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策划、32家博物馆合作，“秦汉文明”展如何通过160余件展品吸引了35万余人次参观
2017年3月27日，本年度全美规模最大的中国文化艺术展览“秦汉文明”展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拉开序幕。展出期间，弘博网有幸对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孙志新先生进行了独家访问（链接：独家 | 大都会博物馆孙志新：策展就像拍电影，“秦汉文明”展，我等了七年）。
在历经三个半月后，“秦汉文明”展也于7月16日落下帷幕。7年策划、32家合作博物馆、160余件艺术珍品，35万余人次参观，这些数字也直观地反映出此次展览筹备之精心、规模之宏大、效果之成功。
近日，孙志新先生莅临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就此次展览主题、展览内容以及展览实际操作，展开专业解读与经验分享。
此次“秦汉文明”展览基本上是两个主题：秦汉时代统一国家的创立和秦汉时代中外文化的交流。
前者阐述了政治统一而文化多元的国家模式是如何形成，后者展示 “丝绸之路”和 “海上丝绸之路”上频繁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交流，追溯“一带一路”的历史渊源，展示中国与西方文化的联系。
此外，本次展览还从一个大的视角对秦汉文明进行审视，探究秦汉与这一时期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如希腊罗马、波斯帝国、印度孔雀王朝以及中亚的一些政权等，以突显中国国家模式与制度的强大生命力。
此次展览基本按照时间顺序，即秦代、汉代以及汉代鼎盛时期，大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秦代统一国家的形成，展示秦建立统一国家所采取的措施；第二部分则展示汉代对统一国家模式的巩固，以及汉代国家文化的形成；第三部分展示汉代鼎盛时，其统一国家模式下的多元文化与中外交流。
兵马俑是秦代军事力量和社会组织力量的体现。其中，不同种类的兵俑，如立射俑、跪射俑、铠甲兵俑、文立俑等，展示了秦代军队中的不同分支，包括战斗力量与文职人员，体现出秦代军队严密完善的组织方式。带有彩绘的跪射俑则证明秦兵马俑在最初覆有彩绘这一观点。这组秦俑展现兵马俑真实情况的同时，反映秦得以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强大军事力量。
秦建立统一国家后，废除世袭制度，采用郡县制度，实行中央集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直接影响到中国如今的国家模式。其中，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则是秦代国家变革中非常重要的措施。
统一度量衡是秦代在行政和经济上施行的新措施，不单纯为了商业目的，更重要是保证国家税收，维护国家统一。对此，展览展出秦代的铁权、量以及钱币，以体现了秦代在政治经济制度上的改变。
铁权
“车同轨”也是秦代国家变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展览展出了秦始皇兵马俑中两件精巧的马车模型，不仅展现秦代机械加工之发达，也体现秦代皇帝出行之威风，更重要的是，展示了秦代“车同轨”的改革以及道路交通的发展。而这种道路交通的发达也展现了秦完善的行政制度和发达的劳动组织方式，得以保证大型工程的实施。
秦代最重要的一项改革就是“书同文”，即统一文字。从现今考古材料来看，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安阳殷墟的甲骨文。从商到秦，历经1300多年，中国文字发生了很多变化，一是随着时间推移，书写形式变得更为便利；二是因为地区差异，有些文字写法发生变异，同样字在不同地区有不同写法。展览通过展示这一时期的碑刻，展现“书同文”改革，而这项改革保证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加强了中国人民的凝聚力以及对国家的认同感。
