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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兆源】全球贫富差距拉大呼唤更有效的全球发展治理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Author 陈兆源

世界正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贫富差距正历史性地扩大。在此背景下,中国可通过南南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实现全球共同繁荣:在多边层面继续团结全球南方国家,使减贫与发展议题重归国际议程的核心;在双边层面扩大并深化南南合作,利用自身优势打造共同富裕示范项目;在知识层面助力构建符合后发国家实际的理论体系,增强发展中国家自主能力。



世界正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新冠疫情延宕的负面影响仍未消散,甚至逐步显现,全球贫富差距历史性地扩大便是其中之一。瑞信近期发布的《2022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总的全球财富虽然在2021年增长了12.7%,创下其有记录以来最大增幅,但相比之下,最富有的1%的全球财富占比连续两年上升,从2019年的43.9%增至2021年的45.6%。财富超过5000万美元的“超高净值人群”的数量增加了4.6万人。与此同时,今年面临极端贫困的人数至少增加了7500万人。

世界银行最新的《贫困与共享繁荣报告》指出,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造成了1990年以来全球减贫事业的最大挫折,疫情给贫困群体造成的伤害最大:收入最低的40%人口承受的收入损失平均为4%,是最富裕的20%人口的两倍。结果就是全球不平等状况出现了数十年来的首次上升。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2022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自2020年起,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大幅增加。2021年较上年增加约4600万人,自2019年以来累计增加了1.5亿人。贫富差距拉大对非洲和亚洲特定地区,以及低收入者、女性、儿童等本已处于弱势的群体造成了更为严重的伤害。如果不能扭转此趋势,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面临更大障碍。

事实上,不仅是新冠疫情,在自由主义世界经济秩序下,外部冲击通常都会对脆弱人群和欠发达国家造成不成比例的负面影响,从而拉大贫富差距。正如在当前的乌克兰危机的溢出效应中,粮食危机主要威胁的也是脆弱人群和欠发达国家,进一步恶化了全球贫富不平等。目前,全球发展治理仍存在严重赤字,外部冲击造成贫富分化的全球市场失灵现象亟需得到处理,以在全球和各国层面实现更具韧性和更加均衡的发展。为做到这一点,中国可以并且应该通过南南合作发挥更大作用。

首先,在多边层面,中国继续团结全球南方国家使减贫与发展议题重归国际议程的核心。新冠疫情和地缘冲突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民生领域面临更大困难,发达国家也有很多人陷入生活困境。更令人担忧的是,少数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经济优势和技术垄断地位,将发展问题边缘化、武器化。甚至罔顾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欲将自身意志和标准推行为各国均需遵守的普遍规则,实际上为后发国家制造了发展壁垒,进一步拉大南北鸿沟。

面对全球发展资源的巨大缺口,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携手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并于今年9月举办了“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部长级会议,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发展共识。一方面,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一道,在联合国、世界银行、G20等多边框架下强化政策协调,携手应对全球贫困问题。中国是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是G20“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中缓债金额最多的国家,还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框架下资金援助最多、派出专家最多、开展项目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始终坚持在多边机制中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致力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鼓励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相向而行,加强优势互补,敦促发达国家切实承担责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展资源。

其次,在双边层面,中国扩大并深化南南合作,利用自身优势打造共同富裕示范项目。对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下发达国家大幅降低了对国际发展合作的贡献。除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的官方发展援助都呈明显下降态势。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则继续承担与自身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在加大投入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发展合作提质升级。

中国既是国际发展合作的受益者,同时也愈发积极主动地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贡献者。中国在今年6月召开了“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并承诺创设“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为加速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了强劲动力。

中国在南南合作中着力强调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注重打造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等合作新亮点,将“小而美”的民生工程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事项;推动“交钥匙”工程向“投建营一体化”转型,推动互联互通更好地服务产业升级,从而刺激经济增长。未来中国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更好地利用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发展性金融工具,加强国际发展合作,实施民生工程,开展减贫示范,带动增收致富,关注特殊群体,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

此外,在知识层面,中国应助力构建符合后发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国情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提升国际发展合作有效性,增强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能力。事实上,只需全球GDP的极少一部分就能使世界摆脱极端贫困,当务之急在于提升减贫工作的有效性。发达国家对其发展援助的评价,大多体现的是援助提供方的立场,而受援国的视角和话语是缺失的。传统的发展知识所坚持的援助者和被援助者二分的单向逻辑,客观上固化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甚至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知识霸权”。

在新冠疫情阴霾下,中国仍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减贫目标。今年以来,中国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并宣布将建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为弥合南北发展鸿沟,国际发展资金和国际经贸规则需要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更多惠及贫困人口和最不发达国家。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为解决全球性贫困贡献知识、理论和方案,使发达国家更多地尊重发展中国家对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通过更为有效的技术转移和知识分享,推动实现全球共同繁荣。



(本文发表于“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2022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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