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永福】 美国经济活力下降：事实、原因及后果
近期美国经济活力下降的问题引起学界关注，该问题主要表现为新公司创立速度降低、上市公司数量回落、中小企业成长潜力缩小、公司出现老龄化等等，此外劳动力市场流动性下降也与上述现象有关。经济活力下降并非短期周期性现象，而是各种深层次因素作用的结果。它意味着大公司市场主导地位有所增强，新企业处于更不利的竞争位置；它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有些争议，但新老企业间“创造性破坏”效应减弱整体上不利于技术创新；经济活力下降也会影响美国的中长期经济增长后劲。
美国是崇尚自由竞争的国家，一直被认为是充满创业精神的沃土，新企业的持续进入、企业间不断的优胜劣汰使美国经济保持着充足的活力。但21世纪之后美国经济增速下降，生产率增长缓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上述现象进一步加剧，学界担忧美国经济将陷入长期停滞。[1]伴随着长期停滞的讨论，美国新旧公司之间的轮换效应（ChurningEffect）有所减弱，出现新公司创立速度显著下降、上市公司数量回落、中小企业成长潜力缩小、公司出现老龄化等现象，而且劳动力在不同企业、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性也出现下降。基于上述现象，美国学界提出了经济活力（Business Dynamism）下降的命题。
这种现象引起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密切关注。2012年6月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讨论美国上市公司数量下降问题，涉及到经济活力下降的一个方面。[2]2016年10月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举行学术研讨会，探讨美国创业精神下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3]2016年11月美联储副主席费舍尔指出，经济活力的衰减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生产率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是美国面临的中长期挑战之一。[4]
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活力下降并非完全是坏事。新公司创立速度的下降意味着现有企业的经营更加稳定，企业破产带来的冲击减少，这能够改进社会福利。但按照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公司创立速度的下降意味着新公司不能及时淘汰效率较低的旧公司，不利于资源迅速实现有效配置，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学界整体上认为经济活力下降的影响是负面的。
讨论美国经济活力有利于剖析美国面临的各种深层次、体制性问题，有利于从中长期视野把握美国经济走势，而且这种讨论对中国也有借鉴意义。国外对经济活力下降原因和结果的探讨分散在各个具体节点，系统总结较为少见；国内相关研究仍然很薄弱。因此本文梳理并评析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以期引起国内学术界对该问题的重视。
美国学术界对经济活力下降问题的理论分析较少，有的研究根据微观数据归纳出基本事实，有的从不同角度探讨现象背后的形成原因，有的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经济活力下降的后果。下文也从基本事实、原因、后果三个方面依次展开，最后做出全文总结，并讨论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经济活力下降的基本事实
（一）美国公司创立速度下降
美国经济活力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企业创立数量、倒闭数量等方面数据的变化。美国经济普查局的企业动态数据库涵盖公司创立时间、规模、产业、就业数量、倒闭等大量信息，但数据滞后期较长，本文写作时只更新到2014年。此外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企业就业数据库也有企业创立、倒闭等方面信息，该数据更为及时，但数据从1992年开始，时间序列略短。两个数据库可以相互补充。
从图1可以看出，尽管两组数据因为统计口径不同，数值有较大差异，但均可以看出公司创立速度的下降趋势。经济衰退时市场不景气，公司创立速度会显著降低，为了剔除衰退影响，此处主要考察每轮经济扩张期的数据。根据学者们更常采用的美国经济普查局数据，1983－1989年平均每年新设立公司机构与存量机构的比率为13.9%，1991－1999年降为12.1%，21世纪之后的2002－2007年为12.2%，与前一轮经济扩张期相比变化不大，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又出现大幅下降，2010－2014年平均只有9.7%。整体上看新公司创立速度呈现阶梯式下降，其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降幅较大。学界将上述现象称为“创业缺失”（Startup Deficit）[5]。
（二）公司出现“老龄化”
伴随着创业缺失现象，公司的平均年龄亦有所增长，1997年成立16年以上的老公司数量占比为9.7%，2007年该比率已经提高到21.5%，到2014年该比率进一步提高到28.6%，成熟公司的就业占比也显著提高，其市场主导地位亦有所增强。众所周知，美国21世纪之后出现人口老龄化进程，有趣的是企业层面数据则显示美国也出现“公司老龄化”，[6]这意味着老牌公司的竞争优势有所增强。
