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叙事、公众态度与支持行为倾向——基于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调查实验

摘要

在政策过程中，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叙事与公众进行沟通，以传递政策理念并施加影响。作为一项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的政策，城市数字化转型应当考虑微观个体的认知与行为。论文的研究问题在于政策叙事能否影响公众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态度与支持行为倾向，且该效应是否具有差异性。为此，论文采用调查实验的方法，以上海市居民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政策叙事、公众态度与支持行为倾向之间的关系及机制。结果表明：在城市数字化转型中，包含不同参与主体与收益感知描述的政策叙事通过影响公众态度作用于其支持行为倾向；参与主体和收益感知两种政策叙事均对公众态度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收益感知的政策叙事显著影响公众支持行为倾向，结合专家参与和个人收益两种叙事内容的政策叙述的作用最为明显；而公众态度的中介作用则是有条件发生的。研究与叙事政策框架及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文献进行对话，尝试突破政策叙事研究仅在理论层面阐述的局限并延伸到具体政策，通过行为科学的实验方法丰富了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同时，也探讨了政策叙事作用差异的潜在原因，并为提高公众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支持提供可能的政策叙事方向。

作者简介

张扬，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秦川申，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

文章结构

一、引言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叙事政策框架研究

（二）城市数字化转型中的叙事主体与收益感知

（三）研究空间

（四）研究假设

三、实验与数据

（一）实验设计与程序

（二）变量测量与样本数据

四、实证结果

（一）随机检验与组间差异分析

（二）主效应方差分析

（三）中介效应分析

五、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理论意义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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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字技术进步与城市发展相辅相成，传统的城市数字化建设更多将重心置于技术开发、设施优化或政府治理中的一个方面；而数字化转型强调范式转变，即数字技术引起人类社会、经济与生活全方位的变化。在国内，“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始于上海市在《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出的“坚持整体性转变、全方位赋能和革命性重塑，推动经济、生活和治理全面数字化转型”。长期以来，公众参与被视为评价城市发展是以服务为导向还是以技术为导向的重要标准，同时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一。但不同利益相关者对数字技术的发展可能持有不同立场，支持者关注数字化的积极方面，反对者则关注其消极影响。城市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公众对政策及其技术载体的态度与支持行为至关重要。

公众所接收到的政策相关信息会影响其对政策的看法。琼斯和麦克贝斯将“叙事”作为一种沟通策略，他们认为对政策问题的差异化描述可以向公众传达不同的政策信号和政策意涵。既有研究也指出，政策叙事的优化可以使政策更好地为公众所接受并降低政策本身的风险。叙事政策框架的研究中，通常将叙事作为自变量，将个体观点或行为的改变作为因变量，探讨政策叙事如何影响公众对政策的偏好和意见。一些研究通过改变叙事形式与激励内容、信息来源、角色以及成本收益策略等方法构造具体的叙事类型，验证了政策叙事对微观个体的作用。

实践中，公共部门可以通过优化政策设计、流程以及引导媒体舆论等方式改善公众的政策态度并争取更大范围的支持。政策叙事在城市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是实现“一头通政府、一头通百姓”目标的重要沟通工具。在上海大型融媒联播节目《民生一网通》开设的数字化观察系列报道中，来自学界与业界的专家对城市数字化转型中出现的现象和问题进行点评，既关注电子证照使用、一键挂号等微观事项，也聚焦政府举措与政策利好的解读。《意见》还提到，要引导市场主体参与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各类场景运营，从而全面地激发创造力和活力，“上海发布”公众号等平台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宣传中也反复提及企业参与应用场景的建设及其带来的影响。由此，上海通过多元化参与机制，将专家、企业等主体吸纳到政策宣传与互动沟通中。丰富的政策宣传，既推广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也描绘了发展社会经济与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蓝图。然而，尽管叙事政策框架的要素和工具已渗入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全过程，但既有研究中对于政策叙事及其效应评估的探讨仍相对较少。

基于相关文献与上海实践，本文构造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叙事，聚焦参与主体和收益感知两个关键要素。在政策叙事中的“角色”要素上，本文引入专家与企业两种参与主体，明确区分了受益者的个人利益与社会收益两种收益感知。基于调查实验的设计，本文以上海市居民为研究样本，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并进行实证分析，以回答以下两个研究问题：第一，政策叙事能否影响公众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态度与支持行为倾向？第二，包含不同参与主体和收益感知的政策叙事是否产生了不同效应？回答上述问题，可以揭示政策叙事、公众态度、支持行为倾向之间的内在机制，在丰富叙事政策框架研究的同时，为公共部门了解政策叙事作用及为未来城市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政策叙事宣传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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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叙事政策框架研究

