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8日，由北京鲁迅博物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共同合作举办的“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青年学者沙龙”在北大红楼成功举办。会议从公众考古学发展、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遗址类博物馆／纪念馆展示、历史街区与社区营造，以及新媒体平台下的传承与创新等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期对文化遗产在当时代下的传承与保护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提供新的思路。
2018年，为了发挥跨时代群体在文化遗产知识传承中的重要性，更好地向公众传播文化遗产的知识以及宣传遗产保护的意义，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将国际古迹遗址日的主题确定为“遗产事业 继往开来”（Heritage for Generations）。本次沙龙在呼吁遗产保护精神代际传承的同时，把目光聚焦在青年一代的身上，通过不同领域不同代际的遗产保护学者的理念和经验与理念分享，强调青年学者在遗产保护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倡导为遗产事业增加更多的活力。
主题发言1中国公共考古学的回顾与反思首都师范大学讲师 范佳翎
公众考古是基于考古学发展起来的分支学科，着重于考古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利用，与文化遗产的关系可以说十分密切。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范佳翎老师首先介绍了公众考古学在西方和中国的起步，并在一定的历史情境下分析了中国公众考古学的发展与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联系。
从19世纪起，伴随着全球殖民扩张的步伐，西方的考古学在世界各地都有了实践与研究，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学诞生了。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考古类专业机构和大学专业教育的设立，使得这个行业逐步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另一方面也使得这门科学有了专业性、排他性和不可挑战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和社会思潮的涌动再次对考古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族群要求独立、个体要求平权、后现代主义的学术批判思潮开始兴起，对知识权利、治理术和话语权的反思冲击了传统学术的权威性和排他性；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基建使得考古遗产受到很大威胁。同时，大众开始对考古遗产和考古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种兴趣开始体现在方方面面，由此，考古学领域开始反应与思考，包括公共考古学的方向、方法与研究思路，更多地开始将考古展示给公众、与开发者合作，以及文化资源管理的实践与研究。
与此同时，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随着“西学东渐”，中国的公众考古学开始有了一定的研究与尝试，但是受当时社会历史和古史辩派的影响，发展非常缓慢。建国初期，在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下，“人人参与”的理念一定程度上干预到了考古学的研究。随后，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使得考古遗产的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世纪之交前后，中国的学者开始逐渐意识到公众考古对于了解民族历史、建立文化自信与认同感的意义，以及学术研究对于建设公共知识体系的重要性，并逐步倡导理性思考与观念引导，此后，考古学开始逐渐从权威性走向民主参与性的研究与实践。
范佳翎老师认为，公众考古学和文化遗产的保护的发展从诞生之日起便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在这样的过程中，二者都需要以包容的心态去不断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无论是研究的内容、范围还是方法，都应该随着社会状态和思潮的变化而更新和扩充，从整个社会思想史的角度去思考它的发展与时代之间的联系。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王喆
世界遗产是整个全人类的财富，所以对文化遗产的解读应当放在世界性的语境下进行，而对文化遗产的讨论同样也需要回顾过去、不断反思并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
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建立，1985年，我国正式加入公约，到2017年，中国已经有了52个世界文化遗产，涵盖了各个种类。而在申报的过程中，新的问题不断涌现，新的遗址种类开始收到更多的关注与保护诉求，文化遗产申报的工作不再仅限于申请报批，更重要的是后续的定期检测与管理维护。
王喆老师在发言中表示，在文化遗产保护与理念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社会的变化，新的遗产类型层出不穷，虽然公约修改的可能性较小，但是这些遗产同样应当受到公约的保护，除了建立相应的平台进行管理保护外，还需要管理层进行严格管控，强化检测与文化旅游管理利用，不断增强保护措施，这一点毋庸置疑。
北京鲁迅博物馆 秦素银
遗址类博物馆管理以及在保持历史原状的情况下进行展示，一直以来都是遗产管理工作的重要方面。来自秦素银老师在分享中，介绍了北大红楼即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历史、建设、展览设计与展示工作。
在介绍中，秦素银老师表示，对遗址类博物馆的展示首先在于遗址的意义和历史原状陈列物品当时的使用环境与背后的内涵，这就需要基于博物馆对遗址本身的扎实的研究，此外，还需要研究观众的参观需求和心理，从而做到更全面的展示与利用。
北京城市规划研究院 赵幸
如何让活态的遗产在当代社会中继续发挥它的社会价值，是文化遗产保护一直关心的热点问题。北京城市规划研究院的赵幸老师以史家胡同的保护规划为例，介绍了北京的老胡同和历史文化街区的创新保护模式，在结合历史街区保护、公众参与和社区营造的思路中进行保护设计规划。
从2008年开始，史家胡同的规划保护开始实施社区试点的责任规划师制度，与居民一起探讨社区中的改造方案，逐步建立改造的信心和积累技术方法。在这一过程中，建立了史家胡同风貌保护协会，将自上而下的规划和自下而上的改善相结合，结合多方力量参与到保护规划的共同建设中，逐步形成相对完整的机制和技术方法，进一步提炼理论和政策，并尝试性形成北京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和推动社区营造的实践依据。
赵幸老师在分享中表示，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需要建立一个共同城市的理念，让居民和社会力量认识到城市是需要大家共同建设的。遗产保护规划是一个切入点，提供了整合社会资源的平台，而更重要的在于调动社区的内生力量，共同营造社区发展的“新梦”。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王思渝
新媒体作为现下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面向公众、面向未来的创新方面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北京大学“源流运动”创始人王思渝博士以“源流运动”的栏目内容和线上线下活动为例，介绍了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新尝试。
在一个思想自由交流开放的社会环境下，文化遗产不再是一个老旧死板的东西，它面临着新的机遇，而更新传播方式与内容就显得非常重要了。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属于中国的文化遗产到底有哪些？我们想要传播什么？应当如何表达？根据王思渝博士的介绍，在这一过程中，源流运动想要做到从宏观层面建立传统文化与当下社会的联系，把考古所带来的只是体验融入到更多人的日常生活中去，不仅仅是简单传达古代的文化，更多地是将资源进行整合从而对现代人的生活产生影响，并在此理念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系列的活动与尝试。
王思渝博士指出，文化遗产的传播从前是基于不同人的理解和操作，事实上，应该有更多交流的机会和展示的空间来进行整体的发展，并以此为契机，让更多的现代人对文化遗产产生兴趣，共同寻找一个没有失去记忆的“远方”，追寻生命的美。
讨论环节圆桌讨论
主题发言结束后，与会嘉宾们就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老传承等相关话题进行了探讨，李季老师在分享中表示：考古与遗产保护首先需要我们对自己有清晰明确的定位，了解自己在当下社会发展过程中体现出的价值，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与趋势，不断更新对文化遗产的解读方式，在迎合大众需求的同时也要保持清醒的学术认知与态度，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普及与传播。
随后，嘉宾们与现场观众展开了热烈讨论。
就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而言，一方面，“无主”的遗产（如考古遗址）如何与当代构建联系；另一方面，更接近所谓“活态”概念（如传统村落）的文化形态如何在有传承人的情况下进一步实现遗产的当代性。以及遗址类博物馆和遗址规划机构如何通过不同方式致力于遗产的当代传承，新的媒体环境下如何将文化遗产与人们的生活建立密切的联系，这些都是文化遗产保护在当下必须考虑的问题。而青年学者的不断探索，也体现着新一代为遗产传承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的不懈动力。
部分资料来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源流运动团队
作者：闲凝眄
编辑：西北锅巴#西北锅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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