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百年 | 文物南迁的隐秘与伤痛

弘博网 2021-09-27

上一期，我们选取并整理了中国博物馆的“初创时代”，然而发展之路道阻且长，不久之后，抗日战争爆发，十余年的动荡对于新生的博物馆事业无异浩劫。漫长的南迁由此而始，流离颠沛给整个时代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

1933年1月，日军进入山海关，华北屏障失守、局势险恶，故宫作为重要的文化宝库，此刻全然暴露、危如累卵。面对北平随时可能失守的危险，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自1月31日起将故宫所藏文物分批装箱运往上海，并由国民政府指令北平市政府及交通部门全力协助，以求完成故宫文物南迁计划。

然而南迁计划开始并不顺利，计划既出，引发一片哗然，随之反对之声迭起。正值人心惶惶之际，故宫的南迁无疑是给濒临涣散的民心一记重击，不利于社会稳定，在险境下长途运输的风险亦不可估量，且古物一散不可复合,南迁必将造成文物失散……种种隐忧浮在人们心头，鲁迅为反对故宫文物南迁还专门赋诗:“阔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留下，可稳民心，但危机一日胜过一日；迁出，易散难聚。无论是去是留，大量且宝贵的文化财富都不能够成为战争的赌注。对此，南京《救国日报》发表《为迁移故宫古物告政府》一文，“故宫古物，若不迁移，设不幸北平被敌人占领，将古物劫夺而去，试问中国将何法以恢复之，行见中国文明结晶，供敌人战利品，可耻孰甚”，支持文物南迁。文物不能再生，数千年的文化精华万不能毁于日寇，南迁此时已势在必行，而此事非同小可，宜早做筹谋，尽快付行。

1933 年 2 月 5 日晚，故宫博物院第一批文物自太和门搬出，自此开始了艰辛坎坷的旅程，至 5 月 15 日运走文物 5 批，共 13427 箱又 64 包精品文物迁址保存。这批文物在上海暂存之后，于1936 年开始分 5 批迁入了专门新建的南京朝天宫库房。故宫博物院为此成立了南京分院。

故宫文物南迁路线图

好景不长，“七七事变”爆发，8 月 13日，日军轰炸上海，南京告急，文物告急。根据战时文物宜散不宜聚原则，南迁文物分“南线”、“北线”、“中线”共 3 批向西迁移：80 箱文物走“南线”，经长沙、贵阳，1938年抵安顺，1944 年 12 月接运到四川巴县；7286箱文物走“北线”，经宝鸡、汉中、成都，1939 年 7 月抵峨眉；9369 箱文物走“中线”，经汉口、宜昌、重庆、宜宾，1939 年 7 月抵乐山。

1937年12月，日军开始进攻南京，这批文物又被迫踏上了西迁之路。12 月 9 日，马衡、徐森玉、欧阳道达等押运第三批“中线”文物，随英国轮船“黄浦号”驶离浦口码头，将文物分别运往贵州安顺“华岩洞”( 后运往四川巴县 )、四川峨眉和四川乐山。2900 多箱来不及运走的文物，滞留在南京。

“南线”的 80 箱文物非常珍贵，包括甲骨文、钟鼎、碑拓等，起先存放在湖南大学著名的岳麓书院。然随即接到消息，日军将在近期大规模轰炸长沙，文物再次紧急向贵州转移；而 “北线”装运文物的列车在郑州即遇日军猛烈轰炸，存亡旦夕。

流转的文物在大量流血和牺牲的路途中一路颠沛，而护送它们的人在战火中坚定守护，正如《故宫守护队队歌》所唱的那样，“巍巍故宫，古物攸同。瑰姿玮态，百代是崇。殷盘周彝，唐画宋瓷。亿万斯品，罗列靡遗。谁其守之，惟吾队士；谁其护之，惟吾队士!”

1945 年，日军投降。巴县、峨眉、乐山三地的文物被集中到重庆，于 1947 年回到南京，重新存放于南京朝天宫库房。

然而，解放战争即将结束之时，国民党败退台湾，命庄尚严、那志良、梁廷炜等故宫人分 3 批带走了总计2972 箱文物，占南迁故宫文物总件数的 22%，从此两地相隔，诸多离愁与遗憾，尽付浅浅海峡。

1960 年，故宫博物院撤销了南京办事处 ( 南京分院 1954 年改为此名 )。经北京市文化局 ( 当时故宫归北京市领导 ) 和国务院文化部批准后，故宫与江苏省文化局签订了《故宫博物院南京办事处移交接管协议书》。文物开始陆续回到故宫。

尽管有诸多遗憾，我们仍当看到故宫文物南迁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故宫文物南迁的成就，是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壮举，也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是抗战时期文化、教育西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程也赋予了故宫文物特殊的历史价值。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任何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及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往事堪回顾。叹陆沉，国之瑰宝，烽烟南渡。万里间关箱过万，黔洞川途秦树。说不尽，几多风雨……”

——郑欣淼《贺新郎·在台北故宫怀文物南迁》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