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权威”塑造：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三重路径——对山东省Q市F组织开展社区服务的个案分析

编者按

社会组织是实现社会治理多元化目标的重要力量之一，在提升社会治理有效性及民众信任感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在基层社区中，社会组织有着行政主体和自治主体所不具备的诸多优势，在嵌入社区治理结构后可成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一轨。为了更好明晰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具体路径，今日荐文为大家带来《“非正式权威”塑造：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三重路径——对山东省Q市F组织开展社区服务的个案分析》。

摘要

构建信任机制是决定社会组织能否顺利嵌入社区的重要因素。根据社会组织获取社区信任和合法性地位的实践路径，在嵌入式治理理论基础上提出社会组织嵌入社区的资源、情感、能力三重路径分析框架。以地处山东沿海的Q市某专业社会服务机构F组织为例，对其参与某社区服务中的主体间互动情况和深层运行逻辑开展探究，发现通过这种三重路径可形成街居复合体与社会组织的双轨治理模式。社会组织通过资源嵌入对接社区资源、通过情感嵌入构建伙伴关系、通过能力嵌入树立威望，并在与最基层治理主体街居复合体的互动中形塑“非正式权威”，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一轨。

关键词：社会组织;社区治理;嵌入式治理;非正式权威

作者简介

姜秀敏，女，海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青岛市公共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

李月，女，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文章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嵌入式治理理论

（二）“三重嵌入”：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分析框架

三、案例引入——Q市F社会组织嵌入S社区治理过程分析

（一）案例简介

（二）F社会组织嵌入S社区治理的具体过程

四、社区组织“非正式权威”塑造的三重路径分析

（一）资源嵌入

（二）情感嵌入

（三）能力嵌入

（四）信任机制下“非正式权威”的形塑

五、结论与讨论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其治理效能很大程度上反映一个地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这对如何引导社会组织融入社区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社会组织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正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重要性已在各界获得普遍共识。就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方式而言，嵌入式理论、多中心治理等理论阐释占据主流。而在嵌入式理论视角的研究中，由于政府是社会组织向社区提供服务的实际购买方，自然避不开服务购买方（政府）与服务承接方（社会组织）之间、服务提供方（社会组织）与服务享受方（社区）之间的这两对嵌入关系。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嵌入关系中，社会组织受资源、能力限制与外部环境的影响，必须通过嵌入式活动获得发展空间，进而形成一种政府与社会组织“双向嵌入”的模式，即社会组织主动嵌入政府来获取资源，政府让渡部分服务空间，这样就在事实上形成了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附性关系；也有学者用“半嵌入性合作”分析社会组织与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即社会组织基于业务需要部分嵌入政府之中。上述观点均为基于强政府背景下社会组织对生存策略的选择，可以看出，中国情境下社会组织如何维系其自主性仍是一个重要议题。

在社会组织与社区的嵌入关系方面，既有研究多认为二者呈现一种隔膜状态，即社会组织难以真正有效嵌入社区治理。主要表现为：有研究认为起初社区在政府压力下“被迫”打开场域之窗，使得社会组织有了入驻社区的空间，但社会组织在融入社区的过程中存在多重实践困境，如自身因素不健全导致的发展缓慢；有些研究认为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会被视为街居权威治理主体的威胁；而“项目导向”的社会组织又难以满足社区居民的真实需求，原因是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与社区实际需要脱轨，导致社会组织“悬浮”于社区需求，或者说产生了“目标偏离”问题，等等。为此，政府与社会组织积极寻求对策化解困境，一方面，政府为培育社会力量提供政策保障与扶持；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主动放低姿态依附政府谋求发展空间，与社区建立伙伴关系，或在竞争丛林中通过依附、合作、竞争的方式实现与物业公司的相互对照，或通过邻里嵌入、社区文化嵌入等多种策略融入社区治理场域。

