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搜维权”偏好的生成逻辑、社会效应及调适策略

作者简介

田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田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摘要

面对频发的线上维权案例所引发的“热搜维权”偏好并由此带来的无法预知的网络舆情风险，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的公权力主体亟需研究并提出适配的治理措施。通过考察当下网络维权发展现状，发现公民选择理性、媒体流量理性以及政府部门的制度理性共同构成了热搜维权偏好的主要生成逻辑，并产生了正向社会价值和负面示范效应。研究认为，热搜维权作为偶发式的维权成功案例，并非维权行为的必然选择，热搜维权偏好的治理及调适需要遵循特定的发生逻辑，从政府、媒体、公民三大层面提出治理之道。

文章目录

一、问题的提出

二、“热搜维权”的概念界定

三、热搜维权偏好的生成逻辑：各方博弈的理性选择

（一）诉求者的理性选择：“经济人”视角下成本及利益考量

1.经济成本与胜诉期待：诉求者的成本考量

2.弱者身份与同情共意：热搜维权的胜诉筹码

（二）流量收益与社会守望：媒体行动的触发器

（三）猎奇心态与情感宣泄：政策议程的催化剂

（四）让步与妥协：官僚体制的利益最优策略

四、热搜维权偏好的社会效应

（一）普遍扩张的示范效应

（二）日渐固化的差序信任

（三）茫然无措的底层抗争

（四）任重道远的法治建设

五、热搜维权偏好的引导与调适

（一）源头治理，公民维权潜意识的引导和转变

（二）化赌为疏，多渠道为公民维权保驾护航

（三）强化职业操守，规范媒体行为

六、结语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冲突叠加的爆发期，伴随社会结构、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社会利益博弈正进入剧烈变动的状态。近年来，公民各种维权活动频发，形式愈加多样，影响面也更加广泛，社会矛盾治理负荷过载状况显著。在长期治理过程中，有些矛盾在个人或社会组织调解下得到了解决，还有一些矛盾需要公权力的介入才能得以化解。这就要求政府部门介入，希望得到公权力干预的矛盾处置过程，可以称之为广义上的“维权”。维权是公民维护利益而表达抗争的过程，也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但维权并非顺水行舟，制度化的线下维权渠道很多时候并不能“尽人意”。信息社会的到来缩短了政府与公众间的距离，网络空间也成为民意表达和诉求倾诉的汇聚地，公共事件经媒体发现并放大后会迅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社会效应。政府为安抚公众情绪，减小舆论压力，稳定社会秩序，对应在线上或线下回复网上的诉求，由此也就产生了在线维权。一次的维权成功诱导着下一次维权事件的形成，而网上维权也以其便捷性、特殊性逐渐占领公民维权求助市场。其中，社会上流行的“报警不如发微博，维权只能靠热搜”这句话，充分显示了“热搜维权”的选择偏好逐渐形成并由小部分网民向大分社会公众蔓延，加之网络公共事件不定时爆发和解决，再次助推热搜维权现状的扩散。热搜维权偏好是审视网络舆情治理现状的一面镜子，是治理效益的负反馈，也是需要研究和解释的一种现象。热搜维权偏好为何会形成？为何热搜维权偏好日渐固化，蔓延趋势有增无减？这将会给网络舆情治理带来哪些深远影响？如何引导积极的维权心态？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深入剖析热搜维权偏好的生成逻辑、社会效应及调适策略。

二、“热搜维权”的概念界定

以“热搜维权偏好”为关键词或主题在知网文献数据库中搜索，结果显示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从现实角度来看，“热搜”是一段时间内搜索引擎带来流量最多的词语、句子或事件，受信息传播机制、用户覆盖面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平台对于“热搜”的界定也不尽相同。在微博平台中，网民实时点击量前50均可称之为“热搜”，20万左右的网民点击量是晋升为微博热搜的门槛；知乎平台以点击量的前50位作为“热搜榜”的生成依据，上榜最低点击量50万；同样是信息传播实时更新的百度热搜，其热搜榜的门槛却高至200万。此外，用户群体的选择，技术后台算法等差异的存在，致使不同平台的热搜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截然不同，以微博平台为例，微博根据用户的行为计算并形成实时榜单，凡是被大量网友搜索和讨论的关键词或者话题词，都可能成为热搜词；热搜词条由网友搜索行为和讨论行为产生，或者由话题主持人产生；算法机制会以搜索量、发博量、互动量、阅读量等数据指标为基数，根据热度计算公式“（搜索热度+讨论热度+传播热度）×互动率”每分钟计算一次，取前50名展示，形成时时更新的热搜榜单。据此来看，平台不同，热搜性质也不同，若仅以网民点击量来界定“热搜”，则有些以偏概全了。回归到字面本意，“热搜”即“热门搜索”，是一段时间内网民在搜索引擎中搜索点击较为频繁的事物，其搜索量明显高于同时段的其他事物。

