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军】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的思维变革与路径重塑
新冠疫情大流行是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对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造成重大冲击。面对未来更多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国际社会要跳出依靠自我调节的稳态思维、割裂整体与部分关系的碎片化思维，摒弃人为制造差异的等级制思维，适应全球形势的非稳态和系统性变化，并以去中心化思维看待全球化进程和历史发展大势。新冠疫情大流行为重塑全球治理路径提供了历史机遇。从价值上看，全球治理要从维护西方价值迈向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从模式上看，全球治理要从大国治理迈向全球共治；从制度上看，全球治理要从注重功能治理迈向注重系统治理；从手段上看，全球治理要从侧重市场逻辑迈向市场逻辑与国家逻辑的协同。这既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向国际社会贡献的全球治理方案。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全球安全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世界向何处去、和平还是战争、发展还是衰退、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的时代之问。这些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之问，也引发我们对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何去何从的思考。
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影响广泛涉及个人健康、家庭幸福、社会环境、国家发展和国际关系等各个层面，已成为足以载入史册的全球危机。疫情发生后，全球经济增长分化加速扩大，国内政治极化和国际政治分歧日益普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国际社会则不断深化对新冠疫情冲击的性质与表现的认识，为各国制定应对举措奠定了基础。
（一）全球经济政治秩序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加
与很多全球问题不同的是，新冠疫情具有很强的突发性，不仅难以预计，而且还在短时期内发展成为难以控制的全球大流行病。在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严重衰退，全球可持续发展成果遭受重大打击。同时，疫情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冲击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加剧了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非理性博弈，引发了地缘政治关系紧张和国际政治秩序不稳定。作为两个在国际体系中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美关系在疫情背景下持续发生深刻变化。在疫情的巨大冲击下，美国政府为转移国内矛盾，不断煽动国内反华势力，对华战略也更具竞争性和挑衅性，中美之间的对抗情绪从政府层面扩大到社会层面，两国在抗疫背后的地缘和战略竞争日益凸显。
（二）“逆全球化”挑战加大
在一些学者看来，新冠疫情大流行并未改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所开启的历史进程，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特定方式在某些方面加速或延缓了这一进程，并且疫情作用于现行历史进程的加速力或迟滞力突出体现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形成的世界产业链的“客观”断裂上。其实，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并不仅仅局限于客观维度。疫情迫使很多国家不得不采取应对产业链断裂的内顾政策，这些政策与少数大国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交织在一起，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脱钩”政策的连锁反应，从而导致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调整的全面重组和回缩。因此，疫情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导致全球化的新一轮倒退。
（三）全球各种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潮相互激荡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局的深刻性和全面性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军事和国际体系等各个领域。目前来看，新冠疫情的影响早已不局限于公共卫生与健康领域，而不断向其他领域渗透和溢出。从最初的“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到引发全球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的“新冠疫情危机”，再到如同柏林墙倒塌或雷曼兄弟倒闭一般导致政治经济权力永久转移的世界大事件，都深刻反映出人们对后疫情时代全球变局的畏惧和担忧。随着疫情影响在全球的不断扩散和蔓延，人们的认知和争论还将不断呈现新的动向，加剧全球范围内各种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潮的碰撞。
二、新冠疫情大流行与全球治理思维变革
为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这些问题的特点、性质和影响，并找到更符合现实需要的应对之策，人们需要调整和转换认知思维，进行全球治理的改革与创新。概括而言，新冠疫情大流行后，全球治理已经或者需要进行如下三个方面的思维变革。
（一）从稳态思维治理到非稳态思维治理
稳态（homeostasis）系统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并有自我生存和调节能力的进化系统”。处于稳态的国际体系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规范性；二是有序性；三是动态性。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发生，使稳态治理思维受到冲击，并使国际体系呈现更多非稳态（non-homeostasis）特征。非稳态是一种突变过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新冠疫情大流行在如下两个维度改变了人们对原有国际体系的认知：一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对全球问题的诱导效应；二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对全球问题的叠加效应。基于以上两方面的效应，新冠疫情大流行既造成现有国际体系剧烈变化，又使现有国际体系面临更大变局。
（二）从碎片化思维治理到系统性思维治理
全球治理“碎片化”和治理形态多样性是与全球治理研究相关的基本问题之一。新冠疫情发生后，全球治理的碎片化趋势更加凸显。这种全球治理的困境反映出全球治理碎片化思维的两大误区：一是割裂了全球问题之间的联动性。疫情本身只属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问题，但如果仅从这一点出发看待疫情，就无法理解全球抗疫当中的政治化、污名化。当今世界的重大国际事件，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等领域高度关联、相互渗透，而且会形成合力影响国际秩序演变。二是过于倚重全球问题的地方化应对。新冠疫情防控的实践表明，缺乏有效的多边合作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应对，疫情是难以战胜的。保护主义无法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当前，全球抗疫合作效果不佳的事实给未来全球治理带来的启示是，应对全球问题必须要有系统性思维。一方面，全球治理议题领域存在高度联动性，需要增强某一议题领域问题的系统性应对。另一方面，国家和地区内部问题存在高度联动性，需要加强某一国家和地区问题的系统性应对。