关于社会组织能否有效嵌入社区，学者们各持己见，但通过上述研究不难发现，社会组织之所以难以嵌入社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组织缺乏且难以获得可被各方接受的作为治理主体的权威性。街道与居委会均基于国家赋予的行政权威在社区实现治理效能，社会组织则因缺乏正式权威的授权导致在社区中陷入多重困境，因此本文尝试从“非正式权威”的视角重新审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权威是治理主体有效性的来源之一，如何塑造社会组织的权威进而提升治理效果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实践难题。而目前学术界从权威这一视角探析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研究成果几乎空白。笔者通过深入山东省Q市S社区进行实地调研后发现，专业社会服务机构F通过与街居治理主体和社区居民的双向良性互动，可成功融入其中，进而赢得居民认可与声誉，塑造成社区的“非正式权威”，社区治理绩效也显著提升。那么这种非正式权威的内涵与产生机理是什么？在中国基层治理的真实情境中又是如何塑造该权威的？社会组织的合法性身份如何获取，并实现与这种非正式权威的相互促进？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既是迫切需要跨越的实践关口，也是基层治理体系变革亟需阐释的理论议题。因此，本文选取典型案例进行深描，依据F组织嵌入S社区的实践历程，全面刻画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细节及特点，从打造权威的视角归纳和提炼其中的嵌入策略，试图揭示社会组织嵌入社区场域背后的路径机制和运行逻辑，最终凝练其“非正式权威”塑造的路径逻辑，以期为我国社区治理提供鲜活案例与理论启迪。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基于嵌入式治理理论，本研究从资源、情感、能力三重维度来分析“非正式权威”的形塑。

（一）嵌入式治理理论

在社会科学领域，“嵌入”被用来描述两个事物（包括社会结构、观念要素等）相互衔接与互动的过程，或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状态。“嵌入”一词最早由匈牙利学者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提出，他在分析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时，认为“人类经济嵌入并纠缠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同时提出了“脱嵌”的概念，但他并没有对嵌入的内涵作出具体的解释。而后，美国学者格拉诺维特系统阐释了嵌入的概念，在嵌入式理论中，他主张任何交易都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的，进而从经济社会学领域提出市场是对社会的“形式性嵌入”，认为“嵌入”是社会组织生成社会资本的基本路径，嵌入的路径主要有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两种，其中关系嵌入是依据感情强度、互惠交换、亲密程度、互动频率四个维度进行划分。之后，嵌入式理论得到广泛关注，学者对之进一步研究，逐渐发展出认知嵌入、结构嵌入、文化嵌入、政治嵌入、制度嵌入等多重分析框架，嵌入式理论也被应用和拓展于社会学和公共管理等领域。最早将该理论系统应用于社会工作领域进行探讨的是王思斌，他认为嵌入性是中国社工的重要特征，此后的研究也多数认同在“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下社会组织必须要嵌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得到发展的观点。

“嵌入式治理理论”将嵌入性的视角应用于分析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治理的过程。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嵌入社区，与政府为社区治理而购买社会服务的制度密不可分，故社会组织势必遇到与政府及社区的两对嵌入关系。耿磊磊从关系、机制、效应和比较四个维度构建了嵌入式治理的分析框架；何跃等把整个嵌入结构分为嵌入前、嵌入中和嵌入后三个部分来阐释社会组织嵌入农村社区的过程；根据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主体的利益连接方式的不同，刘帅顺等提出了合作式、竞争式和依附式三种嵌入关系，并阐释了三种关系的嵌入机理与运行逻辑。

综合以上成果，本研究认为在社会组织向社区提供服务的理论与实践场域中，“嵌入”是社会组织参与社区这个“第三域”的过程或途径，而实现“治理”、推进社区服务质量的提高才是“嵌入”的根本目的。其倡导的多中心的治理结构要求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认同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并认为政府应向社会组织授权，淡化社会组织的官方色彩，在市场机制下施行无为之治。

