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视角下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与行动路径

编者按

由于公共危机事件的复杂性，传统治理模式已无法满足治理需要，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成为突破治理难题的有效方式。本期荐文带来发表在《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的《复杂性视角下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与行动路径》一文，文章运用元分析梳理了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CGBMP）的影响因素，采用组态视角和QCA方法发现了复杂性视角下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四条行动路径，为应对公共危机提供建议。

作者简介

山少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段霞（通讯作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城市群系统演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模拟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

摘要

在复杂环境下准确识别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行为的关键因素是促进我国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基础。学界已对此开展了大量实证研究，由于采用理论模型不同、前提假设与实证基础差异，导致这些研究的结论不尽一致；纵观现有研究多为相关因素的分散性研究，缺少对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多因素组合路径的探索。基于此，本研究首先运用元分析对2001—2020年20年间考察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的35篇实证研究文献进行分析，而后运用模糊集QCA探讨22个突发公共事件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的多因素组合路径。结果表明：内外部因素皆对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有显著正相关，影响因素为七个变量，按照重要性排序依次是复杂性因素、技术性因素、关系性因素、互动性因素、社会性因素、感知性因素及效能性因素，且各因素之间呈现组合效用，具体可概括为四条路径，即“复杂性与技术性双重约束下的多要素复合驱动型”“技术驱动型”“复杂性背景下的信息互动驱动型”与“复杂性背景下的政策法规驱动型”。结合突发公共事件类型，可以选择适合路径来实现公共危机协同治理。

文章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二）理论基础

（三）研究假设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二）数据来源

四、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发表偏倚和异质性检验分析

（二）效应合并值的假设检验结果

（三）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五、复杂性视角下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动路径分析

（一）典型案例选取

（二）变量测量

（三）分析结果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二）政策启示

（三）研究展望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公共危机事件频发，事件后果日益复杂难控，事件应对主体在性质、区域和规模等方面也日益多元，这导致以单一影响因素识别为基础的传统国家治理手段已经不能满足公共危机复杂治理问题的需求。公共危机治理外部环境复杂，事件发展不稳定、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效果不确定等方面均反映出该治理过程是多个要素间复杂动态互动的结果。一方面，公共危机治理普遍体现了由“线性治理”到“非线性动态治理”的复杂现象，需要治理理论和实践考量应急技术、协同伙伴、治理流程和灾后恢复等多要素的相互作用，以应对日渐复杂的突发公共事件；另一方面，突发公共事件的隐蔽性、扩散性、关联性、互动性和破坏性大幅增强，这也给治理理论和治理实践带来了新的挑战。面对日益复杂动态的公共危机事件，治理理论亟待厘清复杂现象背后的影响因素与因果机制，把握事件动态演化的本质与规律，充实复杂性科学视角下的治理理论与方法，以更科学化的理论与方法解决公共危机治理难题。

面对应急管理体系这一复杂巨系统，管理学者日益意识到碎片割据、单打独斗、低效粗放的传统治理方式亟需向统筹整合、共享协同、高效精准的现代治理方式转变，而社会多元主体高效协作、快捷联动、共同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是突破公共危机治理难题的有效方式。“协同治理”一词最早出现在欧洲，它是由自然科学中的协同学理论与社会科学中的治理理论相结合的交叉理论。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 Haken）在“协同学”中围绕自然界系统与社会系统中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的机理展开了深入探索。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学者率先将该理论推广至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的实践应用与学术探讨等方面，20世纪90年代，英国政府为更好地实现横、纵政府间协同，化解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弊端，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等原因，首次提出了“协同政府”概念。随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将协同治理思想应用于温室气体的协同控制，日本、加拿大也紧随其后。此后，西方的协同治理理论被我国学者关注并加以本土化研究，结合我国传统思想中“协和万邦”的协同文化基因，试图以此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协同治理新模式，充分释放多元共治的改革活力。

