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时期，博物馆又该如何适应环境、服务社会？

弘博网 2021-09-26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博物院杂志 Author 谢雨婷

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图书馆界发动的“胜利图书运动”广为人知，而同样作为服务社会的知识机构，博物馆在战时的表现和作为却罕为人知。

史密森协会在灵活调整适应战时社会与环境的同时，充分利用自身在知识、科研、收藏、展陈等方面的人力物力资源优势，主动根据军方和社会公众的需求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对战时这一特殊时期博物馆工作与服务内容进行梳理，有利于进一步探讨博物馆机构的特质与可塑性，理解博物馆与社会的互动机制。

史密森协会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对日宣战，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美国几乎在一夜之间转入战争状态。

公共图书馆在美国图书馆协会（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ALA）的组织和帮助下，成立了图书馆战时服务部，征集了大量图书和报刊，募捐了数量不菲的资金，发动“胜利图书运动”（Victory Book Campaign），为海内外美国士兵提供了逾千万册图书。不仅为二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也获得了美国民众和政府的广泛赞誉，提高了公共图书馆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史密森协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成立于1846年，根据英国启蒙运动学者詹姆斯·史密森（James Smithson，1765-1829）先生的遗赠和遗愿“机构以史密森协会的名义成立，推动知识的增长和传播”设立。目前拥有19家博物馆和1家国家动物园，是美国和世界上最大的集博物馆、教育和研究为一体的综合性组织，旨在通过保护遗产、发现新的知识并与世界分享自身的资源，服务未来。

本文通过史密森协会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年度工作报告》（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以及战时的特殊出版物等相关一手资料，尝试梳理博物馆的“战时服务”。

博物馆是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机构。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史密森协会的日常工作和社会服务不可避免地受到战时社会的影响。

员工离职参军或赴战争部门工作，人事变动频繁，在职员工的工作量增加

科研项目被迫调整或中止、长途的标本采集活动被迫减少或放弃

受交通等因素影响，博物馆接待观众数量较战前明显下降（表1）

馆舍、藏品和人员的安全受到威胁，博物馆安保方面的投入增加

表1 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国家博物馆（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Museum）

年观众接待量统计表

（根据史密森协会1941-1946年工作报告整理）

注：尽管总体水平低于战前，但随着战况好转，观众接待量在战争后期呈增长趋势

尽管如此，面临诸多困难的史密森协会仍然在战争伊始就确立了“充分利用一切资源为国家赢得战争服务”的工作宗旨。不仅鼓励员工个人参军、直接参与国家科研项目，而且支持博物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利用知识、科研、收藏、展陈、出版等优势充分发挥服务社会、教育公众的机构职能。

统筹资源，指导工作

珍珠港事件爆发仅一个月后，史密森协会的秘书长查尔斯·艾博特（Charles Greeley Abbot，1872- 1973）建立了战争委员会（War Committee）。史密森协会的主席、人类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以及编辑部主任构成了战争委员会的核心成员。

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战争委员会都充当着史密森协会服务战争的指挥官，其工作主要涉及四个方面：

梳理协会资源，结合需求部署工作

委员会充分了解协会内每位员工的资质、行程与掌握的特殊知识技能，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份包括近100名科学家信息的花名册，以供军方咨询参考，调整史密森协会的工作内容并确立重要科研项目。

与其他科研机构团体广泛寻求合作

其中最重要的合作是在1942年联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CLS）等学术团体和机构成立民族地理学委员会（Ethnogeographic Board）。其在战时为军方提供了所需的大量信息，扮演了“票据交易所”（Clearing House）的重要角色。

促进史密森协会与军方的关系

战争委员会鼓励海军情报部门通过非正式、更直接的渠道联系史密森协会的专家，确保了协会在“瞬息万变”的战时能迅速回应军方的需求。

指导员工平衡工作

战争委员会提出“优先出版与战争相关的研究”和“战略地理区域”，以此推动员工在博物馆日常工作与支持国家战争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

积极应对，适应战时

收藏是博物馆的核心价值，博物馆因收藏而实践与其他文化机构不同的社会文化活动，在动荡的战时，确保藏品安全更是博物馆的首要工作。

吸取欧洲博物馆在一战中藏品损失惨重的教训，史密森协会的博物馆从1941年开始陆续将总重超过53 吨的珍稀藏品从首都华盛顿转移到其他安全城市，直到1944年潜在的不安全因素完全消失，才完好无损地运回。被转移的藏品中包括成千上万件哺乳动物、鸟类、鱼类、昆虫、植物等自然标本，也包括最早的星条旗、乔治·华盛顿的工具包等众多代表美国在历史上取得胜利与争取自由的“物证”。

此外，美国国家博物馆、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等都通过为员工开展定期的安全培训、面向观众举办安全讲座、制定紧急措施、开展防空演习等，确保馆员、观众、藏品和馆舍的安全。

由于战争，国内外交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通过传统方式采集和运输新藏品变得更加困难，新入藏的藏品数量因此大大减少。

鉴于此，博物馆一方面充分利用军方的资源与途径，编写了《自然史收藏家指南》（A Field Collector’ s Guide to Natural History）指导海外士兵采集自然标本。据统计，美国国家博物馆在战时收到来自军方采集的标本数量达到上千件，其中相当比重的标本属首次收藏。另一方面，博物馆率先践行“收藏当下”的理念，将收藏的重点转向战时出现的特殊物品。

