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PA编译 | 网络效应研究：理论机制和衡量指标的系统综述
“网络”一直被认为是一种适合用于解决复杂政策问题和协调公共服务供给的组织形式，自上世纪90年代起，网络研究开始快速发展。然而至今仍鲜有对网络效应实证研究的系统性综述。本期海外版块为大家带来2022年8月发表在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上的 Network Effects Research: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oretical Mechanisms and Measures（网络效应研究：理论机制和衡量指标的系统综述）一文。本文以社会理论和结构性论证为概念框架，对74篇有效文献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梳理。研究简明描述了将网络结构转化为网络效应的理论和相关机制，研究了学者们是如何通过不同的节点和网络衡量指标来操作化这些机制，并确定了与现有的网络效应研究有关的主要挑战。最后，本文还强调了需要进一步探索网络结构和行为体属性如何影响有效性和文献中使用的假设得到支持的程度。
Alejandra Medina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城市规划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系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效应、网络结构等。
Michael D. Siciliano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城市规划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系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类和组织间网络的决策与行政影响、网络形成分析。
王伟杰
密苏里大学杜鲁门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绩效管理和协同治理。
胡倩
中佛罗里达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应急管理、组织网络、社会媒体和大数据。
01引言
长期以来，网络一直被认为是一种适合用于解决复杂政策问题和协调公共服务供给的组织形式。然而，大部分关于网络在公共环境中的有效性的实证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从那时起，网络研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现在也已经有了相关的框架来帮助研究人员评估网络性能。尽管网络研究发展迅猛，但大家对网络结构如何决定结果仍然缺乏了解。因此，确定与不同关系配置相关的具体机制，来为网络成员或整个网络产生结果是非常重要的。
网络有效性研究当前面临的关键挑战主要有两个：（1）如何就网络目标和绩效指标达成共识；（2）如何识别可能影响绩效的网络的主要方面，本研究关注的是后者。作者于是对公共管理和政策领域的网络文献进行了系统综述，以确定学者们用来推断网络结构和网络效应的理论机制和网络衡量标准。综述涵盖了21年来（1998-2019）40种公共管理和政策期刊中的网络研究，且专注于讨论广义的网络效应，将之定义为网络可能对参与方或系统本身产生的预期影响或后果。
研究从三个方面对网络效应文献做出了贡献：首先，对将网络结构转化为网络效应的理论和相关机制进行了简明的描述；其次，研究了学者们是如何通过不同的节点和网络衡量指标来操作化这些机制；第三，确定了与现有的网络效应研究有关的主要挑战。
02
系统综述：方法论
为了解释公共管理和政策研究中关于网络效应的理论机制，研究回顾了1998年1月至2019年5月间发表的有关公共部门网络的实证文献。为了确定相关文献，作者在40种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主要期刊中进行了筛选，流程如下：首先，在每个期刊的网站上搜索标题、摘要或关键词中包含“网络”、“网络分析”或“协作”等词的文献；其次，审查这些文献的摘要，以确保其是实证性网络研究；第三，审查文献的方法论部分，以核实作者使用了社会网络理论或方法；第四，确认这些文献是关于公共部门网络的研究；最后，由于作者关心的是网络影响，故将网络作为因变量的文献进行筛除。此外，通过对文献进行综合编码与分析，作者又进一步地删除了缺乏明确的概念化和未对网络效应进行测量的文献。