（二）“三重嵌入”：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分析框架

社区作为公众诉求的主要承接方，除了承接街道所派发的基本行政、环境整治、安全监督等任务外，还需要处理邻里纠纷、楼院自治等多方面的矛盾和诉求，在基层治理的各项事务中逐渐力不从心，因此与社会组织打造“伙伴关系”恰逢其时。本文以耿磊磊、刘帅顺等人提出的合作式嵌入模式为基础，进一步分析在社区这一具有强烈排外性的熟人社会网络中，社会组织如何打通社区的天然“屏障”，旨在建构一个由信任关系型视角切入的分析框架。在对以往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对Q市S社区的调查研究，本文提出了具有本土化与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三重嵌入”的分析框架（见图1）。“三重”是指资源、情感与能力三个维度的嵌入式策略行动，最终目的是厘清如何在信任中获得合法性身份，成为社区治理的“非正式权威”，以更好地服务于社区治理。具体阐释有如下四个方面：

1. 资源嵌入。资源嵌入属于物质层面。社区发展与活动开展都需要各类资源支撑，由于社区事务越来越庞杂而繁重，社区工作者面临常规性治理资源匮乏的困境，客观上这就在危机中为社会组织嵌入社区场域提供了相应的接口。社会组织利用其人才、智力、信息与平台资源优势，为社区链接外部资源，并与社区原有资源进行对接，弥合社区的资源缺口，拉动资源拓展，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嵌入。

2. 情感嵌入。情感嵌入属于精神层面。社区工作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与服务，只有注重居民需求、提供人文关怀，才能化解居民“社区冷漠症”，让社区有温度。社会组织的作用在于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爱心帮扶弱势群体，开展养老、育童、助残等扶危济困的社工个案项目，与社区居民建立起非正式社区伙伴关系，拓展社会组织生存发展空间，扩大居民互动基础，打破“社区冷漠”下集体行动的困境，形成平等、关爱、共享、和谐的社区氛围。

3. 能力嵌入。能力嵌入属于行为层面，能力机制是社会组织持久良性嵌入社区治理的必要保障。社会组织一方面通过借靠街道权威和社区居委会赋能嵌入社区，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靠自身组织运作的能力。社区服务项目的高效实施往往需要专业化、常态化、制度化运作。但由于资源匮乏、专业人才不足，街道、居委会等日常社区治理主体往往面临邻里活动成效不显的局面，容易损害其公信力。而社会组织凭借专业化的项目运作，通过打造社区品牌，来整合社区零散、碎片化的资源，打通“最后一公里”，并以能服众、提高在社区中的影响力，逐渐在树立威望中实现嵌入。

4. 信任机制下的“非正式权威”形塑。资源与能力嵌入是形成社区对社会组织的利益关联，而情感嵌入是通过情感生产，在治理中嵌入人情，在人情中嵌入理性，通过利益联结与情感互动形塑社会组织与社区的共同体关系。资源、情感、能力三重维度的策略选择交汇形成信任机制，核心在于居民的“认可”，从而建构其合法性身份，助推“非正式权威”的形塑。这里的“权威”不等同于统治意义上的权威，也不等同于行政职权。“权”是指承接街居的部分社区管理职权，“威”指的是激发社区活力、在社区树立威望，因此社会组织在应然层面上是类似于法理型与魅力型的融合体，通过主动策略选择成为社区的非正式治理主体，实现社区场域的有效嵌入。

三、案例引入——Q市F社会组织嵌入S社区治理过程分析

（一）案例简介

Q市地处中国东部沿海，气候宜人，因此吸引了各地许多老人前来度夏，加上本地的人口也进入了老龄化阶段，老龄人群所需要的社会事务逐渐增多。Q市F组织是2017年6月在Q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登记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是由热心公益事业、关注社会工作的社工和专家学者共同成立的一家专业社会服务机构，旨在为社区发展、孤寡老人、家庭和谐、青少年健康成长等提供深度专业服务，曾承接“金色夕阳·时间银行”社区志愿服务项目、“阳光岛”失独家庭老人关爱项目、“花蕾护航”青少年防侵害项目、“花样年华、爱心护航”家长课堂项目等多种品牌项目。团队现有专职社工6人，兼职社工3人，其中有2名具有社工专业研究生学历，2名具有本科学历，3名曾被评为省级优秀社会工作者，3名中级社工师，组织内部结构呈扁平化。该组织的主要发起人Z有着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背景，至今已有八年专职社工从业经历，富有爱心，具有社会工作的职业理想。

