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成义】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哲学省思与文化形态学视角——兼论中西历史文化传承与政治文明的本质差异
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百年历程及其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非凡成就无疑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领导力，而领导力作为一个非常复杂而难于把握的概念，对其的研究和理解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切入角度和视阈。有鉴于此，本文寻求摆脱西方以“大阴解之”为本质特征的文化思维的影响，通过对领导力进行哲学省思，并沿着与中华文化“大一通之”本质特征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学视角，去透视党的领导力后面千丝万缕的普遍联系和历史连贯性。从这个视角看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其卓越领导力是中国大一统文明的延续和必然，是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作为其最本质特征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日益成为国内外各界争相思考与研究的对象，这使得中共学已俨然成为国内外的一门显学。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得到极大加强并且迎来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党的领导力研究也有不断壮大之势。但是相关研究仍然处于发轫和探索阶段，主要也还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面向，比如思想、组织、政治、愿景、经济、媒体、外交等所展现的领导力。这在领导力研究领域属于以领导者特质为中心的研究路径，而领导力作为一个复杂而又难于把握的概念，其研究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角度和视阈。除了以领导者为中心的视角以外，还有以追随者为中心，以领导者-追随者二元互动为中心，以及以领导力展开背景为中心的不同视角。这些视角对于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力都能提供不同的洞见，丰富我们的理解，但是还不足以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秘诀所在。借用《荀子-解蔽篇》的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而且其作为当今世界鲜有的文明型政党，以及人类历史上展现卓越领导力的典范，对其的研究应全面而深刻。有鉴于此，本文将从文化形态学的视角切入，希望在西方的对照下，通过一个中国学者的透视从深层的历史文化传承中去更好发现和展示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力的奥秘。
（一）领导力难于定义的原因
领导力是一个公认的非常难于定义的概念，并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领导力的抽象性和普遍性。第二是领导力概念本身表意非常丰富，英文leadership同样如此。第三是其褒义和主观色彩太浓。总之，正因为上述原因，所以出现言人人殊，各执一端，莫衷一是的情况。
（二）领导力的本质特征
尽管“领导力”变化多端，形貌万殊，这里还是寻求对其背后的“常”，即其本质特征做一些思考和探讨，并总结出如下几点。
第一，“领导力”属于人事范畴，而且主要与广义的政治紧密关联。从这个角度去说，中国古人一切“为治”之道都与这里探讨的“领导力”相关。正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言：“‘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相应地，领导力主要是属于入世的事业，跟出世或者弃世的思想关系不大，当然传统上道家讲无为而治本质上还是“为治”的一种高明方法，所以不在弃世之属。
第二，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就如阴阳一样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是又有主从之别。领导力作为一种关系性概念，对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同样的依赖是不难理解和想象的。但是值得指出的是两者有着主从之别。正如老子所言：“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道德经》）老子这里是根据天道设教揭示的人世间的最为根本的治道之理。西方自由民主在自由和平等的旗帜下强行将政治领域的不齐拉平很明显是与老子这里教导的智慧背道而驰的。