政策宣介是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重点之一。框架效应理论指出，信息的表达方式，即框架，会导致个体选择偏好的不同。有学者将框架效应分为风险选择框架效应、特征框架效应和目标框架效应，并指出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合理利用框架效应，在消费、医疗卫生、环保及公共决策等领域影响政策目标对象的决策。而叙事政策框架则是对政策信息的另一种呈现。随着政策过程研究的深入，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之间的辩论愈发激烈，前者认为科学的政策理论建构需要清晰的概念、可检验的假设和可证伪的属性，后者认为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中对趋势的预测和概括可能会忽略重要的微观背景。为回应萨巴蒂尔对后实证主义的批判，琼斯和麦克贝斯试图从叙事角度出发寻求二者结合的可行路径，他们基于公共政策叙事研究及政策倡导联盟，正式提出叙事政策框架。叙事政策框架指出，政策的利益相关者可以使用政策叙事来影响政策过程，他们通过将复杂的政策问题简化为具有现实背景、不同参与者及具体情节的“故事”来帮助公众理解政策。政策叙事即基于叙事政策框架的特殊交流方式或工具。

自叙事政策框架提出后，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对叙事政策框架进行理论构建与阐释，包括两条路径：其一，理论的比较与发展。倡导联盟框架是叙事政策框架的理论来源之一，倡导联盟框架更关注有关联盟建立和政策学习的问题，而叙事政策框架则着眼于叙事如何构成、如何影响公众观念以及如何反映不同的政策信念的问题。尽管两者关注的议题存在差异，但基于二者的系统性兼容，在公共政策过程的研究中，对叙事政策框架的经验、假设与因果机制的检验可促进倡导联盟框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其二，假设与要素说明。在琼斯等开创者定义了叙事结构、要素与内容，并提供微观与中观层面的七个假设以待检验后，后续研究相继进行了完善与说明。由于政策叙事要素可以被观察和干预，在实证研究中，这些要素也常常作为因果关系的解释变量，因而对叙事要素的拓展与检验是叙事政策框架的研究重点之一。

二是对叙事政策框架进行案例分析与应用。目前叙事政策框架已经被应用于能源、选举、环境，甚至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的政策分析中，具体研究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使用叙事政策框架探究政策过程中是否采用叙事策略。例如，有研究应用该框架分析美国核能政策中利益集团发布的信息，发现不同阵营均使用Twitter来传播包含政策叙事基本要素的内容；还有研究分析动物保护政策宣传中出现的YouTube视频，并证实视频内容嵌入了叙事要素和策略。另一种是结合案例探讨叙事政策框架的影响。Mu和Li等以节能政策为例，采取调查实验的方法对辽宁省300家工业企业进行研究，验证了政策叙事在强化公众支持意愿方面的作用；Williams和Kuzma通过一项科学政策的研究，发现游说团体的政策立场、文化倾向及叙事策略最终会影响政府采纳。

三是对叙事政策框架进行理论展望与改进。琼斯和麦克贝斯指出，虽然叙事政策框架说明了叙事在政策过程中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并且可以通过系统的实证方式进行研究，但是叙事政策框架并非是对后实证主义叙事方法的威胁。叙事政策框架的学术共同体也承认它的核心概念、理论和假设依旧面临着诸多挑战，还亟须在不同的政策背景下应用框架并重新检验要素与假设。目前，已有研究对如何应用并进一步完善叙事政策框架进行了探讨。例如，有学者总结叙事政策框架现有研究后发现，实证应用仍主要局限于美国和欧洲的政策背景并从中观层面进行分析，提出可在其他制度背景之下应用该框架并验证其普适性。另一些研究则从方法及路径上提供了建议，如对大数据、网络分析的综合应用等。

