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成果+美学理念：观众真的看懂了“美好中华”？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是考古事业的黄金时期，考古新技术、新理念以及大规模基建，使考古有许多的新发现。自1990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开展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旨在于全国范围内评选年度重大考古发现。
在1990年——1996年国家文物局曾先后举办了4届中国文物精华展，将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精美的文物及时呈现给观众。但从1996年后到现在再没有举办过全国考古发现的大型展览。
此次“美·好·中华——近二十年全国考古成果展”则以1995年-2016年历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文物为重要依据，展出360件（套）精品，以此回馈社会大众。
经过对展览大纲的多次修改，此次近二十年全国考古成果展以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与蒋勋的《美的沉思》两部美学史力作的理论体系为基础，结合考古学的特点、展览设计的需求、古史分期的方法，进行了重新的梳理。
最终决定以“美·好·中华”为主题，以美学为指导，从古人的审美角度来展示中国文明发展的历程，向大众诠释近二十年全国考古发现的精美文物。
此次展览汇集全国49家文博单位的360件（套）文物，都是经过“美中选美”的严格挑选，展示了近二十年考古发现成果的精华。
这360件文物固然样样精彩，但当它们聚合在同一个展览空间后能否产生化学反应，是这次展览值得关注的看点。
本次展览分为四个部分：“道法自然（史前时期）”、“天地之道（夏商周）”、“保合太和（汉唐）”、“和合能谐（宋元明清）”。
展览内容以时代序列展开，分为史前、夏商周、汉唐、宋元明清四个时期，试图提炼各历史时期的美学历史文化背景，揭示各时期的美学现象，诠释美学流变的过程。
同时，策展人表示，美学属于哲学的范畴，中国传统美学蕴含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精华，审美观中隐含着哲学思想的追求。因而在展览各标题的选择上，均取材于古代典籍，围绕着“天地人道”，传递着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要义。
由此观之，本次展览想通过审美风尚的变迁，领略思想哲学的嬗替，将美学发展历程与中华文明发展规律融为一体，引发观众对二者的思考，以增强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
此次360件（套）参展文物是从全国80多家单位，200多座考古遗址，800多件文物中调研整理出来的。从杨官寨遗址的仰韶文化遗物，到新疆精绝古城的尼雅遗址珍宝，再到隋炀帝墓随葬品、南澳I号沉船珍宝，展品涵盖从史前时期到宋元明清的历史时期。
对于文物的甄选，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策展人戴鹏伦表示“从去年春节开始甄选文物，粗略筛选了大约800件，之后到各地去一件一件地精选。准入门槛，就是美！”[1]在这种“美中选美”的指导下，不少精品将在此次展览中展出，例如三门峡庙底沟出土的仰韶彩陶盆、唐代跪拜俑、雷峰塔地宫出土的阿育王塔、南澳I号的描金五彩粉盒等。
本次展览的理念是通过诠释美学流变梳理中华文明的发展，展品在展览语境下视同为美学流变的“史料”。而史料本身就是碎片，将这些碎片化的文物进行系统的串联，才能做到对文物真正的利用。
左上：三门峡庙底沟出土的仰韶彩陶盆
左下：唐代跪拜俑
右上：雷峰塔地宫出土的阿育王塔
右下：南澳I号的描金五彩粉盒
1. 文物展示“碎片化”
首先，此次展览展出的360件（套）文物，其精美程度确实令人叹为观止，大部分文物在经历上千年的荡涤，依然能为观者带来美的感动与震撼。
然而，这360件（套）不同时代、种类繁多、用途不一的文物就如同360个碎片，在展览中彼此独立、割裂，并没有形成一个以美学为主线的整体性构建，导致整个展览更像是以时间进行粗略划分的文物堆砌。
这种文物的堆砌也影响了观众的参观体验，使观众无法把握这些文物随着时间转换所体现的美学流变，仅仅只能关注个体文物的精美程度，并没有触及美学的哲学意涵，只是停留在“好看”这样最为浅表的层面。
这种精彩的个体与缺乏说服力的整体，显然无法达到展览预期所设想的——让观众感知美学流变，感受文明发展，获得文化、国家、民族上的认同。
以第一部分“道法自然（史前时期）”为例，策展人希望通过史前文物的展现归纳出史前审美的共性——美来自于自然。然而，这部分展览展示了从旧石器时期到新石器时期，来自不同文化的石器、骨器、玉器以及陶器等文物，种类跨度大，再加上过于单调的陈列展示和内容有限的解释说明，很难让普通观众从中梳理出其美学上的共性，使展览丧失整体性，沦为文物扎堆的“珍宝展”。
2. 难以理解的专业术语
展览导语里出现了大量专业术语，而简单的文物展示、简短的信息说明，显然不能让观众理解策展人通过导语所想要表达的内容。