秦汉两朝代表着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高峰，其意涵与时间均和古希腊罗马文明在西方的地位相当。中西文化的交流，也给秦汉两朝带来很多全新的元素。1999年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百戏俑”，在造型上呈半裸，对人体肌肉和骨骼结构有准确的描绘，这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却与希腊雕塑非常接近。希腊雕塑经历数百年才得以创造写实的人体，而中国在完全没有这种造型传统的情况下，却突然出现这种写实性人体雕塑，似乎证明了当时中国与希腊之间存在着一定交流，但距离遥远、交通不便也使人怀疑二者交流的可能性。
近些年考古发现所提供的新材料，使这一问题得到重新的审视。阿富汗出土了与希腊雕塑相近的青铜雕塑，证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将希腊文化带至当地，拉近希腊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地理距离。近些年，新疆伊犁地区出土的两件青铜武士俑，不仅在人体表现方式与希腊雕塑非常接近，其头盔也是典型的希腊士兵式样，并且经鉴定其为公元前四世纪制造，与亚历山大大帝进入中亚地区的时间吻合，希腊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地理距离进一步被拉近。最近，甘肃张家川发现的战国墓地所出土的项饰，从材质到装饰方式都与地中海地区的项饰非常一致。
以上考古发现梳理出一条非常清晰的文化传播路线：希腊文化由亚历山大大帝带入中亚地区，又进一步翻过帕米尔高原来到新疆，再由新疆经过甘肃，最终抵达陕西。这些考古新发现无疑让人们重新审视历史，并且意识到古代世界不同地区文化之间存在着远超我们想象的交流与碰撞。
孙志新指出，对于文化传播长期有一个误区：甲文化对乙文化的影响，说明甲优于乙。然而文化并无优劣之分，其差别在于着眼点不同，乙文化本身发达才能受到影响，而这种影响并非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吸收、消化、创新，这也是中国历史发展重要的特点。同时，孙志新认为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将来的研究也有希望看到东方因素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通过“汉承秦制”，汉代对国家统一进行了进一步的巩固。汉代兵马俑体型较秦代矮小，但同样反映其军队编制。车俑和御手俑的出现则反映汉代拥有相当数量的兵车。另外，汉代军事上有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和匈奴之间的战争，骑兵真正形成为非常有效的军事力量。为此，展览展示了四川绵阳出土的漆马，反映汉代兵制变化的同时，展示了汉代发达的漆工业。展览还通过铜车马以及画像砖展现了汉代人对西域马的重视，体现了汉代对西域的开拓。
通过量器的展示，如尺、斗、量，以体现汉对秦制度的继承和落实。其中铜壶滴漏是官府用来考核官员工作时间的重要工具，因此不单反映汉代科技的发达，也展现其官僚制度的完善。展览也由此展开对汉代官僚制度发展的呈现，而儒学又与这一制度息息相关，并成为国家的政治思想标准，儒学地位的确定是汉代巩固统一非常重要的举措。对此，展览相应展示了三体石经的残片。
展览展示了近年来汉代王侯墓所出土的精美文物，例如造型抽象、极具动感的人俑，展现了汉代上层阶级的审美情趣和发达的制作工艺。其中金缕玉衣除了表现汉代上层阶级的富足和发达的工艺，还传递了中国人的生死观念——“来世”观念，并且也表现了极具中国特色的玉文化。
河南陶楼和广西干栏式铜屋，反映了中国南、北方建筑的不同，展示不同地域、不同自然环境所产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的不同，从而造成文化上的差异。而河南陶灯和四川摇钱树则展现了南北方对于神话幻想世界的差异。由此观之，汉代的地域文化极其多元其。
山东出土的“邪相柱”，其表面处理方式上虽受希腊影响，但其上的“竹子”元素又极具中国特色，展现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并非完全照搬，而是将其吸收并进行创新，从而形成自身特色。展览还展出了汉代石狮，史书记载狮子由西亚引进中国，而千百年来已变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很多被认为是中国固有的文化因素并非来自本土，而是来自中外文化交流。
在丝绸之路之前，中国和西域便产生了频繁的交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北方草原文化为中介所进行的交流。北方草原文化东起中国东部沿岸，西至黑海，活跃着大量古代游牧民族，将西方文化因素带入中国。展览中一件山东出土的马当卢，其图案带有明显的黑海地区因素，证明北方草原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传播作用。