第三，领导力必然牵涉的主从之别表面上可能导致不平等，但是这种不平等可以不含任何的贬义色彩。在如今的民主大时代背景下，似乎一提“不平等”就有点天然的“精英主义”色彩和“政治不正确”，但是“领导力”背后隐含的不平等并不必带任何贬义，因为正如中国古人所言，“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孟子 - 滕文公上》），“势齐则不一，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荀子-王制》）。
第四，领导者必须在时序上前置性地获得追随者心理上的认可。这就相当于赋予了前者相应的“权威”。这样领导力就与胁迫力或强制力进行了区别，因为从逻辑上来讲，如果只有赤裸裸的权力胁迫，那么被领导者完全可以“宁死不从”，从而阻止领导行为的出现和领导力的展现。这样说来，成功的胁迫和利诱、说服、感召本质上并无差别，它们都处于广义领导光谱上的不同位置（如下图1所示），而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需要让追随者在心理上对领导者的权威进行认可并在行为上表现出顺从。当然在现实中，领导力可能很难从胁迫力中抽离出来，这正如马基雅维利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强制力作后盾的领导力注定是要失败的，或正应了毛泽东主席所言“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
第五，中国传统的“位”对领导力非常关键。中国古代圣人对“位”的重视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正如古圣所言：“列贵贱者存乎位”（《易经-系辞上》），“圣人之大宝曰位”（《易经-系辞下》），“君子以正位凝命”（《易经-鼎卦》），“靖共尔位、好是正直”（《 诗经-小雅-北山之什-小明》），“君子非得势以临之，则无由得开内焉”（《荀子-荣辱篇》），“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荀子-劝学篇》）等等。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一方面要坚决纠正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却三令五申要毫不动摇地维护党的权威。
最后，领导力的展现离不开“势”的支撑。这里的“势”不仅包括静态的格局，也包括动态的趋势，所以其受制于发展规律的支配明显。一个真正的领导者要展现领导力必须认清事物发展规律支配下的大势。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所以《易经》特别教导人在不同的形势和境遇下应该如何自处和行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领导力可能在终极意义上并不存在。这也是俄罗斯著名作家托尔斯泰将历史人物比喻为“船头波”的原因所在：他们虽然一直处于船的前面，其实却是人民这艘大船推动的结果；在他看来，任何一次历史事件都是由不计其数的原因导致的，而任一原因与这无数原因相比都显得无足轻重。黑格尔视世界历史为绝对精神的外显以及莱布尼茨前定和谐论等都属于这一否定领导力存在的阵营。《列子-力命篇》特别强调“命”高于“力”的论述也有所见略同之感。或许正应了庄子所言“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至高境界。
文化形态学可以看做是唯物辩证法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具体应用和展示，并可被视为全面打开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密钥”。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要义有两个：一是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二是世界是永恒发展的。唯物辩证法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世界和历史，将后者作为有机整体来把握，并反对任何片面或孤立的观点。文化形态学则是斯宾格勒将生物学上的“形态学”方法运用于历史文化研究的一门学问。在斯宾格勒看来，形态学又分两种，其中系统形态学研究的是作为自然的世界，而观相形态学研究的是作为历史的世界；前者研究对象必须是已经生成的，而非变动不居的，并运用因果关系和科学定律加以把握，而后者对象则是正在生成的世界，即那个“生生不息”的周流六虚的世界，这样只能凭直觉去观察和体验。如果说前者是“科学的经验”，遵循的是“空间的逻辑”和因果必然性，只具有认知和工具的性质，那么后者则是“生命的经验”，遵循“时间的逻辑”和命运的必然性，并具有感悟和主体的性质。
在斯宾格勒那里，文化哲学、历史哲学、生命哲学是三位一体的相通概念。其文化观包含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指由各个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整体；二是包含有生老病死的过程。所以如同人体是由各个系统等组合而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一样，文化有机体也由各个部分组成，包括哲学、宗教、科学、艺术、政治、经济、法律等，而“文化的心灵或精神正是通过这各个部分的共同作用来实现或完成自身的，同时也是体现于这各个部分之中的”。只有这样，按斯宾格勒的说法，“艺术的形式跟战争和国家政策的形式联系起来了。同一文化的政治方面和数学方面，宗教概念与技术概念之间，数学、音乐和雕塑之间，经济学与认知形式之间，都将显示出深刻的关系。”