综合各信息传播平台热搜的生成与构建，本文将热搜定义为：某事物经由网络传播后，在特定平台中引发井喷式的网民关注、评论、点赞和转发，进而形成的一种注意力群聚。热搜的本质是网络用户对某事物在一定时间内的密集关注，其关注的内容包含词语、句子、人物或事件等。热搜的生成与演变受网民情感、媒体报道、舆论走向等多重因素影响，热搜的出现没有规律性的前兆，也没有固定的应对策略，其内容涵盖社会百态，时时有热搜，事事都有演化为热搜的潜质。

“维权”是指维护个人或群体的合法权益。热搜维权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却是对当下社会中一种规律性现象的形象概括和解释。“热搜维权”作为维权方式的拓展和延伸，是个人或群体在网络空间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媒体捕捉放大成为热点事件进而引发公众讨论，巨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公权力介入进而公民诉求被纳入政策议程得以解决的过程。热搜维权方式的出现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现实维权事件在网络虚拟空间的议论、发酵及引人注目有一定的偶然性，传统制度化维权渠道不畅呼唤具备补充性、拓展性的非制度化维权新途径出现有其必然性。以网络公开化的方式将矛盾问题呈现给社会和政府，打破常规治理进程，突破既有权力利益格局，以非常规的方式给各方施压，具有突发性和震撼性。就现象性质来看，热搜维权的发生既可能是公民主动发声，也可以是被媒体发掘曝光被迫上了热搜；就维权种类而言，热搜维权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宽泛，有民众矛盾、官民冲突、民企冲突乃至企业间的冲突。“热搜维权偏好”是在频繁发生的热搜维权事件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选择性偏好，是指在众多热搜维权事件得以成功解决的影响下，公民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形成的一种选择逻辑：无论是否有维权需求，通过热搜来维权有可能成为人们的默认选择和首选路径。

三、 热搜维权偏好的生成逻辑：各方博弈的理性选择

社会偏好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这些因素对于维权偏好的形成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究其根本，上述因素主要作为一种结构性因素存在，对于热搜维权偏好的具体形成与其说它们是原因，不如说是热搜维权偏好的背景。作为一种极具目的性的行为选择，热搜维权偏好是诉求者、民众、媒体和政府理性选择下的产物。

（一）诉求者的理性选择：

“经济人”视角下成本及利益考量

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写到：“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好处。”由此他提出了经济人假设，推定个体选择均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无论是经济活动还是社会生活，在解决问题的可行途径中，诉求者理所当然地选择成本最小、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方法。在外界看来，很多情境下热搜维权是迫不得已，出于无奈，但其终归是诉求者的选择，都有其深刻的利弊考量。

当合法权益受到不公平对待或侵犯时，公众愿意且寄希望于传统线下的维权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无论是白纸黑字的诉状，还是各部门的意见公章，看得见的维权过程，摸得着的诉求材料，都能最大限度满足诉求者对于维权过程公正、公开、透明、权威等心理上的期待。然而，大量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传统的权利救济制度并非都是行之有效的，囿于体制传统和利益归属的现实，致使公民权益受损的案例不在少数，政府部门不但不能匡扶正义，甚至有可能与民争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微博发文，热搜鸣冤”的方式成了诉求者最后的救命稻草，热搜维权渐而成为诉求者的一致选择。