近年来，我国众多学者围绕公共危机协同治理问题展开研究，并将其视为我国公共管理改革的重要任务与深化中国协同治理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于复杂性视角下的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behavior of multi-agents in public crises， CGBMP）的影响因素及行动路径的认知尚不全面。围绕哪些因素影响及其如何影响公共危机协同治理，国内外学者已经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识别或验证单一或多个影响因素但缺乏影响因素的整合，且对多因素组合模式的探索也未涉猎，尚存在许多未揭示的“黑箱”。鉴于已有研究的差异，本文梳理了CGBMP影响因素现有的定量研究，并尝试抽取符合要求的共同影响因素，首先运用元分析方法对公共危机协同治理影响因素的关系强度进行系统分析，然后采用模糊集QCA，形成对CGBMP的解释机制，在阐释和讨论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我国CGBMP的规律认识及行动路径选择。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现阶段，关于CGBMP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丰富，按照研究方法进行划分，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

其一，在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的文献中，Mosley利用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授权的护照连续体（CoCs）的国家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深入剖析了协同治理参与者参与程度、影响力、社会网络容量及政府倡导决策对于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影响。Siddiki通过对美国粮食政策委员会发布相关政策的文本分析，探讨了美国地方食品危机治理过程中，治理参与者的多样化与理事会成员代表的个人或组织利益的差异性对食品危机协同治理的影响。Musso通过对美国洛杉矶公民的调查，运用社交网络统计模型分析协同参与治理的改革与社交网络的建立有相互促进的作用，并且改革的效果优劣取决于宏观政策干预与经济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王力立、刘波运用信度检验、效度检验、结构方程分析等统计方法研究参与主体关系、外部环境、政府自身三个因素对治理互补型协同行为的影响程度以及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程度。

其二，在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的文献中，温雅婷等从适应性“多中心-协同治理”理论模型入手，提出协同治理的影响因素有公共服务创新、分工机制、协同主体的异质性等方面；而后张志新于对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北京市案例研判，探讨公共危机由“管理”向“治理”转型出现的管理主体单一、非政府主体参与度低、参与主体权责界定模糊等根本问题，从构建预防预警机制、监督问责机制、协调激励机制和信息联动机制出发，系统提出了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五个影响因素。此外，另一部分学者聚焦CGBMP的微观环节，着重对协同治理的可持续影响因素进行诠释，如韩万渠、原珂从构建绿色价值链维度出发，提出协同治理的可持续性会受到信息收集整理与发布、评价指标以及社会监督几方面因素的影响；李珒、包晓斌以京津冀环境风险的案例为基础，围绕实践困境及其破解路径对协同治理可持续性的驱动因素重点讨论。

总体来看，研究者们虽然对CGBMP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概括，但对于复杂性视角下的CGBMP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仍在很多方面有待深入探索。首先，既有成果的研究核心是对影响因素的存在、强弱、机理进行分析，忽视了公共危机这样的复杂社会现象所体现的是多个并发条件与结果间的复杂集合关系，且在不同的影响因素组合中，单一条件与结果的因果机制会发生改变。现有研究虽然得到了一些影响CGBMP的关键因素，但缺乏在复杂性视角下对影响因素间的关系与组合路径导致特定结果出现的探索。其次，现有关于CGBMP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以案例比较为主，聚焦于内部因素研究，对外部要素关注较少，但复杂性视角下的CGBMP是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内部或外部因素单独作用所致。最后，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定性或定量单一研究方法，而缺乏对定性与定量混合方法的使用。综上所述，本研究将CGBMP定义在复杂性视角下，梳理已有文献中影响CGBMP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运用元分析和模糊集QCA的混合研究方法，验证影响CGBMP的各因子组态效应的存在及其特征，进而提出针对该问题的解释与结论。

（二）理论基础

关于多主体协同治理行为的理论选择一般为：理性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和DBO理论。理性行为理论认为参与主体的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直接影响其行为意向，而行为意向直接决定行为。由此看来，理性行为理论认为“个体倾向于按照能够使自己获得有利结果并且也能够符合他人期望的方式来行为”。计划行为理论是对理性行为理论的深度拓展，在其基础上加入了知觉行为控制变量，用来表现个体感知到的实施某一行为的难易程度，但这两个理论都着重探讨个体行为产生的内部因素，而忽视了外部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直至彼得·赫斯特洛姆提出了影响个体行为的DBO理论，充分解释了个体行为为什么会产生。他认为个体行为是由其内在的期望、信念和外在的机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此，本文在DBO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复杂性视角下的CGBMP的影响因素分为两大类，分别是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其中，内部因素包括关系性因素、感知性因素、互动性因素与效能性因素；外部因素包括复杂性因素、社会性因素与技术性因素。详细定义见表1。