最终，纳入分析的文献数量为74篇。其中，因有18篇是描述性论文，故而这些文献未进行推论性测试，但是在后续的分析中仍保留了这些文章，因为它们包括了对行为体的属性、网络结构和网络效应之间关系的清晰描述。
03
研究结果：网络有效性文献中的理论和衡量指标
作者在56篇推论性文献中确定并编码了223个假设，每个假设都是根据学者使用的理论以及所用的网络测量方式进行编码的。在正式编码前，先进行试验性编码，以比较和调整编码者间编码的一致性。
然而，在有些情况下，学者们并不依靠某种特定的理论或机制来证明他们关于网络结构和绩效的假设，而是依靠一般的网络文献，从而提供更多的结构性论证。于是作者将与网络效应相关的理论归为两大类：社会理论和结构性论证。其中，社会理论的主要焦点是解释社会系统，其理论范畴包括社会传染、资源依赖、集体行动、交换和同质性，而结构性论证则主要研究网络中心性、密度或嵌入性的影响。表1显示了作者在文献中发现的不同理论和论证。
表1 理论的归类
3.1 社会理论
3.1.1 桥接型社会资本
理论和机制：
桥接关系通常被讨论为网络中的结构洞或中介者，主要通过信息和控制来形成网络效应。
基于信息效益，有学者认为，存在直接联系的行为体会分享类似的意见、想法和知识，导致参与者获取的信息同质且单一，因此，只在同类群体中建立联系是低效的。要想提升信息的多样性和降低信息冗余度，最好是去与尚未建立直接联系的个体产生联系。
在控制方面，结构洞和中介者被允许成为经纪人，管理流动的信息和资源，并从中获利——以第三者的身份管理把控参与者之间的联结，并有所干预和调节，从而成为“渔利者”。
衡量指标：
一些结构性和非结构性的测量方法已经被用于捕捉网络中的结构洞和中介者。两种最常见的结构性度量方法是“中介中心性”和“中介指数”，其余学者则使用网络约束或网络效率作为结构洞的衡量标准，这四种衡量标准都强调了个人在非连接行为体间的桥梁地位。
3.1.2 粘合型社会资本
理论和机制：
粘合型社会资本指的是多个个体因具有类似背景或兴趣，从而结成同质群体并互相紧密联结。相关讨论主要围绕于个体间的联结强度和网络的整体聚合度，它主要通过鼓励合作行为或者解决分歧，来降低协调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衡量指标：
研究人员常将粘合强度操作化为两个节点之间互动的频率，而网络凝聚力则被操作化为含三元传递、聚类系数和子群内聚性在内的结构性衡量指标。相关研究发现，网络凝聚力方面，高比例的三元传递有助于建立身份共同体，防外部干扰能力更强；高聚类系数则表明网络中存在高水平的冗余连接，有助于解决成员间的分歧或冲突。
3.1.3 信任型社会资本
理论和机制：
信任的一个基本定义是“期望行为体在做决定或采取行动时考虑到对方的利益”，支撑着社会运作和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组织的存在。信任与社会资本的概念紧密相连：因为社会资本产生于个体的关系及关系的附属资源，所以信任被视为社会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属性。在所综述的文献中，信任型社会资本被用来预测网络效应。
衡量指标：
信任本身是一个很难衡量的概念，学者们最常使用调查问题来测量感知信任。总的来说，有关研究均发现信任和网络效应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3.1.4 政策扩散/社会影响理论
理论和机制：
与政策扩散相关的两个主要机制分别为内聚性（同伴效应）和结构均衡。
内聚性的主要观点是，通过与网络成员的反复沟通，主体更愿意从已经采用新行为、新政策或新态度的同伴那里寻求信息。此外，在一个人的直接网络中，某种行为和态度被应用的越多，就越被认可。
结构均衡则不同，其解决的是网络中节点的连接模式的相似性，不管节点本身之间是否直接连接。与他人有相同的连接，意味着所得信息有更强的相似性。另外，两个结构相当的节点之间的竞争可能会激励创新：如果一个节点采用了创新行为，另一个节点也很可能采用，以便在网络中保持竞争力。
衡量指标：
已有的应用中，一种常用的衡量社会影响力的方法是：考察采用某种行为或态度的直接联系人的数量。因为直接互动会使行为体接触到新的行为或态度，那么接触者越多采用这种行为，就表明该行为越具有社会吸引力。
3.1.5 资源依赖理论
理论和机制：
资源依赖理论将组织描述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其关键资源依赖于环境。因此，保持关键资源的稳定供应影响着组织与其他组织的互动方式。例如，组织可以采取合并或多元化供应渠道等策略来减少对其他组织的依赖。所以，研究人员可从资源依赖的角度研究组织关系的建立和瓦解。