（二）城市数字化转型中的叙事主体与收益感知

叙事政策框架的核心要素包括情境、角色、情节以及寓意，因而相比于信息框架等理论而言，它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解政策过程的框架。城市数字化转型过程同样具备丰富的政策叙事元素，本文在对既有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以城市数字化转型为叙事政策框架的应用背景，解释上述核心要素在现实问题上的具体含义。情境通常指问题所处的真实场境，目的是将受众的注意力集中到特定时空背景。具体而言，城市数字化转型这场全面重塑政府治理模式和公民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即为政策议题所处的情境。角色为政策参与者，可以是个人、机构或团体，如“英雄”“恶人”“受害者”和“受益者”等。面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具体问题和情形，政府官员、专家和企业等不同主体都将发挥各自的作用，成为政策叙事中的特定角色；而个体层面的公民个人和群体层面的社会大众也是数字化转型的潜在“受益者”。情节是将角色、情景和政策解决方案联系起来的设计，可以将政策过程进展顺利、受阻或倒退的故事穿插于叙事中。寓意往往是政策叙事中的解决方案，比如，常见的寓意有号召公众的行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叙事关注不同主体采取措施来参与城市转型，并通过媒体传播相关信息，构成了完整且可以发生变化的叙事政策框架。

为阐明政策叙事对不同主体的影响，叙事政策框架从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相互作用的层面进行解释。本研究主要关注其在微观层面的政策逻辑。微观层面的分析主要关注叙事在塑造与公共政策相关的个人意见和认知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城市数字化转型中，公众态度指的是个体对于转型及其相关技术与政府举措的认知和判断；公众支持行为倾向指的是公众基于其认知和判断，而可能采取积极行动的可能性，这是意愿的延展与公民行为的体现。

叙事政策框架包含两个必要条件：政策主张与叙事角色。首先，在传递政策主张的过程中，诉诸利益信息是政策制定者的选择之一。利益感知，尤其经济利益的感知，是影响公众对某项技术或政策的态度和支持行为的重要前因，技术接受模型也将感知有用性视为影响公众接受态度和支持行为的关键因素之一。利益信息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叙事中的公共利益一般可分为共同利益、偏好集合和民主协商。当政策对象是公众时，政府就会使用关于共同利益的政策叙述。经济人理论假定个体会通过权衡个人成本与收益来做出对技术政策的态度选择；但在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影响下，个体也可能因政策的社会收益而转换态度。

其次，叙事政策框架中的政策叙事至少需要一种角色作为政策的参与主体，专家和企业即是城市数字化转型中的重要参与主体。由于公众专业知识的缺乏和启发式认知的偏差，专家可以在政策叙事中扮演提供科学信息和决策建议的角色。专家提供的科学信息由于专业性较强，通常被认为更具有说服力；但也可能在提供决策建议时面临公众信任危机。同样，企业作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参与主体，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通过技术优势和竞争优势参与城市公共服务项目的开发、运营和维护。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在与政府合作过程中，为了品牌声誉会提供足够的隐私保护措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随着企业对数字化建设介入程度的加深并缺乏监管时，公众将面临严重的隐私和经济风险。

（三）研究空间

以往研究在叙事政策框架及其对公众认知的影响上已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但在三个方面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首先，叙事政策框架的研究仍以欧美等国家地区的政策为主要背景，有研究认为这一框架的普适性有待在不同制度情境和地理环境中检验和扩展。目前国内的叙事政策框架研究也多为推介式的理论阐述，鲜见基于中国情境与具体案例的研究。聚焦于本土新兴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政策，可以从叙事政策框架出发，理解其在政策过程中所描述的“故事”及各类要素，但框架下的政策叙事如何组合并在微观层面影响公众认知与行为仍有待进一步实证分析。其次，虽然学者们对叙事角色尤为关注，但在具体角色的讨论上较为笼统。比如，既有研究通常以“英雄”来概括所有可以解决政策问题的主体。虽然这一概括易于将政策叙事按照叙事要素进行归类和分析，却忽略了相同角色的不同主体对公众态度的作用可能存在差异。例如，有研究发现不同层级政府虽然都扮演着“英雄”的角色，但是公众对它们的态度是不同的。因而，可以通过城市数字化转型政策，探索叙事政策框架的内部机制并关注相同角色中不同主体的区别，从主体角度，厘清政策叙事中，公众对专家主导和企业主导的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态度存在何种差异。最后，在城市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专家和企业同样作为转型的“英雄”角色，其本身利益关切和行为方式可能存在明显差异；公民个人和社会大众同样作为“受益人”角色，利益感知和身份认同也可能不同。因此，可以着眼于叙事政策框架在微观层面的应用，在技术视角下引入收益感知作为影响因素，阐释公众对造福于公民个人和造福于社会大众的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认知及行为的区别。

