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惜！考古界又痛失一位大师！
刘绪先生
昨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著名考古学家刘绪老师，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9月26日0时43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刘绪先生，1949年2月生于山西广灵。197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本科毕业。1983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同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曾任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副院长、院党委书记。主要从事夏商周考古研究，任教期间曾开设“夏商周考古研究”“中国考古学”“考古学通论”等课程。参与和承担天马-曲村遗址发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要课题。
2017年6月，刘绪先生于行唐故郡二号车马坑现场（常怀颖供图）
刘绪老师真诚善良，品德高尚，严于律己，尊师爱道，深受学院师生爱戴和全国同仁尊重，是考古学界公认的“第一好人”。
刘绪：考古学系的“第一好人”
文/朱佳艺 陈琳琳
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提起刘绪教授，大多数同学都会有种亲切感，“那可是我们系‘第一好人’”。走进会议室，这位年过花甲的退休教授、曾经的学院党委书记精神矍铄，炯炯有神的双眼饱含着一位长者的亲切。“我普通话不好，你们可要认真听噢！”刘绪幽默地说。带着些微的山西乡音，刘绪将他的事业与人生思考娓娓道来。
刘绪（右侧）和李伯谦（左侧）2011年在湖北随州
“误入”此路，坚守此生
刘绪走上考古之路，颇有“误入”的成分在其中。1972年，正在山西北部一所县城高中就读的刘绪作为一名“工农兵学员”报考北大。由于他所在的县城被分到的招生指标是化学系的，刘绪也就认为自己将会走上化学之路。然而，在通过重重笔试面试被北大录取之后，刘绪却被告知，他的专业变成了考古。原来，招生老师考虑到考古比较难学，需要文化水平较高的学生，就把他和外县一名分配到考古专业的初中生“对调”了。谈到这段经历，刘绪笑称是“糊里糊涂走到北大，糊里糊涂上了考古”。然而，一迈入燕园，他就不再“糊涂”了。严格而和蔼的师长前辈、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考古学的无穷魅力，让他很快坚定了从事这门学问的决心。这一决定，就是30多年兢兢业业的教学、科研生涯。
刘绪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夏商周考古，旧石器时期和北朝也有所涉及。在从事考古工作的岁月里，刘绪参与过许多大型的遗址发掘课题，如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周原遗址和琉璃河遗址，他都是从始至终做下来的。虽然课题范围很广，但刘绪在治学上从来都是扎扎实实、一丝不苟。“刘老师对夏商周的每一段都写过文章，每篇文章都非常扎实。”他的学生常怀颖回忆说。
2012年11月，刘绪先生于考古文博学院图书馆整理苏秉琦先生笔记（陈冲拍摄）
在考古生涯中，最让刘绪激动的，莫过于在田野考察时有重要的发现。这种激情支撑着他走过了一个又一个与考古相伴的春秋。无论是日晒雨淋的辛苦，还是枯坐板凳的寂寞，都不能让他离开热爱的考古事业。不过，刘绪平生之中也有过一次动摇，那是在1988年，刘绪随北大考古队来到天马-曲村遗址，同行的还有另外一位北大考古专业的老师徐天进。在墓葬发掘的过程中，徐天进所在的发掘点突然出现了塌方，同学们整整挖了20分钟才把他抢救出来送到医院。当时，刘绪和徐天进同住一个宿舍，他赶回宿舍为徐天进拿换洗衣物。走到宿舍门口，看到徐天进出门时换下的一双鞋，刘绪心中突然很不是滋味。这是他第一次距生命危险如此之近，退出的念头就在那一刻闪过脑海。所幸，徐天进被成功地抢救过来，他也就抛开那个念头，继续投入紧张的考古工作。“我看徐老师活得挺好，我也就干下来喽！”刘绪以他一贯的轻松幽默风格说道。那是他唯一一次萌生退意，之后再也没有过。
情归汾水，缘定太行
刘绪是山西人，他平生的研究工作也主要围绕着太行、汾水之间的那片大地展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
1976年，已经本科毕业、时任山西省考古队副队长的刘绪参加了社科院考古所组织的山西下川遗址的发掘。山西下川遗址代表着旧石器时代晚期后一阶段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石器文化。1977年前后，刘绪还参与发掘过位于大同城北部的方山永固陵。这些都是他考古生涯早期的重要工作。为了把考古工作做得更好，刘绪决定在专业上进一步深造。1980年，他考取了北大考古专业的研究生，师从邹衡先生读硕士。在燕园读了两个月书之后，刘绪就作为一名实习生，跟随考古队赶赴山西的天马-曲村遗址进行发掘。
2008年6月，刘绪先生于曲村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发掘现场（常怀颖供图）
天马-曲村遗址的发掘工作，是刘绪考古生涯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天马-曲村遗址位于山西省曲沃县曲村镇，涵盖了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层、龙山文化层、夏文化层、西周到战国文化层及秦汉元明文化层，还包括大面积的晋侯墓地和10000余座西周至战国古墓葬及车马坑，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从1980年到1993年，每隔一年，刘绪都会到那里实习，一开始是作为学生，留校后就作为辅导老师。长达13年的发掘使得天马-曲村遗址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发掘时间最长的遗址。而在这一遗址多年的发掘过程中，刘绪也在亲身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对山西大地的古代文化有了具体而详尽的了解。距刘绪初次赶赴天马-曲村20多年后，关于该地考古发现的四大本报告出版了。这套8开本的报告凝结着一代考古人在山西大地上的心血，被誉为“新中国考古学出版物的典范”，还曾在日本获奖。其中，第一本就是刘绪编写的。
