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向英】大国外交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构建
新中国成立，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创造了政治条件和外部环境。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联系并没有彻底断绝。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两个中间地带”“一条线”等外交思想为新中国在艰难处境中赢得了战略机遇，使国民经济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但是，新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外交战略从“革命外交”向“和平外交”转型，韬光养晦成为新形势下外交工作的战略方针，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调整到国内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复杂和严峻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共产党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推动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推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安全倡议等重要外交理念，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在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共同富裕、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等方面交出了完美答卷，用中国之智解决了西方现代化道路所未能解决的重大难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时，将“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作为16个方面的伟大成就之一加以突出；同时，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部分，强调要“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以上阐述充分彰显出中国外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探讨大国外交视阈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构建具有更现实的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一开始就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以外交服务现代化建设，本身就是中国外交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任务。通过对内大力发展生产力，对外构建公正公平的国际关系，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截至目前，中国外交政策大体经历了从“一边倒”到对外开放再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阶段，每个阶段对大国关系所作出的相应调整，都是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总的来说，中国外交遵循“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发展轨迹，体现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外交对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作用。
鸦片战争后，英、俄、法、德、日等帝国主义将中国作为瓜分和掠夺的对象，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无论是晚清洋务派，还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都为挽救民族危亡做出了努力，但都不能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解救出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明确了最低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和最高纲领(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在反帝反封建、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担负着让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历史使命，逐渐认识到只有通过“现代化”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1921年6月10日，张太雷在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首次使用“现代化”一词。1938年，毛泽东提出“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党的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报告明确提出，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并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这说明，尽管现代化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发展愿景和奋斗目标，但在整个社会生产力还很落后的情况下，首先要实现近代化，才能为现代化打下基础。
新中国成立，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政治条件和外部环境。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首次提出“一边倒”的概念。“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这个“一边倒”，就是倒向社会主义苏联，通过共建社会主义阵营来巩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权，避免与扶蒋反共的美国和逃窜到中国台湾的蒋伪政权孤军奋战。1950年，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友好关系度过了八年蜜月期，直至1958年“长波电台事件”和“联合舰队事件”发生，中苏关系破裂。其间，1950年6月到1953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有力地制止了美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必须指出，“一边倒”是以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为前提的，绝不是听从他国，更不是依附他国。“我们支持苏联，但错误的东西不支持”，“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所以说，即便在“一边倒”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是独立自主的。
“一边倒”的外交抉择，是基于国际格局和中国国家利益做出的。1947年3月12日，美国杜鲁门主义出台，标志着冷战开始。1949年4月4日，美国联合西欧一些国家组建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宣布成立。1955年5月14日，苏联联合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除南斯拉夫外)组建的华沙条约组织成立，标志着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正式形成。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新中国必须作出加入某个阵营的抉择。“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作为亚洲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倒向苏联是自然选择。苏联也确实给中国很多帮助，先后向中国提供了14亿美元的经济贷款，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期间援助了中国156个大项目，无偿转让了大量技术资料，培养了大批工程技术人才。虽然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专家撤走，一些援助项目也陷于停顿，但中国曾经从苏联获得的帮助是不可否认的，它为中国在“一五”和“二五”期间快速实现工业现代化打下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虽然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联系并没有彻底断绝。1952年中国与锡兰的“大米换橡胶”贸易协定，开创了中国与不同政治制度国家进行贸易的先河。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访问英国，这是中国派往西方的第一个贸易代表团。此后，法国、瑞士、联邦德国等国家的工商界代表纷纷访华，促进了中国和西欧的贸易发展。到1957年底，中国对西欧国家的贸易额比1952年增长了6倍多。尤为可贵的是，中国的对外政治交往也扩大了。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先后出访印度和缅甸，其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指导中国外交关系的重要原则，也成为世界各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公认准则。1955年4月，在亚非万隆会议上，面对社会制度不同引发的意识形态领域分歧，周恩来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打破了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孤立政策。
在正确的内外政策指引下，中国人民焕发出当家作主的劳动热情，国民经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得到全面恢复。“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6%”，“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1%；农业总产值增长48.4%”，朝着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任务。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一切向苏联看齐转到探索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上来。而对美国，毛泽东在1958年9月对中美大使级会谈定下了“一揽子解决”的原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又确定了“谈而不速，谈而不破”的对美方针，为日后中美关系的缓和留下余地。在与苏联关系破裂后，新中国的外交重心放在“两个中间地带”上，特别是发展同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关系。1963年9月28日，在与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1964年1月，他进一步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由此，争取“两个中间地带”成为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后来，这一思想演化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同霸权主义作坚决斗争。
