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隽旸】 恐惧抑或默许？ ——斯巴达战前海洋战略再考（479-431 B.C.）
【摘要】 公元前475年的海洋战略辩论，勾勒出五十年期间斯巴达的雅典政策和海洋战略的基石，伊棠木战争前后雅典对斯巴达所形成的海上战略包围则表明斯巴达践行了其475年海权政策辩论的决议，对雅典权势扩张被动地表达了某种默许。由此，可以修正修昔底德论题：随着斯巴达与雅典在陆地与海洋形成分治格局，雅典海洋权势的增长并未引起斯巴达的恐惧。
一、修昔底德的论题与当代争论
1. 修昔底德论战争起因
对于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431-404 B.C.）的爆发原因，修昔底德在其史书第一卷有三次论述。第一次是在叙述埃皮丹努事件之前，[1]第二次是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的外交辩论之后，[2]第三次，在第二次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的作战决策之前。[3]
修昔底德的三次论断都是围绕同一个问题，战争爆发的原因。史家用“恐惧”与“被迫”这两个概念连结事态变更与政策制定：先有国际政治事态变更，继而针对新事态的恐惧产生，最后外交政策被迫作出。修昔底德用以论证这一论题的文本，主要是其史书第一卷中的“五十年叙事”部分。[4]
2. 没能被说服的读者和研究者
在战争起因这一问题上，修昔底德的论题及上述相关论述并没有完全说服他的所有读者，无论是其古代读者还是其现代读者。当然，我们可以轻易找出许多被修昔底德大致说服的人，如布索特、梅耶、贝洛赫等古典学大家。[5]但在未能被修昔底德完全说服的人当中，我们也可以轻易找到卡根等著名古典学家。[6]
3. 探索修昔底德的失误
为何修昔底德不能使我们完全信服？古典学家们发现，修昔底德论题及其论证在文本上、史实上都白璧微瑕。本文以修昔底德在三处与海洋战略有关的细节方面的遗漏、错误、混乱为文本起点，综合其他古代作家所提供的信息与现当代学者的研究，探究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海洋战略概貌，以城邦之间的权力结构为线索，对与战前海洋权力格局相关的史实进行重新缀合，从国际政治权力结构中析出海陆分治格局这一子结构，从而说明，在希腊世界的海洋权力格局中，斯巴达人并没有对“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感到恐惧，要找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须取别径。
二、恐惧的缺席：狄奥多罗斯史书所载475年海洋战略辩论
1.仅见于狄奥多罗斯史书的海洋战略辩论
公元前五世纪七十年代早中期，一场海洋战略辩论在斯巴达进行。这场辩论不见于修昔底德史书，也不见于其他任何古代文献，仅见于狄奥多罗斯史书。[7]这是针对是否要与雅典争夺制海权并启战的一次政策辩论，元老院与民众大会的结论都是不要与雅典争夺制海权，不要与雅典人作战。
2. 修昔底德的沉默及缘由
这场据称发生于475年的海洋战略辩论至关重要，按照狄奥多罗斯这段论述的说法，雅典人是在斯巴达人放弃与他们争夺海权的情况下，继续增长其城邦权势的。但是，因为斯巴达上下两院的这次海洋战略辩论可算是狄奥多罗斯的孤证，所以在讨论这次辩论所提示的斯巴达丧失制海权问题之前，还是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对其真实性做一番考证。
第一个问题是，修昔底德是出于什么理由，没有提到这次海洋战略辩论：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遗漏，又或者是根本不知？
首先，对此，西蒙·霍恩布劳韦认为，修昔底德没有提到诸如《卡利阿斯和约》和图里殖民，都是因为他只在“五十年叙事”中描述雅典权势的增长与斯巴达的惊惧。[8]但是我认为，这个理由不够充分，因为这次海洋战略辩论虽然不是雅典权势增长的直接反应，但充分反应了雅典权势增长的前提，也充分反应了斯巴达人的惊惧之情。