很明显，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非常亲近而且相通的，并且是打开生生不息中华文明宝藏的不二钥匙。西方的主流哲学传统擅长的只是万物的“相对独立性”，然后单独拎出来做了重点的研究和突破，但是对于万物普遍联系的面向和永恒发展的面向，则明显比较欠缺和薄弱。这也呼应了国内一学者对中国、西方和印度哲学本质特征差异的解读：西方哲学重空间，印度哲学重时间，中国哲学时空兼顾；其中视现实为幻的印度和重现实之虚的中国，是很难产生出亚氏逻辑和实验科学的，而西方哲学的特质决定了只有西方文化才能率先现代化，但是其特质的片面性又决定了西方主导的统一世界史在给人类带来丰盛、新奇、辉煌的同时，也产生持续的麻烦、矛盾和困境，需要东方哲学来予以启发和拯救，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或许正如斯宾格勒所预言，“在西方，用系统的方式处理世界，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已经达到并通过了它的顶点，而观相的方式的伟大时代尚未到来。在百余年的时间里，在这块土地上仍有可能存在的所有科学，都将成为与人有关的一切事物的一种广泛的‘观相学’的一部分。这正是‘世界历史形态学’的意义所在。”
三、中西历史文化传承与政治文明的本质差异
中西文化传承最本质的差异可借用庄子的语言表述为中方“大一通之”与西方“大阴解之”的差别（《庄子-徐无鬼篇》）。这一抽象和提炼也切合了上述唯物辩证法和文化形态学的洞见。“大一通之”体现在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两个基本特征之中，而“大阴解之”则是西方主流哲学传统所擅长的对万物相对独立性展开的“分而析之”的传统。“大一通之vs大阴解之”的意象在先秦思想家中常与天地、本末、母子等意象相通，而后者似乎更为形象和便于理解，并常见于先秦典籍中。比如《庄子-天下篇》有言：“‘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淮南子》中言：“夫道有经纪条贯，得一之道，连千枝万叶”，“譬犹本与末也，从本引之，千枝万叶，莫不随也”，“辟若伐树而引其本，千枝万叶则莫得弗从也”等。《道德经》中则言“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这种解读与前人不少洞见并不矛盾，但是更加形象精准与言简意赅。比如有人将中华文化的特点总结为：五千年的延续性，各族人民共同缔造，海内一统观与同一性，不断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有人则将其简练为“四性”，即统一性、连续性、包容性、多样性，但是很明显，“大一通之vs大阴解之”的总结和把握完全可以看做是这些文化特征背后的总根源和本质差异之所在。这和其它一些从哲学层面去梳理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洞见也有印证。比如季羡林先生就对东西方思维分别以“综合”和“分析”见长的特征进行了总结和阐发，并以中西医的差别做类比。另外比较接近的还有当代著名比较文化学者安乐哲对中外“一多不分vs一多二元”的总结和表述。应该说这里的“一多不分”和“大一通之”其实是非常接近的，而且表述都很形象和精准，但是“一多二元”和“大阴解之”虽然主旨相同，但是表述上后者似乎更为准确一些。或者可以说“一多二元”是西方文化早期阶段的特征，并导致了后来的“大阴解之”。这也应和了李泽厚先生对中西方文化发生学的洞见：人类文明皆起源于巫术，但是西方文化源头的巫术分为两途，其中的情感部分演化成宗教，其中的技艺部分演化成了科学，而中华文化源头则是由巫而史，经过周公制礼作乐，走向了人间化情理交融的道路。顺着这个思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庄子-天下篇》里揭示的“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的智慧。换种说法，西方“大阴解之”下发掘的或可称为“末学”的知识在中国“大一通之”的“本源”里都能找到其根源或曰基因，其差别只是在于“要”与“繁”以及“通”与“不通”的差别。
回到开篇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的大地上能孕育出中国共产党这么一个拥有卓越领导力而又富于自我革新的大党，并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而西方只能发展出短视片面的代表“部分”（part）的政党（party）？最深层原因就在于背后有着以“大一通之”为本质特征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和精神的滋养。这需要超越西方以“大阴解之”为本质特征的文化传统的影响，通过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学的视角，去透视党的领导力后面千丝万缕的普遍联系和历史连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