（四）研究假设

城市数字化转型，既离不开来自学界和业界专家的真知灼见，也需要科技企业的技术支撑。已有研究发现，公众信任在电子政务技术的应用中极为重要，有学者将信任分为对提供服务的主体的信任和对技术的信任，这其中不仅包括政府，也涉及其合作对象，即专家、企业等主体。但是在政策叙事的实践中，专家和企业被公众信任的程度可能存在差别。在技术领域，运用专家理性可以提升规则制定的理性化程度，并实现公众利益目标。城市数字化转型涉及较多技术性事务，专家应用专业知识和经验判断可以帮助公众识别利益目标，相较于企业可能会受到公众更多的信任。从受益者角度看，城市数字化转型既有益于公民个人，同时也造福社会发展，侧重点不同，受益者进行叙事可能会让公众对数字化转型产生不同的态度。根据解释水平理论，社会距离通过区分与个人关系的亲疏来影响个体对事物的看法。因此，相比于社会收益这一概念，着重提升个人生活品质的政策叙事策略更可能改善公众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态度。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政策叙事与公众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态度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H1a：专家参与的叙事比企业参与的叙事更能改善公众态度。

H1b：个人收益的叙事比社会收益的叙事更能改善公众态度。

既有研究也进一步关注到了政策叙事对公众行为倾向的影响。公众信任方面的研究发现，公众对主体的信任受到前期经验的影响，继而作用于后续的行为倾向。此外，在收益方面，既有研究还发现，政策叙事的激励或收益内容与目标群体的支持倾向密切相关。与其他领域相比，技术领域中强调个人利益叙事更可能抵消公众对技术的风险感知，进而提高公众对政策的支持。城市数字化转型涉及大量新兴技术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应用，侧重对个人收益叙事的阐述可能更易于激发公众的支持行为。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政策叙事与公众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支持行为倾向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H2a：专家参与的叙事比企业参与的叙事更能提高公众的支持行为倾向。

H2b：个人收益的叙事比社会收益的叙事更能提高公众的支持行为倾向。

此外，企业和专家作为相同叙事角色中的不同主体，可能对叙事政策框架中有关收益的描述带来不同效果。企业通过向公众提供产品或服务来获取经济利益，技术应用渗透在公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公众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技术发展带来的生活便利和效率提升等个人收益。专家则在政策过程中扮演着提供科学信息和行为建议的角色，在技术应用问题上通常基于对全社会整体收益的考量，并关注政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公众在专家参与的叙事中往往更能感知到诸如科学进步和公共服务完善等社会收益。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城市数字化转型叙事政策框架中的参与主体与收益感知存在交互效应。

城市数字化转型以技术创新为主要驱动力，应用场景大多基于数字平台或系统。对数字化转型政策的态度和支持行为可视为技术接受的体现，技术接受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都解释了公众态度和行为倾向之间的关系。当公众对技术或依托技术所提供的服务的态度更为正面时，更有可能采用技术或使用数字化公共服务，产生对数字化转型的支持行为倾向。基于城市数字化转型中，包含参与主体和收益感知的叙事政策框架对公众态度和行为影响的差异，结合关于公众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的已有研究，本文尝试进一步探究叙事政策框架的作用机制，即公众态度在叙事政策框架与支持行为倾向的关系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公众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态度与支持行为倾向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H5：城市数字化转型中的政策叙事通过公众态度影响公众的支持行为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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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与数据

（一）实验设计与程序

本文参照叙事政策框架，在微观层面的要素中构建出四组干预材料：一方面，基于叙事政策框架中的角色要素，区分出专家与企业两类主体；另一方面，根据政策叙事的成本与收益建构这一策略，将城市数字化转型中的收益感知分为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交互后共产生四组材料（见表1）。基于行为公共管理的实验思维，受访者被随机分配至任意一种干预情境，并在阅读材料后回答问题（如图1所示）。