谈到山西，刘绪的话音中充满了亲切的感情。他告诉记者，“山西这个地方比较特殊”，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得该地在保存文物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就地上文物来说，山西的古建筑全国最多，最早的古建筑——唐代的五台山佛寺也在山西。全国各省的地下文物也数山西保存得最好。比如，当下盗掘文物的现象空前猖獗，可最近几年在山西发现的几处周代墓地都保存完好。为了防止墓葬被盗、保护珍贵文物，国家文物局批准了对这几处墓葬的发掘。说到这里，这位老考古人的话里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
世纪之交，国家文物局决定编写《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刘绪被安排写作其中的《晋文化》分册。当年在天马-曲村遗址积累的丰富材料，以及多年来研究、阅读、思考的成果终于倾注笔头，成为他著书的源流。“所以，我写《晋文化》，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刘绪笑着总结道。
2014年5月，刘绪先生于办公室（张林拍摄）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在研究生阶段，刘绪就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教学辅导工作。从带领1978级的学生进行毕业实习开始，他已走过了30多年的教学生涯。每一年，刘绪都是这样度过的：半年在学校开课，半年在田野带学生。不知不觉，他的学生已有三十多届。
刘绪开的课程很多，既有面向本科生的“夏商周考古学”、“中国田野考古学”与“考古学通论”，又有研究生课程“夏商周考古研究”、“夏商周考古前沿”和“考古学方法研讨”等，最多的时候一年开三门课程。刘绪的授课风格既生动又严谨，同时还很幽默风趣，让学生们印象深刻。在带硕士生、博士生的时候，刘绪以“认真细致”与“温和亲切”两大特点闻名。他生性温和，从不严厉批评学生。而在培养他们学术能力的时候，他又极其认真，甚至会去核查学生论文的注释有没有错误。在学生的眼里，“刘老师既如父亲一般可敬，又如朋友一般可亲。”
刘绪先生
由于考古专业的特殊性质，师生经常要一起外出做田野工作。出门在外，刘绪对学生的细心照料，也成为了许多人的温暖回忆。坐火车的时候，同行的队员中如果有女生，他一定会想着在火车站买些瓜子之类的零食。如果是在夏天坐卧铺，由于火车内冷气开得比较大，他会在夜间起来看看大家有没有盖好被子。令学生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琉璃河田野发掘的时候，刘绪犯了胃出血，到乡里的诊所看病。在休息的时候，他突然想到几名同学住的房子还没有玻璃，赶紧一个人偷偷“溜”出诊所给同学配玻璃。这件事感动了整个考古系的学生，刘绪也在当年以第一名的票数被评为北大“十佳教师”。
三十年过去，出自刘绪门下的硕士生、博士生共有27名。这27名学生目前都工作在考古一线或与考古相关的行业，无一转行，这与刘绪的悉心教导是分不开的。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刘绪还是学生的时候，他的老师们就评价他说“刘绪是一个公认的老实人，也是（同龄人里）做学问最踏实的人。”严谨的学风与可敬的品格也让刘绪在考古文博学院里赢得了“第一好人”的美誉。
心系发展，寄语院庆
谈到北大考古90年的发展历程，刘绪感慨地回顾起北大考古学悠久的历史：早在1922年，北大就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考古学研究室。上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的时候，北大也是全国各个大学里最早设立考古专业的高校。“今天，许多大学的考古专业和许多的地方考古所，都有着北大考古系的血脉。”刘绪略带自豪地说道。不过，虽然北大考古系“起步最早”，但目前许多其他的学校也积累了不少科研经验。面对这一现状，刘绪清晰地看到了北大考古系面临的严峻挑战：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考古学涉及的内容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受客观条件所限，北大不可能在方方面面都领先，“一家独大”的局面已被打破。
刘绪先生
面对这一挑战，刘绪提出了两个发展构想：一是“不求全部，但求较多”，北大的考古研究虽然不能面面俱到，但要保证“在较多、较主要的方面”领先。刘绪认为，尤其要注重田野考古，“这是整个考古学发展的根基”。二是“走出中国，面向世界”，如今做学问是有世界性的，北大的考古不能“关起门来自己欣赏”，而要努力走出去，“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在这里，刘绪特别强调外语的重要性。他建议今天的年轻人不管学哪个专业，一定要打好外语的基础，这样才能“让学问走出国门，与世界进行对话。”
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前景，刘绪是乐观的。“考古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关注了。如今，中国的考古学蒸蒸日上，国际上对中国考古也越来越看重。”对于公众考古这一最近很“热”的问题，他建议加强社会的正确宣传、正面引导，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向公众普及考古学的知识。
刘绪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