丝绸之路是汉代中外交流的主要方式，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西域产生了频繁的贸易往来。展览展出了新疆出土的带扣，其装饰方式和加工方式是典型的阿富汗风格，证明了此时中国与西域的频繁交流。
海上贸易也是汉代对外交流非常重要的方式。中国海上贸易真正发达始于汉代，史书对此没有太多记载，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和东南亚、南亚的考古发现，使我们对中国和东南亚、南亚之间的贸易以及文化交流产生了的新理解。展览展出了广西合浦出土的进口宝石和江苏大云山出土的铜镀银大象、铜鎏金犀牛，也反映了中国和东南亚、南亚的交流。通过这些出土文物可以看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逐渐发达。
“西汉鎏金中国大宁博局纹镜”被置于展览的最末，孙志新指出，其上所刻铭文正是秦汉时代精神的写照。其中，铭文出现“中国”二字，而这一情况在这一时期的文物上频繁出现，反映出汉代人们开始对国家有了认同感，不仅是政治上的认同，更是文化上的认同，这种认同感是国家走向成熟的标志。
从2009年萌生想法，到2012年提交报告，再到2017年展览开幕，“秦汉文明”展览从策划到落实经历了7年时间，合作博物馆达到32家，展品超过160件，这无疑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展览。3个半月，35万余人次的参观，且得到良好的口碑，也足以证明此次展览的成功。如何成功策划大型展览？孙志新先生也在此次讲座中分享其展览策划的具体实施过程与经验。
孙志新认为这二者并不矛盾，策划展览就是研究学术课题。因此。在书写展览提纲之前，必须先做基本研究，即大量阅读材料。材料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历史材料，通过阅读史料对展览内容有大概的把握，从而写出有内容、有说服力的提纲；二是考古发现，因为史书材料已经被前人梳理了无数遍，而近些年的考古发现却日新月异。比如兵马俑，史书里并未出现对其的记载，它的发现完全惊天动地，而百戏俑的发现更是令人震惊，因此考古发现会带来许多历史研究的新概念以及观察问题的新角度。另外，相对于史书材料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考古发现则更加直观，从而带来全新的材料和启示。
此次展览的展品选择标准共有两条：一为艺术标准，即展品要有一定的艺术性，能够代表当时的艺术成就，能够展现中国人在艺术上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二为历史标准，即展品是否具有历史意义，换言之，就是这件文物自身的故事能否体现展览所要讲述的故事。除此之外，展品还需要与展览主题相符合。为此，策展人必须对考古发现报告及图录进行研究，并前往实地对文物开展考察，从而确定符合选择标准和展览主题的展品。
此次展览策划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文物借调，即因文物档期冲突而无法借展，比如博物馆自身展陈与此次展览在时间上的重合、文物已协议外借给他馆等情况。从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中国博物馆的高速发展，例如大量涌现的新馆、快速落实的展陈以及频繁开展的交流。
除了困难，这其中也不乏惊喜。例如2015年江西海昏侯墓的发掘，使此次展览得以展出精美的编钟与马蹄金，同时也向西方观众展现了中国的最新考古发现。
首先，开展对文物出土地的实地考察。通过实地考察，以体会秦汉的恢弘气势以及精神风貌，从而更好地理解展品、诠释展品。
再者，利用展陈设计营造展览的氛围。此次展览设计由策展人与设计师合作进行，策展人提出想法，再由设计师去设计呈现，通过不断磋商以达到最终效果。
此次“秦汉文明”展，筹备之精心、规模之宏大、效果之成功，有目共睹，同时也为国内博物馆在展览策划和实际操作方面带来一些新的启示。成功的展览，离不开策展人扎实的科研功底，也离不开团队合作、资金支持以及良好的制度。
文字资料整理自孙志新《“秦汉文明”策展与实施》讲座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大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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