1.经济成本与胜诉期待：诉求者的成本考量

选择热搜维权的诉求者，无外乎两种类型：

第一类是线下维权受阻难以为继，被迫由线下转为线上，期待网络能以偶发性的曝光助力自己的维权。此类诉求者最初大多是抱着“试一试，碰碰运气”的态度网络试水，寄希望于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大的曝光乃至上热搜，是一种以小博大的“赌博式”维权。此类维权行动的诉求者更多关注维权过程的性价比，因为相较于传统的维权方式，以“微博”“知乎”“头条”等网络媒体平台为载体开展维权，其成本较低：富有强烈生活气息及近乎大众化的表达方式在图片视频的加持下，可以将侵权事实和维权诉求表达得更加清楚明晰，同时省去了舟车劳顿，略去了跨区上访、跨省维权往返的经济成本。一部手机，一台电脑，一个账号就能完成事实陈述，传情达意的全部流程，还能实时掌握维权状态的最新进展和变化，及时根据网络互动快速调整下一步的行动策略，化被动为主动，维权过程更具便捷性与迅速性，热搜维权无疑成为“计成本”维权方式的最优解。

第二类是较为特殊的维权需求，这类诉求者往往以“讨回公道，不计代价”为行动准则，他们的网络呼号只为能吸引热度、博得更多人的点击和关注，以期最终能为自己讨个说法。“求公道”是该类维权的主要目标，“不计成本”的胜诉期待贯穿于维权始末，因此在实际行动中，购买关键词、雇佣水军也成为较为常用的手段。

以上两类维权行动对于是否能上热搜都有一定程度的期待，无论是“计成本”的赌博式维权，还是“不计成本”人为造势胜诉，热搜维权都是诉求者基于特定维权目标下综合权衡后的“最满意”方式，都能在不同程度满足其对实现维权目标的期待。

2.弱者身份与同情共意：热搜维权的胜诉筹码

大量的维权案例表明，在公民与企业或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公民常常以“单打独斗”的方式进行抗争，分散化、原子化是诉求者的显著特征。诉求者缺少资源和背景，缺乏正规组织，相较于手握权力、高度组织化、背景资源丰富的企业或政府而言，无疑处于弱势地位。而在热搜维权过程中，网民基于对苦难的共同关注和感同身受极易发生情感聚集，形成普遍的社会关切，进而调动网民的社会情绪，引发情感认同和道德支持，最终实现网民对维权事件的共情与共意，产生对诉求者的网络声援，强大的舆论就此形成。网络的转发互动及现实中的口口相传，大大增加了维权行动的民意基础，提高了胜诉的概率。例如，2019年一女子于西安利之星奔驰4S店购买一辆奔驰牌新车，车子尚未开出4S店就发现发动机漏油。此后，女车主多次与4S店沟通解决，却被告知无法退款也不能换车，只能按照“汽车三包政策”更换发动机，该女子走投无路，被迫到店维权。“硕士”身份、“车顶哭诉”等标签迅速俘获网民对女车主的关注和同情，在公众强烈的质疑与谴责下，“利之星”4S店依然不能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才引得政府监管部门介入，最终事件才得以解决。

（二）流量收益与社会守望：媒体行动的触发器

进入信息时代，公众接触到的新闻信息呈几何级数增长，想要在白热化竞争态势下获得一席之地，求得生存，获得流量乃至做大做强，媒体的信息发掘、新闻传送就必须有自己的特色，形成自己的招牌。在新闻呈现形式日臻饱和的形势之下，媒体只能将更多的心思花在发掘更加震撼、离奇、更具爆点的“新鲜事”上。而传统维权渠道不畅往往使得诉求者的维权经历一波三折、极具看点，正好迎合媒体发掘的实际需求，将诉求者的“曲折经历，悲惨遭遇”经加工渲染后予以发布扩散，吸引网民关注与互动，进而形成热点引发全民讨论。作为原始事件的报道方，媒体在公众中曝光率自然增加，流量与知名度同时扩张，由此带来利益链条的连锁反应从而使得自身利益得到满足。