（三）从等级制思维治理到去中心化思维治理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意味着世界上不存在超越国家之上的中央权力，也在理论上赋予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然而，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中，一些行为体利用某种权威影响其他行为体行为的现象却屡见不鲜。总体来看，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少数国家主导的等级制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主导国家往往抱持等级制思维推进全球治理，习惯于向其他国家发号施令、推责追责，致使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公平性和合法性逐步丧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已开启了“去中心化”的历史进程，世界逐步进入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时代，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开始下降。“去中心化”意味着全球转型的配置不再集中于一小部分国家，而呈现越来越分散的方式。与以往相比，支撑全球化的权力模式少了不均匀的集中，多了相互制衡的力量组合。当前，全球抗疫合作的领导者缺失或许正是全球治理“去中心化”加速的反映，未来全球治理可能将不再依靠个别或少数国家担当领导角色，而更多表现为建立在共商共建共享基础上的协商治理。
三、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路径重塑
在疫情对全球化深远影响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关于全球治理的新认知既要能够为全球疫情治理中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的各种乱象提供合理解释，更要为未来的全球治理实践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引。下面从中国视角出发并立足全球治理的价值、模式、制度、手段四个基本要素探讨全球治理新路径，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提供新的启示。
（一）全球治理价值：西方价值与全人类共同价值
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关乎全球治理的终极目标，也是理解全球治理为何失灵所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主导下，全球治理日益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全球治理的政治化；二是全球治理的工具化。新冠疫情大流行的事实表明，西方价值不可能成为普世价值，不能反映人类共同的需求与利益，也不可能使全球治理发挥应有的效能。在西方价值主导下，一些国家的全球治理行动与全球治理的应有目标完全背离，不仅割裂了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的关系，还将两者对立起来，因而只会带来更多的利益冲突和不断增加的全球治理赤字。为此，实现全球善治，必须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价值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群体价值的共同部分，根本目标是维护人类共同利益。新时代的全球治理必须服务全人类共同利益，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
（二）全球治理模式：大国治理与全球共治
在世界历史中，大国长期占据国际关系的主角地位。大国之所以在全球治理中长期发挥主要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大国在应对全球问题方面拥有更强的能力和更多的资源；二是大国对全球问题通常拥有更高的利益攸关度；三是大国自身的问题往往会产生更大的溢出效应，演变为影响广泛的全球性问题。但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带来的启示是，全球治理存在明显的“木桶效应”，治理的最终成效往往并不是取决于最有能力的或多数国家所付出的努力，而是取决于应对能力最弱的国家怎么做。疫情防控表明，仅依靠大国主导、大国参与、大国协调的治理模式难以满足紧迫的现实需求，从而为构建全球共治的治理模式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理论前提和实践基础。实现全球共治，就是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
（三）全球治理制度：功能治理与系统治理
在应对全球问题的过程中，国际社会采取的方法往往是将面临的问题按照所涉领域进行划分，并通过功能性国际组织来整合各方资源和力量，推动全球问题解决。新冠疫情大流行再次深刻展现了全球治理各个议题之间的高度联动性。当前，全球治理议题的联动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不同议题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二是不同议题之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加大；三是不同议题的应对互为条件。因此，现行全球治理制度的问题与弊端是系统性的，仅靠某个功能领域的修补已不可能满足全球治理的现实需求。从系统治理出发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制度，就是要坚持以系统观念理解全球治理各议题领域间的互动关系，在整体上认识全球治理的演进规律。对于全球治理改革实践，系统治理要求将全球治理制度改革和建设放在中心位置，不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四）全球治理手段：市场逻辑与国家逻辑
市场与国家的作用问题，一直是全球治理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市场与国家是矛盾的统一体，并不存在天然的对立关系。新冠疫情大流行加剧了全球化进程中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并推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深刻调整。在市场与国家两种社会组织形式中，国家的作用日益凸显。因此，对于全球治理中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这一基本命题，要跳出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窠臼，并以全新的思维来看待。可以确定的是，国家内部治理以及国家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将日益成为影响未来全球治理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人们需要对现有全球治理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加以检视和反思，更好发挥国家与市场作用，发挥两者之间的协同效应。
结语
新冠疫情大流行在不久的将来或将结束，或将由于病毒毒性大幅降低而与人类形成长期共存关系，但无论如何，它都将不可避免地给全球治理带来长期而深远的影响。新冠疫情大流行既推动了全球治理变革，也对全球治理思维变革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未来更多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国际社会将越来越需要以非稳态、系统性和去中心化的思维去共同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让人们更加深刻认识到未来全球治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尤其是诸如严峻的气候变化以及大国地缘战略竞争加剧将给人类带来的风险甚至是灾难。这些此起彼伏、影响广泛的重大突发性事态，越来越难以依托全球治理的传统思维加以应对。
因而，新冠疫情大流行触发了重塑全球治理思维和路径的重大契机。全球治理将逐步回归其兴起时的初心使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基础的全球共治和以各功能领域制度互动为基础的系统治理，并在治理手段上实现市场与国家角色的协同。这些基本逻辑既为构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思路，也将构成全球治理体系演进的重要内容。直面后疫情时代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和挑战，全球治理需要关照全人类共同利益，需要调动国际社会每个成员共同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