其次，要说修昔底德史书第一卷的“五十年时期”叙事确实是后来所添补，且想必是因为事后的增补写作匆忙而未经深思熟虑所以遗漏是次辩论，也不能完全说服人。舒瓦茨与安德鲁斯认为，这三段论述都是在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后、或最早也是在413年之后加上去的；在插入这三段论述的时候，修昔底德不再认为科林斯才是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9]
我倾向于第三种可能。可以想象，修昔底德史书虽然是公元前五世纪最重要的传世文献，但也许史家本人对这次辩论根本一无所知。狄奥多罗斯史书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四世纪希腊史家埃弗鲁斯[10]，而埃弗鲁斯，正如戴维·刘易斯所指出的，他对于公元前五世纪的伯罗奔尼撒历史的知识是“令人惊讶”的。[11]显然，这次辩论虽然能够成为重要的战略前提，但并没有造成任何可见的实质后果，既无开战之决定，也无因此造成的雅典与斯巴达的武装冲突。所以，要猜想身为雅典人的修昔底德完全不知道这次国内政策辩论的存在，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3. 狄奥多罗斯记载的真实性辨析
第二个问题是，在修昔底德对此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狄奥多罗斯这段叙述真实性如何？一般说来，古典学家将狄奥多罗斯所叙述的这次政策辩论细分为两个部分“两院政策辩论”与“荷妥玛力达司演说”，分别考证、判断。古典学家们对狄奥多罗斯这段记载之真实性的意见分歧很大。对此极端存疑者，如格奥尔格·布索特。他说，这次政策辩论和荷妥玛力达司演说都纯粹是埃弗鲁斯的想象。[12]对此完全承认者，如唐纳德·卡根。他认为，处理远古史的原则应当是，只要没有否定性证据，就怀着某种“天真”去暂时承认现有的、且未被推翻的所有史料。[13]卡根认为两院会上的政策辩论与荷妥玛力达司那番演说都是存在的。对此态度中庸者如乔治·格罗特。他一分为二，认为海洋战略辩论确实存在，但荷妥玛力达司演说则是小说家言。[14]
对于狄奥多罗斯史书所载海洋战略辩论的真实性，我的观点不可能超越布索特、卡根、格罗特这三种意见划定的大致范围。布索特否认海洋战略辩论曾经存在过的一个理据是，狄奥多罗斯所提到的那则神谕中所劝喻斯巴达人的那句话“不要成为一个跛足的霸权”[15]，并不存在于此处。[16]德·圣·克洛瓦对此并不认同，他说双足是指雅典与斯巴达，[17]因为斯巴达与雅典这种平起平坐的地位，在古代文献中绝非孤例。[18]我同样认为“跛足的霸权”是指斯巴达和雅典。但我同时认为，这个“两足”譬喻还有一层含义，是指希腊霸权的海权和陆权。狄奥多罗斯史书在此处的记载写得十分明白。首先，狄奥多罗斯写道：“手握两种领导权而失去一种，正是种’跛足’的领导权”，接着，狄奥多罗斯所叙述的政策论辩，针对的正是斯巴达人在以下两种海权政策中如何选择的问题，一个选项是与雅典人进行战争、争夺海权，另一个选项是放弃海权、让渡于雅典人。[19]神谕反映的是斯巴达人在海洋战略辩论之前原本所担心的事情：失去海权与陆权中的海权，从而成为“跛足”的霸权。
4. 狄奥多罗斯记载的提示：海陆分治格局的初步形成
如果“五十年时期”早期的这次海洋战略辩论不存在，那么，狄奥多罗斯或埃弗鲁斯为何要虚构这一段历史？德·圣·克洛瓦提示一种戏剧逻辑：轶闻总围绕在历史上那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之旁，而荷妥玛力达司籍籍无名，这生僻名字就是事件存在的明证。[20]除此还有史撰逻辑：史家总得解释事件发生或未发生。狄奥多罗斯（或埃弗鲁斯）是政治史家，他们要为接下来这段时期中斯巴达在海上毫无作为来作几笔解释。