在物竞天择的市场生存环境下，各主体的逐利性不可避免。媒体行业追求热点、制造热度，以谋求更多的切身利益无可厚非，但作为社会公器的大众传媒，在守望道德、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负起责任更为重要，敦促其捕捉放大、跟踪报道进而将信息传递给网络公众的已不再是利益的驱动，而是对道德和正义的维护和守望，这是媒体本身的特征和要求，正因有诸如“呦呦鹿鸣”“南方周末”等媒体对维护正义的果断发声，才有更多的弱者被社会关注，更多的“疑难杂症”得以妥善解决。

（三）猎奇心态与情感宣泄：政策议程的催化剂

信息社会的快节奏和高压力容易让人变得麻痹和呆滞，新旧体制变革带来利益关系格局的深刻调整，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使得社会心态变得更加复杂和脆弱。信息大爆炸时代的到来，降低了网民对于信息的敏感性，“信息期待”已转变为“信息猎奇”：只有第一次出现的、罕见的、特有的、反常的、古怪的、突然发生强烈变化的事物，才能刺激人们的感官，使人发生浓厚的兴趣，从而引得广泛关注。猎奇心态成为当下网民普遍性的心理状态，为热搜维权进入政策议程提供了先决条件。

治理的复杂性要求政府政策议程更加周密。在大多数情形下，政府部门都是在既定的政策议程下开展工作；随着政府部门日益精简高效，其对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调配和利用也愈趋量化，有限的资源只能集中在关乎社会民生的大事上去。因而，也仅有一小部分公众普遍关切且极易给社会治理带来负担的矛盾或冲突的“例外问题”才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并进入政府的议程中，“热”是该类问题的突出特征。纵观诸多热点事件的形成，总有一个“观众”群体的存在，他们与诉求者非亲非故，也与公共部门毫无瓜葛，他们只是关注事件的进程并据此发表意见和看法。“观众”们感同身受，打抱不平、仗义执言、发表评论、转发推广，@其他网络“大V”，无论是随手点赞还是有意分享，连续性的互动分享与链式增长的关注迅速形成网络热点，进一步扩大聚合形成网络舆论。网络舆情一旦发生，政府相关部门便会及时介入，从单纯的怜悯同情到最终的热事演化，感情宣泄加快了诉求锁定从而进入政策议程的效率。

（四）让步与妥协：官僚体制的利益最优策略

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促使作为公共治理重要主体的政府也在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方式上不断更新改进，但面对日益复杂变幻的网络治理形势，政府治理能力短缺现象愈发严重。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及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耗费政府大量治理精力，治理体系“碎片化”趋势明显，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难以有质的提高。随着依法行政、科学决策的部署要求，政府计划的严密性、战略的精准性要求也越来越高，所要经办和处置的事情大都是预先设计和规划过的，对于社会“大管家”的政府而言，突发的社会问题会打破现有的治理格局，扰乱既定的政策议程，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麻烦和矛盾，这对精力有限的政府部门是极为不利的。因此，保持稳定乃至维持现状成为各级政府的“默会知识”、首选路径。

热搜维权事件爆发后，无论是内在职责的使然，还是迫于行政问责的压力，政府部门往往都会及时出现，介入到事件发展的始末。但事实和经验表明，无论是本无瓜葛积极调停，还是被动涉案，政府部门最后均不能全身而退，都会以或多或少的“补偿”换取最后的宁静。基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稳定”追求，政府部门往往会特事特办，一路绿灯，妥协退让成为该类事件的主要应对策略。[15]按照“破窗效应”的发展逻辑来看，在热搜维权事件的处置上一次退让，便会引导下一次的妥协，长此以往，“政府维稳”变成“政府怕事”，出乎意料的办结速度、较为满意的维权效果更让诉求者尝到甜头，也吸引着更多维权不畅的诉求者跟风随大流式地进行热搜维权，产生政府“维稳”模式下的边缘产品。

