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中突破的中国博物馆学

博物馆学是一门研究和指导博物馆事业发展与博物馆实践的学科。伴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我国博物馆学研究目前也面临诸多问题。众所周知，博物馆学学科的进步有赖于博物馆学研究的推进，提高我国博物馆学研究的水平，我国博物馆学研究就必须理论联系实际，重视符合21世纪博物馆发展特点的博物馆学理论研究。这不仅是打开我国博物馆学研究困境的一扇窗，也是促进我国博物馆学学科与世界博物馆学接轨的关键。

本文整理自与会专家学者在‘浙江大学文化遗产学科发展联盟成立仪式暨‘畅想2030’学科建设高峰论坛 ’上的自由发言。

“博物馆学大有可为”

谈起博物馆学目前面临的种种困境，复旦大学文博系陆建松教授举例说，“目前我国（截止2016年年底）共有5000多座博物馆，平均每座博物馆按照50个工作人员计算，全国共有25万博物馆从业人员。若按照一个人工作40年算，计算下来每年博物馆退休人员有7000人。而每年我们的高校每年培养多少博物馆专业的教师呢？答案是未知。目前我国有34所开设博物馆学的高校，但却普遍没有教授博物馆学课程的专业老师。再看看考古学有多少从业者呢？全国仅仅只有约1万考古从业人员，可是我们又有多少高校开设考古学专业呢？答案是饱和。相比之下，两学科间的差异就显而易见了。”

他补充，“博物馆学是讲应用的学科，如果我们的博物馆里的文化遗产我们这代人都用不好，更何谈保护？譬如博物馆讲解员，虽贵为“博物馆教师”，却在某些博物馆体制中被划归给物业管理，地位极其尴尬。

“总的说来，虽然目前全国高校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一直在不断的发展，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其进一步发展仍存在着瓶颈。”他坦言，“目前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资源整合和相关政策还存在一些问题，缺少具有激励机制的评价体系，人才引进不畅，教师的教学工作压力很大。 ”

论坛现场

面对博物馆学当下面临的窘境，其中有许多原因可以分析。

浙江大学文博系严建强教授就目前博物馆学所面临的学科任务说，“博物馆学与只有单一学科任务的图书馆学相比，博物馆学先天就要面临两大任务。博物馆有两大科学家团队，一个是研究藏品、研究历史学的团队；另一个则是公众教育的团队。中国博物馆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研究藏品、研究历史占到了博物馆工作的大部分空间，服务公众、引导公众、教育公众的任务有所偏废。二者地位极不平衡。”

国际博协副主席安来顺则提出了一个除此之外很多人忽视的基础因素——博物馆学法律保障。

他说，“我国现行的博物馆学最高法律是《文物保护法》 ，为什么不能叫《文物法》或者《遗产法》，去掉后面的“保护”（preservation）？从某种角度讲，我国博物馆学的法律意识的框架就不是建立在一个以教育、分享为基础之上。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在博物馆领域，最具话语权的是考古学、人类学、艺术史而不是博物馆学。”

他在回忆起青年时期海外求学经历时说，“上世纪70年代我们国家没有博物馆学，那时候中国没有人知道博物馆学是什么。我是中国大学里第一批学博物馆学的学生，也是第一批接触西方博物馆学的学生。1984年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读了大量国外博物馆学著作。当别人问我起我的专业，我说我的专业是博物馆学，很多人满脸不屑。后来接触博物馆学的时间长了一些，我发现世界博物馆学的历史有很长。追溯起来，有记载的研究博物馆技术的方法学是18世纪，而后1920年哈佛大学首先开始教授博物馆课程，再后来到上世纪80年代“博物馆学”一词被正式提出，到现在博物馆学可以说已经被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接受。所以并不是现在被主流淹没的东西就不是真理，博物馆学现的困境没并非意味其今后无法取得突破。”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博物馆学“大有可为”。

“传承中突破”

谈起当下博物馆学科建设，复旦大学文博系陆建松教授说，“现在博物馆学界有一个共识，博物馆学不是文物学也不是考古学。坦率讲我国现在有34所开设博物馆学专业的高等院校，但是我们把博物馆学办成了文物学办成了考古学。博物馆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把博物馆研究成果转化成公共知识，不是为了考古发掘，也不是文物研究。就好像考古学不能仅仅依靠地层学、器物形态学研究来实现学科发展一样，博物馆学研究一定要站在怎么面向公众传递信息（多学科融合）的角度来进行。”

浙大会议现场

“博物馆是一个传播知识文化的教育机构，从这个角度来看工作实际上就是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收集、研究、保管、阐释；另外一部分就是展示、传播、公共服务。第二部分功能的重要性目前来看已越来越强。我国很多博物馆人地关系搞的很不清楚，建设本地博物馆不去了解地方的历史，更不用提如何引导公众深化身份认同了。博物馆不强化市场导向，博物馆学的研究成果就无法展现。高校里办博物馆学，展览策划应该是一门课，形式设计、教育设计包括博物馆文化创意等等都需要成为相对独立的课程，这样才能较好地填补目前我国博物馆学课程设计的短板。在复旦大学，我一直在呼吁做好博物馆展示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我认为博物馆展览策划即内容策划，是一门独立的课程，其中包括教育活动设计和各种文创产品的设计表现等相关子课程。我发现中国博物馆界有一个尴尬的现象，我国所有博物馆都在寻找策展人，然而博物馆学却不培养策展人。由此可见，我国博物馆学的学科宽度还很窄。”