（三）研究假设

从内部因素可以看出，关系性因素包括信任、互赖、竞争、情绪等；感知性因素包括风险感知、质量感知、价值感知等；互动性因素包括互动沟通、信息获取、意见表达等；效能性因素包括自我效能与参与效能。从外部因素来看，复杂性因素包括任务复杂性、协作复杂性、需求复杂性、发生区域等；社会因素包括制度完善程度、精神凝聚度与协同模式契合度等；技术性因素包括应急组织、监测预警、物资分配与应急救援等。基于上文，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关系性因素RF对CGBMP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H2：感知性因素PTF对CGBMP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H3：互动性因素TIF对CGBMP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H4：效能性因素EF对CGBMP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H5：复杂性因素CLF对CGBMP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H6：社会性因素SF对CGBMP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H7：技术性因素TNF对CGBMP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本文的研究模型见图 1。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1.元分析（meta-analysis）

元分析是由英国教育心理学家Glass在1979年提出的，也称为后设分析法，是一种量化的文献回顾方法。这种方法依据Fisher的“合并P值”的思想，将同一研究主题下的实证结果进行整合，从而扩大样本容量，达到改进传统文献回顾的叙述性资料过于主观的欠缺，利用统计方法对已有实证研究进行归纳，并得出客观的结论。元分析最大的优势是当发现同一主题的结论出现差异甚至相互矛盾时，它能够通过量化分析发现变量间的真实关系强度。这种方法最早应用于健康医学循证研究，目前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如旅游管理、农业经济、企业管理等方面。鉴于公共危机协同治理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已有很多，且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将借助该方法对相关实证研究进行文献定量综述分析，主要探讨两个问题：哪些因素影响了复杂性视角下的CGBMP？存在哪些调节变量及其是如何对CGBMP进行调节影响的？

2.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20世纪初，随着系统科学的出现，整体论开始取代还原论逐步成为西方科学研究的主导范式。1987年，社会学学者Ragin基于整体论的认知，将案例视为由条件和结果组成的整体，提出 QCA 的方法分析其间的复杂因果关系。近几年，这种方法被研究者应用至公共危机治理研究领域，如许玉镇等以60个案例为基础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对领导干部决策问责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

QCA方法的核心思想是“一致性方法”和“差异性方法”，一致性在于排除所有相似性后确定的因果关系；差异性则是关注案例系统配对后的对比，是否还缺少某些因素使这些现象表现出差异，即多重并发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是非线性的、等效性的、多样性的复杂组合。目前发展较为成熟的QCA模型有：清晰集QCA、多值集QCA、模糊集QCA。其中模糊集QCA具有定距、定比两种尺度变量的诸多优势，不再强调变量划分的二分类、三分类或四分类中的某一类，而是将其视为一个连续的变量，定义其特定集合的隶属度。鉴于此，本文运用软件fsQCA3.0对22个突发公共事件协同治理影响因素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主要探讨在复杂性视角下CGBMP多元路径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说明两种研究方法在本文中的逻辑关系，如图2所示，由元分析完成对多文献的回溯性研究得出关键影响因素，再根据模糊集QCA研究关键影响因素呈现的多因果关系，形成应对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的行动路径。

（二）数据来源

1.文献检索和选取

本研究文献检索分为中文、英文两种检索形式，时间跨度为2001—2020年。中文文献采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公共危机多元协同”“突发公共事件协同治理”为主题词或关键词，在CNKI、维普、万方等数据库中共检索文献628篇。英文文献检索Web of Science（SCI/SSCI/A&HCI）、Springer LINK、Google Scholar等数据库，关键词为“collaborative public crisis governance”“collaborative public emergency management”进行检索，共得到文献332篇，中英文文献共搜索文献960篇，具体检索路径如图3所示。