实验所提供的问卷包含干预材料和问项，其中干预材料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背景，这一部分均无区别。第二部分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参与主体，分别为专家参与和企业参与。专家参与的材料中，以专家学者参与相关座谈会、举办论坛、承担课题为中心，突出专家在推动政策法规、体制机制、发展路径等方面不断完善的作用；企业参与的材料围绕政府部门与相关企业的合作进行描述，例如“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平台及“随申办”APP的开发运营等。第三部分为收益感知，分别为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个人收益的材料突出了城市数字化转型“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简化办事流程、关照弱势群体”的作用，列举了“便捷停车”“智慧早餐”等应用场景；社会收益的材料则强调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效用。

（二）变量测量与样本数据

研究将政策叙事作为自变量，区分“专家参与×个人收益”“企业参与×个人收益”“专家参与×社会收益”“企业参与×社会收益”四种干预类型。因变量为公众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支持行为倾向，通过三个题项来衡量，分别为“我以后会更频繁地使用城市数字化转型所提供的应用、功能和服务”“我会主动关注与城市数字化转型有关的新闻和信息”“我会结合自己的需求对城市数字化转型提出建议或意见”。中介变量为公众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态度，题项分别为“我愿意去了解城市数字化转型中出现的新应用、新功能、新服务”“政府应该投入更多的财政资金来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我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未来发展持积极态度”。在内部一致性检验中，公众态度量表的克朗巴赫系数为0.752，支持行为倾向量表的系数也达到0.767，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本研究的人口统计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类型/状态、年收入以及自评社会经济地位。

上海市致力于打造全国领先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样本。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21年8月19日到9月1日开展的网络问卷调查，问卷通过“网易定位”平台发放和收集。问卷链接点击量为4018次，在根据平台甄别题项剔除了110份问卷后，共回收了400份问卷。同时，问卷设置了“我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未来发展持积极态度”作为重复题目进行了检验，最后获得了有效问卷362份，有效回收率为90.2%。表2展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34.33岁，由于是线上问卷形式，因此受访者年龄主要集中在60岁以下。受访者中男性占比为41.83%。在受教育程度上以本科学历为主，其比例为63.71%。45%以上受试者的年收入集中在10万-20万之间。企业从业人员超过50%。同时也有超过50%的受试者认为其社会经济地位处于1-10分位的中位及以上。受访者对于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态度的均值为4.44，支持行为倾向均值为4.13。

表3为干预类型、公众态度、支持行为倾向及个体特征变量的相关关系矩阵。从表中可以看出，公众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支持行为倾向与收入、工作单位类型或状态、自评社会经济地位等个体特征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将纳入相关因素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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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结果

（一）随机检验与组间差异分析

研究通过对个体特征进行卡方检验，再次确保受访者随机进入干预情境。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年收入、工作单位类型或状态等人口统计变量，以及个体自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风险、感知成本等个体主观变量不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说明随机化实验得到了保证。同时，通过对干预题项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了干预的有效性，当接受干预的受访者正确选择答案的比例显著高于错误选择的比例时，可认为干预有效。结果显示，实验干预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干预检验得以通过。

进一步地，为验证不同干预条件下的受访者在公众态度与支持行为倾向上是否具有显著差异，研究对各组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见表4）。从表中可发现，各组在公众态度与支持行为倾向上的均值都存在显著差异，说明不同干预因素产生的作用有所差别。首先，控制组中的公众态度和支持行为倾向均低于四个实验组，说明叙事政策框架下的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叙事内容对公众产生了影响。其次，公众态度均值最高的为实验组1，即专家参与结合个人收益的政策叙事使公众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态度最为积极；同时，实验组1与实验组2的公众态度均高于另外两组，说明专家参与的政策叙事比企业参与的政策叙事作用更为明显。最后，在公众支持行为倾向上，均值最高的为实验组2，说明企业参与和个人收益相结合的政策叙事对公众行为倾向的影响最大；而实验组2与实验组1均高于另外两组，即强调个人收益的政策叙事比强调社会收益的政策叙事更能使公众产生积极的支持行为倾向。

