现代社会价值上的“诸神之争”，因此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常态，在这个基础上，“和而不同”在未来也许是一个更可能的状态。因此无论如何，文化视角都是重要的。
Q4.文中提及“理解（understanding）”立场的因果关系刻画的是一个未来期望的状态（解释项）和当下状态（被解释项）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用将来解释现在？又如何提升研究者的“理解”能力？
李朔严 蒙克：所谓的用将来解释现在，实际上是关于行动背后的目的和意义，然后将这种意义作为解释变量。比如说一个人说他为了能够获得比较高的绩点而选择努力学习，这个时候他努力学习并不是一个过去的状态决定的（比如之前被老师批评成绩差），而是先有一个将来的预期状态（为了能获得好的绩点），然后用这个预期状态来指导当下的行为（努力学习）。因此在“理解”这一支因果路径看来，“理由”也就是“reason”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进入到研究对象的内心中，才可能把握这一点。
要提升研究者的“理解”能力，难度并不比提升研究者的“解释”能力更容易。这是因为能够理解他人、进入他人内心，本质上要求一种共情能力。而这要求研究者有一定的生活阅历、甚至有对类似事件的人生体验。但仅有体验仍然不够，研究者还要有对这些经历的思考和感悟。而要养成这样的感悟力，需要的不仅仅是科学，更要求历史、艺术、宗教、文学等等学科的浸润——例如，“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读懂《白鹿原》难道不能帮助你在访谈上访村民时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诉求和行动吗？因此，要提升“理解”能力，我们需要一种真正的通识教育。
Q5：请问对广大的学生群体来讲，应如何学习和锻炼将中国故事从“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的能力？比如在各类案例分析大赛中，如何克服理论框架和案例文本呈现两张皮的问题？
李朔严 蒙克：我们认为从“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的关键就在于韦伯强调的价值关联，也就是说研究者需要将自己研究对象背后的价值关怀关联到更大更广泛的群体中。正如上面所说到的，价值的普遍性也是而且应当是社会科学追求的目标，所以选题本身的问题意识很重要，也就是你选题背后能够关联到什么样的人类关心的精神价值？我们认为这种能力是需要积淀和培养的。为什么像韦伯、马克思这样的大师的经典著作很重要，就是因为他们有很深刻的积淀，看任何问题都能关联到人类的精神困境。所以我们现在也越来越体会到读经典的重要性，它们给你的不仅是分析的过程以及结论，更重要的是培养你的问题意识的能力。大家只有努力沉下心来阅读经典，才有可能提出切中时代要害的问题，才能真正做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至于如何克服理论框架和案例文本呈现两张皮的问题，我们建议：首先，要放弃非要从单一案例提炼出具有因果普遍性的理论的幻想，这本质上不是案例研究能够做的。其次，要立足案例本身，把案例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讲清。每个环节，可能适用于用不同的理论进行阐释，这时再把理论引进来——例如，为何聚集起来的村民一定要在极短时间内实现自己的诉求，甚至不惜采用极端手段？这是因为能够聚集起来不容易，时间一长必定溃散，如果不把握住集体行动难题（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在特定情势下得到解决的机会窗口，那么问题就恐永难解决了。这时，针对这一环节，引入奥尔森的理论就能很自然地帮助我们揭示背后的道理，从而以理论和案例相交融（而不是两张皮）的方式讲清楚该案例的这个环节。最后，案例研究不追求因果普遍性，不意味着案例研究不追求普遍性。事实上，案例研究，就跟所有研究一样，都应该追求价值普遍性。因此，在讲清楚案例之后，我们还要思考，这个案例蕴含的道理，能够关联到什么更具普遍性的人类价值，从而做到“以小见大”。对于上述观点，我们正在撰写相关文章，在未来对其进行深入阐述。
Q6：本土化问题一直是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关注的重点，费孝通和郑杭生曾在社会学本土化研究中分别提出“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对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挑战，您认为公共管理的学术共同体应该如何回应？
李朔严 蒙克：老一辈学者确实很早就基于文化立场意识到本土化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想要推进本土化的研究，确实是需要文化自觉的。具体而言，我们首先要树立起文化自信，祛除心中的障碍。其次是要多多接触社会，走向田野，扎根于公共管理的日常实践，将文化视角运用到调研和研究中。最后是要具备跨文化比较的视野，基于各国家自身的文化基础，通过价值关联，抓住大家所关心的普遍问题。当然，文化自觉不是唯我独尊的狂妄自大，正如费孝通说的，文化自觉要有自知之明。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因此“补课”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费孝通晚年也是在做这个事情，现在也有很多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在做相同的事，我们也相信公共管理的学术共同体能够应对好这一挑战，做出被国际普遍认可的公共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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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苏芮 成纪宏 吴芳 高姝蕊 彭可余 邢羿飞
编辑：高妹蕊 邢羿飞
审校：对话佳作版块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