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如何“透物见人”、“以物见人”
8月1-2日，由中国民族博物馆主办的以“人类学视野下的博物馆收藏、展示与诠释”为主题的2017博物馆人类学研讨会在北京举办。来自博物馆、研究所、高校及相关组织的50余人在此次研讨会中做了主题演讲与讨论，从多方面、多维度向观众诠释人类学视野下的博物馆。
研讨会致力于搭建一个全国规模的博物馆人类学研究平台，以满足我国民族类博物馆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对于理论指导的迫切需求，同时引导国内民族类博物馆将自身工作实践加以系统总结和升华，以形成相关理论体系。
安来顺
当代社会维度中的博物馆是否需要重新界定？
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安来顺从博物馆及相关学科领域近年来的发展态势梳理了博物馆社会角色可能出现的调整和变革。在当今社会的“围堵之下”探索这些趋势，给包括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在内的所有的博物馆机构带来了新的条件，新的挑战和新的方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力量与文化多元性诉求并存交织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无疑例外的渗透到所有的社会系统。影响博物馆发展的外部和内部的应力持续聚集，主流的博物馆的社会角色已经在发生变化，博物馆的变革不可避免。
人类学与博物馆存在着渊源的联系，这种关系曾经主要是通过民族志博物馆来实现。然而在新的环境下，人类学和博物馆这种关系的意义已经大不相同，其中有两个方面尤其引人关注：
越来越多的人类学研究者由原先关注人类学田野工作及其研究成果转向了文化研究这一新兴且高度跨学科的领域，并且在努力重新界定博物馆究竟应当如何表现不同文化的意义。其中两个方面的实践颇具有典型性：
在新的社会维度当中，博物馆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宗旨有了新的内涵和外延。安来顺表示，现在我们也许需要重新界定博物馆。
2007年国际博协关于博物馆的定义
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
在国际博协的定义当中，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是一个极易引起讨论的一个表述。安来顺认为需要找到一个动态的表达方式，反映出新的形势对博物馆带来哪些新的条件、新的使命、新的可能。
2015年11月2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关于保护与促进博物馆和收藏及其多样性、社会作用的建议书》。对于博物馆而言，这是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指导文件，这个文件把博物馆为社会和社会服务放在了一系列特定的价值观当中，与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国际博协的定义相比，教科文组织要求博物馆在涉及人、人权、人性的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博物馆界高度重视四个专题的全球性的讨论：
潘守永
边界与介入——博物馆学抑或博物馆人类学？
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潘守永教授以“边界与介入——博物馆学抑或博物馆人类学？”为题作了讲演。首先指出了
近年来，中国的博物馆的数量急剧增长，且未来数量还会持续增长，可以说中国正处于博物馆增长的繁荣时期。在数量增长的大背景下，不同的博物馆成长的命运大不相同。根据统计，在中国的博物馆中，一级博物馆数量极少，非国有博物馆所占比重较大。在数量众多的非国有博物馆中，其质量、水平大都不尽如人意，与基本合格的博物馆标准还有一定距离。
而按照主流博物馆的价值取向来衡量如今的中小博物馆的发展是否合适？某些中小博物馆只是为了表达自己个人的收藏喜好或者想法。越小的博物馆对于传统，对于历史更加关注。与传统的大型博物馆的设计建造并不趋同，甚至相背离。而在某些大型博物馆的设计中，在博物馆建造中加入外国元素构件，但整体设计却并未体现国际化元素。而反观不为人知的地下空间或文物库房，环境并不尽如人意。
中国的博物馆大多表面光鲜，属于门面式的发展。作为机构的博物馆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如何来认识博物馆的存在与现状？
博物馆作为知识与学术领域是可以超越地域跨越时空存在的。谈及博物馆或博物馆收藏的物，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与过时、无用相联系。在中国的人文科学领域，很少有新的概念是从博物馆产生的。