陆建松教授

安来顺则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命题。他鼓励我们思考一个名词，即“博物馆化”。

安来顺

“事实上社会上现在质疑博物馆学的声音也并非空穴来风，众所周知博物馆学是研究博物馆（机构）的科学，如果我们把某一个机构当做研究对象来形成一门学科，是不是还应该有“医院学”“学校学”等等。然而我们不能简单片面地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更应该思索一个词——“博物馆化”。 在我看来这是博物馆学可以成学的重要原因。那么，什么是“博物馆化”？ 实际上考古学家、文物专家眼中文物、藏品的信息和博物馆是不一样的，‘博物馆化’是一个博物馆精心处理，挖掘、诠释，传达、共享信息的过程。这是一个过程，没有终止，然后在一种新的环境之下，它又产生新的信息，新的传达。而目前从政策环境支持到法律支持，我国还没有给博物馆学的‘博物馆化’提供应有的支持。”

对于“博物馆化”这一词汇，国内学界远比国际学术界陌生。众所周知，莱斯特大学是世界上第一个成立博物馆学院的大学，莱斯特大学早在10年前就开始授予博物馆博士学位。莱斯特大学的博物馆学不仅设在艺术史内，人类学等专业中也有。

作为嘉宾，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学者苏珊分享了自己在莱斯特大学所开展博物馆学教育的经验。她说，“莱斯特大学没有对博物馆学这个术语进行研究，并称之为‘博物馆研究’（Museum Studies)，而不是‘博物馆学’(Museology)。我和我的同事一直希望找到一些可以深入到博物馆功能方面的知识去思考去思考高校如何培训、训练、培养博物馆专业人士，使他们得到博物馆的技能和知识并获得思考、决策、领导的能力。‘博物馆’学，不仅仅指学科方面，更是一个广义的术语，譬如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和博物馆相关的学科都在博物馆学的范畴下，学科只是一个比较狭义的概念。过去的十年间，莱斯特大学加大了博物馆专业人士以及博物馆理论研究发展方面的投入，博物馆界也需要更多的越来越多样化的研究。博物馆学只有与相关学科一起开展研究，才能取得进展，才能真正去讨论博物馆学的使命。莱斯特大学现在的研究就是根据博物馆的实际需求和相关的学科进行合作，让博物馆学科发展地更好。”

世界较早成立博物馆学院的大学——英国莱斯特大学

另外，严建强教授则认为，“博物馆学应该从科研转向面向科普和大众。”

他讲道，“从学科本身来说，博物馆学本身有自己的科普优势。博物馆学今天讨论的问题大多都是其它学科不会专门涉及到的问题并且会解决我们今天讲的空间形态认知这个命题。像心理学、教育学或商品学，他们都是研究一般心理学或一般的教育行为学。他们不会专门来讨论人类为什么会形成某些特定的行为和习惯。比方人类在学习过程当中，某件东西搁在这边好还是那边好，对博物馆学来说就事需要研究的问题。例如人类早期猛兽斗争的时候，人类通常会用右手保护心脏。经常用右手，所以人类的关注点一定会在右边，所以逐渐就形成了‘右手优先’原则。所以随机的两个东西同时摆着，人类就会把重点信息放在自己的右边。诸如此类等等都是心理学永远不会考虑的问题。所以我讲，博物馆学一直有一个独特的一范围来解决自己独特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它学科无法替代。”

严建强教授

同时他也批评，“当今博物馆学领域当中有很多非常传统保守的观念。这些都是非常自私的，根本没有想到民族、人类到底应该需要什么东西。实际上，其核心就是我们究竟要如何来看待“博物馆学”，到底是把这个东西作为表达自己的平台还是为全人类作贡献的机会。”

“走在前列的浙大”

严建强教授说， “当前政府与社会对文化遗产空前重视，将其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在浙江大学，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学作为重要的学科增长点，其进一步的发展需要构建一个资源共享和协同配合的新平台，文化遗产联盟的概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一概念将校内与文化遗产有关的各不同板块，包括从事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传播的文物博物馆学系、文化遗产研究院、艺术与考研博物馆、艺术史、古代绘画整理出版等，进行了资源整合，为今后独立建制的学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浙大文化遗产专业联盟学科体系规划

白谦慎最后说，“博物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90年代后伴随着我国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然而经过20年的发展，我国博物馆学正面临师资不足、不合理课程设置、教师缺乏博物馆专业实践等诸多问题。总的来说博物馆学目前还是一个很有发展潜力的学科，文博专业今天受到了浙江大学高层的重视和支持并筹建文化遗产专业联盟，这对全行业来说是好事儿。”

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编辑：梖梖

---

相关链接：

跨界研讨：博物馆表述与新媒体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