新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64年，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现代化调整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具体目标分“两步走”：一是用15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二是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到1965年底，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全面完成。然而出于多种原因，1966年5月中国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社会陷入动乱。到1976年10月，十年“文革”结束，国家经历了一场浩劫。在此期间虽然在粮食生产、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乃至外交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但总体而言，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和周边主要国家(含地区)的差距拉大了。1965—1975年，中国GDP年均增长4.7%，而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则分别为8.0%、11.6%和9.1%。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破裂，为中美关系的缓和提供了窗口。1973年，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提出，“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就是联合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亲自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而美国尼克松政府也将对华政策从“遏制”调整为“接触”。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正式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指出：“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中美关系正常化极大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新中国建交的高潮。
改革开放前夕，无论从GDP总量，还是从人均GDP来说，中国都属于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为133.6元，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67.7%，而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43.4元，恩格尔系数57.5%。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作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号召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既要坚持自力更生，又要实行对外开放。邓小平认为，“把吸收外国先进技术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起点，不这样干才真正叫爬行主义。”在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又提出利用外资的问题，形成了对外开放的“两个利用”思想。1979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众议院议员团时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原则是自力更生。任何国家的建设总应该以自己为主，同时也接受外国的先进技术，包括接受它们提供的资金。美国在这方面可以做许多事情，各个领域都可以，我们愿意得到你们的帮助。”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周恩来提出的“求同存异”的外交原则。他清醒认识到，中美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尤其是中国台湾问题，这是中美双方无法回避的问题，但两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里存在着广泛的交流与合作空间。1979年，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提出“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到本世纪末，“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要达到这一目标，措施就是改革开放，从建立经济特区开始，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建立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再到内陆开放，引进的外资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进一步促进了思想解放，使民营经济得到蓬勃发展，为国民经济注入了活力。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是中国外交战略从“革命外交”向“和平外交”的转型期，重要标志就是中美关系的改善。1978年12月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中美建交公报》)和1982年8月17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与《上海公报》一起，成为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石。与此同时，中日、中欧关系也得到长足发展。中国与西方主导的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联系更加密切了。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邓小平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985年6月4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出了一个重大判断，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有必要在对外政策上实现两个重要转变，即“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改变了过去‘一条线’的战略”。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两个转变”，确立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更加证明了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正确决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遭遇西方制裁，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转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但无论世界局势如何变动，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工作重心放到国内现代化建设上。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今后十年，要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把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央对经济体制进行了全面配套改革，包括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计划体制改革、价格体制改革、分房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为经济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改革的过程也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过程。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而开放正是汲取一切文明成果的法宝。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强调：“还是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不管风云如何变幻，坚持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展关系和友好合作，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对于中苏历史遗留问题，他提出“消除三大障碍”的原则和“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思想，为后来同俄罗斯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打下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中国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在国际上采取的方针，就是“稳住阵脚”，把中国自己发展起来，不要张扬，韬光养晦，少说多干。发达国家对我们始终是有戒心的，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国际上有人会对我们有敌视和恐惧心理，我们的态度是，“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在外交活动中，要趋利避害，不为自己树立对立面，要埋头实干，发展自己，而且越发展越要谦虚。“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所以，中国永远不当第三世界的“头”，也不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大旗。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下，韬光养晦成为新形势下外交工作的战略方针，这是基于国情和世情确定的实事求是的外交路线。