Q市S社区总面积0.25平方公里，辖区居民四千多户、九千余人，区内建有无物业管理的开放式楼院7个、楼座49个，大多为20世纪80年代所建，为典型老旧小区，居民在房屋维修、下水道改造、路面整治、垃圾清运、车辆管理、矛盾纠纷等方面投诉反映问题较多，已经成为社区发展的瓶颈。虽地处老城区的繁华地段，而房租相对邻近其他小区较便宜，因而社区具有流动人口多、困难居民多、残疾人多、两释人员多等特点，社区矛盾纠纷复杂，治安维稳难度较大。

（二）F社会组织嵌入S社区治理的具体过程

为进一步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聚焦社区群众关切，实现更精细化的社区治理，2019年在街道的牵头下，S社区对全市社会组织进行了考察筛选，确定F组织作为重点合作伙伴。街道同F组织签署了为期一年的社会服务项目合同，经费则使用了社区的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共计20万元。依照合同，服务内容主要有三大板块（见表1），并且要求派驻2名持证社工进驻社区，提供每周不少于20小时的服务时长。F组织派驻了专职社工Z和Y二人专门对接S社区的工作，整个嵌入过程经历了借力初嵌、拓展发力和深度嵌入三个阶段。

1.阶段一：借力初嵌——进入陌生场域的策略选择。面对全然陌生的社区，如何尽快了解社区进而融入社区成为摆在F组织面前的重要议题，开展社区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掌握社区基本情况并进行需求评估。S社区的原住居民尤其是其中的老年人依托熟人关系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网络型社区，对外来组织具有天然的排斥心理，多数居民具有较强的戒备心，很难敞开心扉与社工沟通。为此，F组织采取向街道和社区“借力”的策略以获得合法性身份。首先是向街道借力，依靠街道的直接政治干预与权威获取进入社区、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的机会；其次是向社区借力，在社区书记和社区精英（比如楼组长）的引介下入户调研，社区书记或楼组长的象征性出场，无形中增强了社工的威信和可靠度，因楼组长与其管辖范围的居民关系熟络，在社工调研过程中，可配合社工与居民交流沟通，缓和紧张与拘束的气氛；同时，充分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社工在入户时为了提高居民配合度，并不过于详细地阐明自己的社工身份，而是采用模糊性语言传达自己的工作职责和调研目的，向居民介绍自己是“街道的人”，以降低原住居民过于敏感的警惕心，拉近双方的距离，从而更有效地收集到了居民的真实想法和需求。经过几轮入户调研，尤其是同居民的对话沟通，社工们对楼组长、党员中心户以及普通居民有了几番接触，建立起初步联系，实现了初步嵌入，为后期深入社区奠定了基础。

2. 阶段二：拓展发力——点面结合多措并举。大多数社会组织的通病，即“悬浮”于社区之上的主要原因是，基于项目导向后提供的服务，在多数情况下并不契合社区的实际需求。F组织采取“点面结合”的策略，其中“点”强调精准个案服务，既要达到项目合同要求，又根据调研结果制定社区工作计划，“面”则意味着组织开展参与人群广泛、规模较大的集体性活动。通过“点”与“面”的结合，做到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领域的多重覆盖和针对性施策，从而切实达到服务社区的成效目标。

