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护人权的道路上，这些博物馆正在努力
当代的博物馆管理者必须善于与公众沟通，而不能仅仅与同行或教科书交流。博物馆管理人员会认识到最有效的博物馆管理是公众参与的管理，而非专业人士独自实施的管理。博物馆需要寻求更广泛的参观者，并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展览，而非冰冷冷的展示品。
与此同时，博物馆管理人员还必须在其藏品和相关学术知识领域方面锐意进取且储备丰厚，这两者不可或缺且不能相互替代。与以往的博物馆大不相同，我们的博物馆将会有不同的运营方式、寻求实现不同的目标，但这也更有可能使博物馆陷入矛盾、争议、竞争和政治运动，原因在于，博物馆并非仅仅存在于学术领域，也存在于当今社会和现实当中。
国际博物馆协会下属的国际博物馆管理专业委员会曾发表过三份重要的宣言，表明了这种发展趋势。2009年，该委员会成员在墨西哥托雷翁市发表了如下的宣言：
国际博物馆管理专业委员会相信——博物馆的根本责任是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促进多样性与人权保护，促进不同种族、信仰及背景的人民之间的平等与相互尊重（IMTERCOM online）。
四年后，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国际博物馆管理专业委员会与国际人权博物馆联盟发表联合宣言：
国际博物馆管理专业委员会与国际人权博物馆联盟拒绝任何形式的偏见与歧视，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尊重不同的政治、性取向与宗教选择，并鼓励各国的博物馆关注相关问题，而不必受到审查和政治压力（INTERCOM online and FIHRM online）。
里约宣言发表时，俄罗斯联邦政府正在开始实施歧视同性恋的法案，这一宣言是对该法案的直接回应。
2014年，国际博物馆管理专业委员会与国际人权博物馆联盟再次发表了联合宣言：
通过鼓励自由辩论和挑战专制政府对事实的歪曲，博物馆可以在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博物馆社会正义联盟宪章中写道：我们颂扬博物馆及其藏品对社会的无限价值；我们支持社会正义的理念—我们相信，所有公众都有权力从博物馆的藏品和理念中获益；我们保证将领导这一斗争，为所有人争取到进入博物馆的权力，而这正是社会正义的精髓所在（FIHRM online）。
众多博物馆竭尽所能地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它们在处理人权事务或有争议的历史问题时参与做出艰难的抉择，同时它们还开展积极的活动，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
古拉格博物馆入口处
位于俄罗斯莫斯科市的古拉格博物馆是一家政府资助的博物馆，博物馆可以使人们了解一国政府曾经对国民的镇压。
罗马尼亚农民博物馆也是一家揭露极权主义的博物馆，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展示着当年的生活状态，包括众多领袖像、用作政治宣传的墙纸以及官员的办公桌—除了食品和饮料外几乎就别无他物。整个地下室的照明都使用没有灯罩的电灯泡，以此展示当时的统治。该博物馆通过讽刺的方法，严肃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柬埔寨金边吐斯廉屠杀博物馆内大屠杀受害者的图片
位于金边的吐斯廉屠杀博物馆也是一家旨在谴责镇压人民的博物馆。20世纪70年代，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屠杀了数百万人。吐斯廉最初是一所学校，后来成为拘留所和使用酷刑折磨犯人的集中营，现在这里是一个纪念遇难者的场所。或许这里是世界上最令人伤感的博物馆。
巴西圣保罗抵抗运动纪念馆的建立，是为了纪念在右翼军事独裁政权统治巴西期间（这一统治一直持续到1985年）遇难的人士，同时也是向反抗者致敬。博物馆以反讽风格布展，这也是众多人权博物馆经常采用的方式。博物馆馆址为当时圣保罗州政治与社会秩序部的办公地点，反对军政权的持不同政见者正是在那里受到了残忍的折磨。
英国利物浦国际奴隶博物馆的展览
位于英国利物浦的国际奴隶博物馆致力于与世界上一切侵犯人权的势力斗争。就其性质而言，这是一家国际博物馆，展示内容既包括英国国内的妓女生活和人口买卖，也包括印度贱民所面临的困境，还包括哈萨克斯坦童工的悲惨生活。
阿根廷罗萨里奥国际民主博物馆外的观众
国际民主博物馆于2015年12月13日举行了落成典礼，以此纪念国际民主日。阿根廷曾经长期被军政权统治，该政权对持不同政见者实施了“肮脏战争”，导致数以千计的异议人士在此期间“被消失”。最早提出建立国际民主博物馆的是罗萨里奥市的企业家吉列尔莫，所以该博物馆与大多数的人权博物馆有所差异：其他的博物馆或多或少都是由政治组织资助的，而这家博物馆却是由企业家筹建的。
在一个民主制度仍然脆弱的国家，观察该博物馆如何发展是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事情，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家博物馆的建立并不是政治上心血来潮的冲动行为。
新西兰惠灵顿特巴巴同加利瓦博物馆