既然看到妥协方式所存在的现实弊端，为何长久以来政府依然执意而为呢？综合看来，这是官僚制度体系所孕育的理性化机制。如前所述，政府的治理能力总是有限的，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治理形势，政府不可能让所有公民都称心如意，面对民众激增的权利诉求，“多管不如少管，不出大事就不管”自然成为政府治理的优先选择，这是治理能力的天然瓶颈所致。其次，长期置身维权涡旋，政府官员早已洞悉维权诉求的本质，“讨说法，求公平”等行动都是诉求者“逐利”需求的外化表象，最终的落脚点都在“索赔”。此外，面对事件爆发扩散所带来的行政问责威胁及公信力下降的成本，“捂盖子”都是能将政府治理成本和损失降到最小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决策者们早已深刻认识到，无论热搜维权事件最终以何种方式收场，“赔偿”环节是必不可少的，唯一区别就在于早赔晚赔、赔多赔少。在现实维权事件的处置中，更有“拖到最后，闹得最凶，赔得越多”的怪相。在“花钱买平安”已成既定事实的治理情境下，能最早以最小的治理成本处置相关事件，预防其酝酿发酵进而演变成为全民瞩目的热点，无疑成为各级地方政府不二选择：非制度化的处置方式渐而成为政府部门的主要选择，“早发现早治理”是治理成本固定支出模式下的最优选择。

无论是主动曝光寻出路，还是被动发掘上热搜，诸多热搜维权事件并不完全像是各方博弈下理性选择的产物，而更像参与各方博弈进程中矛盾激化、相互妥协下的“意外”产物，这使得热搜维权更具突发性和偶然性，但深究热搜维权背后的演化路径不难发现，理性选择仍是热搜维权偏好形成的内在逻辑。

四、 热搜维权偏好的社会效应

借助网络空间，将维权诉求公之于众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是民主政治进步和公民权利意识显著增强的结果。热搜维权固然会挤占社会公共资源，扰乱常规政府政策议程，但它也有助于拓宽民意表达渠道，打破日益僵化的政府官僚体系，加速部分“悬而未决”问题的解决进程。作为线下维权的替代物，热搜维权偏好的蔓延与扩展将大大促进新兴网络维权方式在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的良性作用，也能推动治理主体的反思和改革。然而，凭借偶发性热搜来维权的偏好终归是一种“反常”的社会现象，或大或小的社会冲突和矛盾全部依赖热搜引起领导者的重视从而解决问题也不现实，既会带来一些严重的社会后果，也将产生深远的社会负面影响。

（一）普遍扩张的示范效应

偏好是效用理论的一个概念，是决策者对风险和受益的态度，若存在备选方案，表现出对某个方案强烈的选择意向。一个人的选择偏好无关痛痒，一群人的选择偏好则会形成广泛的示范效应，引导那些摇摆不定抑或是尚无偏好的人进行选择，从而形成选择惯性。热搜维权偏好的蔓延，将会极大地改变民众对于传统维权途径的理解和认知，引导更多的维权者通过线上热搜的方式“声张正义”。但依靠信息传播和网友声援并不是轻易就能实现维权目标的最优方式，线上维权成功极具偶然性，能够顺利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进入政策议程的维权案例少之又少，而正是这些九牛一毛但被无限放大的维权成功案例营造了“上热搜”就能维权成功的选择错觉：小概率事件在传播机制助推下演变成“大概率事件”，形成了“遇事竞相上网”的社会氛围。

（二）日渐固化的差序信任

政府信任指公众对政府地位及其权威的信念或信心，即相信其会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运作或行动。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公众对各级政府的信任水平存在“差序格局”特征，即对上级政府的信任大于对下级政府的信任，对中央政府的信任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上级/中央政府才是“群众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地方政府总会以“自由裁量”的方式选择性、变通性地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热搜维权的本质即维权者通过曲折的维权经历、激烈的表达方式吸引上级政府官员乃至中央政府部门的注意，究其根本也是维权者差序信任思维驱使下的行动策略。

如此看来，热搜维权偏好的形成，无疑将加速社会信任两极化格局的形成，扩大基层政府与民众间的信任鸿沟，即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和对中央政府的极端信任。差序信任的固化，增加的不仅是地方政府治理的难度和压力，对于基层政府权威的塑造、党群关系的维系也是不小的挑战。当然，差序信任也并非一无是处，作为政府应对政治信任危机的一种策略，差序信任能有效阻止合法性危机上移，维护政治体系核心部门的权威性。因此，热搜维权偏好下信任关系的调整，必将带来社会信任格局的调整和变化。