(1）有效动员居民以组建志愿服务队伍

针对房屋维修、下水道改造等老旧小区存在的普遍问题，F组织采取动员社区能人这一低成本的治理方式。而在宜居环境营造方面S社区最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志愿者资源不足。社区原本有热心公益的退休老年人、退役军人、老党员等参与调解邻里纠纷、治安巡逻、社区环境维护等志愿服务活动，但作为少数的“社区精英”，他们的志愿活动均是在老书记的号召下零散开展的，缺乏组织性和专业性，服务涉及范围比较小，大部分的普通居民并未参与到志愿服务中。F组织通过动员宣讲，发现人才、带动群众、激活资源，将社区内零散的志愿者力量进行整合，拓展了社区参与范畴，实现了社区精英与普通民众的双重动员，组建成立了“七彩志愿服务队”和“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形成规范管理的制度，并对成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志愿服务培训。志愿服务内容涉及政策宣讲、文娱活动展演、秩序引导、消防隐患排查、社区绿化、暖心互助等方方面面。为了推动项目持久运作，激发志愿者们的长久动力，F组织通过志愿服务者名册登记志愿者基本信息，并广泛征求社区工作者与居民的意见建议，制定了《S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积分评定暂行标准》（见表2），设立爱心存折以记录每位志愿者的志愿积分，居民可以通过积分到社区“爱心超市”兑换米面粮油等生活用品，并将每位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时长、频次、参与度作为志愿服务考核标准来评定星级志愿者。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激励，很好地激活了社区志愿服务资源。

(2）组织社区活动回应居民偏好

F组织以所服务的S社区的民众需求为本，前期针对普通居民进行入户调研了解居民的实际需求。面对多元化的居民结构和多样化的服务需求，F组织依托成立的志愿服务队伍对社区活动中心进行专业化运营管理，根据居民兴趣爱好和生活需求组织开展便民服务、文体节庆、老幼群体关爱及社区党建等多种社区活动（见表3），覆盖多元群体，满足不同主体的活动需求。

F组织长期扎根S社区并提供专业化服务，在走访慰问抗战老兵、爱心伴老等活动带动下，社区居民逐渐信赖社工；此外，重视利用节庆活动的契机联络情感，以春节为例，F组织牵头联合社区青少年、志愿者，开展送“福”敬老活动，走访慰问7户老党员、独居老人并送上礼品，亲手写“福”字以表达节日祝福，带动强化小区内尊老敬老的文明风尚，为维护社区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府引入第三方机构不但提升了社区服务的专业性，同时也有助于解决人手短缺的问题。由于本职事务繁重，社区居委会成员往往疲于应付各种“额外任务”，而社会组织能够让社区活动安排得更新颖活泼，考虑事情更加全面周到，在物资采买、活动流程、场地布置等方面做得也很到位。总之，作为第三方机构的社会组织开展的社会服务工作比居委会更专业。

(3）针对个案工作提供精准服务

除了组建志愿服务队伍开展社区活动，对失独老人、独居老人、困境青少年等特殊群体的关爱也是F组织融入社区的“法宝”。F组织十分重视个案工作，个案工作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前期通过制定个案接案预估与介入计划书，了解服务对象的基本信息资料、问题、支持系统情况（包括家庭背景、人际关系等）及个人优劣势，并分析与评估个案类型（健康、人际关系、情感、学习、家庭护理问题以及行为偏差、吸毒、网瘾、酗酒等）的方方面面，为特殊群体中每人制定个案卡，长期追踪关注个案情况。如社区中有一位失独离异的老奶奶，独子于2003年因意外去世，既是失独家庭又是独居老人。看似平静地度日，其实她一直没有走出失独的痛苦，心思细腻敏感，平时待在家中不愿出门，不主动与他人联系，尤其需要社会给予关怀。

F组织制定的行动策略是，利用社区资源组织较多适合老年人的活动并邀请老奶奶参与，协助其建立互助支持小组和朋辈圈，丰富老人生活。第一步需要与老奶奶建立起联系。考虑到她平时不爱麻烦社区，预估其对社工入户服务的意愿低，故采取邀请参与活动的方式与她见面并进一步了解。社工告知老奶奶社区有智能手机学习活动小组并邀请其参与，她并没有智能手机，社工Y安慰老奶奶说没关系并将自己的手机给老人体验一下。社工一边和老人聊天一边教老人用手机浏览网页、新闻，看朋友圈，惹得老人开怀大笑。