在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共产党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推动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第143名成员。此后，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速度加快。中国共产党主张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坚决维护世界多样性；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等等，这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体系。这一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开放格局，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发展同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友好关系，有力促进了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与东北亚国家及东盟的联系明显加强，还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推动亚太合作、亚欧合作进一步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伟业拓展了外部空间。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党肩负的重大历史任务。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一理念向世界说明，中国坚决不走历史上一些国家崛起的战争道路，而是毫不动摇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它的要旨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同时坚持实行对外开放；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实践证明，1979—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截至2012年，中国的GDP现价总量为519470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二位；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5680美元，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飞跃，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中国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的中国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作出“五位一体”的全面部署，“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顶层设计逐步实施。对时代命题和世界大势，党中央有两个重要的科学判断：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影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使国际秩序向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具有了现实可行性。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区，我们更需要增强战略定力、战略自信和战略主动。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把各国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这一理念蕴含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思想精髓，为周边、亚太、中非、中阿、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当下，新冠肺炎疫情未平，俄乌冲突、猴痘传染等又起，只有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才能为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前景指明方向，才能凝心聚力建设一个和谐繁荣的世界。
“东升西降”及由此带来的深刻变革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背景。党的十九大报告描绘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即：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盘点第一个时间节点——2020年：在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后，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总量迈上百万亿元的新台阶。这个成就来之不易，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制造业和主要工业消费品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一位，信息电子产业居世界第二位，其中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达到40%以上；农业基础稳固，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交通、能源、通信、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获得跨越式发展，高铁里程位居世界第一；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2%，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的迅猛发展令西方发达国家感到“不能适应”。特别是美国，随着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经济上的结构性问题难以扭转，民粹主义兴起，不断煽动将经济问题政治化。2017年12月18日，美国公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诬称中国为全球秩序的“修正主义者”，并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为此，美国对中国展开了一系列贸易战和科技战，并从地区安全和国际舆论各领域对中国进行封堵，以遏制中国崛起的进程。2021年1月20日，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通过组建“国际民主联盟”、诬蔑中国抗疫政策、搅动中国台湾局势和炮制“新疆棉”事件等手段向中国极限施压。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不会放弃以斗争促和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7年中国要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即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富国和强国相统一。这是继“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出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又一个百年目标。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一个“强起来”的中国只能是世界和平更有力的维护者。
新时代外交的首要问题是保障国家安全。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党的十九大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写入党章，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2021年1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审议《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时，再次强调：坚持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边疆、边境、周边安定有序；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相协调。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并提出全球安全倡议：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系统表达了中国对安全问题的理解、思考与关切，也提出了俄乌冲突后重构国际安全框架的基本原则，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大国中引起强烈反响。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关系。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同世界上108个国家和4个地区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基本形成；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面推进，这是14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共同打造的全球最大合作平台。中国已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针对结盟对抗、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主张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以共赢而非零和的理念发展伙伴关系。针对少数国家损害别国安全、谋求绝对安全，倡导共同安全、普遍安全，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针对保护主义、反全球化逆流，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两大挑战，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弥补全球治理赤字。这一系列理论创新站在时代发展最前沿，代表国际社会大多数，打破了西方国家对国际规则制定权话语权的垄断，为国际政治文明进步带来了新机遇。”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诞辰，党中央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系统评估和总结后，正式宣布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坚守正道、锐意创新，百年大党展现出风华正茂的雄姿，在更高起点上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领导中国走向新胜利。
四、用中国之智解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中国式现代化在百年历史建构中不断调整策略和方案，利用矛盾、化解矛盾、推动矛盾向有利方向转化，就是为了适应不同时期的不同内外部环境，顺应时代变化，把握国际大势，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进一步理顺生产关系，不仅使人和资源与环境相协调，也促进人自身的发展与解放，使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勠力同心，开拓奋进，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式现代化有两个维度：一是从纵向看，它是百年来中国依照本国国情，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科学总结；二是从横向看，它在与西式现代化道路的比较中推陈出新，具有独特而丰富的内涵。它要解决的难题至少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如何在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二是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缩小贫富差距，三是如何使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迈入现代化，四是如何在不破坏自然环境和耗尽有限资源的条件下实现现代化，五是如何在不扩张不殖民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这五个难题，都是西方所未能解决的。中国之治需要中国之智，需要跳出“西方经验”，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本质上是创新之路，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理论创新上下功夫，创造制度红利、科技红利、文化红利、理论红利，反哺人民、造福人民。中国用百年历史实践对这五个问题进行了系统回答，特别是在共同富裕、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等方面交出了完美答卷，这是对世界发展理念的创新，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梦想的思想贡献。