服务战时

拥有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众多科研人员与丰硕的科研成果积累，是博物馆在战时最突出的优势。在史密森协会看来，按照陆军、海军以及战争部门的要求提供科研成果与智识信息是其最大的贡献。战争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仅仅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史密森协会就收到了超过2000个来自军方的信息需求。

除直接参与军方项目外，博物馆还在擅长的领域为军方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美国国家博物馆将野外考察的重点转移到战事相关的领域，配合美军寻找战争所需资源、整合标本地图。

博物馆的昆虫学家与军事医疗单位合作，培训卫生人员，并确定哪些昆虫和动物携带疟疾、寄生虫病、血吸虫病等，如1944年博物馆就收到了军方发回的亟待鉴定的1万多只蚊子。

以东亚收藏和研究著称的弗利尔美术馆为军方翻译了大量来自中国和日本的资料，其中包括5000多个中日地名的翻译。

根据美国国家博物馆的统计，战时参观博物馆的士兵数量占观众总数的25%-35%。史密森协会制定了一套服务现役士兵的参观计划，为士兵免费发放博物馆的宣传页和展览的明信片。

博物馆纷纷调整开放时间，在周日全天开放，增加专场活动，提供特殊服务。国家美术馆自1942年6月开始尝试在周日晚上开放，展览从下午2点开放至晚上10点，周六为士兵提供专场参观导览等。

博物馆的音乐会在社会赞助下持续为受伤的士兵送去表演，为士兵提供的供休闲学习的“士兵房间（Servicemen’s Room）”也颇受欢迎。弗利尔美术馆还通过讲座筹集资金，为战场上的士兵送去圣诞礼物。

服务社会、教育公众是博物馆最基本的职能。在战时博物馆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国家战争，充满战时色彩的公众教育成为这一时期博物馆社会服务的特色。

在尽可能维持基本展览与日常讲解服务外，史密森协会各博物馆纷纷举办战时特展，开展战时公众教育。美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军事相关的机械操作展览。国家美术馆举办了“美国艺术家对战争和防御的记录”与“从事生产的士兵”画展等展览，均大受欢迎。策展部门也围绕特展举办主题讲座并编印宣传册，相关教育活动的参与人数也成倍增长。

普及知识，智援军方

太平洋战争期间，主动根据公众和军方的“动态”需求、充分利用机构的知识优势、精心编写出版的数百万册图书是史密森协会最骄傲的贡献。

史密森协会从1942年6月至1945年间共编写出版了21期关注太平洋地区的《战争背景研究》（War Background Studies），不仅促进了公众对战争的认识，也为军方作战提供了有价值的知识参考。

与战情联系密切是《战争背景研究》最突出的特点，伴随战争的推进，每期均由一位史密森协会的相关领域专家编写，保证了内容的专业性与高质量。如《远东文明的起源》（Origin of the Far Eastern Civilizations: A Brief Handbook，1942）的作者是曾多次赴亚洲考察的弗利尔美术馆副馆长、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毕安祺（Carl Wrighting Bishop，1881-1942）。因此，一经发行即受到公众与军方的热烈欢迎，截至1945年总发行量达到632225册，发放给服役士兵的复印册数量更庞大到无法统计。

当战争进入占领阶段，如何让闲暇的时间变得有趣和丰富，成为这一时期士兵们的突出需求。史密森协会适时编写出版了口袋大小的《自然史收藏家指南》（ A FieldCollector’s Guide to Natural History），鼓励并指导士兵在闲暇时探索自然，并将有价值的标本带回博物馆，可谓“一举两得”。

与此同时，军方开始向史密森协会订购其他出版物来对士兵进行不同领域的教育，截至战争结束时，出版物的订购总量已超过625000册。

此外，1944年，史密森协会博物馆的专家们在短短三个月内为海军编写了第一本军队生存手册《在陆地和海洋上生存》（Survivial on Land and Sea），至战争结束时在军队中发行近100万册，数百万名士兵从中受益。

博物馆的产生和被使用总是适应各种各样的社会需要，博物馆存在的价值也源于对社会需求的回馈。太平洋战争时期，“赢得战争”成为整个社会的最高目标与突出需求。

在战争来临之际，史密森协会的博物馆积极调整工作重心，适应战时特殊环境，保障了人员与藏品的安全，守护了国家和社会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史密森协会充分发挥博物馆的资源优势与潜力，不仅为前线的军方提供亟需的知识信息，为士兵提供休闲服务，也为“后方”的社会公众普及战争背景知识，让公众了解战争，支持战争。

战后，博物馆在美国的社会地位显著提高，越来越多的公众走进博物馆、支持博物馆，博物馆的数量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达到战前的两倍多。

美国史密森协会的博物馆在危机情况下“利用优势，服务社会需求”则最为集中和优先体现了作为公共服务机构的博物馆最核心的存在价值与使命。相比之下，处在和平时期的博物馆在面对来自其他社会机构、媒体与科技的冲击与挑战时，更应该充分发掘机构潜力，利用在智识、科研、收藏、展览等领域的优势，与时俱进，积极回应社会需求。

本文改编自《太平洋战争时期史密森协会的“战时服务”》，原文刊载于《博物院》2018年第6期（总第12期）。作者：谢雨婷首都师范大学。

《博物院》杂志2018年第6期

《博物院》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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