斯巴达上一次海洋行动还是泡珊尼阿斯在叛国之前，带领50艘拉栖代梦舰只及30艘阿里斯提德率领的雅典舰队前往蛮族地方；在泡珊尼阿斯叛国之后，阿里斯提德就此夺取希腊联合舰队指挥权。[21] 465年，斯巴达人曾有意图援救叛乱的塔索斯人，但未能成行。[22]此后，斯巴达人几乎全然无暇顾及海上。所以说，无论这件事情是否真实存在，狄奥多罗斯这段文献，至少是对修昔底德“五十年叙事”所提供的疏阔史料在海陆对峙方面的一个现成总结：斯巴达放弃了对制海权的争夺。
那么，对于雅典人的海洋事业，斯巴达人可曾感受到恐惧？这次海洋战略辩论可以提供一个证据，斯巴达人或曾感受到了这份恐惧，但这恐惧随着这次辩论的结束暂时被搁置、被遗忘了。与此同时，这次辩论所决议的政策使得希腊世界的海陆分治格局初现雏形。
三、默许：修昔底德第一卷的几个时间问题及推论
1. 时间问题：论题与叙事的张力
“恐惧”因被修昔底德遗漏而缺席。接下来我们发现，修昔底德的论题，“恐惧从而被迫开战”，在其“五十年叙事”文本中又遇到新的困难。修昔底德在此处的叙事文本本身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两个时间问题：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后伊棠木陷落的具体时间难以确定，以及雅典人夺取诺帕克都港、安置美塞尼亚人、率舰队环航伯罗奔尼撒半岛这三件事情的发生顺序难以确定。这两个都是相关学术讨论中最难达成共识的问题。确定不了这些细节，“五十年叙事”文本就无法呈现出斯巴达对雅典权势增长所感到的恐惧。
2. 确定时点：“十年”还是“四年”？
第一个要解决的是伊棠木陷落的时间。五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斯巴达发生大地震，黑劳士起义，逃入一个叫做伊棠木的地方，与斯巴达人发生战争。[23]到伊棠木终于陷落时，修昔底德说战争已到第十年（δεκάτῳ ἔτει）。[24]普鲁塔克记载的地震时间是阿奇达慕斯执政第四年，即464年。[25]但是，伊棠木战后谈判发生的年份，如果真是大地震后第十年的话，就是455年。但E·C·玛戕指出，色诺芬《雅典政制》记载这次战争在457年的塔纳格拉战役之前就已经被镇压，[26]这就与修昔底德史书此处所记载相互矛盾。[27]
现当代古典学家为了解决此处矛盾，使用两种方法来确定伊棠木陷落的具体日期。第一种是将修昔底德史书原稿中的“第十年”勘为“第四年”（τετάρτῳ ἔτει）或其他数字，第二种是维持修昔底德史书抄本原样，认为伊棠木陷落的时间就是黑劳士起义的第十年。要在古典学家提出的这两种路线之中找到正确的那个是如此困难，就连以资料掌握丰富全面而著称的德·圣·克洛瓦都写道：“我羞于承认但不得不说，我自己也从来没有搞清楚过这个问题。”[28]
第二类意见是维持修昔底德史书原有文字 “δεκάτῳ ἔτει”。[29]这些古典学家的结论是：美塞尼亚的黑劳士叛乱并不是464年斯巴达大地震所引起的，起义发生在大地震之前。文献依据有两条：一是狄奥多罗斯对469年事件的记载，[30]狄奥多罗斯自阿普瑟斐翁执政那年（469/8年）就已经开始记载黑劳士起义；二是笺注家对阿里斯托芬《吕西翠妲》的一条笺注[31]，这条笺注表明，客蒙是在普拉提阿战役之后第十二年（468/7年）出兵斯巴达的，黑劳士起义在这一年已经开始。
这一观点没有得到古典学界最广泛的认可。[32]得到最广泛认可的做法是以戈姆及其《修昔底德历史评注》（HCT）为代表的校勘修订派，主张将δεκάτῳ ἔτει（第十年）修改为τετάρτῳἔτει（第四年）。[33]这样做简单直接，对于不愿耽于细枝末节的政治历史学家或战略史学家来说，这一结论可以解决修昔底德史书中δεκάτῳ ἔτει所造成的矛盾，足够方便好用。