不久后便进入了第二步，老奶奶主动联系社工，咨询购买手机的事项，因品牌、种类、价格繁多且复杂，故联系社工寻求帮助。社工根据老人需求推荐了两款，并与其约定下次活动时帮老人调试手机。在第二次活动时，社工解答了老人对于手机切换网络信号的疑惑，之后帮她安装了路由器，介绍了使用网络注意事项，并嘱咐老人继续参加智能手机老年学习小组。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F组织社工与她建立起了亲密关系。她也在各种活动中交到了新的朋友，尤其是具有相同经历的老人，他们彼此鼓励，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F组织的社工自身也很动情于这项事业，与老人接触时间越久，就会越感到老人有着深深的无力感，虽然老人对新兴事物也会产生兴趣，但是往往对此搞不懂、不熟悉，没有人帮忙，亲戚朋友都有家庭、有工作，也不好意思麻烦他们为一点小事跑一趟，这时候社工却发现自身价值的体现机会，希望能做老年人的“救生圈”。

3. 阶段三：深度嵌入——特色品牌打造与“非正式权威”塑造。F组织结合S社区实际，总结提炼出以“红色驿站”“红管家”“红烛光”“红乐汇”为四轴的“四红”社区工作法，将社区事务的“务实性”与“形式化”相结合，帮助街道和社区打造典型的政绩亮点，被全区作为示范典型推广。“红色驿站”是发挥基层党建引领的先锋模范作用的主阵地，“红管家”是为居民提供管道改造、电器维修等各种居民服务的便民工作坊，“红烛光”是推动党员和居民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的志愿服务社，“红乐汇”是进行红色文化活动的文化主题馆。在长期植根社区的过程中，F组织为S社区打造特色品牌，提高了S社区知名度、美誉度，同时承接了社区部分工作事务，不断深入群众、扎根社区，与居民高频互动，开展专业化服务。尽管居民对社会组织的性质仍有误解，但在居民心中，社会组织的社工和社区居委会成员都是社区工作者，潜移默化中社会组织塑造了非正式的“权威”，并在社区工作中进一步固化——社会组织融入了社区治理体系且独当一面地发挥了特有作用。

四、社区组织“非正式权威”塑造的三重路径分析

S社区是以老旧楼院为主的开放式社区，多回迁房，无物业管理，因此补齐社区便民服务短板、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居民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成为社区治理亟需破解的难题。在此背景下，多元主体参与乃至协同是实现社区良治的应有之义。S社区成功引入了社会力量服务社区，除了社区原有治理主体的大力支持以外，F组织的积极作为才是有效嵌入社区的关键。

F组织与S社区的“街居复合体”事实上实现了对社区的双轨治理。社区的双轨治理是指街道党工委及社区党组织、街道及社区居委会是作为正式权威治理社区的其中一轨，而社会组织通过三重嵌入的行动策略，实现信任获取与威望塑造，从而形成社区“非正式权威”的一轨。社会组织融入社区的关键在于主动作为获得居民认可，社会组织承接了社区居委会部分职能，与居委会进行协调配合，同时居委会对其给予工作上的支持与监督，实际上居委会对社会组织也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对其进行接纳与授权。正式权威主体与“非正式权威”主体虽然角色和实践路径不同，但二者双向互动，共同实现社区良治的价值同轨（见图2）。

（一）资源嵌入

社区面临治理压力加重与资源弱化的双重困境。社会组织凭借其信息、社会关系网和平台的优势，在链接各类资源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可帮助弥补社区治理的资源缺口。F组织拥有专业的社工队伍，为社区嵌入人力与专业资源、特殊群体专业帮扶等方面提供帮助，缓解了社区居委会治理的压力；争取高校科研机构的智力支持和志愿者资源，积极研发与青少年发展、关爱老年人有关的课堂，邀请专家进社区讲座，组织课堂活动；动员共建单位完成党建任务同时服务社区；丰富社区文化，凭借丰富经验和资源对社区进行“资源嵌入”。