（三）茫然无措的底层抗争

维权行动是一个自利性行为，当然也会产生额外的利他效应，即存在一定的正外部性。热搜维权偏好的形成，对于倒逼政府改革、扩宽民意表达渠道具有积极作用。但热搜维权从发端到终结，离开网民的关注和支持必然是行不通的。纵观热搜维权所带来的民意关注和网民互动，追根溯源是社会共情机制发挥了作用：设身处地的同情，换位思考的共意，民众的情感支持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是热搜维权迈向成功的先决条件，更是热搜维权偏好蔓延的民意基础。

网络维权事件的井喷式增长呼吁更多的网民关注和同情，但现实情况并不“理想”：信息爆炸裹挟着碎片化的信息，网民难免出现关注“疲劳”，加上诸如苟晶撒谎造势、夸大被顶替上学事实以求关注，裴某以捍卫女性权利为借口进行恶意炒作，徐州女教师手写绝笔信件以博网民同情，“小岛里的大海”制造女儿被老师体罚假象引网民众怒，罗耳隐瞒事实、营销炒作进行诈捐等恶意消费社会同理心事件的披露，网民同情心遭受巨大创伤，同情心和注意力渐而成为稀缺资源。换而言之，在热搜维权偏好的影响下，只有案情更加重大，情节更加曲折，给当事人带来的伤害更加惨烈，同社会公平正义冲突更加明显的事件才有上热搜的潜质，维权事件演变成热搜的门槛水涨船高，相应的维权成功的概率就大大降低。

网络维权的案件越多，越难刺激网民的普遍同情和关注，领导的关切更是希望渺茫。就此而言，热搜维权偏好有可能引发网民同情心“枯竭”和注意力“迟钝”的维权“公地悲剧”，久而久之，热搜维权的方式也将面临超载而失灵。如此，热搜维权将何去何从，底层民众又将选择何种新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和底层抗争呢？

（四）任重道远的法治建设

热搜一旦形成，网民的关注和媒体的转发扩散必将在短时间内形成舆论大爆发，强大的民意呼声和舆论压力最终迫使政府部门介入。至此，热搜维权已经完成最为惊险且关键性的一步——正式引得政府关注并纳入政策议程，原本需要经过旷日持久的维权拉锯战，在公众的“声援”和“注视”下开启了加速度：“抽调人员，成立专班，深入调查，特事特办”。但在公众的注视下开展情况调查，政府暴露内部其他潜在问题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依法办事”和“酌情处置”成为最难拿捏的原则，“从快从速”成为绝大部分基层政府的最优选择，不走法定流程，不按法律程序，不顾法律原则，只求尽快平息事件。如此，公众以社会正义的视角对维权事实和执法过程进行倾向性评论，进而影响法官的判断，道德绑架公权力，法治的公正性就难以保证。

将维权与热搜的连接，无论是主动公开还是被动曝光，其实质都是博得上级部门或领导的关注，进而增大问题解决的可能性。无论是个人单打独斗还是集体上访，无论是无声抗议还是流血冲突，都是诉求者吸引上级领导注意力的方式，其理想结果是得到上级部门的重视。在法治建设深入开展的今天，依然存在依靠领导干部的关注和重视来解决问题的“人治”现象，由此显现出当下公众法治思维依然淡薄的现状。当然，热搜维权偏好的形成与扩散，也说明当下法治建设进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若不及时引导和纠正，热搜维权的社会偏好必将成为法治建设进程中一大挑战。

五、 热搜维权偏好的引导与调适

热搜维权的形成，是历史和现实的产物，是技术支撑下公民维权的新方式，透视热搜维权偏好的发端及形成过程，可以探知当下我国社会治理进程的病症及问题。

社会变革带来利益关系的进一步调整，旧的制度规范已然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但依然“在岗”，新的规范体系符合现实需要但尚未建立成型，民众能选择热搜维权方式来公开维权，要求政府履责，充分表明公民权利意识快速成长的现实，也再次印证政府治理方式多样化、治理体系开明化的发展方向。各式各样的矛盾冲突充斥着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热搜维权偏好在提高公民维权成功的概率，作为社会矛盾的缓冲器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热搜维权终究是一种非制度化的维权手段，并不适用大多数维权者的诉求期望，维权行为终归还是要走上制度化、法律化的正规渠道。由此看来，热搜维权偏好也存在一定的负面作用。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副产品，如何引导热搜维权朝着良性方向发展，进而推动维权偏好的转变和进化，是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偏好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情，只有寸积铢累、各方努力，才能实现网络维权行为的理性化，推动网络治理朝着健康化的方向发展。