（二）主效应方差分析

为验证假设1与假设2，即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差异，本研究通过主效应方差分析，对收益感知与参与主体两个因素及其交互项的影响进行探究（见表5）。首先，以公众态度作为因变量，收益感知（0=社会收益，1=个人收益）作为自变量时，收益感知显著影响公众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态度；在受访者接受包含个人收益的政策叙事干预时，其态度相比于接受强调社会收益的政策叙事干预的公众更为积极。而将参与主体（0=企业参与，1=专家参与）作为自变量时，参与主体的叙事也显著影响公众态度，相比之下，接受专家参与的政策叙事干预的公众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由此，假设1得以验证。其次，以公众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支持行为倾向为因变量，收益感知作为自变量时，收益感知对公众的支持行为倾向具有显著影响，说明个人收益的政策叙事可以提高公众的支持行为倾向；当以参与主体作为自变量时，二者之间无显著关系，说明无论受访者接受企业参与还是专家参与的政策叙事干预，其支持行为倾向都没有受到干预影响。假设2b得以验证，假设2a无法通过。

进一步地，政策叙事中收益感知和参与主体的交互效应影响公众态度与支持行为倾向，图2更为直接地展示了这一效应。从图2a可以看到，就公众态度而言，在强调社会收益的政策叙事中，增加专家参与的叙事比增加企业参与的叙事更加有效。图2b显示，当因变量是公众支持行为倾向时，在社会收益的政策叙事中，补充专家参与的描述比企业参与的描述更能够提升公众的支持行为倾向。同时，在包含个人收益的政策叙事中，专家参与和企业参与两种政策叙事对公众态度和支持行为倾向的影响作用差异并不大，专家参与的政策叙事效应略高。因此，假设3得以验证。

（三）中介效应分析

为检验假设4与假设5的中介机制，研究将四个实验组两两结合，再次组合为四种干预情形，使用PROCESS for SPSS进行中介效应分析。表6的结果显示，每一组中的公众态度均对支持行为倾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公众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态度越积极，就越有可能采取支持行为，假设4得以验证。

首先，对“收益感知→公众态度→支持行为倾向”的路径进行分析。Model（1）为实验组1与实验组3，即都包含专家参与的政策叙事，区别在于强调个人收益或社会收益，结果显示，收益感知与公众态度、公众支持行为倾向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Model（2）为实验组2与实验组4，二者都包含企业参与的政策叙事，区别在于增加个人收益或是社会收益的叙事，结果说明此时存在中介效应，收益感知对公众态度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收益感知也显著影响公众的支持行为倾向。

其次，对“参与主体→公众态度→支持行为倾向”的路径进行分析。Model（3）为实验组1与实验组2，两组均为强调个人收益的政策叙事，区别在于叙事中的参与主体为专家还是企业，结果显示，参与主体对公众态度与公众支持行为倾向均无显著影响，不存在中介效应。Model（4）为实验组3与实验组4，二者的政策叙事都强调了社会收益，而参与主体的叙事具有差异，结果显示，参与主体影响公众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态度与公众的支持行为倾向，中介效应存在但显著性较弱。由此，研究假设5部分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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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叙事政策框架的理论，以城市数字化转型为政策背景，采用调查实验的方法对上海市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探究了不同政策叙事对公众态度与支持行为倾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参与主体和收益感知所构建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政策叙事对公众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在公众态度上，参与主体和收益感知两种政策叙事均对其产生显著影响，叙事政策框架中个人收益、专家参与的描述比社会收益、企业参与的描述更有效，“专家参与×个人收益”的政策叙事作用最为明显。对于公众支持行为倾向，收益感知的政策叙事对其具有显著影响，个人收益的描述更能推动公众产生支持行为；而在交互的叙事框架中，“专家参与×个人收益”政策叙事的效应同样最显著。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对专业知识的依赖，相比于企业，专家在政策过程中可能处于一种中立地位而很少涉及利益交换。当公众采用个人主义视角看待问题时，他们对于创新的追求可能表现得更加突出，因而对个人收益的政策叙事更能提高公众对于技术服务的接受和支持程度。当政策叙事的参与主体是企业时，相较于社会收益感知，辅以个体收益感知的叙事更能改善公众对数字化转型的态度，进而影响他们对政策的支持行为倾向；当政策叙事强调社会收益时，相较于企业参与，增加专家参与的政策叙事更能增进公众对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态度，进而强化其对政策的支持行为倾向。

