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宇燕：如何寻找世界合意开放“黄金结合点”
进博会是世界感知中国高水平开放决心的重要窗口，正在成为市场相通、产业相融、创新相促、规则相联的重要平台，为中国实现高水平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中国要进一步以开放促发展，寻找机会和挑战相互平衡的“黄金结合点”，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实现最大“合意开放度”。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于11月4日在上海举行。5日，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旗舰报告《世界开放报告2022》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发布，首次公布了新冠肺炎疫情后的世界开放指数，提出“合意开放度”概念，并梳理了进博会对推动开放的示范作用。
《报告》牵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接受中新经纬专访表示，2020年世界开放指数总体较上年呈下降态势，而从单个经济体来看，开放度排名前10位特征显示出开放和发达水平正相关。对于中国而言，要进一步以开放促发展，寻找机会和挑战相互平衡的“黄金结合点”，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实现最大“合意开放度”。
张宇燕表示，进博会是世界感知中国高水平开放决心的重要窗口，正在成为市场相通、产业相融、创新相促、规则相联的重要平台，为中国实现高水平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以下是对话实录。
中新经纬：进博会上您领衔发布的重磅报告《世界开放报告2022》备受关注，这是继去年之后第二次发布，能否请您谈谈做这份报告的初衷和目标？
张宇燕：开放是全球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促进疫后经济复苏的关键。当前全球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世界进入了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人类社会正站在十字路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关键抉择。
事实上，在“地球村”里，在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相互交织，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可见，经济全球化依然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全球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也亟须各国扩大开放合作，既要做好做大蛋糕，同时又要分好蛋糕，推动互利共赢。我们希望《世界开放报告2022》这一成果为推动世界共同开放提供一个抓手。
为了以“小切口”求得大成效，我们推出了世界开放指数，这一指数是报告的核心成果，刻画了世界整体和大量经济体的开放水平。分析全球开放走势、阐释变化原因、探究其影响，也一直是政商学界和大众关注的焦点。
中新经纬：今年《报告》首次公布了疫情之后的世界开放指数，2020年世界开放指数为0.7491，总体水平上呈下降态势，较2019年和2008年分别降低0.02%和4.1%。但我们也关注到一些没有变的，比如129个经济体中，头部的几个经济体十年来一直未变，新加坡从2015年以来排名第一，德国第二，中国香港排名第三。总体而言，开放程度高的经济体有什么共性？
张宇燕：总体上看，2020年世界开放度比2019年略有下降，这主要是新冠肺炎疫情促发跨境社会隔离的加强所致。世界开放政策和绩效双双微降，其中开放政策指标降幅比开放绩效大一些。
从世界上开放经济体第一梯队来看，还包括爱尔兰、瑞士、荷兰、加拿大、马耳他、法国和英国，分列本榜单第4~10名。这些经济体间的共性之一，表现为他们的人均收入都是比较高的，无一不是发达经济体。
中新经纬：我们也关注到《报告》中一些分化。比如，美国、英国、日本等老牌发达经济体，近年来开放程度均有所下滑，尤其是美国，2014年之前开放指数都排名第一，但此后开放程度大幅下降，到2020年排在23名。而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则有所上升，比如中国大陆开放度日益上升，2020排在第39名；越南、泰国等近10年来均上升较快。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张宇燕：依据《报告》数据，总体而言，发达经济体的开放度同发展中经济体在不断缩小。比如，2020年，发达经济体开放指数为0.783，比2019年略为下降，比2008年和2015年分别下降5.9%和2.5%；发展中经济体开放指数为0.6963，比2019年提高0.2%，比2008年和2015年分别提高4.4%和1.5%。
具体来看，英国、美国开放度下降主要是和他们出台的各种限制贸易与投资的政策相关。比如，美国外资审查政策日趋严格，以国家安全为由的贸易保护政策层出不穷；英国脱欧等政策选择势必会在其开放指数上得到反映。
开放指数上升较快的经济体，主要是因为从开放中获得的好处越来越多。比如，越南出口的增长速度非常快，尤其是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自身也受到不小影响的越南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加大对外开放，积极推动出口和吸引外资，从而带动了其开放度指数的提升。
对于中国而言，从2012年到2020年八年间开放力度持续提升，开放指数从0.7107上升到0.7507，排名从第47位上升到39位。虽然排名不是大幅上升，但却呈现稳步提升态势。特别是在整个世界开放指数有所下降的时候，中国扩大开放的意义至关重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除了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在开放水平上也是有贡献的。尤其是在G20中，中国的开放程度上升最为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开放指数提升的背后，中国制度型开放起到了基础性支撑，表现为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开放、完善和优化。
中新经纬：《报告》也提出了“合意开放度”的概念，具体能否请您阐释一下其含义？
张宇燕：这是我们《报告》的一个创新点，也需要我们在理论上把这个问题解释得更清楚。总体而言，我们发现开放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使发展指数提高0.512个百分点。然而，对单个经济体来说，是不是开放度越高就越好？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既需要对各种指标进行分析评判，也需要考虑每个国家资源禀赋、所处发展阶段、社会文化传统、地理位置以及国际环境等变量。
比如，马耳他开放程度高，决定因素之一恐怕就在于其地理位置与欧洲很近或与欧洲国家经济社会文化联系密切。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大都不具备这些条件。如果在条件不具备时贸然全面开放，特别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开放度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时，就会饱尝过度开放的负面果实，如资本流动大进大出带来的风险等。
正是因为考虑到开放度和具体国情之间的平衡与匹配，我们提出了“合意开放度”的概念，即在国情约束条件下求得最大开放度这一理想状态。对于很多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更重要的是考虑“合意开放度”。
总之，开放的问题不是0或1的取舍，而是“黄金结合点”的抉择把握。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最大驱动力开始从利润优先、效率为重转为价值观介入，开放的复杂性大幅上升，在这一背景下，强调开放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重视开放度和具体国情有机匹配协调，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中新经纬：其实，中国当前推进高水平开放过程中，正遭遇着逆全球化思潮，尤其是美国的针对性科技封锁等，如何把握好开放的合意水平？
张宇燕：根据我们的研究，经历过工业化的国家而言，他们的开放水平通常呈现出先下降再上升的U形，且U形底是人均GDP大概在3000～10000美元之间，正好是世界银行标准下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水平。随着经济体进入中高收入、高收入阶段，开放水平便开始稳步提升。
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基础积累阶段，目前正处于U形演进的上升阶段。这也意味着，中国要进入高收入国家就必须以开放促发展。在此过程中，我们要特别处理好“合意”问题。这涉及到真正对自身国情、全球环境、所处时代和发展阶段的了解，做到对优势劣势在哪、强项短板、机遇挑战等心知肚明。中央非常强调处理好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其要义之一便在于此。
中新经纬：《报告》提出，数字经济成为各国经济发展新引擎，为全球化注入新动力。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已具有了先发优势，推动合意开放和稳定供应链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利用和发展好数字经济？
张宇燕：数字经济对稳定供应链的最重要作用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它使得更多中小市场主体能够方便地进入国际市场，把大量的小规模和小众市场开发出来，从而激发出分工贸易投资的巨大潜力。当然，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合理完善的规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