为何伊棠木陷落的日期如此重要？首先，作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主要史料，修昔底德史书中的前后矛盾处，必须尽可能予以疏解。第二，更重要的是，伊棠木陷落年份关乎重大战略问题。根据修昔底德记载，雅典人在伊棠木战争结束的时候也夺取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北岸对面的重要港口诺帕克图，并用来安置暴动的黑劳士。诺帕克都港后来发挥了重要的战略意义。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后来的伯罗奔尼撒大战中，诺帕克都港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雅典人对伯罗奔尼撒半岛进行环绕航行的关键港口，是雅典对斯巴达战略闭环[34]上的关键一环。这样，我们必须弄清楚，雅典人夺取诺帕克都港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斯巴达为何对此毫无反应；如果斯巴达人的无动于衷不能得到合理解释的话，那么这几个事件就能够再一次证明，海陆分治格局正在逐渐形成，而斯巴达对这一事态发展表现出了纵容。
3. 梳理时序：诺帕克都港陷落及其他事件
解释斯巴达人无动于衷的原因之前，必须先理清夺取诺帕克都港、安置美塞尼亚人、环航伯罗奔尼撒半岛与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circa. 457）之间的时间顺序。按照修昔底德记载来看，斯巴达对于雅典夺取诺帕克都港、安置美塞尼亚人、环航伯罗奔尼撒半岛没有做出及时反应。雅典人在伊棠木战争结束的时候提及了夺取诺帕克都港，却在埃吉纳投降之后才记载了托尔米德环绕伯罗奔尼撒半岛航行。[35]从文本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现当代古典学家的方法不外以下两类：修改修昔底德的时间线，或维持修昔底德的时间线。
第一大类做法是修改修昔底德的时间线，为斯巴达面对雅典挑衅时的无所作为寻找借口。采取这一类做法的现当代古典学家们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具体策略有三种。
第一种，李斯的思路是论证伊棠木战争此时尚未结束，斯巴达作战表满满当当，实在没有能力对雅典的挑衅行为进行回应。他接受了修昔底德的论题，按照“核心利益受损触发战争”这条推理法则，以此反向推断诺帕克都港在460年还未落入雅典人之手，伊棠木战争此时也还未结束。[36]总的来说，实际上，这一处理方法是一边想办法论证斯巴达人因忙碌而无能力应对雅典人的挑衅，一边论证诺帕克都港对斯巴达人而言并无重大战略意义。
第二种，巴笛安的思路是，雅典夺下诺帕克都港不是为了安置美塞尼亚人，从而论证雅典人的行为不太有挑衅性。[37]巴笛安对此处文本详加训诂后指出，“刚刚夺下”诺帕克都港的，是该港口的前一任控制者罗克里斯人。[38]又如柯提思，他认为雅典人可能早在塔纳格拉战役前就夺取了诺帕克都港，如458年；但雅典人安置美塞尼亚人这样十分冒犯斯巴达的举措，必定发生在塔纳格拉和奥诺斐塔两次大战之后，如456年以后。[39]若非如此，安置美塞尼亚人一定会直接激怒斯巴达人。这一处理方法是在想办法从雅典方面来论证雅典人的行动并不特别挑衅。
第三种思路是对勘狄奥多罗斯史书，将这几个事件全部置于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在戴维·刘易斯、巴笛安等人看来，狄奥多罗斯在此处提供的补充内容简直是“掘出金矿石”。[40]根据狄奥多罗斯史书，这一系列颇具挑衅性的雅典举措，都发生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故顺理成章。
除了修改修昔底德的时间线之外，还可以在修昔底德的时间线框架内解决这个问题。戈姆和史度普的应对之策是对ἔχειν / ἐχόντων一词进行重新解释，认为雅典不是通过武力夺取诺帕克都港，[41]从而降低雅典此举可能对希腊城邦间政治法则、以及其他城邦、主要是斯巴达所造成的挑衅。如果我们将雅典武力夺取诺帕克都港视为关乎希腊城邦间政治法则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段措辞反而暗示，斯巴达应该有所反应。
4. 时间问题的提示：斯巴达在海洋战略方面对雅典的容忍与默许