文献按以下标准选取：（1）应当是与CGBMP的影响因素相关的文献。（2）文献类型为实证研究的文献，且文献中须包含样本量、变量相关系数或能够转换成相关系数的其他效应值，如路径系数β值、相关系数r或t值等。（3）研究样本应相互独立，当文献研究多个独立样本，应都被纳入研究对象，出现不同文献交叉的情况，纳入样本量大的文献。（4）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至少出现三个效应值才能被纳入研究框架。

根据如上标准对检索的文献进行筛选，共得到35篇符合标准的文献，其中包括中文文献24篇，英文文献11篇，共有101 159个样本量。

2.数据编码

本研究的数据编码对象包括文献描述项与效应值统计项。对于筛选得到的文献进行编码，研究描述项包含作者信息、出版年份、出版类型等基本信息；效应值统计项包括样本量、变量名称、相关系数r、信效度及路径系数β等。通过对已选取的35篇实证研究文章进行精读，收集CGBMP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的效应值，并对上文描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整合处理，便于对各影响因素综合效应进行分析。在编码流程中，当文献包含多个独立样本进行多次编码，当相关系数来自于同一个样本则计算算数平均数作为整体效应值。根据Lipsey和Wilson的编码步骤，首先由三名研究人员对筛选文献进行编码，为了排除主观性的缺陷，同时参考了其他元分析的编码流程，并确保整个过程是独立进行的；其次，研究人员进行交叉核对，第一次编码一致性为78.9%，在进一步的复核探讨后，对存在分歧的部分进行修正，保证编码统一。

四、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发表偏倚和异质性检验分析

对于发表偏倚检验分析，本文同时采用了漏斗图检验与Egger检验。漏斗图效应值分布情况见附录2，根据漏斗图效应值的分布情况，大部分研究处于漏斗图的顶部，且相对均匀地分布在效应值附近，这表明本研究的偏倚可能性很小。同时关注Egger检验结果，可发现显著性检验的P值均大于0.05，表示没有发表偏倚存在。

本研究异质性检验采用Q检验方法，如表2所示，所有变量关系研究的P值均小于0.05，异质性检验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这表明效应量之间存在异质性。此外，在CGBMP影响因素中存在调节变量，对这种情况，本研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于各因素与CGBMP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然后进行调节效应分析。

（二）效应合并值的假设检验结果

如表3所示，七类影响因素与CGBMP的关系效应合并值r分别为0.498、0.628、0.380、0.545、0.603、0.383和0.539，且P值均小于0.05，说明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根据相关系数评估方法可知，RF、PTF、EF、CLF、TNF与CGBMP之间的相关系数r均大于0.4，可判断相关关系为强相关，是重要影响因素；TIF、SF与CGBMP之间的相关系数r位于[0.25，0.4]之间，相关关系为中等相关。因此，假设均得到验证。CGBMP的影响因素系统模型，具体见图4。

（三）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参考已有研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一步检验了样本量、地域属性与出版类型是否对各因素与CGBMP影响关系存在调节效应。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

样本量对RF(Q=315.990,P=0.000<0.05)、PTF(Q=14.600,P=0.001<0.05)、TIF(Q=73.389,P=0.000<0.05)、EF(Q=9.851,P=0.000<0.05)、CLF(Q=49.547,P=0.000<0.05)、SF(Q=96.628,P=0.000<0.05)以及TNF(Q=46.488,P=0.000<0.05)与CGBMP之间均具有调节作用关系。具体来说，除了TIF、CLF与TNF，样本量位于（101-300）分组的效应合并值r均大于100以下、（301-500）及501以上，说明该分组样本量对影响因素与CGBMP的调节作用最强。

地域属性对于RF（Q=95.988，P=0.000<0.05）、PTF（Q=253.010，P=0.000<0.05）及TIF（Q=16.309，P=0.000<0.05）与CGBMP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就TIF而言，在国内研究背景下TIF与CGBMP存在中度相关关系（r=0.299），而国外研究背景下，TIF与CGBMP存在高度相关关系（r=0.583）。同时，地域属性对于EF、CLF、SF及TNF与CGBMP间的关系不存在调节作用。