博物馆的职能之一是从事物质文化研究，而物质文化中又有多少概念是从博物馆产生的。更多的是从其他领域产生的知识、概念，方法，引入到博物馆中。博物馆被称作创新空间，创意空间，而又有多少创意由此诞生呢？无论是在学术还是知识领域，在当下的学术语境，博物馆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无力的。可以说，边界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尚未形成独立清晰的学术边界。
从文献的回顾来梳理博物馆的学术实践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博物馆学术实践（广义的研究活动）、博物馆学、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志。博物馆学，博物馆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文献所占比重较小，而与此对应的就是理论研究并未引起重视。与博物馆学相关的学术文献的翻译往往未跟上其发展的脚步，而更多的是重视博物馆中具体实际工作的应用，在已翻译的博物馆理论文献中，又因为其他原因造成这一领域的忽视，如书籍分类，翻译的错误等。
总之，现今讨论的博物馆、博物馆实践，博物馆边界，最后又归结到多元化，多样性：博物馆功能趋于多元化，博物馆类型趋于多样性，不同的博物馆满足着不同人群的需要。
迈克尔•罗兰
从民族学到物质文化
（From ethnology to material culture）
伦敦大学学院的迈克尔•罗兰教授从英法的社会人类学发展到东欧民族学的分庭抗礼，梳理了民族学在欧美背景下的发展。从民族学论述到物质文化的转向以及博物馆中物的数码化。
上世纪30年代，学者拉德克里夫•布朗与罗伯特•帕克访华，将社会学与民族学的争论引介入中国。文化的模型与民族建设取决于物质文化收藏，它是建立区域文化差异和普世价值观念的基础。当西方人类学开始社会化转型的时候，在中国的社会学却经历了民族学化和人类学化的过程。
物是为自己言说的，对于社会人类学家来说，是社会的语境赋予物以意义。随着当代对物质性有更多的理解，以物作为标识来识别群体。在物质文化领域有一基本争论，主体也可能在改变客体的过程中被改变，这种思辨有力的拒绝了主客体间的区分。物质文化经历了消费和物质性研究的复兴，但关注点是语境：人造物如何造就人。
对于考古学家来说，物应该在语境内解释还是应该去语境化，是值得争论的。ingold强调物品本来就应该具有独立于人的意志的自主性。而Miller对此则持批判意见。
在现今的博物馆实践中，展品是否已经被数码化了呢？博物馆中的数码藏品是否跟真正的藏品不同了呢？都需要重新定义。关于数码是如何改变社区在全世界的博物馆中了解他们文化遗产的方式呢？博物馆与社区合作对于当地理解本文化的知识又起着怎样的作用？迈克尔•罗兰教授以韦拉拉韦拉岛民与大英博物馆合作的越洋战船复原为例，作了说明。韦拉拉韦拉岛民十分支持这一项目，因为他们希望能够获得制造战船的技术，借此建立当地的博物馆。
对于物的意义、运用及发展趋势一直存在争论，而这种争论是以欧美认识论为背景的，但是这些争论均忽略了一个事实，欧洲的博物馆起源于宗教圣物，起源于破坏偶像化圣物而转移到地下的行为中。18-19世纪，是构筑民族文化，公民意识的时期。在此期间，私人博物馆向公共博物馆转型，以此教育良好公民。19-20世纪，教育使博物馆成为一种公共机构，导致了针对博物馆的实践与物的实践的质疑。
无论如何，物对于博物馆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如何评价博物馆中所收藏、展示的那些物的价值？这始终是一个普遍问题。在东亚，尤其是在中国，如何回答博物馆之物的价值，仍然值得进行批判性的讨论。
张展鸿
从近代木器看现代社会变迁，笔筒、托盘和檀香扇
香港中文大学张展鸿教授分享了自己收藏的几件木器背后辗转的故事。从人类学角度展示藏品除了在原生环境中存在的价值，在不同社会环境中藏品还有不同的价值，提出博物馆也可以讲述藏品进入博物馆前辗转在外故事的方式，让观众了解藏品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人的认知与藏品价值之间的关系。
ong bo
编者
博物馆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是博物馆中的“物”，这些“物”的背后所涉及的内容中，毫无疑问，避不开的对象是“人”。“透物见人”、“以物见人”，博物馆的收藏、展示与诠释，可以是，也应当是多角度、多层次、多学科性的。以人类学的视角探讨博物馆问题，不仅对民族类博物馆建设有益，同样对所有博物馆的藏品研究、展览展示有益。
来源：研讨会稿件及现场录音
作者：叶子；Rida
编辑：大萌萌
相关链接：
“人类学视野下的博物馆收藏、展示与诠释”- 2017博物馆人类学研讨会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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