那些致力于为斯巴达寻找借口的古典学家——无论是试图修改修昔底德时间线的李斯、巴笛安、柯提思，还是试图维持修昔底德时间线的戈姆、史度普——都是因为接受了修昔底德论题，才孜孜不倦地为斯巴达的容忍和雅典的挑衅性寻找借口。放弃这一预设，就能坦荡接受如下事实：雅典夺取诺帕克都港或许是处心积虑发展帝国海洋权势，或许是举手之劳地发展其经济利益；但无论如何，斯巴达并不视夺取诺帕克都港为直接挑衅，对夺港一事无动于衷也是事实。斯巴达对于雅典海洋权势增长、不断据得重要港口等事实，如475年那次可能存在的海洋战略辩论所预示的那样，并未表现出值得一提的恐惧。
四、结论：从大国权势竞争中离析出的海陆分治
凭借古典语文学家的帮助，本文还原了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大战之前“五十年时期”的海洋战略概貌：475年海洋战略辩论勾勒出五十年期间斯巴达的雅典政策和海洋战略的基石，伊棠木战争前后雅典对斯巴达所形成的海上战略包围则表明斯巴达践行了其475年海权政策辩论的决议，对雅典权势扩张被动地表达了某种默许。由此，可以修正修昔底德论题：随着斯巴达与雅典在陆地与海洋形成分治格局，雅典海洋权势的增长并未引起斯巴达的恐惧。
斯巴达之所以决定不与雅典争夺海洋、雅典结盟诺帕克都都能够不激怒斯巴达，原因主要在于第一，陆权国与海权国的安全结构不同。雅典是海权城邦，通过结盟呈离散结构；这种离散结构意味着，除了一两条性命攸关的关键通道如海勒斯滂海峡之外，帝国版图内盟邦再怎么分崩离析也不会影响到雅典的生存，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爱奥尼亚战争阶段（413-404 B.C.）胶着反复的态势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第二，海权国权势增长方式与陆权国权势增长的方式全然不同，另一方对此的认知与敏感程度也是完全不同的。一方面，雅典是不会对斯巴达主动开战的，因为离散结构下的帝国边缘不会危及帝国生存，雅典无需向斯巴达挑战。另一方面，斯巴达这样的传统陆权城邦，对本土防御极为敏感，但对海外拓展及边缘地区的帝国防御则极为淡漠。所以，我们或许可以公正地说，对雅典海洋权势的增长的恐惧之情是修昔底德强加给斯巴达的。
从更为抽象的理论上来看，大国权势竞争绝不可能在一个扁平的权力场域中展开。大国权势竞争的场域不仅在任一时刻都不可能是扁平单一的，其细分结构也不可能不在持续发生变化。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典时代希腊，海洋不仅逐渐成为诸城邦之间经济竞争的战场之一，亦逐渐浮现为大国权势竞争的战场之一。在伯罗奔尼撒大战爆发之前，拥有海洋权力肯定并不能保证一个城邦成为希腊世界的新领袖；但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决胜战争则必须在海洋上展开。[42]在战前的五十年当中，雅典与科林斯这两大海权城邦的冲突牵动着两个超级权势雅典与斯巴达的信誉，[43]雅典在海上的权势发展和科林斯的权势野心共同发挥作用，令海权逐渐从希腊世界的整体领导权中析出。但在这一过程中，并非所有类型的城邦都能注意到并及时跟进事态的转变。若非科林斯牵动斯巴达同盟利益，否则，海权自霸权中析出很可能仍然不会被注意到。斯巴达对雅典海洋权势增长的相对漠视，纵容国际政治权势的海陆分治格局形成。海陆分治格局一方面改变了希腊世界的权力结构，为伯罗奔尼撒大战的爆发提供了条件（而非原因），一方面又成为了伯罗奔尼撒大战中双方形成战略僵持、战事旷日良久的重要原因之一。[44]
修昔底德将对雅典海洋权势增长的恐惧之情强加给斯巴达这一做法比较隐蔽，但亦非天衣无缝。修昔底德如莫米利亚诺所说，从事形而上的哲学写作，意欲教益“垂诸永久”；这位了不起的史家亦如唐纳德·卡根所说，也从事政治写作，试图反驳并纠正同时代人的错误观点。时间流驶，时人观点已朽，但对那些观点的反驳、以及为了反驳而强加给拉栖代梦人的恐惧，却因为修昔底德史书碰巧不朽而不朽，然后，满足着后人借古喻今的冲动，成为后人用来证明霸权不愿跛足、守成之城邦因恐惧全然无辜的最古老例证。
[1] Th. 1.23.6.
