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原 曹玮】 核边缘、信号博弈与小国的“自我孤立”悖论
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常识是，当小国面对某个实力远强于自己的大国的军事威胁时，小国的理性选择是维护和强化与自己盟国的关系。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小国却会在自身生存威胁最严峻的时期选择疏远与自己盟国的关系，从而使自己有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文章综合运用博弈论、过程追踪和大数据等方法，揭示了这种反常现象背后的信号博弈原理，即当特定条件满足时，拥有核威慑能力的小国可以通过故意破坏与其盟国的关系这种策略，展示其愿意承担更大核战争风险的决心，从而增加在核边缘对抗中迫使敌对大国退让的几率。这个原理刻画并解释了一个违背国际政治基本常识的悖论：敌对大国对小国的军事威胁越大，小国越有可能疏远而非巩固与其盟国的关系。“自我孤立”悖论提示我们，联盟除了正面的延伸威慑功能外，还具备一种此前从未被注意到的负面威慑功能。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小国在面对某个实力远强于自己的大国的军事威胁时，有时会疏远而非强化与自己（潜在）盟国的关系？
2017年9月22日，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其核导试验的谴责时，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表示，朝鲜将考虑采取“有史以来最强硬的对策”对抗美国。[1]同一天，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社论，公开点名批评中国，指责《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中国媒体严重诋毁朝鲜的路线和体制。[2]12月15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指责中国不积极执行安理会制裁朝鲜的有关决议，呼吁加强制裁力度。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吴海涛对此驳斥称，美国对中方努力的质疑是不负责任的，美方不应转嫁责任。[3]12月24日，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对22日安理会通过的2397号制裁决议发表声明称，“举手赞同这次‘制裁决议’的国家应该对‘决议’将造成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朝鲜将就此算账到底”。[4]
朝鲜与美中两国的上述互动是2016至2017年三国关系的一个缩影。在这段时期，朝鲜一方面坚持推进其核武计划，不断进行核导试验，强硬对抗美国的谴责和制裁，另一方面，朝鲜的一些做法又在使朝中关系走低，如在其官方媒体公开批评中国、在中国敏感日期进行核导试射等。[5]从理论上说，这种做法会带来一个直接的风险，即当遭受敌对大国军事打击时，小国有可能会因为与自己盟国关系的疏远而使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这种可能性又会反过来增加敌对大国对小国实施军事打击的概率。我们不妨将小国这种在面对敌对大国军事威胁时疏远与自己（潜在）盟国关系的现象称为“自我孤立”。由此引发的一个理论困惑是：小国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小国“自我孤立”的困惑
“自我孤立”现象对国际关系学的一些经典理解提出了挑战。
首先，实力对比与权力的关系。在现实主义看来，“强者能做其想做的事，弱者只能接受强者所做的事”（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原则。[6]国际安全理论界的一个主流共识是，当国家间实力差距过于悬殊时，弱国会选择追随（bandwagoning）而不是制衡（balancing）强国。[7]朝鲜与美中两国的实力差距都是等级性的，但朝鲜非但没有追随两个大国的任何一国，反而在强硬对抗美国的同时疏远与中国的关系。更令人惊讶的是，朝鲜的做法尽管看起来十分不理性，但国际社会并未能因此阻止其拥核进程。2017年11月29日，金正恩宣布朝鲜“完成了国家核武力开发的历史大业，实现了建设导弹强国的伟业”。[8]单以这一案例而论，修昔底德那句名言似乎应该改成“弱者能做其想做的事，强者只能接受弱者所做的事”才对。[9]
其次，相互依赖与权力的关系。国际政治的另一个基本常识是：在不对称相互依赖中，更依赖对方的一方权力更小，更被依赖的一方权力更大。[10]中朝两国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非常明显。在经济领域，朝鲜的石油进口几乎百分之百依赖中国。[11]据韩国贸易协会201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2013年朝鲜对华出口占其对外出口的比重超过90%。[12]实证研究显示，这种程度的出口依赖将对朝鲜政权稳定性起到决定性影响。[13]在安全领域，中国是朝鲜唯一有可能获得外部军事援助的准盟国，在美国军事威胁不断增大的情况下，这种潜在同盟关系对朝鲜生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4]但奇怪的是，这种显著的不对称依赖并未能使朝鲜的对华政策保持稳定，相反在一段时期内却出现了明显的波动。