网络内的关系并非平等，一些组织在关键资源上对外依赖性较强，便出现组织间权力的不平衡。例如，一个非营利组织在资金上依赖外部资助者，那么这个非营利组织就容易受到资助者资金状况的影响。
衡量指标：
资源依赖理论经常被用来研究网络关系，但有各种方法来操作化关键的构想：权力和依赖性。对于权力，有学者用网络中的组织中心性来衡量，他们认为“中心组织可以在网络中保持‘守门人’的角色，控制对有价值资源的获取”；对于组织的依赖性，有学者则选用组织的外部资助资金占总资金的百分比来衡量其依赖程度。
3.2 结构性论证
3.2.1 中心性
理论和机制：
中心性是网络分析中最常用的节点衡量标准之一，根据节点在网络中的位置了解其相关性。正如上述社会理论中指出，中心性会被用来检验几个被认为可以提高网络有效性的机制。而在这里，作者不是把中心性作为捕捉特定机制的选择性衡量指标，而是依靠基于结构的论证来预测网络效应，并认为中心性能驱动更好的网络结果。
衡量指标：
一些假设认为，行为体的中心性会影响网络有效性。学者们通过不同的中心性度量来操作化这一论点，如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结论包含：拥有更多的联系为行为体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来获得更广泛和更复杂的信息与资源，从而导致网络有效性的提高；除了拥有更多的联系外，节点间的距离越短，信息流动就越快，有效性也更强。
也有假设认为，直接控制和影响会影响网络有效性。学者们通过使用度中心性、入度中心性和出度中心性来量化控制水平，得出结论：网络中的中心行为体有更好的能力来利用信息进行协调，并发展创新的管理技能。
此外，学者们用特征向量中心性和权力中心性来检验行为体间的间接控制。特征向量中心性评估了一个人根据其与高度连接的节点的联系而对他人产生的间接影响；权力中心性则指一个节点的地位取决于它所连接的其他节点的地位。最后，中心性也在系统层面上被操作化，以检验当网络围绕一个特定的行为体或一组行为体组织时对网络有效性的影响。
3.2.2 结构嵌入性
理论和机制：
嵌入性论点表明，组织内部和组织间的资源交换与流动可能偏离经济模型的预测：行为体可能没有完全基于经济逻辑行事，而是与有友谊关系的群体建立联系。
与关注关系质量或强度的关系嵌入性不同，结构嵌入性关注的是网络中的关系模式。换句话说，结构嵌入性是指“一个人的网络配置”，而关系嵌入性则侧重于“这些关系的质量”。现有文献提出了多种操作化结构嵌入性的方法：一些学者将之操作化为某节点的联系人的连接程度，如果一个节点的联系是松散的，它在获取各种信息和资源上具有优势；而节点群较为聚集、封闭时，其中较高的社会规范和群体认同也会让节点主体获益，这些规范和认同会鼓励合作行为并促进隐性知识的交流。
衡量指标：
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结构嵌入性衡量标准，包括度中心性、权力中心性、密度、中心化、团，以及组织间共享合作者的数量，而结构嵌入性更常被操作化为网络中心性或“有凝聚力的子群体成员”。
3.2.3 密度
理论和机制：
密度是一个网络层面的变量，其衡量标准是网络中连接关系的数量与潜在连接关系数量的比率。学者们指出增加合作、信任和支持，或共享信息和提升确定性能使密集连接的网络达到效果。
衡量指标：
虽然密度是一个直接的衡量标准，但在网络规模差别较大时，需要注意：相似的密度水平不代表相同的网络成员联系水平——因为大网络的密度水平往往较低，即随着网络的增长，节点很难与相同比例的成员建立联系。
04讨论
根据系统综述，作者提出了公共管理和政策界关于网络效应的学术研究的五个主要议题和挑战：（1）对社会理论的有限使用（2）作为机制和衡量指标的结构（3）网络衡量指标的使用不一致（4）与单一理论相关的多种机制（5）抓住网络动态和共同发展的能力。
4.1 对社会理论的有限使用
如图1所示，在作者从56篇文献中提取的223个假设中，只有71个（32％）根据具体的社会理论来进行证明。相反，90个假设（40％）只依靠研究背景来发展假设或未能提供明确的理论依据。此外，与社会理论的使用相比，作者发现有62个假设（28％）是基于结构性论证而提出的。
图1 所有有效性文献中理论的使用
作者在表2中总结了与社会理论和结构性论证相关的实证发现。被指定为“支持”(“Supported”)，即表明该假设有实证上的支持。
表2 假设发现的总结
较少的差异化结构性论证假设使得作者无法总结出某一特定结构的有效性。此外，如果不进一步了解这些假设的背景，就很难断言一个更有凝聚力和密度更大的网络何时会促进创新或绩效，或者在什么情况下，拥有更多的直接联系会导致创新或更多的资源获取。对此，作者认为，仅仅依靠网络结构作为一种机制，会妨碍大家对合作和更好的网络结果的实际驱动力的理解，由此引出第二个挑战。