[2] Th. 1.88.
[3] Th. 1.118.2.
[4] Th. 1.89-117. “五十年时期”（pentekontaetia）这个词汇既非修昔底德提出，也非现当代学者提出。据西蒙·霍恩布劳韦的看法，这一词汇是由古代注经家提出的。Simon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Thucydides, Volume I, Books I-III,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3, p. 133.亦有人将这一时期称为pentekontaeteris，参见Charles D. Morris,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Book 1. Boston: Ginn and Company, 1891, notes on Th.1.88.
[5] On Busolt, Meyer, Beloch, see 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Peloponnesian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345,n.1.
[6]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 345.
[7] Diod. 11.50.
[8]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I, p.133.
[9] Eduard Schwartz, GWT, Andrewes, TCW, 1959, 转引自G. E. M. de Ste. Croix,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London: Ducksworth, p. 52.
[10]关于狄奥多罗斯史书的信源，特别是在此处的资料来源，最好的学术讨论应当是雅各比，转引自de Ste Croix, the Origins ofthe Peloponnesian War, p. 170。
[11] D. M. Lewis, IA 414-15, 转引自de Ste Croix,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170。
[12]布索特的观点转引自Kagan, “Appendix II”,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 378.
[13]同上。
[14] George Grote, AHG IV, 转引自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appendix ii,pp. 378-379.
[15] Diod. 11.50.4.
[16]布索特认为，“双足”比喻的本体是斯巴达双王制，这一比喻是后来列奥提其达与阿格西劳斯发生争辩的一个结果，并不符合此处语境。布索特的反驳转引自Ste. Croix,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170.
[17] Ste. Croix,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 170.
[18]德·圣·克洛瓦提及了普鲁塔克所保留下来的一则铭文，在这则铭文中客蒙使用了“跛足霸权”的类似譬喻说法。作者为开俄斯的伊翁，参见FGrH 392 F 14, ap.与Plu. Cim. 16.10. 后来，斯巴达发生地震并遭受黑劳士起义而向雅典乞援时，客蒙劝喻雅典人的那句话“他呼吁他们不要让希腊遭受跛足之苦，也不要让他们的城邦丢失掉自己的伙伴”（Plu. Cim. 16.8）即可证明，希腊人对这一提法并不陌生。查士丁亦曾经称斯巴达与雅典为“希腊之双眸”，Justin 5.8.4，转引自Kagan, 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 Ithaca, N. Y.: CornellUniversity Press, 1987, p. 410, n.132。
[19] Diod. 6.50.4, 6.
[20]de Ste Croix,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170.
[21] Diod. 11.44.
[22] Th. 1.101.
[23] Th. 1.101-3.
[24] Th. 1.103.1.
[25] Plu. Cim. 16.4.
[26] X. Ath. Pol. 3.11，转引自E. C. Marchant, Notes, Th. 1.103.23. X. Ath. Pol. 3.11最末句作：Similarly when theypreferred the Spartans to the Messenians, within a short time the Spartans hadoverthrown the Messenians and were making war on the Athenians. “类似地，当他们在斯巴达人和美塞尼亚人当中倾向于斯巴达人时，不久，斯巴达人就镇压了美塞尼亚人，然后对雅典人开战了。”
[27] Marchant, Notes, Th. 1.103.23.