（三）中小企业成长潜力缩小
中小企业在刚成立时往往经营模式不够成熟，市场不确定性较大，倒闭概率偏 高。但在少数存活下来的中小企业中孕育着高速成长的成功企业，正是这些成功企业极大刺激产业创新，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微软、谷歌、苹果等等就是美国中小企业成功嬗变的典型案例。
但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中小企业的成长潜力有所下降。有学者将公司注册后6年内公开上市或有重大并购称为高速成长事件，1996年成立的中小企业出现高速成长事件的概率是2005年新公司的4倍，中小企业成功的概率降低了。而且作者还发现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复苏过程中，主要驱动力量并非2000年之后成立的新公司，而是主要依靠过去的老公司，这种现象值得深思。[7]
有学者采用另外的观察视角，他们把企业就业增速排前10%的企业称为高增长企业，在老企业群体中，1981－2011年高增长企业与中等企业的就业增速之差始终保持在20个百分点左右，领先优势变化不大。但是在新成立的中小企业群体当中，高增长企业与中等企业之间的领先优势则显著缩小，这也说明新企业的成长潜力变小，中小企业中再涌现出微软、谷歌等成功公司的概率变小了。[8]
（四）公司上市数量回落
即使有相对成功的中小企业出现，但公开上市的数量也有所下降。[9]1983－1989年美国平均每年有243家公司上市，1992－2000年新经济繁荣时期平均每年有453家公司上市，21世纪之后则有明显下降，2002－2007年平均每年只有130家；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尽管美国股市表现较为稳健，但2010－2015年平均每年也只有124家公司上市，比危机之前又有所下降。 中小企业被大公司收购之后，更容易获得规模经济优势，更容易拓展市场，比独立经营的收益更大，因此有研究表明，中小企业所有者比过去更倾向于被大公司收购，而不是独立与大公司展开竞争。[10]
（五）高新技术行业经济活力下降尤为值得关注
有学者专门研究高新技术行业的经济活力问题。[11]他们按照员工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比重、研发岗位员工比重、产品特点、生产过程等指标界定出14个高新技术行业，不仅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如计算机、软件、通讯等，也包括制药、航空、建筑设计、研发服务等其他知识密集型行业。1982－2002年成立五年以下的年轻高新技术公司数量从4.6万家攀升到11.3万家，2002－2007年则逐渐回落到9.8万家，2007－2011年则继续回落到7.9万家。年轻高新技术公司数量的降幅超过了整体中小企业的降幅。21世纪之后高新技术行业成为带动经济活动下降的主要力量，这对生产率的影响尤为值得担忧。
上述五个方面主要从公司层面做出分析，而就业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公司视角的镜像，因为新公司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吸引劳动力在公司之间、区域之间流动，因此是造成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伴随着创业活动的减退，新旧公司之间的轮换效应减弱，美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也明显下降。1980年代至今，每年不同公司之间工作流动的比例逐步从15%下降到10%，每年劳动力跨州流动的比例从3.0%下降到2.5%，从失业到就业、从就业到失业等不同群体之间的流动性也有所下降。[12]与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相比，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相对较高，这是美国保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近期流动性的下降说明劳动力市场出现体制性变化，其影响将是深远的。
总之，19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活力出现中长期下降趋势，其主要证据是公司创立速度降低，公司出现老龄化现象，中小企业成长潜力缩小，公司上市数量降低等等，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的下降也从侧面给出佐证。这些现象不符合美国传统文化中的冒险精神和创业理念，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探究。
美国经济活力下降的原因探讨
美国经济活力的下降很难用周期性的总需求波动来解释，上文已提及，即使单比较经济周期扩张期，公司创立速度也是下降的。经济活力的下降也很难归因于世纪之交的互联网泡沫破灭，上文已提及，信息技术产业之外的其他高新技术产业的经济活力也有所下降；而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2010－2014年经济活力显著下降，这很难用10多年前的互联网泡沫破灭来解释。因此探讨美国经济活力的下降更应寻找中长期原因。
1980年代以来美国重要的长期变化趋势之一是产业结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13]但从经验上看服务业中小企业比重更大，公司创立速度更高，企业之间的轮换效应比制造业更为剧烈，因此从逻辑上讲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型会提高经济活力，产业结构假说难以成立。鉴于以上因素的解释力都较为有限，学者们更多从人口年龄结构、政府规制、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组织特点等方面寻找原因，此外还有学者关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市场清洗效果。