出版类型对RF（Q=79，709，P=0.000<0.05）、PTF（Q=142.637，P=0.000<0.05）、TIF（Q=8.700，P=0.003<0.05）及CLF（Q=4.034，P=0.045<0.05）与CGBMP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就TIF而言，出版类型为学位论文时的合并效应值（r=0.277）小于期刊论文时的合并效应值（r=0.496），说明期刊论文对TIF与CGBMP的调节作用强于学位论文。然而出版类型对于其他影响因素（P>0.05）与CGBMP间的关系不存在调节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由于纳入元分析的文献数量不足而造成的调节作用不明显的可能。

五、复杂性视角下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动路径分析

（一）典型案例选取

在上述影响因素的作用下，本文采用模糊集QCA方法，从关系性因素、感知性因素、互动性因素、效能性因素、复杂性因素、社会性因素与技术性因素七个方面， 解析不同类型突发公共事件的CGBMP行动路径。因此，本文选取2019年1月～2020年12月我国发生的不同类型的突发公共事件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分析导致CGBMP的多种组态，这些不同的组态表示实现同一结果的不同因素并发形成的行动路径。构建的案例库共包括四种类型，即自然灾害（地震、火灾、洪涝灾害等）、事故灾难（交通事故、生产事故等）、公共卫生（食品安全、传染病等）、社会安全（暴力事件等）。

案例选取遵循以下规则：（1）选取案例具备一定的相似性/同质性/可比性。即案例间必须共有一些背景或者特征，在具体分析中被作为“常量”。（2）选取案例同时应具备多样性。即保证选取最少量的案例实现最大程度的案例间异质性。（3）选取案例兼具“最大相似”与“最大差异”。“最大相似”指的是在案例研究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对相似案例进行分组配对，可以显著提高观察关系的“内部有效性”；“最大差异”是指在选择的案例中寻求最大异质性，确保假设的因果关系的“外部有效性”可以扩展分析。

依据以上规则，将选取22个案例归纳见附录3。本研究力求选取案例的全面性与多样性，保证采用模糊集QCA探寻CGBMP影响因素的搭配组合形成的多元行动路径具备普适性。

（二） 变量测量

本研究采用基于模糊集QCA来建立复杂性视角下CGBMP影响因素的条件组合，从而得出该研究问题的多元行动路径。在模糊集QCA中，每个条件与结果都是一个集合，每条案例在集合中均有隶属分数，这种对案例赋予集合隶属分数的过程即为校准。根据模糊QCA对变量赋值的要求，本研究采用6值赋值方案。为了降低变量赋值的主观性，本研究遵循质性文本分析的程序可信性原则。采用德尔菲法进行变量赋值，其大致流程如下：首先选取本领域数名专家，统一赋值规则后，在对各变量赋值情况征得专家的意见，对赋值意见进行整理、归纳、统计；再匿名反馈给各专家，再次征求意见，再集中，再反馈，直至得到一致的变量赋值意见。由于部分条件与结果发生的程度不具有明显的区分度，实际取值不完全涵盖六种分值，具体变量与赋值的设定如表4所示。

（三）分析结果

利用软件fsQCA3.0计算变量的一致性（见表5），结果显示：单个条件必要性的一致性普遍较低（<0.9），可见，复杂性视角下的CGBMP并非由某单一变量决定，而是由多个变量组合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研究将采用普适性和启示性较好的中间解对复杂性视角下的CGBMP水平进行解释。同时选择Fiss对条件的分类方式，将所有出现在简约解中的条件定义为核心条件（core condition），将所有出现在中间解中但被简约解排除的条件定义为次要条件（peripheral condition）。用拉金提出的逻辑路径表对结果进行整理，如表6所示，复杂性视角下的CGBMP可以通过以下四条行为路径实现。