再次以“道法自然”为例，策展人在导语中提出史前时期的美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而“有意味的形式”又是什么？展览显然没有回答观众这个疑问。
“纯形式的几何线条，实际是从写实的形象演化而来其内容（意义）已积淀（溶化）在其中，于是，才不同于一般的形式、线条，成为‘有意味的形式’……在这个从再现到表现，从现实到象征，从形到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不自觉地创造和培育了比较纯粹的美的形式和审美的形式感”
——李泽厚《美的历程》
展览中的新石器时期陶器上的纹饰，便正是这种“有意味的形式”的呈现。未读过此书的观众显然无法理解，而展览也并没有加以说明。观众不明白，展览不解释，这种知识上的断层无疑加大了观众对展览理解的难度，加剧了博物馆与观众的疏离。
3. 讲解员的缺乏
讲解人员的缺乏也给观众在理解展览时带来了阻碍。有些观众表示，对于参观博物馆，他们不再只满足于欣赏文物的外形美，更想了解文物背后的经历。展览的内容设置没有对此多加说明，讲解人员的缺乏更是让参观变成了走马观花的“糊涂游”。[2]
4. 展示陈列对体验感的忽略
由于展品数量多，且大多数展品被陈列在同一展柜中。因此，在展览布置方面，展柜中出现了连续说明牌用来交代文物的信息。然而展览选择了环境照度较低、展品照度较高的设计方式，虽然着重凸现了展品的存在感，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氛围，但是说明牌往往处于展品照明的边缘，能见度极低，对观众阅读造成了障碍，使得展览参观体验并不舒适。
另外，馆内为了向观众说明“近二十年全国考古成果”这一展览背景，在展厅里放置了多个电子设备让观众了解近二十年以来历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但据笔者实际操作，这些机器常常出现死机的问题，使用体验大打折扣。
5. 展览设计与展览定位不统一
从展览形式设计上来说，首博策展人表示展厅入口被打造为一条时空隧道。[3]除了展厅入口长长的时空走廊，展厅地面硕大的年代标识，以及墙面上的明月驼队，也是以时间为主线进行的设计，试图将观众拉进到历史演进的进程中。然而，展览内容的主线是美学欣赏，展览导语的表达是让观众领略文物的“美”。因此，展览虽在细节设计上十分精美，但显然与展览自身的定位和风格并不统一。
近二十年的考古成果展，时间跨度长，涉及遗址多，文物数量大，对于确定展览主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于考古成果展，博物馆展览习惯于珍品展的模式，却不擅长特定展览主题的铺陈，使展览如同文物的堆砌，容易让人腻味。如果将文物视作资源，那博物馆究竟应该如何利用这些宝贵的资源呢？
首先，要做到对文物的理解。有了对文物的理解，才谈得上对文物的阐释和展示，才能确保物尽其用。当博物馆文物展览展现在观众面前，并不只是把展品摆出来即可，而是如何使展品的人文性质得到新生，其中包括展品的内涵与背景，文物个性与时代性的结合。
基于这种对文物的深入研究和理解，在展示中深化展品的创作意义，即便就一件作品，也可以探索出人文生活的精神所在。相反，倘若缺乏对文物的理解，即使展出上百上千的珍贵文物，也只能让观众仅仅惊叹于数量，而无法获得真正的感动。
再者，对于博物馆而言，除了理解文物，更需要理解的是观众心理。随着博物馆理念的发展，衡量一个展览是否成功的核心标准，不再只是展品的珍贵程度，更强调是否满足观众的需求。因此，基于观众需求市场的策划方式，也给博物馆展览策划人员提出新的要求——必须充分了解其目标观众。
根据对观众的理解，首先，博物馆能够在现有资源与观众需求之间找到契合点，从而对展览主题、核心内容、展示形式进行准确的整体性把握；同时，也能掌握观众的知识层次，设计有趣味性的故事线以及生动通俗的说明文字；其次，也能帮助设计师设计更加合理的参观路线以及更为人性化的互动装置。
毫无疑问，“美·好·中华——近二十年全国考古成果展”在文物选择和细节设计方面绝对是美感洋溢，而博物馆的美学并非仅仅依靠文物美和设计美便能呈现，更在于有系统的归纳后所展现的光彩，让受者得到更为广阔的人生境界，寄托生活的幸福。
实际上，博物馆的呈现美学，需要物质性的衬托，包括文物的选择与环境的布置，但美学上的直觉性，心理距离、 联想、移情，都是博物馆业务的聚光点，而受与授之间，就是博物馆馆员的用心思考与着力的地方。毕竟，观众对于展览的期待，绝对是认知程度的多寡，而非仅仅物质性的堆积。
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
2017年5月18日-2017年8月27日
首都博物馆地上一层B展厅
[1]《360余文物展现<美·好·中华>》,《北京日报》，2017.05.09
[2]《讲解员人手不够、休息区座椅奇缺、路线标识待完善——博物馆观展体验有点小尴尬》,《北京日报》，2017.06.03
[3]《360余文物展现<美·好·中华>》,《北京日报》，2017.05.09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阿蓓
编辑：大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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