（一）人口年龄结构
经验统计表明，工人的自主创业倾向与年龄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一般认为35-44岁是自主创业的黄金年龄，年轻时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本和经验，步入老年后则心态保守、缺乏冒险精神。美国正在经历老龄化进程，35-4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998年达到峰值17.0%，之后逐渐下降到2012年的14.5%，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美国经济活力下降有一定解释力，相关研究针对美国350个都市区的固定效应回归也验证了这种解释。[14]
但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提出不同看法。[15]美国把从二战结束到1950年代出生的一代称为战后婴儿潮，把60-70年代出生的人称为X一代，把1980年代之后出生的人称为新千年一代。同样在30岁时，战后婴儿潮一代和X一代选择自主创业的比例分别为6.7%和5.4%，而新千年一代则只有4.0%。因此即使是在同样年龄段，新千年一代也比过去的美国人更倾向于在成熟大公司里追求高薪，而不愿意自主创业，因此人口老龄化不能完全解释美国经济活力的下降。
（二）政府规制
美国高度崇尚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政府多次推出“去规制化”（Deregulation）改革措施，但整体来看21世纪之后政府干预力度和广度有所增强。根据加拿大菲沙研究所的测算[16]，2000年美国的经济自由度在全部样本中排名第3，仅次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但到2013年已经降到第14位（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11年曾一度跌至第17位）。[17]政府规制越来越复杂和繁琐，其中，反恐、食品安全、劳动安全、残疾人权利保障等方面尤为明显。1997－2014年联邦政府的限制性规制条款增加了20%，达到100多万条。[18]因此学界对政府规制的增加持批评态度，大型企业应对规制的成本会被规模所摊薄，新成立的中小企业面临的成本则相对提高，复杂的政府规制可能会影响企业进入积极性，降低经济活力。
但是从数据上验证政府规制和经济活力之间的关系较为困难。有学者对美国联邦政府公司注册管理文件进行电脑文本识别，认为“必须”、“不能”、“禁止”等限制性词汇代表政府规制，分产业的实证研究并没有证明政府规制和企业创立之间的负相关关系。[19]当然文本识别技术的可靠性仍然有待提高，作者认为只分析联邦政府的公司注册管理文件也是不够的，应该细化到州政府层面，这个领域值得继续研究。
（三）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组织特点
1980年代以来信息和通讯技术迅猛发展，美国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这深刻改变了美国的产业组织形态。信息与通讯技术产业具有以下重要特征。[20]其一，规模报酬递增，该产业对传统原材料的依赖程度较低，扩张产能受到的约束更少；从成本结构看，固定成本（如研发支出）比重较高，但边际成本很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计，[21]产量越大均摊成本越低，扩大规模更有利，因此更容易产生大规模企业，微软、谷歌、苹果、思科等就是典型代表。其二，需求具有网络外部性，例如以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网站，产品用户越多，消费者的社交体验就越好，再例如消费者在选择文字处理软件或操作系统时，会很自然地选择市场份额较大的产品，这样可以方便与他人交流。信息技术产业的上述特征使得领先企业的优势容易扩大，行业中容易出现强者愈强、赢者通吃的局面，对中小企业形成进入障碍。
信息和通讯技术对于传统产业的组织形式也发生深刻影响，它使得公司库存管理、生产、营销等信息处理能力明显上升，极大降低了大公司的管理和协调成本，部分地克服大公司病，有利于大公司取得优势。例如信息技术的推广对零售业产生深刻影响，大型连锁店地位上升，挤压了小型零售店的生存空间。1948年美国单体零售店占零售总额的70.4%，1967年下降到60.2%，到1997年则迅速下降到39.0%，单体店市场份额明显缩小。[22]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零售业，餐饮、酒店等服务行业也非常明显，沃尔玛、麦当劳、汉堡王、星巴克、希尔顿酒店等等就是连锁经营的典型代表。每当这些行业巨无霸进入美国某个城镇，就会有一批中小企业倒闭，新企业的进入积极性也会降低。在其他行业中，信息和通讯技术也会降低大公司的管理和协调成本，产生类似效应。
（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政府救助
学界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活力的影响也有所探讨。危机是市场清洗的好机会，但美国政府在危机期间强力干预，采取了收购有毒资产、救助通用汽车、救助美国国际集团（AIG）等措施，学者认为这些措施的主要作用是保护现有大企业和现有就业岗位，对于新企业进入的帮助并不大。[23]因为政府的强力救助，这次金融危机没有产生较强的市场清洗效果，企业间的优胜劣汰效应较弱。学者对经济衰退期间就业数据的分析支持上述判断，[24]过去衰退中有大量企业裁员或者倒闭带来就业破坏，但同时也会有大量企业增加雇员或新企业诞生带来就业创造，就业破坏和就业创造并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就业破坏很强烈，但就业创造很小，这对危机后美国的经济活力带来负面影响。