安全上存在不对称相互依赖的国家之间本质上是一种“供给—需求”关系。与任何物品的供求关系一样，“安全”这种物品越稀缺，能够提供这种物品的国家权力就越大。[15]所以从理论上说，当一国自己无法有效抵御外敌入侵而盟国能够帮助其显著降低军事入侵风险时，该国的盟国会很容易令该国做出更多的让步；[16]在不对称同盟中，被保护的一方为了获得另一方的支持，有时不得不在自主性方面做出妥协。[17]多项研究表明，这种不对称相互依赖所产生的权力足以使依赖方放弃发展核武器。[18]但这些理论在朝鲜这个案例中似乎完全失灵了。面对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威逼，朝鲜的安全需求足够迫切；而其仅有一个潜在的保护国，外部安全供给极度稀缺。[19]按说在这种情况下，朝鲜不惜一切代价——包括放弃核武器在内——维护与中国的关系都怕来不及，又为何会反其道而行之呢？
此外，面对两个存在竞争关系的大国，小国要么追随其中某个大国，要么在两个大国之间两面下注，[20]换言之小国至少会努力保持与一个大国的友好关系，与两个大国的关系同时下行的现象较为罕见。美朝两国在核扩散问题上尖锐对立，美中两国在是否对朝施加更严厉制裁以及是否对朝动武等问题上也存在明显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对朝中关系的一个合乎直觉的预期是两国关系会因此变得更加紧密，但真实情况却与此相反。[21]
总之，根据现有的国际关系常识，在面临实力远超自己的大国的军事威胁，并且外部安全保障来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自我孤立”是一个小国最不可能做出的选择。本文将从理论上探讨小国做出这种选择的一般性原理，以期拓展和深化我们在小国与大国互动、核扩散的战略后果、联盟的负面威慑功能等重要议题上的理解。
（二）理论发现和研究设计
本文的理论发现是，在特定条件下，拥有核威慑能力的小国在面对强大敌国的军事威胁时，可以通过策略性地“疏远”与其唯一潜在盟国的关系这种反直觉的手段，展示其愿意承担更大核战争风险的决心，从而增加在核边缘对抗中迫使敌对大国退让的几率。在核边缘对抗中，敌对大国对小国的军事威胁越大，小国反而越有动机“疏远”而非强化与其唯一潜在盟国的关系。就朝鲜这个具体案例而言，其选择“自我孤立”的根源在于美国对其施加的巨大安全威胁。本文论证并检验了外部军事威胁增大可能导致小国与盟国关系更不紧密这个反直觉的“自我孤立”悖论。
为增强上述理论假说的可信性和稳健性，本文综合运用了形式模型、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我们首先建立了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该模型证明，当小国决心大于敌对大国决心的概率满足一定条件时，（小国无论实际决心是大是小都选择疏远与潜在盟国关系，敌对大国选择退让）是该博弈的贝叶斯精炼纳什均衡（Bayesian Perfect NashEquilibrium）。根据该模型的结果，我们推导出了两个可被经验数据检验的假设。然后运用中、英和朝鲜语一手官方文献，对2009年至2017年朝、美、中三国互动进行过程追踪。同时借助大数据技术，对假设做出统计检验。三种方法的结果一致支持“自我孤立”悖论的真实性。
…………
五、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自我孤立”悖论：在特定条件下，生存安全在小国的偏好排序中越靠前，敌对大国对小国的安全威胁越严峻，那么小国越有可能疏远而非强化与其唯一潜在盟国的关系；相反，如果生存安全在小国偏好排序中的位置下降，那么小国反而会寻求改善与其潜在盟国的关系。更简单地说，生存威胁越大，小国越会选择“自我孤立”。在以实力界定利益、而生存是第一利益的无政府世界，这种“自我孤立”是一种严重违背现有国际政治基本常识的现象，而信号博弈的视角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现象。就像有些鸟类会演化出夸张而无用的厚重羽毛，看似增加了生存的成本，但却因释放了“我是强壮的”这一可信的信号反而增加了自身基因繁衍的概率，与此类似，某些小国在高度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也会找到原理相似的反常规策略。
“自我孤立”悖论最重要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揭示了联盟的一个此前从未被人意识到的功能——负面威慑功能。现有的延伸威慑理论都只研究——更准确地说是都只认识到——联盟的正面威慑功能，即联盟成员可以为盟国提供积极安全保障，从而慑止联盟外敌人的进攻；几乎所有关于延伸威慑的研究，讨论的都只是盟国的保护承诺如何可置信，如何避免被盟国抛弃等议题。[22]“自我孤立”悖论则提示，联盟还具有负面威慑功能，即联盟的存在，使得国家可以通过故意破坏与盟国关系这种信号释放策略，同样实现慑止联盟外敌人进攻的效果。深入研究“自我孤立”悖论，有可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推动联盟理论、威慑理论等国际安全经典理论的创新。
[1]BenBlanchard and Christine Kim, “China Urges Restraint amid War of Words betweenTrump and North Korea”, US News and WorldReport, September 23, 2017,https://www.usnews.com/news/world/articles/2017-09-23/trump-tweets-threats-against-north-korea-after-un-speech.
[2]“창피를모르는언론의방자한처사, 조선중앙통신사”, 2017년9월22일.http://www.kcna.kp/kcna.user.article.retrieveNewsViewInfoList.kcmsf#this.
[3]参见联合国安理会2017年12月15日第8137次会议纪要，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PV.8137。
[4] “조선외무성대변인유엔안보리사회《제재결의》제2397호를전면배격”, 조선중앙통신산,2017년12월24일,http://www.kcna.kp/kcna.user.article.retrieveNewsViewInfoList.kcmsf;jsessionid=B770F40677BD2F2931B23016A5CF18B3#this.