（一）源头治理，公民维权潜意识的引导和转变

热搜维权偏好的形成，是单个主体的维权案例吸引更多有维权需要的诉求者效仿后的结果，作为热搜维权偏好形成源头之一——公民的意识和行动选择是必然要关注的。从公民的角度来看，要使公民“放弃”或“替代”热搜维权的偏好选择，无外乎主动和被动两种方式。被动放弃是短期间内最直接、效果最明显的方式，即政府部门通过“围追堵截”“提高成本”“价格谈判”等方式，迫使公民停止或放弃正在开展的热搜维权行动，但这终究是治标不治本的策略，只要有新的问题和矛盾，公民就会产生新的不满，热搜维权的方式依然会存在。因此，“主动放弃”的途径才是治本之策。主动放弃是指在公民产生维权需求时，在其维权方式的可选路径中，没有热搜维权的备选项，整个维权过程中不会选择热搜维权的方式。如此一来，热搜维权就失去了市场。当然，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让热搜维权方式销声匿迹定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能在众多维权方式的选择排序及效用度量中，降低热搜维权方式的作用和公民选择的概率，这样才能削弱热搜维权在民众间的影响力，防止热搜维权偏好的进一步扩散。实现公民对热搜维权的主动放弃，政府思想宣传固然重要，公民本身的自我抉择更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有真实维权需求时，能选择理性的维权方式、合法的维权路径维护自身的利益；尚无真正维权需求时，也不能打着维权的幌子，凭空捏造、夸大事实以博人眼球。

（二）化赌为疏，多渠道为公民维权保驾护航

回归到政府本身对待热搜维权偏好的产生，不难发现，政府也是热搜维权偏好形成的发源地之一。地方政府在公民权益保护上的“不作为”“滥作为”是引爆热搜维权偏好质变的关键节点。我国贯穿官僚体系的行政权力拥有巨大能量：合理用权，能造福一方百姓；权力滥用，则贻害无穷。在部分地方，由于行政权力的滥用，公众的权益受到极大损失，加上官官相护的权力封锁，公众期望以法律的方式维权是注定要失败的，走投无路的维权者便转换路径，踏上了线上维权之路。其次，长期以来政府大包大揽式的管理方式在公民心里塑造了一个“全能型管家”的政府形象，在民众看来，政府无所不能，是公正的裁决者和中间人，小到个人恩怨、邻里纠纷，大到民计民生，民众在解决无门的情形下都将希望寄托给政府部门。但事实并不尽如人意，政府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是有限的，最终导致政府所关注的都是涉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宏观性问题，对于公众反应的小问题、小矛盾则缺乏敏锐性，秉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拖则拖”的处置原则，在关乎公众权益的小问题上，选择了“视而不见”的不作为态度，最终导致小错酿成大祸。

为有效预防热搜维权偏好的生成，政府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理念，工作开展有法可依。在多数官民冲突的热搜维权事件中，政府部门行为不规范是根源，行政措施没有法律依据，公民诉求也不予理睬，依法行政成为一纸空谈。只有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坚持依法行政，才能保证政府行动合理合法，也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在面对公民不合理诉求时采取“花钱买平安”、妥协退让等隐患颇多的处理方式。

第二，化堵为疏，引导民众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寻求问题的解决。面对突发性的网络公共事件，绝大部分政府的第一反应是控制事态，删除帖子和评论，以“捂盖子”的方式应对公共危机。但隐瞒和掩饰却更能刺激网民的愤慨，最终还是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在网友的注视下解决。因此，与其事后围追堵截，还不如做好事前预防、事中疏导，将信息公开作为事件处置的重要原则，将工作重心放在知民意解民困之上。