1.路径一：复杂性与技术性双重约束下的多要素复合驱动型

该路径所验证的方案是“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关系性因素*互动性因素*效能性因素*复杂性因素*社会性因素*技术性因素”，这说明即使公共危机事件突发性强，难以预先感知，但在及时的信息共享、高度的信任感与互赖感、复杂的治理任务与公民需求，以及完善的制度与技术支持的条件下，依然能够实现公共危机事件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结合简约解分析可得，治理任务及需求的复杂性与应急技术能力是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核心条件，除了危机感知外的其他因素是次要条件。其中及时的信息共享能够为公共危机事件参与治理主体提供更加通畅的沟通互动的保障，激发各主体的协同积极性和自主性；高度的信任感与互赖感能够让各方参与治理主体结成稳定的危机治理团队，为公共危机事件处理过程提供各方面的管控措施；复杂的治理任务与公民需求形成了突发的、动态的、随机的公共危机现象，这在无形之中要求治理主体能够快速适应各种变化并提供更具应急能力的治理行为；完善的制度与技术支持能够有效规范治理过程，并为治理工作提供后方保障。值得一提的是，路径一中感知性因素为无影响变量，即在满足该路径的基本条件后，无论是否能感知到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均不会对协同治理行为产生逆转性影响。处于该路径的典型案例为公共卫生类型公共危机事件，如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公共卫生型公共危机事件复杂程度高、波及的范围广、传染力强、防控难度大且疫情发展程度无法预知，需要各级政府、社会团体、医疗机构、企业、公民等所有主体积极参与，线上线下融合、前端后端一体化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模式。这反映出公共危机事件在复杂性、技术性、社会性、关系性与效能性等方面都具有较明显的表现，符合复杂性与技术性双重约束下的多要素复合驱动组态解的典型特征。

2.路径二：应急技术驱动型

该路径所验证的方案是“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关系性因素* ～互动性因素* ～感知性因素*～效能性因素*～复杂性因素*～社会性因素*技术性因素”，这说明在应急组织能力、监测预警能力、物资分配能力及应急救援能力较高的条件下，能够促进实现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结合简约解结果分析，也可以看出应急技术性因素是核心条件。该路径表明某些公共危机事件中，协同治理主体间的关系、危机感知程度、信息共享及时性、任务与需求的复杂度及政策制度的支持程度对参与治理主体的协同行为并无影响，只有应急技术性因素决定了是否出现协同治理行为。处于该路径的案例为事故灾难型的公共危机事件，如浙江温岭“6.13”槽罐车爆炸事故处理过程中，浙江省消防救援总队全勤指挥部到场组织指挥救援工作，快速组建建筑坍塌专业救援队、配合专家设置安全观察哨实时监测和预防二次坍塌危险、出动各类挖掘机等大型抢险机械设备团队、救援车及救援卫生队完成救援任务；当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后续安排现场探查技术组与善后工作组完成事件调查与善后工作。该案例充分反映了应急技术驱动如何促进公共危机事件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

3.路径三：复杂性背景下的信息互动驱动型

该路径所验证的方案是“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关系性因素*互动性因素* ～感知性因素*～效能性因素*复杂性因素*～社会性因素*～技术性因素”，这说明在信息共享能力较强并且任务与需求复杂性较高的条件下，能够实现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结合简约解结果分析，也可以看出复杂性因素是核心条件。该路径表明治理任务与公民需求的高度复杂性形成了突发的、动态的、随机的公共危机现象，需要配合公开、透明、实时的信息共享能力与及时、无障碍的互动沟通水平，来抑制危机事件给公民带来的恐惧情绪，提升应急处理效率，激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积极性，推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有序推进。处于这种路径的典型案例是社会安全型公共危机事件，如“5.24”南昌红谷滩杀人案，其中公安部门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医护及时对伤者进行救治，新闻媒体快速对此次事件进行报道，并在网络上对案件溯源，跟踪案件处理情况直至处理结果公示。该案例反映了复杂性背景下的信息互动驱动下的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