城市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革新技术与治理全流程的方案，在数字技术影响下，个体参与的重要性愈加明显。在我国，通过官方或非官方媒体宣传，向公众普及、解读政策内容和影响，以获得更多支持的方式已逐渐成为常见的政府政策工具。因此，本研究将在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媒体宣传、信息公开理解为一种影响政策意见和结果的政策叙事传播。基于研究结论，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公共部门在城市数字化转型方案落地过程中，可应用恰当的政策叙事提高公众参与和支持的意愿。政府在进行政策宣传时有多种形式，如领导发表讲话、媒体撰写新闻报道或刊发政府的政策解读等。但既有研究和现实实践说明，在面向公众宣传时，“进步”的故事可能比科学证据更为有力。在城市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政府可通过新闻媒体和官方宣传渠道，使用政策叙事向公众传达一种“胜券在握”的故事，并增加不同主体对政策收益的积极描述。第二，在叙事政策框架中，政府应考虑公众对不同主体与收益的态度，通过传递公众所信任的主体意见和收益描述以获取其支持。城市数字化转型实践中，专家参与和个人收益的政策叙事对公众态度与行为倾向的影响更显著。公共部门可以在政策执行和场景落地中凸显专家的积极作用和意见，并阐述城市数字化转型在民生领域的应用场景及公众可由此获得的收益。第三，政府在城市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以强调政企之间的合作互补及对公众产生的个人收益。与控制组的对比说明了公众对企业参与城市数字化转型并不排斥，其态度和支持行为倾向未因政策叙事中政企在技术层面上合作的描述而走向负面；交互效应分析也说明当公众接收到个人收益相关的政策叙事时，增加专家参与和企业参与的叙事之间差异并不明显。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区域经济水平和社会文化背景导致了公众的包容性较强，且相较于公共部门，公众对具有技术优势的市场主体在硬件开发和应用上的评价更为积极。

（二）理论意义与局限

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对既有研究空间的补充，在理论上具有两个方面的创新与贡献：首先，根据城市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要素构建了简化的叙事政策框架，通过实践中的政策宣传明确了各要素的含义，丰富了叙事政策框架在国内的相关研究。有学者认为，既有研究中缺乏一个讨论话语对政策过程产生作用的分析框架，而叙事政策框架的形成便有助于推进中国政策过程本身的研究。目前国内公共管理研究中，关于政策叙事的文献大多从理论层面对框架进行解释和梳理，较少将其应用到现实场景和政策中，尤其是聚焦于与技术和治理领域相关的政策上。Mu和Li等在此基础上以中国节能政策作为政策背景推进了相关研究，但偏向于对叙事形式的效应进行检验。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具有本土色彩的城市数字化转型中的政策叙事进行实证分析，尝试突破目前政策叙事研究仅在理论层面阐述的局限并延伸到具体政策实践；同时，关注到政策叙事中参与主体及收益感知的作用，从“英雄”和“受益者”两个关键角色中，厘清不同政策叙事对公众认知和行为倾向的影响机理。

其次，与从宏观层面探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框架和内在逻辑不同，本研究通过行为科学的实验方法，从宣传沟通视角对城市数字化转型中的个体的认知和行为进行探究，并在叙事政策框架中纳入叙事主导者、参与者以及叙事对象等主体进行假设检验。随着行为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微观个体的思维、观念与行为在公共事务中如何被干预的问题逐渐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学界也已意识到在对数字治理进行研究时，应当深入探究数字技术赋能的目标以及实际驱动力和推动者的作用。例如，一些研究从质性访谈中发现专家、企业等主体在城市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定量方法对此进行了补充检验，进一步丰富了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微观层面研究。

此外，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虽然通过调查实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寻求更加可靠的因果关系推论，但是这种因果效应可能分别存在于政策叙事和公众态度，以及政策叙事和公众支持行为倾向之间，而对于中介效应中公众态度与公众支持行为倾向之间的因果关系依旧存在内生性问题的挑战。调查实验方法在检验处理效应的长期效果等议题上也有改进空间。其次，本文没有在技术视角下进一步探究感知易用性等因素对公众态度和行为倾向的影响，未来可以在叙事政策框架的基础上增加对此类因素的考虑。最后，为更好地通过本土案例对叙事政策框架进行阐述，研究仅聚焦于与技术密切相关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政策上；但不同领域的政策受到政策叙事中参与主体和收益感知的影响可能有所差异，例如，在公共卫生政策领域的政策叙事中，相比于个人利益的描述，强调社会整体收益可能更能实现政策目标。因此，拓展叙事政策框架在不同政策领域的应用及探讨也是未来研究议程之一。

本期来源：《公共行政评论》2022年第3期

编辑：段渲琪

校对：牛坤在

审核：光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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