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博物馆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博物馆价值研究述评
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给博物馆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国际博物馆协会的调查显示，博物馆的未来存在着普遍的不确定性，因此建议博物馆争取财政支持以保持稳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2020）。博物馆应当如何应对以获得可持续发展?可能的方式之一就是阐明博物馆的价值和必要性，明确博物馆在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化建设中的意义。博物馆价值问题的探讨并非只是为获得财政支持的权宜之计，更有助于博物馆反思与评估自身的目标和工作。那么，当代博物馆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价值？
01博物馆的价值之争：工具价值还是内在价值？
博物馆价值问题并非全新的议题，相关研究在20世纪后期就开始出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危机迫使大多数西方国家削减了文化预算，同时也确立了更严格的问责制度，以确保资金被恰当使用。经济问题促使博物馆等非营利性文化机构阐明自身的价值以获得持续资助。因此，相关领域的机构和学者进行了众多研究以证明博物馆的社会作用，包括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城市复兴、促进社会包容、提升人民健康等。
约翰·迈耶斯卡夫（John Myerscough）在1988年出版的专著《英国艺术的经济意义》中，选择了英国的三个地区——默西塞德郡、大格拉斯哥和伊普斯维奇展开调查，评估艺术对英国经济的贡献，其中涉及到的产业包括博物馆、美术馆、剧院、音乐行业等。研究发现，艺术是维持区域经济的有效手段，其中，博物馆和美术馆的社会接触面更广，能够吸引更多来自外地的观众和游客（Myerscough，1988）。2015年，英国艺术理事会针对英国所有博物馆进行经济价值衡量，包括博物馆运营产生的直接经济贡献（收入、产出、就业等）以及博物馆从其他企业采购商品和服务（法律服务、安全保障服务等）而引起的间接效应（Tuck & Dickinson，2015）。几乎同期，美国博物馆联盟也委托牛津经济学院进行研究，明确量化了美国博物馆的经济贡献，凸显了博物馆在就业、工资、税收和GDP方面的重要性（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2017）。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研究关注博物馆在面对社会歧视（Sandell，2002；2012）、人民健康（Dodd & Jones，2014；2018）等社会问题时的作用。
这些研究倾向于将博物馆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推进器，凸显出了博物馆的“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即“将文化事业和投资作为一种手段或工具，以达到在其他领域的目标”（Vestheim，1994）。当前许多西方博物馆所投身的领域，如应对人类疾病、降低社会偏见等工作目标显然属于上述工具价值的框架之内。相较于历史内涵、艺术审美等功能，工具性价值更易于衡量，有助于博物馆向公众证明自身的作用，也更易获得资金支持。
左：麦德林记忆博物馆工作人员在运送食物，帮助社区渡过疫情难关
右：美国康纳派瑞历史博物馆推出针对阿兹海默症患者的项目
但是，工具价值的重要性是具有争议的。一些观点认为，对于工具价值的强调能够加强监管，促进文化部门对于自身价值和职责的再思考：
文化政策对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提出工具性的要求，有助于激发相应的积极反应，促使文化机构担负起对公众阐述价值的责任。（Belfiore & Oliver，2007）
工具性是文化政策的一部分，而博物馆的工具价值也一直以来都存在。（Gibson，2008）
然而更多的学者认为工具价值源自于权力部门的施压，会造成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核心使命的转移。他们质疑相关政策在破坏艺术和文化，甚至认为许多关于艺术文化之社会作用的声明是有所夸大的（Mirza，2006）。而在此环境下，博物馆可能会因过于明确的社会目标而变得“习惯于按照工具主义政策的要求阐明它们所能提供的东西”（Selwood，2010）。
对于工具价值的质疑引出了另一个概念——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更能代表文化核心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阿德里安·埃利斯（Adrian Ellis）指出过于强调文化的社会和经济目标导致了“文化内在价值被低估的环境……更为古老和崇高的目标被忽视，例如培养文化情感、人类精神和道德判断”（Ellis，2003）。凯文·麦卡锡（Kevin F. McCarthy）赞同此观点，认为“（工具性的）论据忽视了艺术为个人和公众提供的内在效益”（McCarthy，2004）。尽管埃利斯、麦卡锡等人都提倡文化机构还原文化本质，强调“内在价值”，但是他们都没有对此术语进行详细解释。
综观上述文献，能够发现目前西方有较多的研究阐明博物馆的社会影响与价值，相关争论主要集中在博物馆的“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孰轻孰重之上。然而，关于“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的确切含义，乃至博物馆价值的定义、分类体系等基础问题却研究甚少。
02博物馆价值分类研究
上述价值争论的表象之下其实隐藏着一些更为本质的问题：博物馆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内涵何为？两者是否能够代表博物馆的所有价值类别？
一些学者试图从分类学的角度梳理上述问题，其中的代表人物有约翰·霍顿（John Holden）与卡罗尔·A·斯考特(Carol A. Scott)。霍顿首先对“价值”进行了定义——“价值是人（拥有各种预先存在的态度、信仰和知识水平）和实物或者经验之间的互动”。他超越了价值二分法，将文化价值分为工具价值、内在价值和机构价值（Institutional value）（Holden，2006）。
工具价值与文化的辅助作用有关，被用于实现社会或经济目标。它们经常（但并不总是）被用数字来表示。
内在价值是与文化给人们带来的在心智、情感和精神上的主观体验相关的一系列价值。
机构价值是机构在为公众创造价值的过程中所采用的过程和技术。