总之，学界对美国经济活力下降的原因尚没有形成一致认识，但基本上认同这并非短期周期性现象，而是受到中长期深层次因素的驱动。现有研究倾向于从人口年龄结构、政府规制和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组织特点等方面寻找解释，尤其是从人口老龄化、知识经济趋势等角度看，美国经济活力下降可能是经济发展模式趋向成熟的必然结果。
美国经济活力下降的影响
尽管有声音认为新公司进入速度的下降意味着现有企业具有更加稳定的经营环境，减少了大量企业破产带来的成本；但更多学者强调其负面影响，包括产业竞争、技术创新、宏观经济运行等，笔者将从上述方面评析经济活力下降后果。
（一）经济活力下降与产业竞争
创业活动下降意味着市场缺少有活力的新进入者，新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位置。从硬币的反面看，现有大企业的优势更加明显，出现大批巨无霸企业。著名英文媒体《经济学家》分析指出，[25]如果一个美国公司在1993年非常赚钱（资产利润率高于25%），10年之后该公司仍然非常赚钱的概率是50%；但如果公司在2003年非常赚钱，10年后的2013年仍然非常赚钱的概率则高达83%，现有领先企业的优势地位更加难以撼动。《经济学家》还另文分析美国的超级明星企业如通用汽车、福特汽车、美孚、微软、苹果、甲骨文等等，美国前100位大公司的产出份额从1994年的33%提高到2013年的46%，其中2000－2013年前5位大银行的资产份额从25%提高到45%。[26]因此经济活力的下降削弱了自由竞争，增强了大公司的垄断力量。[27]
时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福尔曼与其合作者分行业统计前50名大公司的市场份额变化，也证实了产业集中度的提高，而且领先大公司的资产利润率更高，作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公司之间的不平等。[28]这篇文章说明当时美国最高决策层已关注到企业竞争生态环境的变化，认识到经济活力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经济活力下降与技术创新
经济活力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一方面，技术研发需要雄厚的资金实力，垄断性大企业可以提供足够的支撑，从这个角度讲适度垄断有利于技术创新；但大企业往往采用渐进式的技术改进保持其市场地位，而且在高垄断利润下容易形成创新惰性。[29]大量激进的、原创性的技术进步往往来源于新进入的企业或独立投资者，[30]他们带来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新的原材料供应方式或者新的生产组织形式，这种创新会产生巨大的成本和质量优势，不仅威胁到现有企业的利润，而且会从根本上动摇现有企业的生存基础，这正是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的出发点。[31]现有文献整体上认为经济活力下降对生产率有负面影响。
具体到美国的经历，实证研究表明公司之间的资源再分配效应减弱，尤其是在高科技产业当中更为明显，对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32]这符合21世纪之后美国生产率增长低迷、缺乏产业革命方向的特征。
（三）经济活力下降与宏观经济运行
创业活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经有广泛讨论，例如基于美国都市区层面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小企业创立数量增长10%，10年后该都市区的就业增加1.3%~2.2%，工资水平增长1.2%~2.0%，因为经济增长和创业活动之间有相互影响，作者还用工具变量法处理了上述内生性问题。[33]
有学者认为美国创业活动的下降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低迷经济形势密切相关。[34]他们基于1982－2014年的州际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新公司创立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变量主要包括GDP、就业、全要素生产率、人口、房价等等。实证结果表明公司进入速率的下降在短期并不会产生严重后果，因为新公司只占就业和经济总量的少数，但这种影响会持续很久，影响中长期经济增长后劲，比如新公司进入速度下降1倍标准差，在中长期内GDP将下降1.2%，人口将下降0.02%，此外实证研究也印证了公司创立下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
从因果机制来看，也有可能是某个州经济形势较好引起公司创立速度变化，作者讨论了这种反向因果性，发现反向关系确实成立，但是因果性要弱很多，因此主要的传导机制是各州的公司创立速度影响了宏观经济形势，而不是相反。
总之，美国经济活力下降意味着产业集中度的提高，整体上不利于技术创新和 生产率的提高，从中长期看也对GDP、就业等宏观经济指标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这一问题引起了学界和政府的担忧。
总结以及对中国的借鉴
综合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经济活力下降的迹象较为明显，典型证据包括新公司创立速度下降，公司老龄化加剧，中小企业成长潜力萎缩，上市公司数量下降等等；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的下降也从就业角度提供了佐证。