第三，健全维权渠道，保障公民基本权益。热搜维权的凸显与线下维权渠道不畅有很大关系，试想公民遇事均能通过线下形式予以解决，谁又会选择将其闹大？为此，应推广以“枫桥经验”为主的民众矛盾化解机制，建立健全多层级的矛盾疏导和化解流程，争取实现大事不出镇、小事不出村的矛盾处置机制，充分发挥居民自治组织、社会中介组织、政府相关部门在矛盾化解、沟通协调上的作用。此外，还应强化司法公正，保证司法过程的独立性，杜绝一切外部力量干预司法判决，保证维权申诉的公平公正。

当然，热搜维权现象乃至偏好的生成，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折射出我国数字治理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换个角度而言，若线上维权渠道健全，维权诉求能够及时解决，诉求者又怎会持之以恒地发帖控诉，热搜维权又从何处发生？对此，首先应健全线上投诉维权渠道体系，以政务微博、政务热线、政务公众号和政务信息平台“四政”渠道来保障公民投诉有门、维权有路；其次，提高公共部门对线上维权渠道管理的重视程度，指派专人维护和运营，及时对接和反馈相关部门，真正发挥“四政”渠道的优势和作用，避免线上维权成为“空中楼阁”；再次，建立网络平台情感文本库，提高网络舆情监测敏感度，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及时掌握网民心理动态与社会诉求，为政府监测网络舆情提供科学的依据。在引导公民理性维权的同时，也要正确认识维权现象的新趋势，传统线下维权和新兴线上维权并驾齐驱、统筹管理，为网络空间治理的新局面开个好头。

（三）强化职业操守，规范媒体行为

媒体作为第三方角色存在于诉讼双方间，既是热搜形成的助推器，也是舆论走向的指南针。因为媒体的发掘报道和放大，维权者才有机会将其诉求公之于众，这才有了上热搜的前提。因为媒体对报道事实的加工，引起网民的不满并博得民众的点击和关注，进而形成舆论压力，这才有上级部门的关注和介入。由此看来，作为热搜事件形成的关键要素，媒体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公正客观的新闻报道，能有效监督政府权力，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对政府自我完善、社会进步好处颇多；反之，如果媒体为抢占报道先机，在尚未弄清事实原委，为迎合公众对于新奇性、博眼球事件的喜好，散播与事实不符的虚假信息，则会引发无良媒体借机跟风炒作，逼迫相关部门或企业为事件平息支付“信息费用”，上述行为都背离了新闻媒体本身的职业道德。因此，要强化媒体自身职业操守，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恪守媒体新闻报道的规则和底线，自觉抵制虚假信息。新闻媒体应该深入基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使得媒体战线真正成为民意的传声筒和发声器；报道之前多打听、多探访，理性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公正客观地向社会公众还原事件的真相，做有温度、有理性、有方法的新闻发声器。

六、结语

信息时代的中国，囿于历史和现实原因的制度化线下维权渠道已不能满足民众多样化的维权诉求，因而，网络维权渐而发展成为民众维护权益、求取公平的替代性渠道。本文基于网络平台的信息共享功能与民众维权行为选择的关系上提出了“热搜维权”这一概念，旨在关注“热搜维权偏好”在维权过程中对维权者产生的种种影响，梳理热搜维权偏好的生成逻辑及效应，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为热搜维权偏好的生成及治理提供了初步的描述性分析。

由于定性研究的局限性，本文模糊了在线维权和热搜维权的界限，也未对多数热搜维权事件不成功的缘由展开深入剖析，并未厘清热搜维权成功的事件和不成功的事件的判定界限。同时，本文以公民选择理性、媒体流量理性以及政府部门制度理性共同构成的热搜维权偏好的生成逻辑也需要进行持续的案例验证。不过，“热搜维权”及“热搜维权偏好”的提出，对网络治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无疑具有较好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积极的实践指导意义，为网络舆情治理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将会吸引更多的学者予以关注和探讨。有理由相信，良好的网络治理实践理应摒弃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尖锐斗争，代之以宽容、妥协、共商共治和理性对话来解决矛盾冲突，长此以往，最终会形成公民维权有道、媒体报道有据、网民声援有理、政府处置有方的良性维权格局。

文章来源：《电子政务》2021年第12期

本期编辑：周小努

校对：蔡龚涛  牛坤在

审核：光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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