在此，机构价值是霍顿引入的新术语，它是通过机构与公众的互动而创造的。例如，一个机构通过公共服务，增加了公众对于公共领域的信任，推动公民之间的信任和尊重，这都属于机构价值。霍顿指出，他所设想的机构价值类似于马克·摩尔（Mark Moore）在讨论公共管理时所提出的“公共价值”概念，其核心在于强调公众在价值判定中的作用（Moore，1995）。同时他提出，不同群体所关注的价值面向有所不同，比如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最关心工具性的经济和社会成果，但公众和大多数专业人士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霍顿开创性地建立了文化价值框架，解析了价值定义，而对框架中的具体价值内容没有展开研究。
斯考特在霍顿和其他学者的基础上，聚焦到博物馆领域，并进一步扩展了价值维度，将博物馆价值分为工具价值、内在价值、机构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些价值对于个人（Individuals）和社群（Communities）来说又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表1)（Scott，2009）。她认为个人主要通过工具、内在和使用维度感知博物馆的价值，而社群主要通过工具、内在和机构价值评价博物馆的效用。
表1 ：斯考特的博物馆价值分类
斯考特着重关注博物馆价值的分类，极大地细化了价值评判要素，然而对于更基本的价值概念着墨不多。她沿用了霍顿对工具价值、内在价值、机构价值的解析，但对新增的价值维度（使用价值）没有给出明确定义。事实上，它们是经济学常用术语,文化经济学家戴维·思罗思比（David Throsby）在解析遗产价值时曾对两者进行过剖析。他将文化遗产价值分为“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都隶属于经济价值，其中，“使用价值是指由（遗产）项目产生的所有可直接使用的产品与服务的经济价值”（思罗思比，2015），比如游客游览构成的直接消费体验；非使用价值是指即使对于不使用遗产的群体来说，遗产仍具有的价值，它由存在价值（Existence Value）、选择价值（Option Value）和遗赠价值（Bequest Value）组成：
01存在价值：
即使自己不亲身体验，但是依旧认为文化遗产的存在会对社会产生价值。
02选择价值：
人们希望在未来保持使用或享受某物的可能性，即使他们今天不使用它。
03遗赠价值：
将文化资产传递给后代的价值。
在思罗思比看来，文化遗产除了经济价值之外，还具有文化价值，包括审美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象征价值、真实价值（Throsby，2001）。他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二分法在文化遗产领域受到了广泛的接纳。而博物馆作为文化遗产最具组织形态的保存、管理与研究机构，与文化遗产的价值内涵有很大的重叠性，借鉴思罗思比的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斯考特所没有阐明的价值概念，有助于推动博物馆价值探索。
但是从价值研究的角度来看，霍顿与斯考特对价值现象的认知更为深刻，他们考虑到了价值的“利益相关者”，即明确价值是因人（立场）而异的，不同的群体会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价值判断。此外，用类型学的方式对博物馆价值进行细分，具有启发意义，能够为阐明博物馆的功能、目标和评估提供基础。而与博物馆工作成果评估和价值争论相比，西方博物馆的基础价值研究“热度”稍弱，文献数量不够充分，关于价值的定义、内涵、评估指标等问题还需要更为系统的探讨。
另一方面，博物馆价值问题也受到了部分中国学者的关注，但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此种讨论并不热烈。近年来，中国的文化事业费稳步增长，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也逐年上升，即使在经济遭受重创的的疫情期间，财政部2020年仍旧合计下达了30.8亿元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补助资金。中国国家财政对于文化领域的支持尚处于充沛的阶段，这使得公共博物馆显少对自身价值产生怀疑，通常认为其不言自明,因此相关文献数量稀少。梁华平在《略论博物馆价值及其开发》中提出“博物馆价值是博物馆活动作用于社会广度和深度的总和”。其具体可细分为馆藏文物的“本元价值”（文物本身的直观价值）、“复合价值”（进行加工后能够反映文物本质的价值）以及“馆储信息社会传播价值“（传播文物信息的媒介价值）。还有部分学者沿用了思罗思比的分类法，将博物馆价值分为 “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宋存洋，2012；王茜，2016）。这些文献注意到了博物馆的价值问题，但在价值分类方面尚未形成体系性的框架。
03总结与展望
博物馆价值研究的目的在于剖析博物馆的功能和效益，帮助从业者、政策制定者对博物馆工作有更深入全面的认知与评估。因此，博物馆价值分类无谓对错，但可以用是否能够指导实践去衡量合理性。当前斯考特等人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有利于描述博物馆贡献的价值框架，融合了来自于文化遗产、艺术、经济学、公共行政学领域的价值类别，多重视角拓展了价值认识的广度，但其中也存在着陷阱——不同学科对于“价值”的理解可能不同，进行价值分类所采取的标准也会有所差异，直接整合可能会导致价值类别存在交叉性和重复性，导致难以直接用于博物馆价值评估实践，这也是目前博物馆价值框架所存在的问题。
要建立能够切实指导博物馆价值评估的框架，还有待更为翔实的研究，需要剖析博物馆价值的内涵，完善博物馆价值分类，尝试建立完整的评估指标和机制并据此展开实践研究，从而使博物馆对于运营状况、发展方向、机构目标等工作现状有所把握，更好地应对不断发展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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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梁华平：《略论博物馆价值及其开发》，《中国博物馆》1994年第1期。
n 宋存洋：《博物馆价值最大化的实现路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
n 王茜：《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的博物馆价值研究》，中央美术学院,2016年。
作者：胡凯云，杭州师范大学会展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博物馆学。
本文整理自第五届博物馆学青年论坛发言；部分内容已发表于《东南文化》2021年第1期，题目为《博物馆价值研究辨析》，作者：胡凯云，严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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