4.2 作为机制和衡量指标的结构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网络结果是否来自具体的结构安排，或者结构只是作为某种机制的代理指标。以对桥接型社会资本的研究为例，网络效应被认为是由于网络中的行为体的结构安排而产生的，这种安排使一些行为体能更好地获得更多的新信息，但一些学者依靠纯粹的结构性指标（如约束、效率），一些学者却依靠非结构性指标（如行为体的多样性）。然而，一个人可以与一组不同的行为体建立强大的密切联系，也可以与可能非常相似的行为体（比如说都来自同一个行政单位）有桥接关系。因此，以结构作为衡量标准和机制，可能会导致将结构与结果联系起来的基本因果过程的理论化不够清晰。
如果依靠基于结构的论证来预测网络效应，那么大家就会认为结构本身会导致更好的结果，而没有进一步探索发挥作用的机制。因此，作者认为仍需要更多地讨论网络结构作为一种机制与作为一种衡量指标，以创造关于网络有效性的外生和内生驱动因素的共同知识。
4.3 网络测量方式使用的不一致
度中心性是推论性和描述性论文中最常使用的衡量标准，然而，当度中心性被用来测量不同的机制时，它是否可能限制大家识别出在起作用的具体机制的能力。例如，如果度中心性与一个关心的结果存在正相关关系，那么这种关系究竟是由于信息获取、更好的协调、更大的控制，还是某些相关机制的子集？
在综述的文献中，作者发现学者们也使用了一系列不同的网络测量工具来测试同一机制。然而有些测量工具的使用是不合理的。例如，根据社会资本文献，与桥接型社会资本有关的机制最好使用中介中心性和中介分数，而不是度中心性或平均度。所以，学者们应该注意确保机制和衡量标准尽可能的一致。
4.4 与单一理论相关的多种机制
社会理论本质上是复杂的，往往由多种机制组成。例如在桥接型社会资本中，经纪人的优势主要是能够收集和控制信息。尽管有些学者把信息多样性作为绩效的驱动力，而另一些则使用信息控制，但用来捕捉这些过程的结构性指标往往是相同的。要想更好地理解来自结构洞和经纪人的社会资本如何转化为更好的结果，需要开发设计来分离出运作机制。
4.5 网络动态和共同发展
网络不是静态的，粘合可能会纾解，有时也会重新出现。随着关系的变化，网络中的行为体的观察行为也会发生变化。例如，确定网络中信任的影响的挑战之一是：虽然网络可以建立信任，但信任也促进了网络关系的发展。在网络效应中也如此，一些网络效应（如更高的资金水平或向慈善机构捐款的意愿）是由信任推动的，但同时这些成功或行动也进一步促进了信任的发展。信任，就像许多其他情感和行为一样，与网络一起共同发展。
05结论
通过分析74篇与网络效应有关的文献，作者确定了最常见的社会理论和结构性论证，用来证明与网络效应有关的假设和机制。
总的来说，本研究的发现不仅可以帮助公共管理和政策领域的网络研究者们确定与网络有效性相关的不同理论和机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其能够就如何在特定的理论框架下操作化与网络有效性有关的机制达成一致。但在未来，仍需开展更多理论研究，来探索“网络结构和行为体属性如何影响有效性”这一知识领域。此外，需要进一步研究，以了解网络有效性文献中使用的假设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支持，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发挥作用的机制会对有效性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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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Medina, A., Siciliano, M. D., Wang, W., & Hu, Q. (2022). Network Effects Research: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oretical Mechanisms and Measures.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52(7), 51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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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江元楷 赵子卉
审核校对：张斯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