[5]详见本文第四部分。
[6] Thucydides, The War of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Athenians ed. and trans. Jeremy Myno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2013, 5.89, p. 380.
[7]EricJ. Labs, “Do Weak States Bandwagon?” SecurityStudies, Vol. 1, No. 3, 1992, p. 385;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in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1999, pp. 5-41; DavideFiammenghi, “The Security Curve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eorealist Synthesis”, InternationalSecurity, Vol. 35,No. 4, 2011,pp. 136-143; Giorgi Gvalia et al, “Thinking Outside the Bloc: Explainingthe Foreign Policies of Small States”, SecurityStudies, Vol. 22, No. 1, 2013, pp. 102-104.
[8]Edmund DeMarche and Katherine Lam, “North Korea’s Kim Jong Un OrderedMissile Launch, Saying, ‘Fire with Courage’”, Fox News, November 29th, 2017.http://www.foxnews.com/world/2017/11/29/latest-north-korean-missile-could-hit-entire-us-mainland-pyongyang-says.html.
[9]美国和韩国的战略家们已经承认，阻止朝鲜获得核武器的时机已经过去，学者和决策者现在的注意力必须转换到如何有效威慑一个有核的朝鲜上来，参见SungChull Kim and Michael D.Cohen, eds., North Korea and Nuclear Weapons: Entering the New Era of Deterrence,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7。
[10]Robert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Interdependence (Fourth Edition), Boston: Pearson, 2012, pp. 7-16.
[11]ThomasPlant and Ben Rhode, “China, North Korea and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Survival, Vol. 55, No. 2, 2013, p. 63.
[12]《韩报告称中朝经贸激增，朝对华出口依赖度超90%》，环球网，2015年1月14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5-01/5404744.html。
[13]JuliaBader, “China, Autocratic Patro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China as a Factorin Autocratic Survival”, InternationalStudies Quarterly, Vol. 59, No. 1, 2015, pp. 23-33.
[14]有学者将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与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相类比，参见Thomas Plant and BenRhode, “China, North Korea and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p. 63。
[15]TongfiKim, The Supply Side of Security: AMarket Theory of Military Allia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16]JesseC. Johnson, “The Cost of Security: Foreign Policy Concessions and Military Alliances”,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2,No. 5,2015, pp. 665-679.
[17]James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Aggregation Model for Alliances”, American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4, 1991, pp. 904-933; AveryGoldstein, Deterrence and Security in the21st Century: China, Britain, France, and the Enduring Legacy of the NuclearRevolu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1.
[18]PhilippC. Bleek and Eric B. Lorber, “Security Guarantees and Allied NuclearProlifer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Resolution, Vol. 58, No. 3, 2014, pp. 429-454; Gene Gerzhoy, “AllianceCoercion and Nuclear Restraint: How the United States Thwarted West Germany’sNuclear Ambi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39, No. 4, 2015, pp. 91-129;另可参见Nuno P. Monteiro and AlexandreDeb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9, No. 2, 2014, p. 10。
[19]从不对称同盟的角度对中朝关系的回顾和梳理参见Sangit Sarita Dwivedi,“North Korea–China Relations: An Asymmetric Alliance”, North Korean Review, Vol. 8, No. 2, 2012, pp. 76-93。
[20]BrockF. Tessman, “System Structure and State Strategy: Adding Hedging to the Menu”, Security Studies, Vol. 21, No. 2, 2012,pp. 192-231.
[21]可能会有学者将朝鲜的这种奇特行为归因为朝鲜在单元层次的某种特殊属性，如Derek Bolton,“Ontologic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Explaining the SecondKorean War”, manuscript, 2018。但问题是，这些可能的单元属性是常量，而正如本文第四部分将要展示的，朝鲜并非始终都在采取“自我孤立”政策。
[22]参见Alastair Smith,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Alliance Formation”,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4,No. 4, 1998, pp. 315-343; Vesna Danilovic, “The Sources of Threat Credibilityin Extended Deterrence”, Journal of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5, No. 3, 2001, pp. 341-369; Timothy W. Crawford, “The Endurance ofExtended Deterrence: Continuity, Change, and Complexity in Theory and Policy”,in T. V. Paul, Patrick M. Morgan, and James J. Wirtz eds., Complex Deterrence, pp. 277-303; Matthew Fuhrmann and Todd S.Sechser , “Signaling Alliance Commitments: Hand-Tying and Sunk Costs in ExtendedNuclear Deterrence”, American Journal ofPolitical Science, Vol. 58, No. 4, 2014, pp. 919-935; Jesse C. Johnson, BrettAshley Leeds, and Ahra Wu, “Capability, Credibility, and Extended GeneralDeterrenc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 41, No. 2, 2015, pp. 309-336; DaeheeBak, “Alliance Proximity andEffectiveness of Extended Deterrence”, InternationalInteractions, Vol. 44, No. 1, 2018, pp. 107-131; Matthew Fuhrmann, “OnExtended Nuclear Deterrence”, Diplomacy& Statecraft, Vol. 29, No. 1, 2018, pp. 51-73。
(杨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曹玮系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本文全文见《当代亚太》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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