（二）情感嵌入

积累一定时间的交流是建立感情的要素之一。社会组织长期扎根社区，通过人情运作这种非正式的行动方式，采取走访慰问抗战老兵、爱心陪伴孤寡老人、关爱困难家庭等行动凝聚邻里关系，特别是对特殊群体的关爱，建立起服务关系以外的情谊，产生了良性的连锁效应和附加效果，积极营造嵌入社区的熟人社会网。F组织重视利用节庆活动的契机联络情感，以春节为例，F组织牵头联合社区青少年、志愿者开展送“福”敬老活动，走访慰问老党员、独居老人并送上礼品、亲手写的“福”字和节日祝福，许多老人深受感动，甚至一位独居老人接受采访时说：“感谢社区和社工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Z（社工）待我就像是我的亲闺女一样。”

除此之外，F组织依托“红乐汇”文化活动平台进行专业化管理和运营，针对不同群体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的集体活动，创造人际关系的纽带。F组织的社工与居民建立起深厚感情，激发了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成为F组织嵌入S社区的黏合剂，对打破“社区冷漠症”、构建和谐社区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能力嵌入

能力是社会组织具备服务的专业性，包括品牌活动打造能力、资源整合能力与项目运营能力，能够精准对接并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F组织的专职社工都受过专业知识的系统培训，实践经验丰富，有灵活多样的社区工作方法，通过“以老带新”让新社工迅速掌握社区情况。社会组织凭借服务态度与专业性，增强了居民认同。

（四）信任机制下“非正式权威”的形塑

社区居委会资源不足、治理能力与职责失衡的劣势容易导致其组织权威弱化。而社会组织在嵌入中与社区原有治理主体、社区居民之间构成了两对信任关系。一是以社区居委会为代表的原有治理主体对社会组织的信任，S社区J书记称赞道：“我们都放心交给他们去做。他们（F组织）就是能力强，像我们小区各个方面的工作啊，他们都做得有条有理的，像是组织老年人、志愿者搞环境卫生大扫除啊组织个活动什么的，他们参与度非常高，素质都非常高。”二是社区居民对社会组织的信任，这种信任也是在社工与居民之间的不断互动中形成并逐步加强的。除了关爱老年群体的项目外，社工课堂、四点半课堂模块等减轻了家长的育儿压力，各种亲子活动的开展加强了居民之间以及居民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增强了互信关系。社会组织的公信力、“非正式权威”在信任机制下得以落地生根。

五、结论与讨论

社区治理需要引入社会力量。社区作为一个“小圈子”社会，其熟人关系网络使得外来的社会组织难以融入其中并发挥作用。促进社区组织嵌入社区扎根发展，获取社区的认可与信任是重要因素。本文在“合作式嵌入”的基础上，立足于社会组织获取社区信任和合法性地位的实践路径，提出了社会组织嵌入社区的资源、情感、能力“三重嵌入”分析框架，并以F组织为例，对其与S社区主体间互动的深层运行逻辑进行探究，发现S社区形成了街居复合体与社会组织的双轨治理模式。该社会组织通过资源嵌入对接社区资源、通过情感嵌入构建伙伴关系、通过能力嵌入树立居民威望，并在与街居这一权威治理主体的互动下形塑“非正式权威”，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一轨。

当然，社会组织深度嵌入社区可能带来社会组织“难以脱嵌”或“嵌入过度”的后果。专业社工的情感与资源、能力的投入可能导致社区居民对社会组织的过度依赖，对社会组织提出超出其工作职责的更高要求，使得社会组织的工作负担与压力加大，并可能从道义上对其进行“道德绑架”；而过多插手社区事务则可能会挑战原有治理主体的权威，导致与居委会等原有治理主体的不和谐，使得社会组织陷入嵌入式治理的两难困境。这就需要社区居委会同社会组织之间构建起平等对话、良性互动的机制，以社区发展为本位动态调适二者关系，既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也要凸显社区两委承担公共职责的角色。

文章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本期编辑：歆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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