特巴巴同加利瓦博物馆是新西兰的国家博物馆，它对促进二元文化发展方面的贡献堪称举世无双。尽管在毛利文化与博物馆运营之间依旧存在着冲突与问题，特巴巴同加利瓦博物馆还是向世界表明，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可以逐步培养一种相互尊重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在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后殖民社会中是不可或缺的。
位于南非开普敦的第六区博物馆也是一家标志性的博物馆，它在与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种族主义正是当年奉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政府的重要特征。
国立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建立的目的是成为“启蒙运动的工具”，成为一家为美国历史带来“和解与承认”的机构，一家有助于在美洲各民族之间建立新型关系的博物馆，一个能够让人们尊重并了解美洲印第安人的博物馆（NMAI，2003）。
以上这些博物馆只是众多此类博物馆中的一些代表，它们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面对争议问题，并乐于迎接挑战、处理那些有争议的历史问题。
与社区协同工作的新方式许多博物馆在运营过程中注重社区的参与，在此方面，上述不少博物馆堪称典范。
但是何为“社区参与”（community enagagement）呢？
当然，社区参与不仅仅是指吸引公众参观博物馆的藏品，但事实上，与社区协同工作的新方式这的确是社区参与的重点所在，因为对于众多博物馆而言，在吸引当地民众参与方面依旧薄弱，甚至有些博物馆根本无法吸引当地居民的参与，这一问题不可小觑。
包括上述一些博物馆在内，许多博物馆都在积极争取当地民众、少数族裔或者弱势群体的参与。我们必须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博物馆活动，包括那些过去自认为被博物馆排斥的人、那些认为博物馆与己无关或者对之毫无兴趣的民众，这一点非常重要。
实事求是地说，这对很多博物馆而言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例如在新西兰，博物馆就很难说服公众相信在博物馆的展览叙述中确实包含毛利文化的内容（Day，2015）。利物浦国际奴隶博物馆也常常面临同样的挑战，以至于当地的黑人社区往往怀疑其展示动机和展出内容。
我无法肯定特巴巴同加利瓦博物馆和国际奴隶博物馆已经很轻松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但是它们的工作表明，只要博物馆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并且坚持为此努力，就一定能够在这方面取得进步。
如果博物馆能够分享权力并且邀请其他人参与运营管理，就可以使公众的参与更加深入。
例如，第六区博物馆成立的Baluleka俱乐部就吸收了众多开普敦的年轻人参与博物馆运营（District 6online）。在英国利物浦博物馆，十几岁的女孩们参与策划时装展，在最感兴趣的领域里发挥所长，并在过程中有所获益。
2014年，一些有学习障碍的人士参与策划了名为“从那里到这里”的展览，消解了人们的各种误解与偏见；“邮编”项目旨在吸引城市贫困社区的年轻人参与博物馆活动，从而找出他们游荡街头不务正业的原因，以确保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比如常常用接近古典画派风格的自画像）表达自己的思想。
在利物浦国际奴隶博物馆，我们组织在校学生参与辩论，论题涉及种族主义、移民以及公民身份问题，关于身份的讨论常常可以使公众更加深入地参与博物馆的活动。
在英国阳光港博物馆（Port Sunlight Museum），整个村庄被建设成为一个博物馆，当地村民都是博物馆的管理人员，所管理的正是他们自己的财产。在世界各地，类似的范例不胜枚举。
曾几何时，这种做法让博物馆界惶恐不安，那时也很难想象被排斥的民众能够参与博物馆的活动，然而现在，对那些重视社区参与的博物馆而言，分享与参与会令他们深感满足。
在本文中所讨论的是关于博物馆权力、权力分享和权威分享的想法，在关注人权问题的博物馆之间，这些想法常常被提出来讨论。在特巴巴同加利瓦博物馆举行的博物馆社会正义联盟年度会议上，这一话题也一再被提及。
正如上文中所说，并不认为分享权力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恰恰相反，这对各方都是困难的，充满了复杂性而且很容易产生误解—可能源于文化差异、语言差异或行为方式的差异。
但是，无论拥有何种价值观，任何一家人权博物馆都不会拒绝分享权力的想法，否则很多民众会受到排斥、被拒之门外，而分享权力正是让他们参与博物馆活动的唯一方式。
国际博物馆协会下属的国际博物馆管理专业委员会曾发表过三份重要的宣言，表明了当代的博物馆管理者必须善于与公众沟通，而不能仅仅与同行或教科书交流的这种发展趋势。并且，在博物馆社会正义联盟宪章中也写到要为所有人争取到进入博物馆的权力。当然，文章中提到的博物馆只是众多此类博物馆中的一些代表，若是真正要做到博物馆与公众沟通，还需要更多方的努力与支持。
来源：图文转载自国际博物馆杂志公众号（museumi）
原标题：在人权博物馆中分享他们的权利
编辑：言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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