这种现象与美国人口老龄化加剧有关，也与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产业组织变化有关，此外政府规制的增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政府的救助也带来影响。从人口和知识经济趋势角度看，美国出现经济活力下降有其必然性，可能是经济发展趋向成熟的必然结果，因此短期内难以扭转。因为新公司创立速度下降，美国出现大量超级巨无霸企业，这些企业的市场统治力量不断增强；创业活动的下降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较为复杂，但它意味着创造性破坏效应的减弱，整体上不利于培育颠覆性的技术革新；它也会影响美国的中长期经济增长后劲。因此，经济活力问题将是观察美国经济前景的重要视角之一。
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但美国的相关研究有借鉴意义。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推出大量扶持创新和创业的政策举措，新登记市场主体数量呈井喷式增长。[35]中国正处于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经济结构转型期，同时迎来移动互联网大发展的时代，从美国经验看，这将是创业较为活跃、经济活力较强的时期。中国应继续减少规制，推进简政放权；要防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因为高利润而形成创新惰性；此外中国还要果断淘汰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实现企业之间的优胜劣汰。这些将是保持中国经济活力的重要抓手。
[1] Lawrence Summers, “U.S. Economic Prospects: Secular Stagnation,Hysteresis, and the Zero Lower Bound”, Business Economics, Vol.49(2): 65-73,2014.
[2]见美国国会参议院当月听证记录，http://www.sbc.senate.gov[2017-09-27]。
[3] http://www.nber.org/Entrepreneurship/entrepreneurship.html[2017-10-14].
[4] Stanley Fischer, “Longer-Term Challenges for the U.S. Economy”,Remarks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speech/fischer20161121a.htm[2017-09-26].
[5] Francois Gourio, Todd Messer, Michael Siemer, “Firm Entry and MacroeconomicDynamics: A State-Level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Vol.106(5):214-218, 2016. 有学者认为不应单纯根据新创立公司数量来考察创业活动，还应考察新注册公司的质量。经过其质量加权处理之后的计算结果与图1有所区别，创业活动在20世纪80-90年代呈上升趋势，但21世纪之后创业活动明显下降，而且截至2014年尚没有恢复到1990年代末的峰值，也符合美国经济活力下降的判断。详见Jorge Guzman, Scott Stern, “The State ofAmerican Entrepreneurship: New Estimates of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Entrepreneurship for 15 US States”, 1988-2014, NBER Working Paper, No. 22095, 2016.
[6] Ian Hathaway, Robert Litan, “The Other Aging of America: TheIncreasing Dominance of Older Firms”, Economic Studies at Brookings, July 2014.
[7] Jorge Guzman, Scott Stern, “The State of American Entrepreneurship:New Estimates of the Qua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for 15 U.S. States,1988-2014”, NBER Working Paper, No. 22095, 2016.
[8] Ryan Decker, John Haltiwanger, Ron Jarmin and Javier Miranda, “WhereHas all the Skewness Gone? The Decline in High-Growth(Young) Firms in theU.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86:4-23, 2016.
[9] https://site.warrington.ufl.edu/ritter/files/2017/01/IPOs_MA.pdf[2017-08-03].
[10] Xiaohui Gao, Jay Ritter, Zhongyan Zhu, “Where Have all the IPOsGone?”,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Vol.48(6): 1663-1692,2013.