是否追求共同富裕，以及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西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区别。一方面，人口众多是中国社会基本国情，既是财富，也是压力。无论是矿产资源、土地资源，还是森林资源、淡水资源，中国资源总量都居世界前列，但人均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国民生产总值也是如此。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数据，2021年中国GDP总量居世界第2位，但人均GDP为第64位，人均数值尚不到全球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全球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总和不超过10亿人，但却消耗了世界3/4的矿产资源。特别是美国，其人口规模只占全球5%，但消耗的能源资源占全球24%。因此，从资源消耗的角度看，西方人认为，中国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要实现共同富裕根本不可能。而我们的追求，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恰恰就是共同富裕。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64现代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各种养老、医疗、教育、失业补贴等降低了人们的生活风险，但也造成了“养懒汉”、财政负担过重和社会风气不思进取等不良后果，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使福利政策难以为继。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陷入了“福利主义陷阱”。反观中国，始终提倡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来实现，为此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理论创新。从理论上看，人口多，相对于资源占有来说是劣势，但相对于劳动创造来说则是优势。有了好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化劣势为优势，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从文化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观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道酬勤”和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思想精髓，通过激发全体人民的劳动热情和奋斗激情，将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如果14亿人发扬集体奋斗精神，就可以“众人拾柴火焰高”，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但如果全都“等、靠、要”，不仅社会财富总量难以增长，就连先富起来的也会返贫。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从科技上看，科技创新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强大引擎，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能够提高全社会财富创造能力，尤其科技协作攻关和产业技术推广以及平台经济在农业现代化领域大显身手，显著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使分配结构向更均衡更合理方向调整。从制度上看，中国构建起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促使社会财富在总量不断增加的基础上实现分配的日益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持续过程，2021年中国消灭绝对贫困意义重大，是共同富裕道路上取得的重要成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然而，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中国快速发展会不会引发争夺资源的战争，这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个担心。按照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逻辑，对外扩张、掠夺资源，可以补充本国资源的不足，所以“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赤裸裸的侵略扩张史、一部冷酷无情的霸权政治史”。毋庸讳言，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从资源、资金到技术和市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但中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仅仅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大规模裁军就有四次。第一次是从1985年到1987年，中国军队裁军百万；第二次是从1997年到2000年，再次裁军50万；第三次是从2003年到2005年，再裁减部队员额20万；第四次是2015年习近平宣布裁军30万。经过历次裁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将保持在200万人左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员额最低点。至于核武器，中国不仅承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无条件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而且积极参与国际军控和防扩散进程，并于2022年1月3日与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五个核武器国家共同发表了《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君子和而不同”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和平发展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这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绝非对和平有片面的认识，也并不缺乏斗争的勇气。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举措。“要把握好开放和安全的关系，织密织牢开放安全网，增强在对外开放环境中动态维护国家安全的本领。”和平发展道路要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各国应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和睦相处、和谐发展。
中国坚持和平崛起，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从不以其他国家的落后作为自身发展的代价，而是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项开放包容的倡议，“一带一路”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中国作为首倡者，主要通过共商、共建、共享与沿线国家实现共同繁荣。“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而是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这不仅仅有赖于中国的发展，也有赖于全球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发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在事关人类发展与安全的重大问题解决上投入更多力量，在国际援助上从受援国转为援助国，且援助金额和范围不断增加。根据《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统计，2013—2018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为2702亿元人民币，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其中，提供无偿援助1278亿元人民币，占对外援助总额度47.30%，重点用于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建设中小型社会福利项目以及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技术合作、物资援助、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项目。中国的援助从来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别国内政，而是尊重受援国主权，平等相待，融利于义、以义为先，帮助受援国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甚至不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为前提，向未建交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中国不仅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而且主动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与世界各国分享，表达了中国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共创繁荣的美好愿望。
五、小结
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虽然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政策调整，但总体上展现出清晰的逻辑链条，即独立自主地在外交舞台上发挥大国作用，为中国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创造条件。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看清现在和展望未来。中国从积贫积弱到富强起来的百年奋斗史使我们懂得，好日子是干出来的。我们需要争取良好的、和平的外部条件和外部环境，但我们的发展永远要立足自身，因为内因才是变化的依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但各国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各有各的诉求，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再好的关系，哪怕是盟国，矛盾的存在也不可避免，这是矛盾的普遍性。有的时期矛盾双方的同一性强一点，有的时期矛盾双方的斗争性强一点，但只要矛盾双方的贯通大于排斥，联系的力量大于分离的力量，就能共居于一个统一体当中。在处理大国关系时，“求同存异”是让双方的关系不破裂、对话而不对抗的重要经验。
新时代，中国外交肩负着新任务。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深远，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如何保障国家安全显得格外重要。只有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才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化危为机、转危为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
（本文发表于《贵州省党校学报》2022年第6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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