4.路径四：复杂性背景下的政策法规驱动型

该路径所验证的方案是“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关系性因素*～互动性因素* ～感知性因素*～效能性因素*复杂性因素*社会性因素*～技术性因素”，这说明在任务与需求复杂性较高并且政策法规有力助推的条件下，能够实现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结合简约解结果分析，也可以看出复杂性因素是核心条件。处于该路径的典型案例为自然灾害类型公共危机事件。如南方洪涝灾害与台风“利奇马”登陆，这两个自然灾害型公共危机事件复杂程度高、波及的省市众多、人口数量大且损害程度无法预知，需要跨部门合作、多元主体协同完成危机治理。以南方洪涝灾害为例，截至2019年6月22日，全国16个省区198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重庆小金川更是发生了超历史洪水。受灾省份共转移疏散被困群众5.2万余人，营救遇险被困群众12 811人，其中由国家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协同国家粮食物资储备局、国家消防援救队，以及贵州、广西、广东三省应急管理部门、各省医疗机构和红十字会等群团组织，历时一个月抗洪抢险保证了人民生命及财产安全。这反映出公共危机事件符合复杂性背景下的政策法规驱动组态解的典型特征。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突发公共事件中调动多元主体参与协同治理是公共危机治理关注的焦点。治理理论提倡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这说明要将治理权力赋予政府之外的市场、社会组织或者公民等，并设有相应的责任促使其在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结合元分析和模糊集QCA两种正在兴起的新方法，从定量综合研究与组态分析视角探讨了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与行动路径。

首先，本文通过元分析方法梳理了前人研究中关于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并进行定量综合分析，研究发现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皆对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其中关系性因素、感知性因素、效能性因素、复杂性因素与技术性因素是重要影响因素；除此之外，样本量、地域属性与出版类型对各影响因素与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影响关系存在一定调节效应，尤其是样本量与地域属性调节效应尤为明显。

其次，采用组态视角和QCA方法发现了复杂性视角下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四条行动路径。这四条行动路径体现了不同类型突发公共事件的多重协同治理方式。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类型，管理者可对比实现协同治理行为的四条路径中具有相近属性的案例，在复杂性因素约束下，技术性因素约束，复杂性与技术性双重约束下，处理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关系，从而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最后，在本研究中，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的三个组态都包含复杂性因素，这反映出突发公共事呈现的频繁发生、程度剧烈、复杂复合等特点对促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发挥着核心作用，而简约解中的技术性因素，也预示着应急准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技术要素对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起到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在复杂多变的突发公共事件中，多元共治不再是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口号”与“虚饰”，而是由于公共危机事件的突发性、随机性、复杂性与动态性等特征，倒逼公共危机管理模式进行的被动改革，同时，也是由于维护国家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责任促使公共危机治理进行的主动改革。因此，我们需要改变既有的传统治理模式，抛弃将复杂现象简单化的倾向，积极调动多元主体直面动态、不确定的公共危机治理情境。

（二）政策启示

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所述：首先，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应充分调动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重视多元主体协同行为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次，由于突发公共事件时刻威胁着公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并且这些事件呈现出多元化、复杂性、动态性、随机性的特征，因此，为了促进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的产生，需要培养参与治理主体面对复杂多变环境的自组织、自适应能力，从而使他们能够快速识别危机，且增强自身参与协同治理的积极性。再次，各级政府需具备完善的法律规范与协调手段，赋予参与主体权利与责任，并利用数字信息平台构建双向信息互动沟通机制，进一步加强主体间的信任程度与团队凝聚力，将短期治理联动效应发展为长期协同治理机制。最后，管理者应重视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过程中复杂系统涌现性这一特征，这为今后探索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复杂现象、演化规律、结构效应等提供了新视角与新方法，同时对于推广复杂环境下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明显适用性与优越性。

（三）研究展望

本文也存在以下不足，值得未来进一步研究。首先，实证文献数量纳入较少，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对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的实证研究数量仍然相对较少，尤其受到客观条件与语言能力的约束，仅纳入英文与中文两种语言的文献，随着未来相关研究越来越丰富，可以进行大样本元分析探寻更加稳定可靠的结果。其次，自变量的类型仍需丰富，本文将自变量分为两大类、七小类，在未来的研究中需继续细化影响因素的类型。再次，本研究进行组态路径研究时，受限于突发公共事件的可得性，本研究仅对2019年1月—2020年12月资料翔实的22个典型案例进行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论的可推广性，未来可以收集更多的相关案例，对产生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组态路径进一步精准分析。最后，本文聚焦于分析城市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协同治理行为，未来可以进一步推广至不限区域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研究。

文章来源：《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2年第1期

编辑：小翁

校对：蔡龚涛

审核：光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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