[11] John Haltiwanger, Ian Hathaway and Javier Miranda, “DecliningBusiness Dynamism in the U.S. High-Technology Sector”, Kauffman Foundation,2014.
[12]除了创业活动下降之外，也有其他因素造成美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的下降，详见Raven Molly, Riccaddo Trezzi, Christopher Smith and Abigal Wozniak, “Understanding Declining Fluidity inthe U.S. Labor Market”,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83-259, Spring 2016.
[13]近期的制造业复兴计划尚没有扭转这种趋势。
[14] Ian Hathaway, Robert Litan, “What’s Driving the Decline in the FirmFormation Rate? A Partial Explanation”, Economic Studies at Brookings, Nov.2014.
[15] Daniel Wilmoth, “The Missing Millennial Entrepreneurs”, U.S. Small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conomic Office of Advocacy Research Series, Feb 4,2016. https://advocacysba.sites.usa.gov/2016/02/02/the-missing-millennial-entrepreneurs[2017-09-24].
[16]该测算包括政府规模、法律体系、货币稳健性、贸易自由程度、政府规制共五个维度。
[17] James Gwartney, Robert Lawson and Joshua Hall, Economic Freedom ofthe World 2016 Annual Report, Fraser Institute, 257-269, 2016.
[18] Patrick McLaughli, Robert Greene,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Federal Regulatory
Accumulation”, Economic Perspectives, p.1, 2014, Mercatus Center atGeorge Mason University.
[19] Nathan Goldschlag, Alexander Tabarrok, “Is Regulation to Blame forthe Decline in American
Entrepreneurship?”, GMU Working Paper in Economics, No.15-11, 2015.
[20] Stefano Comino, Fabio Maria Manenti,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ofHigh-Technology Markets: The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EdwardElgar, p.6-7, 2014.
[21]如一套软件系统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但是在销售时一张光盘（甚至一个验证码）的成本却非常低。
[22] Ron Jarmin, Shawn Klimek, and Javier Miranda, “The Role of RetailChains: National, Regional, and Industrial Results”, in Timothy Dunne, BradfordJensen and Mark Roberts (Eds.), Producer Dynamics: New Evidence from the MicroDat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237-262, 2009.
[23] Robert Singh, Michael Ogbolu, “The Need to Improve U.S. BusinessDynamism Through Entrepreneurship: Trends and Recommendations”, Journal ofManagement Policy and Practice, Vol.16(2): 48-60, 2015.
[24] Lucia Foster, Cheryl Grim, John Haltiwanger, “Reallocation in theGreat Recession: Cleaning or Not?”,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Vol.34(S1):293-331, 2016.
[25]“Too Much of aGood Thing”, Economist, Mar.26, 2016.p.13.
[26]“The Rise ofthe Global Superstar Company”, Economist, Sep.17, 2016. p.15.
[27]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垄断早在工业化时代就已出现，但当时在垄断企业周围仍有大量中小企业不断进入和退出，当前的经济活力下降问题则讨论中小企业进入速度的下降。
[28] Jason Furman and Peter Orszag, “A Firm-Level Perspective on theRole of Rents in the Rise in Inequality”, Presentation at “A Just Society”,Centennial Event in Honor of Joseph Stiglitz, October 16, 2015.
[29]垄断性公司有时已经研发出新款产品，但要等老款产品赚足利润后才推向市场，这不利于全社会的技术创新。见骆品亮：《产业组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9页。
[30] Gary Walton and Hugh Rockof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Economy,South-Western Pub, p.669, 1998.
[31]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UnwinPaperbacks, p.84, 1987.
[32] Ryan Decker, John Haltiwanger, Ron Jarmin, Javier Miranda,“Declining Business Dynamism: Implications for Productivity?”, Hutchins Center Working Paper,Brookings Institute, Sep. 2016.
[33] Yong Suk Lee, “Entrepreneurship, Small Businesses, and EconomicGrowth in Cit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Vol.17(2):311-343, 2017.
[34] Francois Gourio, Todd Messer, Michael Siemer, “Firm Entry andMacroeconomic Dynamics: A State-Level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106(5): 214-218, 2016.
[35]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5年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报告》，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页。
(本文原发于《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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