[28]德·圣·克洛瓦行文甚为率直：“I am ashamed to say that I have never been able to make up my mindon this question.” 参见Ste. Croix,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War, p. 181.
[29]关于Scharf-Hammond-Sealey理论，参见Reece, “the Date ofthe Fall of Ithome”,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 82 (1962), p.116.
[30] Diod. 11.63.
[31] Charles W. Fornaraed., Archaic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lated Documentsof Greece and Rom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66-67, #67: scholiast on Aristophanes, Lysistrata1144: “在普拉提阿战役后第十二年，这一年泰阿格尼德任执政官，泰格托斯山的一部分崩裂，音乐厅及其他建筑、绝大部分房屋倒塌。美塞尼亚人叛变，开始战争，黑劳士起义——直至客蒙应斯巴达人请求，赶来拯救了他们。”
[32]例如，有学者指出，狄奥多罗斯史书并非没有类似错误，因而不可采信，而注经家的这条笺注可能源自斐洛克茹司，而斐洛克茹司将客蒙出兵援助斯巴达的时间当作是黑劳士起义开始的时间，这是有问题的。参见Reece, “the Date of the Fall of Ithome”, p. 116.
[33]具体论证参见：Gomme, HCT I, pp.401-8; ATL III, p.176, nn. 58-9. 转引自Kagan, the Outbreak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 79, n.5.
[34]关于雅典对斯巴达形成的战略包围圈，参见拙作：“斯巴达进入海洋:战略僵持、外交革命与德行溃败”，《外交评论》2015年第5期，第101-102页。
[35] Th. 1.103.
[36]李斯的推理过程是：因为诺帕克都港涉及科林斯的核心利益，所以460年科林斯对雅典最恼怒的原因不是诺帕克都港而是墨伽拉（Th. 1.103.4），可见诺帕克都港到此时还未落入雅典之手，因此伊棠木战争此时还未结束。参见David W. Reece, “the Date of the Fall of Ithome”, pp.117-118.
[37]巴笛安指出，这是因为，修昔底德在其史书中11次用到“刚刚”（νεωστί）这一副词时，修饰的都是紧邻该副词的那个动词。参见E. Badian, “Athens, the Locrians and Naupactus”, TheClassical Quarterly, Vol. 40, No. 2 (1990), p. 368.
[38]Ibid., p. 367.
[39]E. Curtis, HermesX [1876], 转引自Ibid., p. 364.
[40]狄奥多罗斯史书（Diod. 11.84.8）在此记载道，以下事件都发生在卡利阿斯任名年执政官的那一年，即456年：托尔米德在对伯罗奔尼撒半岛进行环绕航行的时候，拉栖代梦人才终于结束伊棠木战争，成功镇压美塞尼亚人与黑劳士，而托尔米德也正是在此时夺取了诺帕克图港，将离开斯巴达城邦的黑劳士安置在此。
转引自W. Kendrick Pritchett, Thucydides’Pentekontaetia and Other Essays, Amsterdam: J. C. Gieben, 1995, p. 165. 虽然在此处，普利切特说视狄奥多罗斯史书的材料补充为金矿石，是为了讽刺刘易斯与巴笛安，普利切特本人拒绝在此处对勘并采信狄奥多罗斯史书。
[41] Gomme, HCT I, p. 304, 转引自Badian, “Athens, the Locrians and Naupactus”, pp. 365-366.
[42]同上，第117-118页。
[43] Marta Sordi, “Scontro di Blocchi e Azione di Terze Forze NelloScoppio della Guerra del Peloponneso”, in Richard Ned Lebow and Barry S.Strauss eds., Hegemonic Rivalry: From Thucydides to the Nuclear Age,Boulder, San Francisco,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1, p. 95.
[44]拙作：“斯巴达进入海洋:战略僵持、外交革命与德行溃败”，第98-101页。
（原文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3期，本号有删节。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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